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敬辉 王承龙

读《重庆堂随笔》探王孟英家学之源

孙敬辉 王承龙

王孟英是清代著名的医学家，尤擅长于治疗温病，临证屡起沉疴，曾师承多人，然其家学渊源甚深。《重庆堂随笔》是其曾祖王学权行医数十年所著的唯一作品，是王学权医学思想的集中体现，书中对于六气、虚劳、四诊、药性等的认识，多有独到之处，对王孟英医学思想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研究王孟英学术思想不可或缺的宝贵文献。

王孟英； 重庆堂随笔； 六气； 虚劳； 四诊； 药性

《重庆堂随笔》是清代著名医家王孟英的曾祖王学权所著，并经其子、孙、曾孙四代人注释校正而成书，体现了王孟英家族医学思想传承和发展的历程。书中内容广泛，涉及理、法、方、药等多个方面，见解每有独到之处，多发前人所未发，正前人之谬误，补前人之所遗，诚为研究王孟英学术思想必读之书。笔者现将书中主要思想择其一、二，加以汇总阐述，以希能窥王孟英家学之源。

1 论六气，考正外邪之名

1.1 伤寒轻中寒重辨

对于“伤寒”与“中寒”的区别，医家多以寒邪在表为伤寒，寒邪入里为中寒立论，故认为伤寒轻而中寒重。王学权则认为：“伤”与“中”字义无殊。伤寒是寒伤于外，邪客于肌表；中寒是其人阳气素虚，无以捍卫，外寒直入犯脏。寒邪伤于表，故当温散发表以取汗，客于里自当温里回阳以破阴。“伤寒”与“中寒”之分，不过是区分邪之在表与在里。正如王学权[1]所云：“发表以取汗是治其标也，其邪不得为轻；温里以回阳是治其本也，其邪不必较重。病分标本，则本为重而重之，非邪较重而重之也。”此外，王学权指出《伤寒论》之中风，为《难经》五种伤寒之一，即后世之伤风，不可与虚风卒倒之中风相混。王学权对伤寒类疾病的深刻认识，对于日后孟英能够分辨温病与伤寒之殊，成为温病四大家之一不能说没有影响。

1.2 湿热相合为暑辨

对于湿热相合，始名为暑之说，王学权大加驳斥。王学权[1]认为：“夏令属火，日光最烈，天时乃热，人感其气，名曰伤暑，亦曰中暑。仲景名中热曰暍，不曰暑者，所以别于夏至后发之伏暑。所以暑、热、暍三者，皆为烈日之气。湿土分旺四季，而长夏为其主令。土润溽暑，故暑、湿二气最易相合。人受其感，名曰湿温，亦曰湿热，即暑湿相兼之病。云湿热相合名之曰暑，是变二气为一气也。”二者的治法也大有相同，湿热当清热化湿，治暑当清热解暑。然而暑湿二气又最易相合，故治湿者须察其有无兼暑，治暑者亦要审其有无兼湿。

暑与火皆属于热，为何有六气之名？王学权[1]以为：“寒暑燥湿风，乃五行之气合于五脏、行于四时者也，惟火旺于夏，特以暑称。暑字从日，明其为烈日之气炎炎在上也，然三时之煖燠，无非离照之光，因不可以暑称，故有六气之名也。其实火即暑之焰，尤水即寒之质耳。非五气外另有一气也。而人之火病独多，以风寒燥湿悉能化火，五志过动无不生火，此皆不可以暑称者，故圣人于五气之下赘一火字。”基于王学权对暑邪的认识，王孟英创立了益气养阴为主的治暑名方—清暑益气汤，改变了化湿清热治暑的局面。

1.3 疫气异于六气辨

疫气之说，倡于吴有性。吴有性认为疫气乃天地之间别有一种异气。王学权对此则有自己独到见解，王学权根据疫病的流行多发生在人烟繁萃之地，而山乡僻壤、地广人稀之处，从无大疫，悟出：疫气乃热气、病气、尸气互相胶葛而成的毒疠之气，并非天地之间另有一种异气也。对于治疫之法，王学权[1]认为：“惟清热、解毒、宣气六字为扼要，而宣气尤为首务，未有气不宣而热能清，毒能解者。”可谓是独具慧眼。然宣气之法，并非仅指用药要灵活疏通，饮食起居均应注意，正如书中[1]所言：“衣被宜洁净，饮食宜淡薄，卧房宜宽绰，窗户宜开爽，侍人毋杂，灯火少燃，清风徐来，疫气自然消除，反是则热气、浊气益为疫气树帜。”宣气之法，对王孟英影响甚大，其治病善用轻清流动之品，疏动气机，于升降出入之间，每有出奇制胜之效，依据此种思想王孟英创立了连朴饮、蚕矢汤、驾轻汤等一系列治疗霍乱的名方，活人无数。近代名医陆士谔[2]曾对王孟英的学术思想有过这样的评价：“夫孟英之学，得力于枢机气化，于升降出入，手眼颇为独到。而伏气诸病，从里外透，尤为特长。大抵用轻清流动之品，疏动气机，微助其升降，而邪已解矣。”可见，王孟英学术观点实源于对家学的继承。

2 论虚劳，独重阴虚致损

2.1 虚劳多为阳虚辨

虚劳一病，自仲圣言[3]“夫男子平人，脉大为劳，极虚亦为劳”后，后世医家论述虚劳多以阳气虚损立论。王学权则将其分为冷劳和火劳两种，并指出阳伤冷劳少见且易治，而阴伤火劳，则多见且治疗颇难。对其原因，王学权[1]认为：“烦劳伤阳节其劳易，而阳气亦易复也；情欲伤阴，遂其情难，而阴液亦难充也。”如茎萎一病，前人亦多责之于阳虚，然王学权从“树木得雨露则森立，遇酷暑则痿瘁”悟出：火盛伤阴，阴液耗损，筋脉失充，亦会导致茎萎。

2.2 健忘年老肾亏辨

健忘一症，年老髓消脑减是其常，若壮年之人见之则为变也。王学权认为：健忘是虚劳的起始阶段。因为脑为髓海，水足髓充，则元神清湛而强记不忘。若火热炽盛，火炎髓竭，元神渐昏，则未老而健忘，故健忘为劳损之萌。人体火热最多，七情五志，动即为火；痰饮食滞，郁而化火，故壮年之人情志易动，饮食不节，尤当注意调养。药物虽然有补精益髓之功，然而终不若修身养性，调情志，节饮食以截病之源为宜。正如王学权[1]所云：“药虽有安心养血之功，故不若自为存养之为得耳。”

2.3 扶阳抑阴治劳辨

劳病每兼失血，温补学派引扶阳抑阴之说，极力倡导温阳补气以摄血之法，视苦寒之品如砒霜，谓服之必死。王学权[1]则认为：“劳则火升，血因火溢，是其常也；其气不摄血，阳虚阴必走者是其变也，不知其常，焉能知变？”人体贵乎阴阳平衡，阴平阳秘，为治疗虚劳之皋圭。扶阳抑阴之说，是治世之道，不可以用来指导临床治病。王孟英[4]则认为其阴阳乃邪正之喻，并非谓温补为扶阳之品，曾言：“夫人身元气，犹阳也，外来邪气，犹阴也，扶正抑邪，岂必专藉热药哉？如热伤胃液，仲圣谓之无阳矣，然欲扶其阳，必充其液，欲抑其阴，须撤其热，虽急下曰存阴，而急下者，下邪也，下邪即是抑阴；存阴者，存正也，存正即是扶阳。”(《随息居重订霍乱论·纪律》)此种解释可谓是在继承祖父学说基础上的进一步创新。

王学权对虚劳的成因、发展、治疗和预后都有特色性的论述，他论述虚劳多详分阴阳，尤其重视阴虚的原因。王孟英正是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治疗虚劳的理法方药，为后世所称道。冯崇廉[5]认为：“养阴保津的指导思想贯穿于王孟英一生的临证过程中。”可见，王孟英受家学影响之深。

3 论四诊，重视四诊合参

3.1 谈望诊尤重舌本苔色

望诊为四诊之首，其内容丰富，对于诊断疾病有很大帮助，王学权强调望诊不仅要望面色，五官与须发也要观察，其中尤以舌诊最为重要。对于舌诊前人论述颇多，然尤有未尽者，王学权[1]认为何苔色主何病，不可过于拘泥，曾言：“淡白舌苔，亦有热证，黄厚满苔亦有寒证，舌绛无津，亦有痰证，当以脉证、便、溺参勘自得。”此外，王学权强调光线和食物也可造成舌苔的假象。对于二便和呕吐物，王学权认为医者不可因为污秽而不去亲自审查。

3.2 谈问诊强调耳鼻并用

对于闻诊，王学权认为不仅仅是指用耳听语音、鼾声、肠鸣、矢气的强弱，也需要用鼻嗅患者的口气、痰液、二便、痈疡脓血的气味，以审病情的轻重，病性的寒热。

3.3 谈问诊补“十问篇”之缺

张景岳创“十问篇”为后世立问诊之准绳，有功于后世。然其中亦有不当与不足之处。王学权对此加以了补充修正，如张景岳将眩晕与头重混同立论，且认为二者皆主上虚清阳不升，王学权则对二者的病因详加区分，认为眩晕一证因痰火者多，头重则属湿者多；泄泻也不可尽言为虚寒，而妄用补涩，对于温热、暑疫诸病，泄泻正是邪热之出路，妄用补涩，则邪无所出，其人必烦热而毙。王学权认为溏泻必解之不觉热，稀溏色正者方可断为中气不足；食后病稍安者，亦未必尽是虚证，王学权[1]指出“痰火证、虫证皆得食稍安，而痰火证更有初服温补极相安者”；热证喜饮，寒证恶饮也未必尽然，有热证夹湿夹痰而不喜饮，或喜沸饮者，有阴虚夹痰喜饮而不多者。正如王孟英[1]所言“渴喜热饮，渴不多饮，温热证多有之，皆属痰饮阻遏气机”；耳聋一症，张景岳认为：在伤寒为邪传少阳，在久病为精脱。王学权宗薛生白之论(金之结穴在耳中，名曰茏葱，专主乎听)，认为此病有因火热伤肺而成者，治当清肺。

3.4 谈脉诊反对以之代四诊

脉诊列于四诊之末，因脉之名目有限，而病之证侯无穷，所以脉象只能反映一部分病情，故王学权[1]临证主张：“先以可见、可闻者审之，然后切脉之情，合证之形，四诊相合，病无遁情。”

从王孟英所留下来的医案可以发现，越是急危重症，其临证越是详询病情，望面观舌，细推脉理，四诊合参，所以多能窥探疾病之机，起大病于沉疴，从中可以看出王孟英诊病时对于四诊的重视。沈仲圭等[6]在评价王孟英学术成就时曾言：“孟英临床经验丰富，疗效卓著，他辨证精湛，施治灵活，能于‘同中察异’‘异中审同’，精析药理，选药果断……所以，他能抓住疾病的要害，‘见疟不治疟’‘见血勿止血’‘见咳毋治咳’……析理透彻，处方熨贴，机轴灵动。”

王学权强调诊病时不可避秽，要亲自审查病人的行为，对王孟英影响巨大。何任[7]曾云：“孟英一生南北奔走，所诊病人多为劳苦民众。著书立说传播医学知识，广搜效方。以利僻壤贫民。遇瘟疫危疾，毫不畏惧，竭力图治。周光运曾深有感触地说:‘孟英学识过人，热肠独具。凡遇危险之候，从不轻弃，最肯出心任怨以图之。’”王孟英的这种不畏艰苦，救死扶伤的精神正是源于其家风。

4 论药性批谬误创新功

王学权对于药物之性多有独到见解。石菖蒲世俗谓之散心，而王学权言其舒心气、畅心神、怡心情、益心智。清解药用之，能祛痰秽之浊而卫宫城；滋养药用之，能宣心思之结而通神明。《神农本草经》[8]谓：“淫羊藿气味辛寒，主阴痿绝伤。”后世医家因其主阴痿且羊食而多淫，遂改其性热助阳。王学权则不以为然，因为羊性喜淫，是其天赋，不必食此藿，且羊为火畜，藿禀水气，羊食藿而益淫，此乃阴平阳秘之旨也。且阴痿非独阳虚，水不制火，火热伤筋，阴亦痿，淫羊藿气寒入肾，寒足以制火而痿自愈。桔梗昔人谓之为“诸药之舟楫”，王学权认为此说最为误人。因为气味轻清之药，皆能自行上达，无须桔梗载之；质重味厚之品，皆治下焦，载之上行，是乱升降之道。芍药医者多视其为补虚养血之品。王学权认为：芍药味酸苦，而酸苦涌泄为阴，此当为开泄之品。且仲圣于太阴病篇[9]，明确指出“太阴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胃气弱易动故也”。芍药与大黄并称，对于胃气虚弱的人则减量，其为攻伐之品无疑。滞下乃欲下而停滞不通，芍药乃开泄攻邪之品，故治疗滞下诸方多以之为主药。

其他如：瓜蒌能疏肝郁，润肝燥，平肝逆，缓肝急；金银花能清络中风火湿热，解瘟疫秽恶浊邪，息肝阳浮越风阳，治痉厥癫痫诸症；泽泻能泽不足之水，泻有余之火，有聪耳明目之功，非为消阴损肾之品；枇杷叶静而能宣，凡风温、温热、暑燥诸邪，在肺者，皆可保肺金而肃治节；香而不燥，凡湿温、疫疠、秽毒之邪在胃者，皆可用以澄浊气而廓中州；竹茹清五志之火，祛秽浊之邪，调气养营，可塞血窦，胎前产后，无所不宜；旋覆花能斡旋中气……王孟英所存的医案中，应用成方的案例甚少，他极力反对“执一定之死方，疗万人之活病”的做法，曾于《潜斋医话》中专门作“成方弊”一文，力辩成方之弊。其临证多据药物之性，病人之情，辨证组方，故效如桴鼓，且其对药物的认识多可于此书找到出处。

5 结语

《重庆堂随笔》一书阐发医理精辟，见解每有独到之处，体现了王学权深谙医道，尊古而不泥古的精神。本文仅是笔者对此书思想简要的阐述，该书中对于方剂、历代医家医案的深入解析以及对解毒方法和解剖的论述是笔者所未涉及的，但其中却蕴藏着宝贵的思想财富。从该书可以探究王孟英学术思想的渊源、处方用药之法，是学习和研究王孟英学术思想不可或缺的书籍。

[1] 清·王学权.重庆堂随笔[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2：3-137.

[2] 清·陆士谔.王孟英医案[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1.

[3] 汉·张仲景.金匮要略[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21.

[4] 清·王孟英.随息居重订霍乱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53.

[5] 冯崇廉.王孟英运用养阴保津法治疗内科杂病经验浅探[J].中医文献杂志，2008,26(2)：21-22.

[6] 沈仲圭，陆文彬.试论王孟英先生的学术成就[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1980,(2):23-26.

[7] 何任.王孟英的医学成就[J].浙江中医学院学报，2002,26(6):15-16.

[8] 魏·吴普.神农本草经[M].清·孙星衍，孙冯翼，辑.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63.

[9] 汉·张仲景.伤寒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5：86.

(本文编辑： 禹佳)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81273934)

100091 北京，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心血管科[孙敬辉(硕士研究生)、王承龙]

孙敬辉(1990- )，2015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E-mail：1336397860@qq.com

王承龙(1964- )，博士后，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西医结合心血管病。E-mail：WCL796@163.com

R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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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969/j.issn.1674-1749.2017.01.016

2016-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