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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科学家”的诞生

2017-03-01王春晓

科技传播 2016年22期
关键词:媒介形象袁隆平

王春晓

摘 要 袁隆平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农业科学家,是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1976年,《人民日报》首次对袁隆平及其团队的先进事迹进行报道,随着时代的流转,袁隆平的媒介形象在革命话语中萌芽,在贡献话语中初步建构,在创新议题中凸显,在全球化时代丰富,至今已成功建构起一个家喻户晓的人民科学家形象。其形象的建构过程具有紧扣时代精神、采用集中报道模式、报道议题和叙述视角多元化的特征。

关键词 袁隆平;科学家形象;媒介形象

中图分类号 G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6)175-0056-05

袁隆平是我国当代杰出的农业科学家,也是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几十年来,袁隆平以杂交水稻研究的突出成就,为解决中国粮食自给和世界粮食安全问题做出了巨大贡献。1976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第5版刊发了《杂交水稻是怎样培育成功的》一文,详细介绍了袁隆平及其科研团队克服重重困难,成功培育杂交水稻的过程。自此,我国主流媒体开始对袁隆平的科学经历和成就进行报道,其“人民科学家”的媒介形象逐步深入人心。

1 科学家媒介形象研究的现状与价值

1.1 媒介形象与拟态环境

媒介形象含有两个维度:1)媒介形象是组织个体或整体的形象;2)媒介形象指的是社会中的个体、群体或者组织通过媒介传播所衍生出来的公开形象,在某种意义上等同于公众形象[ 1 ]。媒介在这里作为表现形象的一个传播介质而存在。本文中袁隆平媒介形象的研究是基于上述第二个维度进行的,通过媒体中关于袁隆平的新闻报道的议题、框架与话语分析,描摹出袁隆平的媒介形象内容及形成过程。

媒介形象的建构和传播,是基于拟态环境理论与社会建构理论提出的。盖伊·塔奇曼提出媒体的社会建构理论认为,媒体通过具有特性的新闻传播模式,将带有媒体倾向或者记者观点的新闻事件传递给接收者,为受众建构出关于客观世界的全景图[ 2 ]。而事实上,这种所谓的客观世界也许根本不存在,只是传播者利用传播媒介和传播权力所刻意营造的一种拟态环境。拟态环境,不是现实世界的“镜子式”再现,而是媒介对世界的信息重构[3]。这种拟态环境直接影响了大众对待周围环境、相关事件的态度和倾向,为大众的行为模式起到了一种无形的引導作用。媒介形象正是拟态环境得以形成的组成部分。

媒体对于形象的建构和传播,常常处于官方与受众、专业与市场的博弈关系之中,它一方面受制于官方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不断争取市场和受众的认同,形成了既以传播事实为目标,又以政治宣传和社会效益为重的样态。对于典型人物媒介形象的建构来说,它更是一种特定场域中的文化时间。它以一种饱含政治性与新闻性的符号形式折射出特定时代背景下官方、媒体、受众的权利关系,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即作为本体的呈现、作为客体的建构与作为形象的解读。

1.2 科学家媒介形象研究现状

科学技术在现代社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科学家是科技活动的主体,公众对科学家的正确认知不仅影响着公众对科技专家的社会贡献的准确把握,同时也关系到公众理解科学、参与科学。完美的科学家形象应该是鲜活的,他们不只有工作的一面,也有生活的一面。在工作上,他们有追求科学奥秘无限探索的精神,生活中也有正常人的生活和休闲娱乐。然而,在当代中国,科学带来的各种问题日益暴露,科学家公信力下降,科学家形象的研究就显得尤为迫切。围绕科学家的媒介形象,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诸多研究。

1.2.1 国外科学家形象研究现状

在学术界,科学家形象的考察和建构并不是一个新兴的话题,最早关于科学家形象的研究可以追溯至20世纪50年代。1957年,米德(M.Mead)和梅特劳克斯(R.Metraux)就对美国5 000多位高中生进行了3种形式的问卷调查,以明确美国高中生究竟怎样看待科学和科学家。这一调查并非凭空而起,其目的在于为美国科学促进会(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董事会关于“是否要为提高高中生对科学和工程领域的兴趣提供更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4]的决策提供参考。由此可见,科学家形象这一议题自诞生开始,就与公众、科学共同体和政府有着密切联系。

目前,国外科学家形象的研究主要有4个研究路径,并相应形成4个研究热点:不同群体眼中的科学家形象;科学家形象的刻板印象及性别成见;大众传播媒介中的科学家形象建构与传播;科学家形象测量方法。

科学家形象议题的第一个研究热点就是研究对象的多元化,即考察不同群体眼中的科学家形象,并对其相似性进行判断。围绕这一热点,研究人员分别针对大学生、科学教师、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等不同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的群体进行探查。因为青少年是未来的公众和科学家,他们眼中的科学家形象直接影响其科学态度,进而影响到对科学的兴趣和对科学家这一职业的选择。因此,儿童、青少年成为科学家形象研究中最重要的研究对象。

在对不同人群眼中的科学家形象的考察中,研究人员发现,这些群体对科学家的印象几乎一致,形成了刻板印象。且这种刻板印象在公众年龄很小的时候即已形成。并且,对科学家的刻板印象中的性别成见问题突出,即在公众眼中,科学是男性的事业,科学家被普遍认为是男性。这一问题与女性主义理论相结合,也催生出以性别视角研究科学家形象的研究方向。

研究大众媒介所呈现的科学家形象,与提高公众处理媒体信息的能力及媒介素养相结合,成为科学家形象研究的另一热点。通过探究刻板印象的形成原因,研究人员发现,普通公众并没有太多机会接触现实中的科学家,大众传播媒介是他们接触科学家的主要途径。因此,新闻报道、文学作品、电影、电视剧等传播形式中的科技家形象成为研究热点。

基于形象的视觉性特点,在研究科学家形象的过程中,产生了两种独特的研究方法,即DAST(Draw-AScientist-Test,即科学家形象绘画测验)和ISSS(the Image of Science and Scientist Scale,科学和科学家形象测量量表)。这两种方法尤其前者被广泛地运用到研究之中,也不断地有学者专门著文研究这两种方法的有效性,提出新的修正意见。

1.2.2 国内科学家形象研究现状

相对国外的研究情况,国内关于科学家形象的研究起步较晚,且研究路径和方法主要借鉴西方的已有成果;研究视角多元却缺乏系统性;研究对象的选择有待规范。尽管国内对科学家形象的研究有待发展和完善,也不乏学者对主流媒体上的科学家形象进行探究和思考,李雪峰等通过对《人民日报》对科学家的长篇报道的考察,认为我国科学家形象“从建国初期的使命担当及基于国家立场上的奉献精神,到‘文革时期的苦难遭遇与信念坚守,新时期以来的独创精神与家国情怀,再到新世纪以来的科学品格与社会公知”[5]。科学家形象的建构经历了一个由宏大叙事向日常生活、由精神建构到价值认同、由观念先行到个性挖掘的话语流变过程。不过,我国媒体对科学家媒介形象的建构和传播仍然存在如下不足:一是议程上的边缘化,科学新闻因其内容特性而为媒体忽视,在典型形象的建构中,科学家群体也是较小的一部分;二是地位上的神圣化,尽管典型人物报道中“高大全”的报道模式颇受诟病,许多记者仍然迎合政治宣传要求,片面强调科学家的成就,塑造一种“全知全能”的神圣形象;三是形象上的书生化,媒体侧重对科学家工作状态进行报道,对其日常生活和精神品质挖掘不足,造成形象僵化和片面。

1.3 科学家形象研究价值

自鸦片战争打开中国国门后,科学技术在近代中国展现出了巨大的能量。维新变法、五四运动等一次次社会思想浪潮逐渐将西方现代科学推到了高高在上的救世主搬的神圣地位。胡适先生曾经写道:“这30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6]。科学被神化,公众缺少对科学家的有效接触,再加上相对较低的科学素养,可以说,相较于西方,中国公众对科学、科学家更加缺乏理解。在科学弊端日益暴露的今天,在科学家公信力下降、“民科”“砖家”横行的舆论语境下,科学、科学家走下神坛,给公众带来的是震颤和困惑。因此,了解公众眼中的科学家形象,探究其产生的原因,才能为相关决策提供依据,以有效传播正确科学观念、保证公众科学兴趣,最终促进科学健康发展。

2 袁隆平形象建构过程及特征分析

2.1 研究方法概述

《人民日报》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政治性强、权威度高、影响力大,是党政宣传最重要的阵地。新中国成立以来,《人民日报》多次从反映重大社会现实的战略高度选择并塑造人物,是考察官方意志与典型形象关系的重要依据。因此,选择《人民日报》中的袁隆平相关报道能够体现出新中国不同时代的科学楷模变迁。

本研究进行于2015年,因此,报道样本的时间区间为1976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首次刊登与袁隆平相关的新闻报道)至2014年12月31日。本研究主要采用内容分析法,结合新闻框架理论,对《人民日报》的袁隆平相关报道进行分析。根据人民日报数据库搜索结果,目标时间段内,报道标题中含有“袁隆平”字样和以袁隆平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文章共有157篇,平均每年4篇,在报道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如图1所示)。其中,1981年、1990年、2001年、2007相较于相邻年份,报道数量有明显的增加,是针对袁隆平的集中报道时期。因此,本文选择《人民日报》中上述年份的袁隆平报道,建立新闻框架,对样本的议题和框架进行分析。

2.2 袁隆平形象的建构与变迁

新闻框架理论是框架理论在新闻学研究中的延伸,是媒介形象建構中的重要因素,它为媒介形象研究的方法论提供的一种新的视角。所谓“框架,指的是人们用来阐释外在客观世界的心理模式”[7]。新闻框架则是受众了解、认识社会所必不可少的依据。大众媒体通过新闻框架不仅告诉受众“想什么”,而且告诉受众“怎么想”。根据台湾学者臧国仁对新闻框架的研究方法分析,本文从议题设置、框架设置、叙述视角等方面,结合时代背景,对不同时期《人民日报》的袁隆平报道进行分析,粗略描摹出特定时期袁隆平的媒介形象。

2.2.1 革命话语中萌芽(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期)

我国最早对袁隆平与其杂交水稻成果进行针对性报道是在1976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第5版刊发了通讯《杂交水稻是怎样培育成功的》。彼时,人们刚从“文化大革命”中走出,开始重新关注生产建设和经济发展,对科学的关注停留在技术和应用的层面,对科学和技术的理解和解读依然习惯于从革命话语中寻找依据。其一,新闻由头的政治来源。在《杂交水稻是怎样培育成功的》一文中,新闻背景是“欢呼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阴谋”,“继承毛主席的遗志,抓革命,促生产,收好种好杂交水稻,夺取农业新丰收,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其二,事件细节的思想拔高,文章在描述袁隆平及其科研团队在遇到困难时,毛泽东思想及其经典著作给予精神引导。其三,对集体主义的高度推崇。文章将杂交水稻的研究和推广归功于科研团队和社会主义群众运动,认为我国杂交水稻的培育成功,并很快在生产上应用,是“在党的领导下,开展社会主义大协作的结果,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袁隆平报道的革命话语延续至80年代初期,从表1可以看出,1981年,袁隆平形象与国家政治目标密切相关。其时,国家完成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社会上出现崇洋媚外、妄自菲薄的声音,对袁隆平及其杂交水稻科研协作组的集中报道,重在分析以袁隆平等同志为代表的科技人员发扬主人翁的责任感,埋头苦干,勇攀世界科技高峰,为国争光的精神。并且,由于当时“四人帮”干扰,社会协作传统遭到破坏,因此,在典型报道中突出团队协作,模糊个人形象,以提倡社会主义大协作精神。

由此可见,萌芽时期的袁隆平形象带有浓重的革命话语色彩,与科学家形象应当具有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相背离。此外,集体主义价值取向也模糊了袁隆平的个人贡献,没有抓住其勇于挑战权威的形象内涵予以塑造。

2.2.2 贡献话语中初步建构(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

20世纪90年代,改革持续发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念深入人心,农业科技发展被提到国家层面。在科技兴农、农业产业化的背景下,袁隆平作为农业科技的领军人物,其敢于挑战权威、不断追求技术创新的精神作为个人形象的核心内容得到初步建构和传播。

这一时期的袁隆平报道议题以奖励和进展为主,侧重于报道袁隆平的科技成就,如表2所示。在1985年至1996年《人民日报》袁隆平相关共计31篇报道中,以获奖为报道议题的报道共计12篇,以技术进展或成就为议题的报道有9篇,两项加起来超过总数的2/3。可见,该时期对袁隆平形象的建构至于科技兴农的时代背景之内,体现出主流价值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和引导。与报道议题相对应的是,这一时期的袁隆平报道话语摆脱了萌芽期革命话语的痕迹,而是回归到科学楷模的科学创造和成就上来。“科技已成为农业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发展农业科技刻不容缓”等口号反复出现,袁隆平作为农业科技典型人物,他的研究成果进展及推广对农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化的推动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报道内容和形象建构依据。

2.2.3 创新议题中突显(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期)

随着改革开放在深度和广度上的推进,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的巨大作用体现了出来。20世纪末期,为了充分提升科学技术的社会地位,促进科学技术与精神、思想的传播,吸引更多有志青年投身科学事业,国家对科学技术奖励制度进行了重大改革。1999年5月23日,朱镕基总理签署了国务院265号令,发布实施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改革后,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制度更加完善,形成了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五大奖项,力求在推动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等方面更好地发挥科技奖励的杠杆作用。由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负责该奖项的宏观管理和指导。2000年,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正式设立。袁隆平与吴文俊共同获得新中国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国家大力鼓励科技创新的背景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颁布,引起了一次围绕袁隆平个人科技创新的报道高潮。这一时期的报道在议题和话语上较之前文有所拓展,将开拓进取的意思和不畏权威的创新精神作为袁隆平形象内核进行报道。在报道议题上,尽管此次集中报道以国际科技进步最高奖为新闻由头,但议题范围却并不局限于袁隆平获得的奖项和荣誉,而更加重视报道和传播他不畏权威、敢于挑战、积极创新的科学精神和相关事迹,着力塑造一个实干、拼搏的科学家形象。同时,报道话语也有所转变,这与叙述视角的转变密切相连。在对2001年《人民日报》上袁隆平集中报道的分析可见(见表1),报道叙述视角在2001年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从原先仅有的国家视角,将同行和家人评价等平行视角也包含进来。叙述层面更加立体和丰富,叙述话语也从革命话语、产业话语转为以描述袁隆平的科研经过及其精神品质为主,侧重于对他创新精神的描摹和刻画。这一转变使得袁隆平的科学楷模形象回归科学研究和精神的实质,他身上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等闪光之处得到突显。

2.2.4 全球化时代形象的丰富(21世纪初期至今)

2007年4月,袁隆平正式就任美國科学院外籍院士,5月归国后,中宣部组织各级媒体对袁隆平进行集中采访,从5月23日起至6月初,连续发表15篇关于袁隆平事迹的新闻报道和评论,体裁包括消息、通讯、评论等。此时,袁隆平的贡献与事迹经过1976年以来近30年的报道,已经广为人知。这次集中报道,以袁隆平爱国爱民的精神,高远的科学理想以及崇高的道德品格为主要议题,多元的叙述视角建构起一个志存高远、品格高尚的人民科学家形象。

此次集中报道的议题以袁隆平的科学理想和家国情怀为主。2007年5月2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人民农学家袁隆平:大爱无声赤子心》的报道,文章第一段即用一段引文描述了袁隆平的超级水稻梦:“我梦见我们种的水稻,长得跟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把那么长,颗粒像花生米那么大,我和助手们就坐在稻穗下面乘凉……”。这个梦想体现了袁隆平高远的科学理想,也成了他的经典形象之一,此后,对袁隆平的形象刻画均离不开这一幅稻穗乘凉图。同时,袁隆平对祖国、对人民深沉的爱也在报道中得到充分体现。报道中,袁隆平少年时看到饱受饥饿之苦的同胞,即立志不再让人民忍受饥饿,让祖国不再为粮食饥荒担忧。成名后也没有改变报国初衷,婉言谢绝了国际机构的高薪聘请。这些事迹展示了袁隆平爱国爱民的赤子之心。此外,报道也对袁隆平勤奋执着、高瞻远瞩、淡泊名利等精神品质进行了刻画,对袁隆平的媒介形象是一次极大的丰富和拓展。

另外,此次集中报道题材多样,包括消息、通讯、评论之外。叙述视角更为多元,在国家叙述、同行评价、家人态度之外,还对青年学子、农民、网民的评价和言论进行摘选、刊登。至此,袁隆平的媒介形象立体、鲜活,臻于成熟,成为人们心中“志存高远、品格高尚的人民科学家”。

2.3 袁隆平形象建构特征分析

从整体上而言,《人民日报》中袁隆平形象以成就卓越的人民科学家为主要内容,以创新勤奋、无私奉献为主要框架,随着时代的发展,进一步挖掘出了爱祖国爱人民的精神内涵。媒介形象由单薄到丰厚、由僵化到鲜活,是新中国典型报道的成功典范之一。具体而言,《人民日报》对袁隆平的形象建构过程体现出如下特征。

2.3.1 媒介形象内容根植于时代精神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国民经济腾飞、社会思想解放,社会价值观随着时代不断发展。袁隆平及其团队先是作为团队协作、勇攀国际科技高峰的典型,顺应了当时重构民族自信和国家凝聚力的时代需求;接着,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号召下,袁隆平卓越的科学成就,及其不畏权威、大胆创新的精神,结合农业产业化趋势,成为形象重点;然后,随着“走出去”战略成为时代焦点,袁隆平的科学成就为美国科学院认可,引起了新一轮的报道热潮,而追求个性表达的时代特质与新闻专业化的发展,以高远的精神追求和崇高的道德品质丰富了袁隆平形象内涵。典型人物的形象与时代精神紧密相关。媒体依据时代需求发掘、建构并传播典型形象,此外,同一人物的形象也会随着时代精神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和丰富。

2.3.2 主流媒体的典型形象建构以集中报道的模式为主

通过对《人民日报》袁隆平报道的梳理,可以发现,对该形象的报道均以国家级或者更高级别的奖励与评选为标志,进行有针对性的集中报道,体现出明显的政策导向和较强的宣传性。1981年,第一次集中报道以6月7日《国家科委、国家农委联合召开授奖大会 授予籼型杂交水稻科研写作组特等发明奖》为重要标志进行的;2001年,我国第一次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袁隆平获得最高科技奖,以此为中心引起再一次集中报道;2007年,袁隆平就任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同年获得麦格塞塞奖,围绕这一事件,《人民日报》进行了高密度、多角度、全方位的报道。集中报道能够在短期内充分调动新闻资源,有针对性地进行报道,在媒体呈现上形成高密度的议题,直接影响受众的认知和价值判断,能够收到很好的传播效果。但以奖励和荣誉获得为主要标志的典型报道也会使得形象发掘方式单一化,形象内容趋于“高大全”化,信息传播呈现出自上而下的单向性特征。这在注重表达和互动的全媒体时代,容易使受众产生厌倦情绪和审美疲劳。

2.3.3 报道议题以事迹传播为基础,逐渐趋向多元

《人民日报》在袁隆平报道中,科学成就以及奖励与荣誉的议题,作为典型人物的核心事迹,贯穿于形象建构的全过程,是袁隆平形象建构的基石。随着时代主题的变迁,媒体对袁隆平形象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挖掘,在不同议题的讨论中逐渐丰富该形象,包括科技兴农、创新奋进、科学理想、家国情怀、高尚品格等。

议题设置一方面由单一走向多元,同时也从单纯的事实传播,转化为价值传播。从让受众知晓袁隆平的科学成就与先进事迹,展示袁隆平的精神魅力,从价值观层面寻求受众认同,能够取得更为理想的传播效果,是新的传播生态下,典型人物形象建构的发展方向。

2.3.4 叙述视角趋于多元,从国家叙事走向日常生活

新闻报道的叙述视角决定着媒介形象的呈现层面,叙述视角越多越能够展现出典型人物的多重面貌,使形象更为立体、鲜活。《人民日报》袁隆平报道在早期采用较为单一的国家叙述视角,从宏观的国家利益层面对袁隆平的事迹进行描述,强调其科学成就在国际处于领先地位,是“为国争光”的。如此宏大的叙述视角能够提升典型人物的形象价值,迅速地树立起典型形象,但却面临着典型塑造过于“高大全”的弊病。

随着新闻改革的深入和新闻业务的专业化,主流媒体对典型人物的形象建构也从宏大的国家叙述视角走向寻常生活。典型人物也走下神坛,成为可知可感的普通人。这一形象转变的进行有赖于叙述视角的转变。在本案例中,媒体在国家视角的基础上增加了同行科学家评价、家人评价、农民的反馈、群众的态度、青年学子的态度。2007年5月26日第2版刊登了《袁隆平事跡在网友中引起热议》一文,摘选了部分网友对袁隆平事迹的看法,从群众的视角对袁隆平的形象进行补充,更具有说服力。

袁隆平是当代中国杰出的农业科学家,也是新中国塑造的最为成功的科学楷模之一。一方面是因为袁隆平数十年如一日艰苦奋斗、大胆创新的精神感染和激励着广大民众;另一方面是由于袁隆平所从事的研究直接面向当时中国最迫切的民生问题,其研究成果的应用与推广解决了中国乃至世界的粮食安全问题,这对于曾面临严重饥饿威胁的民众而言,是巨大的贡献。因此,尽管袁隆平在不同的时代折射出了不同的形象侧面,该形象核心依然是永葆本心的“人民科学家”,人民性是其在不同时代中仍然绽放光芒的根本保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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