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艳

一篇《归去来兮辞》流传千古，于是在我们的印象中，其作者陶渊明的形象便是那个“僮仆欢迎，稚子候门……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的风雅名士。但张炜先生却在《陶渊明的遗产》一书中为我们还原了一个失所、乞食，甚至潦倒终老的“胜利者”陶渊明。

一个潦倒之徒谈何胜利？作者在这部由七篇录音整理稿会集而成的著述中，开宗明义地指出：“我们将直面一个结果，即‘丛林法则和人类的‘文明法则不可调和的深刻矛盾。这个不可调和，在陶渊明全部的人生里得到了细致而充分的诠释。这正是他留下的最大一笔遗产。”跟大多数陶渊明的研究者一样，作者首先着眼于诗人所处的那个“八表同昏”的魏晋时代，却并不强调陶渊明身上所谓出世、入世的社会性，抑或与时代抗争的道德性，而是由诗人“柔弱和强悍交织一身”的独特个性切入，发现他虽然远离了弱肉强食的“丛林”，规避了最大的风险，却以回归田园后宁可穷困，不丢尊严的隐忍和持守，实现了“运用文明这个柔弱而持久的武器来进行斗争”的胜利。

这便是文明法则的胜利，亦即人性、尊严的胜利。

不难看出，在整部著述中，作者是怀着一种心向往之的态度，将陶渊明视作一位伸手可及的邻居，甚至是“晋代的兄长”，以如此切近的视角，向有兴趣的读者们展示了一个生动活泼的陶渊明———他既不是同时代的颜延之眼中那样一个人品清高却诗文平直的名士，也不简简单单是钟嵘在《诗品》里所评价的“隐逸诗人之宗”，甚至都不是欧阳修和苏东坡用想象美化和拔高出来的那个“闲适”的田园诗人———他只是个“匍匐泥土的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