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琳霞

(内蒙古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 010070 )

我国城市居民人情消费异化的社会学分析

何琳霞

(内蒙古大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 010070 )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人情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典型的乡土社会，人情往来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有着重要的影响，适度的人情消费是必要的，发挥着正功能。但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中国人情消费愈演愈烈走向异化。人情消费从传统社会中情感主义占主导的消费逐渐演变为一种工具性的消费。本文通过将传统社会中的人情消费与当代城市社会人情消费状况作比较，进一步分析城市居民人情消费的异化及其危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

人情消费；异化 ；城市居民

中国是礼仪之邦，礼尚往来是中华民族历来所传承的一种优良的传统，通过人情消费我们可以表达对他人的感恩和敬重，日常生活中的人情消费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和社会行为。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人情消费对于很多人来说显然已成了负担，成为了人们心中无法言说的痛，尤其对于城市居民。笔者之所以选择城市居民人情消费作为研究对象是因为中国人情消费的诞生有其独特的社会环境，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关系网络一般是由血缘关系或地缘关系为纽带连结的，它的应用范围是初级群体，它更多是一种乡土社会的产物。而城市社区是按业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组织起来的群体，它更多是一种次级群体。城市这一特殊的环境与人情消费异化有着很深的联系，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相比受到人情消费异化的影响更大。

本文以社会学的视角，研究当前我国城市居民人情消费的异化问题，通过这个现象来看传统的价值观念及互动方式如何适应现代城市社会的发展，保证其在社会系统运行中发挥正功能。通过研究人情消费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的正功能以及其在当代异化的原因，分析其内在关系，对城市居民人情消费异化这一社会事实进行系统的阐述。

一、人情消费的涵义

最初社会学学者大多是对人情进行研究，并没有对人情消费进行明确的定义。2004年北京大学刘军提出了人情消费这一概念，“人情消费指的是在自愿情况下因为人际关系而非自身的直接消费支付给他人的支出，有时也成为随礼” 。人情消费是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人情往来所支出的费用。刘军将人情消费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称为礼尚往来型，这种人情消费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人际关系，证明自己还在圈子里。第二种称为相互资助型，是指在必要的时候给予亲戚朋友帮助。这一人情消费类型在中国传统农村物质匮乏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当个人或家庭遭遇到重大事件或困难时，从人际关系网中获得来自其他人遵循“报”的原则提供给自己的帮助，这是一种互济互惠行为。第三种称为灰色支出型，人情消费者想通过人情消费达到自己的另外一些目的。

二、中国传统社会人情消费的功能

社会交换理论是社会学的一个重要理论。它把经济学的中的“交换”概念进一步拓展到整个社会领域，进而把人们之间的互动过程看成是交换过程。社会交换理论认为社会关系是通过给予—回报—再给予—再回报这样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来维持的。社会交换理论分为以霍曼斯为代表的广义交换理论和以布劳为代表的狭义交换理论。霍曼斯认为人的一切社会行为都是交换行为，任何人际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交换关系。他认为只有当人与人之间在精神和物质的交换过程都达到互惠平衡时，人际关系才能和谐，而且也只有在互惠平衡的条件下，人际关系才能维持。而布劳认为“社会交换是当别人做出报答性反应就发生，当别人不再做出报答性反应就停止的行动” 。本文是基于布劳的狭义社会交换理论来分析城市居民人情消费异化的。

社会交换论之所以把社会行为当作一种交换行为是因为他们将人们之间的互动行为看作是个体期待社会报酬而发生交换的一种行为。布劳将这种社会报酬分为两种，内在性报酬和外在性报酬。布劳认为“内在性报酬是指从社会交往关系本身中取得的报酬，如乐趣、社会赞同、爱、感激等，而外在性报酬是指在社会交往关系之外取得的报酬，如金钱、商品、邀请、帮助、服从等” 。

人情消费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也是一种社会交换行为。中国传统社会是乡土社会，因此进行人情消费的互动双方多是一种亲戚或乡亲朋友的关系，人们在进行人情消费时主要是为了维系情感，因此很多人会选择赠送一些有使用价值的、可以表达自己心意的物品来显示双方的亲密关系。这里的人情消费是为了获得一种内在性报酬，更多的是一种感情交换的形式，并不是为了获得外在性的报酬。这即是人情消费在传统中国社会中更多发挥正功能的原因。

结构功能主义代表人物默顿认为当社会结构中的某一单位促进了社会系统的调节和发展，它就在发挥着正功能，相反如果这一单位阻碍了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行，就在发挥它的负功能。笔者认为人情消费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发挥着如下正功能。

(一)维系情感关系

人是社会的人，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情感作为一种心理体验，既有个体性，又有社会性，是要以某种方式进行沟通和交流的 。表达感情是人情消费最直接的目的。人情消费产生于人们对情感的需求，人们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感，同时也获得他人情感的支持。人情消费为人们提供了表达情感，维系情感关系的机会。人情消费在传统中国是一种内在性报酬的社会交换行为。布劳指出“内在性报酬的社会交换行为是指参加这种交换的行动者把交往过程本身作为目的”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大家把人情消费这一过程本身看作一种目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到与亲友相聚的机会、可以得到爱，可以满足自己对于情感的需要。

(二)建立和维护社会关系网络

在中国社会中，我们通过一个人的人际关系网络可以判断出他的社会地位。我们在判断一个人拥有权力的大小、社会地位的高低时首先会考虑他本身的属性和他所能支配的资源，其次我们还会考虑他所属的社会关系网络。一个人的社会关系网越大，他可能认识的有权有势的人就越多，那么他的社会地位就会越高。尤其是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各种制度还不完善的情况下, 社会关系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每个人都希望可以建立一个庞大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梁漱溟看来中国社会是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它不同于社会本位社会和个人本位社会。他对关系本位的研究建立在儒家群己观的基础上，主张将个人看作一种关系的集合，个人通过与群体中的其他人的联系，被一定的群体所界定，同时又界定着一定的群体。费孝通认为,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种差序格局，社会关系是按照亲疏远近来构建的。“我们的格局好像是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在每个人的交往互动圈中都有自己认为亲疏远近的人。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中国人的观念中, 对于交往圈中与自己关系较亲的人, 彼此之间的信任程度较高, 所能获得的资源也较多, 办起事来也方便，而对于交往圈外的人，则是一种不信任的态度。中国人之间的往来, 必须是人际交往圈内的人才好进行，假如没有这种关系，就必需先去“拉关系”，那么这种人情消费就必不可少。通过人情消费我们可以巩固原来的社会关系网络，建立新的社会关系网络。

(三)促进资源整合和优化配置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保持着亲密的初级群体关系，你需要我的支持，我需要你的帮助，大家在这个关系网中紧密相连，谁离开谁也无法生存。人情消费在这种传统社会，尤其在农村社会发挥过很大的社会功能。中国传统社会生产力低下，物质匮乏，大家在面临修建房屋、结婚生子、安葬亲人等人生大事时，往往表现得力不从心，而这时亲朋好友所馈赠的礼物或金钱就产生了巨大作用。把物资集中起来使用，可以有效地帮助单个家庭度过难关。传统社会的人情消费表现为一种互济互助行为。

三、当代城市居民人情消费的异化

如上所述，人情消费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维系情感的重要社会行为，曾经起着积极的社会作用。随着城市化的发展，中国城市人口迅速增加，流动性也增强。城市中的群体是依靠业缘关系和地缘关系组成，这与依靠血缘关系凝结的传统社会有很大的不同。如今随着消费时代的来临，人情消费走向异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社会系统。因此，当前异化的人情消费在中国城市社会中主要发挥的是一种负功能。

(一)经济快速发展为人情消费异化奠定了基础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获得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尤其是城市居民。对于现在人情消费异化的现象，笔者认为有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经济上宽裕了，才使我们有了在人情上大做文章的经济基础。

(二)专业化的分工及社会角色高度分化导致人情消费名目繁多

在城市的高度社会分工的条件下，城市居民的社会角色高度分化。由于出生、工作、经历的不同，因此在他们的社会互动中并不存在传统的俗民社会的情感，或者说是很淡薄。因此他们要想维持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必须通过各种人情消费活动得以实现。这使得城市居民与中国传统社会及当前农村居民相比人情消费名目种类更为繁多，人情消费成为城市居民人情往来中最普遍的行为。

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沃斯认为城市的特征主要有三点：异质性、高密度和大规模。笔者认为导致城市居民人情消费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人口的构成特点。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小农经济社会，人们自给自足，并不需要过多社会分工。而当今城市社会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要求专业化分工和社会角色的高度分化。传统中国社会人情消费往往只限于婚丧嫁娶、建房上梁等仪式性的场合，也就是我们说的“大事”，也有一些非仪式性的场合，如逢年过节或是探望病人等。总体来说人情消费的种类比较单一，人们一般不会自己随意增减。而现在人情消费的名目可谓五花八门，比如生孩子、过满月、上学、参军、乔迁、搬迁、工作调动、开业庆典、老人60、66、80、88 大寿等等。甚至还有一些匪夷所思的名目，例如父母过生日要摆“寿延酒”，没考上大学的要摆“安慰酒”，死了多年要摆“祭日酒”，大家借着各种名目广收人情。

(三)次属交往导致人情消费频次增加

城市居民的交往群体更多的是一种次级群体，而中国传统社会百姓的交往群体则是初级群体。与次级群体的交往使得城市居民的人情消费与俗民社会居民相比人情消费的次数更大。城市人口的构成特点使得城市居民之间的关系不同于俗民社会，是短暂的、不稳定的，这使得他们缺乏归属感与认同感，他们的社会互动表现出更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这种功利性和目的性使得大家想把以前随出去的礼金收回，于是人们的人情互动频率增加。

经济因素影响：上面笔者论述了城市居民人情消费名目繁多，而由于人情消费名目增多直接导致家庭人情消费支出增大，造成了家庭人情消费负担越来越重。很多人为了把随出去的礼收回来，自己还得没事找事，以各种借口办酒收礼，以弥补自己的损失。这样你来我往不断循环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无休止的人情消费链。

社会因素影响：由于城市居民割裂的人际关系以及较强的社会流动性使得城市居民很难聚集在一起，更不用谈维持一种像农村社会那样亲密的、持久的、稳定的关系。因此城市居民并没有形成一种强烈的社会认同感和归属感。他们必须经营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而人情消费活动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平台，因此在人情消费频次上，城市居民要比中国传统社会和当前农村居民多。

文化因素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中国传统文化讲究“报”，人情消费本来就是“报之规范”的衍生物。正是在这种“报”的观念下，我们在建构和维护自己的社会关系时，总是寻找合适的机会来报恩，而婚丧嫁娶等仪式性的场合为我们人情往来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其次，城市居民为了面子使得人情消费陷入一个无休止的恶性循环链中。在俗民社会中人与人是通过血缘关系凝结起来的，人们之间的距离更近，因此大家相互了解，对于彼此的情况较为清楚，人情消费多是量力而行。而在城市社区居民之间的社会网络的联系较弱，彼此并没有很深的了解，因此相比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在人情消费上为了面子而攀比的现象表现得更为明显。

中国人讲“面子”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这是由中国传统文化塑造的中国人的心理特点。我们之所以讲面子，是因为面子在一些情境中决定了个人的待遇，也决定了个人被他人的接受程度，因此面子关乎个人的自尊。熟人社会与陌生人构成的社会最主要的区别是：熟人社会里人们特别注重面子。然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面子观在城市居民人情消费异化这一问题上也扮演了很重要的作用。很多人往往为了面子，在人情消费时萌发了攀比心理和从众心理。主要表现在：别人送200元，自己送100元，觉得丢脸，有失自己的面子，自己送300元，会觉得脸上有光，显得很有面子。这样不断的你来我往，无休止的攀比，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中。有些人虽然对日益异化的人情消费感到很反感，但是却碍于面子问题不得不送，出现了为了“面子”而“面子”的怪象。“打肿脸充胖子”的攀比消费和从众消费导致了当代城市居民人情消费异化。

(四)社会网络的复杂性使人情消费范围扩大

通过沃斯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都市生活》，我们知道处在都市生活中的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相比，他们的社会互动是在高度分化的角色中进行的，因此他们要借助更多的人来满足其生活需要，而且城市中居民人口密度要比传统社会大很多，这就使得城市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比农村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大，人情关系范围更大、更复杂多样。复杂社会关系网络必然导致人情消费范围扩大。

传统中国社会是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人情往来范围仅限于圈内亲戚、好友和近邻。而城市居民的人情圈子已经逐渐扩大到同学、朋友、同事、客户等，对象更为多样化。人情消费的重心由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转移到业缘关系。随着这一改变，人情往来已经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情感的寄托而更多地被赋予了一种世俗经济文化的作用。城市居民为了获得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必然会主动去结交更多的人，以便于在以后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人情交往活动被赋予了很强的功利性、工具性。大家扩大着自己的社会互动网络，随着这一网络的扩大人情消费的范围必然会扩大。

(五)金钱经济使人情消费额度提高

随着现代化的发展，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渗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改变着我们的人情消费方式。现代化是传统社区文化变迁的重要途径之一，现代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根本在于商品化原则对传统文化原则的腐蚀 。

在传统中国社会，人们人情往来的实践中心意总是或多或少需要借助物来表达。但是由于人们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倡导“言不谈钱，书不及利”的人际交往原则，用“仁、义、礼、智、信”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因此这里的“物”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情感的表达。而现代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社会转型加剧，城市社会流动性增加，外来文化的渗透，金钱经济冲击着人们的思想。金钱经济是由于消费主义的蔓延所导致的。消费主义是以追求体面的消费、追求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并把这些当作生活的目标和人生的价值为主要原则的消费，对我们传统的消费观念造成了严重的冲击。城市相比于农村更开放，外来的思想文化更易传播，因此现代化消费主义对于城市居民的影响更大。物的价值越来越被重视，人们之间感情的价值似乎只能通过物的价值来衡量，而且衡量物的价值的标准也不再是它的使用价值，而是符号价值。礼金的多少是衡量感情是否深厚的标准，感情越深厚，送礼就要越多，即使是直系亲属，长此下去必然会导致正常人际关系的扭曲。人情交往的功利意识不断加强，走向世俗化，感情和伦理丢掉了其本来神圣的位置。

四、人情消费异化的危害

(一)异化的人情消费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

当前异化的人情消费，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腐败滋生和蔓延的土壤。人们通过人情消费建立的人际关系网络被人们当作一种实现自己利益的工具，人们希望通过这个网络获取自己所需要的资源，这就容易导致“权钱交易”的现象。而一些通过“权钱交易”的人取得成功后，会导致更多的人倾向于以“送礼”“走后门”的方式获得希望享有的社会资源。这种异化的人情消费对于中国致力于建设一个法治国家的破坏力是不容忽视的，它为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土壤，使传统的“情”变味了，变成了一种变相敛财的工具。一些领导物往往利用婚丧嫁娶、子女升学，广发“请柬”，借人情往来大搞权钱交易，借机敛财。而普通百姓由于不敢得罪领导，即使心里不愿意，也只能硬着头皮随礼。

(二)异化的人情消费扭曲了人际关系

中国是礼仪之邦，历来重视人情和礼数，正常的人情消费无可厚非，然而异化的人情消费导致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严重，金钱成为人们衡量感情是否深厚的唯一标准。因此很多人在随礼时往往超出了自己的经济能力，这样下去势必会伤害人们之间的感情和友谊，这种异化的人情消费把人与人的正常交往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使人情不再代表人们真挚的情感，而只是一种行为的象征，变成了一种被迫的应酬。

(三)异化的人情消费加重了城市居民的经济负担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的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我们的生活水平获得了显著的提高，但我们现在仍然处在由温饱向小康生活水平过渡的时期。所以当人情消费大量增加，就会给我们的正常生活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而且当前社会异化的人情消费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资源的单向流动。闫云翔指出农村存在着三种单向的人情消费模式：村民送给干部、底层干部送给上级、村民送给城里的亲戚。而在城市社区也同样存在着单向流动，这主要是指单位的普通职员送给领导，以及单位的底层领导送给高层领导，这种人情消费的单向流动使得资源集中在上层，给普通百姓造成了沉重的负担。

五、引导人情消费合理化的建议

(一)大力倡导适度人情消费，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政府可通过举办讲座等各类活动动员引导群众不攀比、不跟风，树立勤俭意识、倡导文明的人情消费。还可以借助报刊、电视、网络、手机等主流媒介，大力宣传正面事例、曝光反面案例。通过以上的形式在社会上制造强大舆论压力，遏制异化的人情消费，从而形成良好文明的新风尚。

(二)政府出台法律法规，加强对人情消费的限制

政府针对当前异化的人情消费可以颁布一系列的法令法规，并构建监督管理体系，充分发挥国家的行政执法职能。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不断深化，国家领导人提出“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各地方政府也响应号召，纷纷出台法令。

(三)酌情选择合理的人情消费行为

我们要还原人情消费的本意——人情消费行为主要的作用在于沟通感情，维系感情，因此我们没必要在进行人情消费行为时一味的把金钱作为衡量感情的唯一标准，把人情货币化。我们要从当前金钱至上的观念中解放出来，使人情消费的方式可以多样化，如自己亲手制作的鲜花或礼品也能表达感情，随礼时应量力而行，没有必要打肿脸充胖子。这种从金钱中解放出来的人情不给对方造成压力，也不给自己增添不必要的经济负担。

(四)根据实际情况减少不必要的人情消费

在数量上，我们要减少一些不必要的人情消费活动，如升学宴以及各种生日宴。在规模上我们没有必要为了面子一味的讲究排场，这样既给自己增加了经济上的负担，也造成了众多资源的浪费。

六、结语

人情消费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人情往来的重要方式，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发挥着正功能，如它加强了人们情感的交流、维系了社会关系网络、在一定程度上整合了社会资源。当代中国社会正处在激烈的转型与变革时期，城市化进程加快，人们的传统习俗及观念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伴随着这一系列的改变，传统的人情消费走向异化。

导致当代城市居民人情消费异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环境的变迁也有个人因素的影响。当前城市居民人情消费行为由传统社会的内在性报酬行为转变成了一种外在性报酬行为，这种本质的改变导致了人情消费异化。而城市居民人口的构成特点也推动了人情消费在城市这片土壤上的异化，通过对于当代城市居民人情消费异化这一问题的研究，我们可以逐步寻求解决办法，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理念，让人情消费回归其传统本质的内涵。

[1] [美]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M].孙非，译.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8 .

[2] 王宁.消费社会学：一个分析的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3]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4] 田维绪，高廷江.乡村人情消费：价值、嬗变及其应对 [J].毕节学院学报，2010,(5).

责任编辑：胡 莉

2095-4654(2017)01-0018-05

2016-1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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