徐辉

摘 要：在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的市场就业状况及社会生存状况一直是国家进行经济以及民生建设中时刻关注的一项工作。强化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可以积极地借鉴国外高职教育发展的经验，使职业教育与我国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实现对接，既能使高职教育资源得到合理的运用，又为我国农民工就业素质和就业能力的提高起到积极作用。

关键词：国外高职教育 农民工职业培训 对接经验 措施分析

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渐向着更高水平的方向发展，如当前信息化技术在生产生活领域的运用以及信息化产业的建设及发展，这就对服务人群的素质和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在当前这一大的发展环境下，农民工作为市场经济劳动力的一部分，提高其参与生产生活的劳动能力，促进其劳动潜能的发挥，促使农民工劳动价值的实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所以，我国应加强社会各种资源之间的联系，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的就业创业能力，促进农民工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其中，借鉴国外高职教育的经验，并将其得以本土化地创新与发展，实现高职教育与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对接，是重要途径之一。[1]

一、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必要性分析

1.时代发展的要求。现今时代的发展总体上是向着知识经济的方向发展，同时依靠知识经济发展的生产力已成为推动整个社会向着文明社会前进的主要方向。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贡献力量之一，在当前时代发展向着更高水平发展的前提下，擁有高素质的社会生产力建设主力军是顺应时代发展，提高生产力的建设水平，拥有现代化生产水平，融入全球时代潮流发展的必要措施。

2.农民工自身价值提升的要求。农民工作为市场经济建设生产过程中的重要建设者，他们自身需求也在不断变化，期望其能获得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社会学家韦伯将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定义为：经济、文化和权利三个方面。那么，就这一点来讲农民工希望通过职业培训，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储备知识、权利维护应对方法以及凭借前两者带来的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也是符合我国政府号召的“让人民生活得更有尊严”的自我提升需求的实现。

3.社会经济进步发展的要求。从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状况可以看出，产业结构的调整、供给侧的改革以及信息技术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对于服务于社会经济生活的工作人员的素质要求不断提高。如以农民工就业密度较高的建筑工业为例，目前建筑工业的建设为了响应国家关于环境友好型、可持续发展的号召，其在建筑结构、建筑框架的设计上，遵循节能、环保，对于现场建筑材料提倡再利用，提高资源利用率，最重要的是将现代化建设生产技术，如切割、探测等技术引进到建筑业中，这更是要求不断强化对建筑行业农民工的职业培训，提高其就业素质及就业能力。

二、国外职业教育与农民工职业培训对接的具体经验

1.职业教育办学模式对接的经验分析。在西方国家，职业教育培训学校大多是由私人、社会组织和团体所创办，其与政府之间的关联度比较弱。他们的培训模式也是教育培训组织与企业进行合作培训，就像我国职业教育长期倡导的“产学研”模式与“订单式模式”，这种培训模式常常是让学生直接进入部分生产基地或企业中进行相关教育教学工作。国外高职教育办学模式非常注重效率，其在办学的过程中力求实践操作技能的获得，所有培训学员在培训过程中都能直接从企业的实际操作中获得相关技能。就其办学模式而言 ，我国在利用高职教育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的过程中，应积极借鉴国外多样化的办学模式，强化本土化的应用，创建“以国家政府办学和公立高校为主，多种办学为辅的一主多元的办学模式”，其中多种形式的办学形式可以包含公民联合创建、中外联合创建、民办、国家创建等多元化的形式。

2.职业教育办学特征及优势对接的经验分析。国外高职教育办学特征为：集中体现面向对象的发展需求、尊重对象的基本选择，这充分说明了国外的职业教育对市场化的分析比较强，由市场来对职业培训进行定位，将职业培训与市场需求进行充分对接。因此，国外的职业教育基本上将办学权利交给社会，办学的宗旨是让培训人员获得更多的操作技能，从而提升的自身价值感。所以，我国在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的过程中，要突出农民工自身技能的提高和自身价值感的提升，注重农民工基本职业诉求的获得。

3.职业教育办学中投资和收益关系处理方式对接的经验分析。在国外，高职教育办学的投资人一般都是与企业相关的利益组织或团体，所以投资主体和企业主体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利益关系，是一条利益共生链，而这样的利益关系能够强化高职教育的水平和办学效率。所以，我国在面向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的过程中，应加强高职院校与相关企业或组织的联系，强化培训主体与培训对象之间的利益关系，争取为农民工职业培训提供更多资金、人员等方面的支持，实现利益共赢。[2]

4.职业教育办学中办学主体之间关系处理方式的经验分析。国外职业教育办学中，政府与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处理是“泾渭分明”，彼此之间互不干涉，这充分给予了办学主体的权利，办学主体可以依照自己的规划发展职业教育。对于我国来讲，可以给予高职院校更多的自主权，也可以放手让社会组织或企业进行全权的创办和管理，但是我国政府要强化对其统筹和引导。

5.职业教育办学的制度条件和经济条件的经验分析。国外高职教育办学的社会条件和制度条件具有较强的优势，其中社会条件的优势表现在其办学自由度是非常高的，制度条件优势表现在国家政策、法规以及资金的支持。比如，美国所创办的高职教育有着充分的资金支持，其主要的资金来源于合作企业、私人及社会组织团体。我国在进行农民工职业培训的过程中，政府应强化相关政策的出台，加强各级相关政府部门的合作，吸引社会投资，高职教育有了一系列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支持，才能更好地为农民工职业培训服务。

三、借鉴国外经验，实现高职教育与农民工职业培训顺利对接的措施分析

1.强化对农民工职业教育对象的调查和研究。我国在利用高职院校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的过程中，应积极强化对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不同地区农民工基本需求的调查。如，建筑行业农民工的建设技巧和建设理论的强化，餐饮行业农民工的服务意识和与餐饮制作技巧，而上海、北京等地农民工的基本需求应注重其对新技术的学习和技术能力的提高。可以通过被访调查和主动诉求两个途径，加强对农民工职业培训的基本需求的调查和研究，提高职业培训的对应性和适用性，这不仅提高了职业培训的效率，还控制了投资成本。

2.强化政府的引导工作，建立长效联动的部门合作机制。与国外进行高职教育所面向的对象相比，我国面临的农民工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质量上讲，都是一项投资较大的工作。2015年，据相关专家调查研究发现，我国出现了农民工返回原居住地的现象，他们将这一现象归结为“返乡潮”。返乡潮的出现分散了大中小城市农民工的密度，而我国由于地域辽阔，农民工的分散性更加加大了实行职业培训的工作力度。所以，在这一现实情况下，政府应做好引导工作，通过与省级、市级和县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加强合作，通过农民工务工人员登记、长期逗留地时间及住址的登记等方面的工作，科学统计某一特定区域农民工的人数及文化素质水平，然后通过高职院校、社会组织、企业的合作，建立长效的农民工职业培训机制，减轻政府的工作压力，促进农民工职业培训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3.強化教育产业融资功能的发挥，巩固资金支撑。由于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我国每年所面临的农民工的数量在不断地上升，不断上升的农民工数量和社会经济对高素质人才的要求形成了矛盾，即表现为，如果某一地区政府想要积极地改变这一状况，但是面对庞大的农民工人群和参差不齐的文化水平和培训诉求，政府建立系统的、标准的职业培训机制是比较困难的，其中突出表现在资金支持力度的不足。这就要求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做好统筹工作，以高职院校为培训的主要机构，创造企业、社会可以参与的职业培训舞台，不断拓宽融资渠道，吸纳社会资金和融资，并以此建设循环型较好的资金周转链，为我国高职院校进行职业培训提供强大的资金支持。

4.遵循农民工职业培训规律的发展，强化实际需求的实现。农民工的职业培训中，针对不同年龄阶层、不同文化层次的农民工，应遵循培训规律分层培训。如50岁以上的农民工在进行职业培训的时候，在遵循职业需求的基础上，适当地进行职业教育培训力度和深度的调整，职业教育应趋向于简单化，这是遵循这一年龄段农民工体力、智力发展规律的做法。如果培训对象是20—30岁左右的农民工，则其职业培训在遵循农民工行业基础需求上，应更加地具有针对性和技术性，而且可以直接与相关行业的生产合作，进行“直接的观摩学习”，这是遵循处于这一阶段农民工的学习能力和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的规律。所以，高职院校在对农民工进行职业培训的过程中，应遵循农民工自身智力、体力等方面的规律，灵活调整，这是保持农民工职业培训投入产出效应的最优选择之一。

5.强化农民工职业培训观念的坚定和方向的把握。在充分利用高职院校教育资源进行农民工职业培训的过程中，应坚定职业培训的基本观念和培训方向。具体而言，农民工职业培训最终所要接受的检验主体即为市场，培训内容、培训方式、培训手段是否切实可行，要根据农民工是否能够被用人单位接收，农民工是否提高了就业率和提升了工作满意度等标准来检验。因此，高职院校要进行充分调研，实时掌握最新的经济动态，不断更新培训内容，优化培训方式，更好地适应市场发展的需要。

结语

综上所述，国外职业教育在办学模式、办学特征、投资及利益关系等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我国的高职院校可以借鉴这些经验和做法，与农民工职业培训进行对接，通过对农民工科学、合理的培训，提高农民工的自身素质和就业创业能力，为我国的经济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参考文献

[1] 贾建锋， 闫佳祺， 孙新波. 发达国家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对中国的经验借鉴与政策启示[J]. 现代教育管理， 2016（5）：27-33.

[2] 王秀华. 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国外经验及价值[J]. 继续教育研究， 2016（7）：111-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