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佐临是中国话剧史上响当当的、至今依然不断被提起的名字。作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创始人之一，黄佐临为上海乃至全国的话剧事业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他倡导的“以赤子之心，不求名不求利，做终生献身于话剧事业的真诚艺术家”的精神激励着一代代话剧工作者。2016年是著名戏剧、电影艺术家、导演黄佐临先生诞辰110周年。近日，由中国剧协、市文广局、市文联指导，SMG（上海广播电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主办，上海剧协、文广演艺集团、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承办，上海戏剧杂志社、上海采風杂志社协办的“上海市戏剧家协会成立60周年重要研讨系列——黄佐临艺术创新精神继承与发展”主题研讨会在上海文艺会堂隆重举行。国内众多戏剧界专家、艺术家、艺术工作者出席此次研讨会。会上，部分嘉宾和黄佐临先生家属黄海芹作了主题发言，回忆佐临先生的生活点滴、为人处事，探讨如何深入理解他的戏剧观，如何更好地继承、弘扬佐临先生的艺术创新精神。

黄佐临——舞台上一个站着的人

黄海芹（黄佐临女儿）：我很幸运生活在这个家庭里头，我父亲和母亲对我们的培养是非常民主、非常自由的，没有任何限制，让我们根据自己的个性去发展，我觉得这是他们对我们最大的信任和包容。我们一共是五个兄弟姐妹，四个女儿一个儿子，父亲对我们五个人的教育是完全不一样的。我父亲和我妈妈都是很真实的人，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能够受到大家很真心的爱戴，这是很不容易的。我爸爸在文化大革命当中还出了三件“怪事”：第一，他没有在群众运动中挨过一次打，大家很敬爱他；第二，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只能得15元的生活费，人家都不够花，可是他却省出了一百元，人家问他你要干什么，他说我担心我那些孩子们。当时不能够通信息，作为他孩子的一员，我心里一直是非常感动的；第三，他好不容易从“牛棚”里出来，听说上海人艺排了《第二个春天》，他自己买了票去看，看了还写了好几条意见交上去，于是他在家里受到了我们几个儿女的“批斗”：你现在不是权威了，还提什么意见？但他不管，他就是这么执着。记得在他年纪很大时还排了《家》，从剧院走到我们家其实蛮近的，但他有的时候都走不回来，要到边上歇一歇，是路人把他送回来的。当时我们跟他说，你不是小青年了，干嘛这样拼。他常常不理我们，然后轻轻地嘀咕一句说：不工作，活着干什么？我们家里头有好几个是搞戏的，大家很好奇我们在家里面怎么谈戏的，其实我们就是很随便地谈，想到什么谈什么。父亲对我们的教育是潜移默化的，教我们怎么做人。我姐夫是搞舞美设计的，他为父亲的墓碑设计了好几种方案，其中有一种是：在舞台上一个站着的人，当时他分别拿给了我姐姐和我们几个子女看，结果我们不约而同地点着“舞台上站着的人”说，这个最好，因为他给我们的榜样就是：永远站着的一个人。

童双春（滑稽表演艺术家）：我跟黄先生接触虽然不是很多，但是黄先生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永远不会忘记4月14号这个日子，这是我们滑稽剧团合并到上海人艺的日子。合并了以后，我们滑稽戏选择的素材、表现的方方面面都比较宽广了，内容也比较深厚了，演出节目的质量、表演水平也有所提高。此外，我觉得黄先生是个伯乐。那时候我们排《梁上君子》，黄先生还特命吴媚媚当助理导演。我们知道吴媚媚老师的表演是非常好的，但是她文化知识比较浅，是小学文化程度，所以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黄先生会让吴媚媚做助导的位子，吴媚媚当时是既激动又高兴。黄先生对于我的滑稽戏创作也有很大的帮助。比如，我有一个戏《囧人黄小毛》，黄先生看过后说这个是好戏，可以再放大一点，超过一个多小时就可以成为一个大戏了。我们被并入人艺后，剧院让我们到青浦农村去劳动，到工厂去跟工人朋友拜弟兄，通过跟农民和工人接触以后，在农村、工厂里经过锻炼后，我们思想上也有了一些变化，各方面都有所提高。那时我们到工厂、农村演了不少作品，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所以我觉得黄先生是一个伯乐，他善于发现好的本子、好的表现手法。黄先生的中国民族的概念非常强，他把我们吸收进来，心里想的是中国式的喜剧。像黄先生这样的大师真的不多见，我想，只有把我本身的工作做好，才是我们对黄先生最好的报答。

熊源伟（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我跟佐临老师有两次比较亲密的接触。1962年时，佐临老师到上海戏剧学院给我们上了两天的课，就讲布莱希特，一下子洞开了我的视野。改革开放后，我到了北京，成为最早研究现代派戏剧的人之一。我觉得这跟佐临老师很有关系，他让我知道应该用多元的视角去看世界。另外一次接触是1988年，排《耶稣·孔子·披头士列侬》，那是沙叶新写的本子，请我来排。一开始沙叶新想请佐临老师给我当艺术指导，我高兴得不得了，那时佐临老师就和我们在人艺的食堂吃饭聊，后来我还到他家去聊，聊完以后他跟沙叶新说，熊源伟可以导，我就不要当艺术指导了。刚开始我以为佐临老师看不上我，不肯当艺术指导，沙叶新说不是的，佐临老师相信你。后来我们演出以后，佐临老师还到台上来看我们，表扬了我们。这次接触让我更感受到了一个长者的风范，素养、修为、人格的魅力。我觉得佐临老师这种大度的、很绅士的、又学贯中西的腔调，是我们上海的腔调。我做学生时，正好是滑稽剧团跟方言剧团并入上海人艺时，因此我们看了很多滑稽戏。当时佐临老师把严顺开找来排《一千零一天》，自行车在台上骑来骑去，我看得入迷。我觉得喜剧真的是佐临老师的一个理想，他希望在上海能够有喜剧院，在大师的眼里，滑稽戏一点都不低档，是很高档的。中国现在太缺乏喜剧，人们需要喜剧，不要让那些烂小品把中国喜剧搞烂了。所以我认为佐临老师这个愿望，有关部门应该考虑。此外，我总觉得佐临老师的贡献与他目前这个地位还不够对等，上海应该把佐临老师当作上海的人文标志之一。

任广智（国家一级演员）：我很荣幸和佐临先生合作过两次。他最后一个戏是《闹钟》，当时佐临先生派人把剧本送到我那里，我看了后，第二天到佐临先生家去，我说了一句，黄老您敢导，我就敢演。可以想见这个剧本当时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下，这也反映了佐临先生的胆量。谈到佐临先生的创新精神，没有胆子是没有办法创的。他确确实实贯通中外，他研究了萧伯纳、易卜生、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等，又对滑稽戏、话剧、京剧、芭蕾舞、电影等各种艺术门类进行了研究，从中国的戏曲中吸取很多养料，这种集大成，在全国是很少有的。在排练过程当中黄老给我的感受是，不但有担当，有探索，有信任，还有创造，他始终探索的是一条中国话剧表演的道路，他没有局限在易卜生、萧伯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或梅兰芳上，他始终探索的是如何用更加真善美的方法来体现内容，让话剧更深入地发展。我们要研究佐临先生的创造精神究竟是什么，哪些内容构成的，怎么发展起来的。话剧是门实践的艺术，但是理论上的建设确实也是需要的。我们有责任沿着佐临先生开创的中国的话剧表演道路走下去，进一步努力，而且不光是演出、颁奖的事情，理论建设也应该有所作为。

黄佐临的戏剧观与戏剧理想

荣广润（上海戏剧学院教授、戏剧评论家）：佐临先生无疑是大家一致公认的上海话剧乃至中国话剧一个旗帜性的人物。1962年的广州会议上，他发言时提出了写意戏剧观。我觉得当时产生的震动以及我们今天来看它的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第一点，佐临先生的写意戏剧观可以说是他一生追求的目标，佐临先生求艺时候产生的戏剧理想，他用一生来实践、来追求，这种精神非常了不得。第二点，他从布莱希特着手，要求大家打破戏剧观的单一跟狭隘，但是他并不是簡单地去追随或者模仿布莱希特。他更希望吸收布莱希特的东西，来形成戏剧能够揭示生活的本质，能够表达生活的诗意这样一个目标，这是超越生活表象、超越艺术模仿生活的一个美学理念、一种追求，我觉得对今天来讲非常有启发。因为我们今天停留在生活表象的作品非常多，电视剧更是这样，非常世俗化，我们的戏剧作品中，没有对生活的本质、生活背后的诗意进行深入探索的作品比比皆是，而佐临先生一生不满足于那些东西。第三点，佐临先生的写意戏剧观非常开阔。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佐临先生在英国生活，对当时西方的戏剧流派非常了解。他是一个戏剧视野特别宽阔的人，了解西方戏剧思潮，学术非常渊博，但是他的取向很清楚，就是要把西方的写实的、理性的戏剧理念和中国的注重情感、写意的戏曲紧密结合起来，他要创造的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个演剧体系和戏剧体系，佐临先生的志向真的是非常远大。

俞洛生（国家一级导演、演员）：我觉得黄院长的《漫谈“戏剧观”》是他的宣言，这个宣言不仅对上海，对全国的话剧界起的作用也是不可估量的，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能体现他对全国话剧事业发展的推动。我觉得他介绍布莱希特也好，提出向民族戏曲学习也好，醉翁之意不在酒，不光是介绍这些不同的戏剧观，他的目的是要拓展我们的视野，开阔我们的眼界，使我们对不同的戏剧观有所了解，而且可以在我们的创作当中去应用它。《中国梦》可以说是黄院长在世时比较满意的一个体现写意戏剧观的作品，但是它既不是布莱希特的，也不是完全民族艺术化的，在《中国梦》当中有许多非常有创造性的表导演的手法，这是黄院长融会贯通以后的独特的创造。我觉得这个戏非常值得再完整的复排一下，从这里面我们可以去研究黄佐临的创新精神，他的戏剧观，他所追求的一些东西，这是蛮有价值的。我们来继承黄佐临的创新精神，要研究他的剧目，要把文字的东西变成形象的东西。黄佐临在上海人艺几十年，带领了一群很杰出的艺术家，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上海人艺也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格，上海人艺的创作思维的开放性、艺术风格的质朴、创作的贴近生活，以及具有南方地域文化风格的一种包容的精神，这种风格确实跟北京人艺是不同的。

王晓鹰（中国剧协副主席，国家一级导演）：佐临先生提出的写意戏剧观对中国戏剧的影响，既体现在理论概念上，更体现在创作实践上，无穷无尽的边界的创新探索由此开启。最让人吃惊的是，黄老在那样的环境当中能够用那样的眼光看待中国戏剧，一个高瞻远瞩的戏剧家的影响会在时代中渐渐地显现出来。最初我看到写意戏剧观如同发现了新大陆。至今佐临先生的导演思维框架还对我现在的导演创作有着显而易见的影响。中国戏剧发展到今天，黄佐临先生的写意戏剧观已经体现得非常广泛了，广泛到大家进行创作时，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戏剧人在进行创作时，已经很少会想到写意戏剧观这个概念。写意戏剧这个创作概念早已成为大家创作思维中非常自然有机的一部分。黄老当时提倡喜剧，他说喜剧里有很多内容是幽默的、智慧的，同时是批判的、讽刺的，这样的喜剧跟我们现在的那种娱乐的、浅薄的喜剧有本质上的不同。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意识地去践行黄老先生的写意戏剧观，主动地践行他渴望建立的有中国特点的演剧学派，这不是出一两个作品的问题，而是戏剧界有相当一部分人或者年富力强的剧团能够有意识地追寻黄老先生的戏剧理想的最本质的部分，让他在我们今天的戏剧创作当中体现他的价值。这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也是我们这一代导演能够去纪念黄老先生的最好的方式。

孙惠柱（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黄佐临先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英国留学，使得他了解了全世界剧坛的全局，然后再回过头来看我们的中国戏曲。他和北京人艺的焦菊隐一样，两位都是学贯中西的人。但是黄佐临比焦菊隐更厉害的一点是：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这三个名字放在一起，至于叫体系或方法或风格都无所谓，能够把这三个名字放在一起是最大的学术的眼界。现在讲的更多的是黄佐临在推广、介绍布莱希特方面做的贡献。事实上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方法最早在中国的推广，黄佐临和他的夫人丹尼也做了不少工作。斯坦尼的第一本书，不是俄文出的，而是英文出版的，那时佐临夫妇正好在英国留学。后来1938年他们在重庆教课的时候，已经用上了斯坦尼的方法了。所以苏联专家来到中国十多年前，就是佐临夫妇在传播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但是黄佐临先生眼界广，绝不局限于某一个体系或者某一种方法，那时我们需要写实的表演方法，他就集中精力教现实主义的表现方法，斯坦尼体系的。然后他发现这方面一家独大了，他又介绍布莱希特，又不断地推我们的戏曲。在他的眼中，实际上布莱希特、斯坦尼、梅兰芳虽然有各自的特色，但是是可以打通的。

佐临精神的当下意义

喻荣军（上海文广演艺中心副总裁、国家一级编剧）：在2001年，我第一次读到佐临先生的《振兴话剧战略发展十四条》，当时的体会是相见恨晚、震惊不已。第二天，我在给剧院市场部开会的时候，我就说我们已经做的、现在正在做的、未来准备要做的，其实早在1988年，我们的佐临院长就已经告诉我们该怎么做了。我们纵观佐临先生所说的关于话剧发展战略的十四条意见，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它们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佐临先生从话剧发展的各方面都提出那么细致的统一的想法，这对我们来说有着无穷的力量。

今天，我们开这个纪念佐临先生诞辰110周年的研讨会，其意义在哪里？佐临先生对我们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我觉得对我们话剧中心来说，佐临先生意味着灵魂，对于我们的创作者来说，他意味着艺术家的良心，对我们话剧艺术来说，他意味着一种坚持和创新的精神。如今，话剧中心的定位是创意、品质、多元，这三个词不是我们自己凭空想出来的，它是从佐临先生的精神里来的，其实佐临先生的精神就是我们海派话剧的风格，这跟我们这座城市的风格也是相融的。佐临先生导演布莱希特的作品《伽俐略传》的一句台词，就是：思考是人类最大的快乐。我觉得佐临先生对于我们的未来来说，就是意味着我们要不断地去思考，意味着我们作为一家剧院，作为一个艺术工作者，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下，我们要懂得如何去处理戏剧和权力的关系，如何处理戏剧和市场的关系，如何处理戏剧和资本的关系，因为权力的蛮横、资本的诱惑和市场的挤压，它时刻让我们思考：如何保持一个戏剧工作者的良心，要承担一家剧院的责任，要为话剧艺术的发展而努力。

陈雨人（SMG艺术总监）：佐临先生在中国的戏剧家当中是具有非常特殊地位的一位专家。他提出写意戏剧观具有很大的创意和创新，他这种创新是站在我们民族戏剧的立场上，能体现我们民族戏剧的一些特点。而且他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斯特、梅兰芳的演剧风格当中找出了一些差异和共同点。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看过他导的《中国梦》，体现出来的一些诗情，中国舞台艺术的一些形式，写意的感觉，让我们这些学戏剧的人很有感触，知道了很多新的东西。佐临先生在长期的实践当中，无论是排戏还是拍电影，都很自觉地以人民大众为中心，他曾经说过，文艺工作者必须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运用自己的敏锐感觉反映大众生活，以启示人生和社会的正确关系。朴素的、自然的、明确的、健康的、有血有肉的，带泥土气息的才是真正的文艺工作者。当前我们的戏剧也碰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我们今天纪念佐临先生，就是要学习佐临先生为舞台艺术孜孜不倦的追求以及他的创新精神，真正继承佐临先生这一辈艺术家不求名不求利，真正献身于话剧的精神，以弘扬社会主义价值观为主题，创造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无愧于我们这个城市的作品。

吴孝明（上海市文广局艺术总监）：今天这个会是为了更好地缅怀黄佐临先生对文化的追求，他的创新精神。特别是当下的文化人，思考怎么来继承和发扬佐临先生的精神，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去更好地创新。尤其是在上海当下，在整个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间，对佐临老师的这种怀念和思念，更加的强烈。他在艺术上的精益求精、孜孜不倦，在生活中平易近人，关爱所有的员工。他当时设想在上海要成立喜剧院，在斯坦尼和布莱斯特的表现形式上面更好地拓展喜剧的运用，当时在全国的人民艺术剧院中这是一次完全的创新。对当时来讲，这么一个举动也推动了舞台喜剧的发展，包括影视的发展。佐临老师不但是一个艺术家，他更是一个艺术的改革家，他的这种文化工匠精神在当下尤为重要。我们现在往往讲到继承，创新就很难发展。佐临在继承的同时又有创新，在创新的同时很好地继承了艺术的发展。佐临老师的精神对当下文化发展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特别是文化创新，对我们来讲，往往是讲得多做得少。但是佐临老师恰恰是做得多讲得少。所以佐临老师的思想引领着上海戏剧。我们今天在这里既是怀念佐临先生，又是更好地用佐临先生的精神推动我们当下的文化发展。

杨绍林（上海市戏剧家协会主席）：上海戏剧、中国戏剧是和黄佐临先生的名字分不开的。今天，面对一个需要文艺精品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文艺精品的时代，一个需要文艺大师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文艺大师的时代，纪念黄佐临先生诞辰110周年具有特别的意义。一、纪念黄佐临先生，我们要纪念和学习他始终与祖国共命运，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患难的崇高品格和精神境界。二、纪念黄佐临先生，我们要纪念和学习他强烈的创新变革意识。艺术贵在创新，贵在创造新形式、新手段。黄佐临先生是一位具有强烈創新意识的大师，是中国戏剧界最善于变革舞台样式的一位高手。他曾指出，创新首先应该看导演对于剧中诗意的表现是否情投意合。几十年来，他一直在舞台上锲而不舍地反复实验，追求一种非写实的诗化的艺术境界。三、纪念黄佐临先生，我们要纪念和学习他淡泊名利，对艺术精益求精，以戏剧为生命的赤子之心。在艺术的世界驰骋60余年的黄佐临先生，热爱戏剧，视艺术如生命，共导演了100多台戏剧和多部电影，他还广泛涉足戏曲、芭蕾、滑稽戏等各个领域，并为之做出了杰出贡献。四、纪念黄佐临先生，我们要纪念和学习他关心培养艺术人才成长的宽广胸怀和大师风范。黄佐临先生选拔培养人才不拘一格，不论资排辈，不搞帮派，而是以艺术准则为主。他总是不遗余力地耐心引导一批又一批演员走向成熟，走向成功之路。

如果说今天我们上海的话剧人做了一些有利于话剧发展的事情，这个智慧其实也源于佐临先生坦然面对极端环境的智慧对我们的影响。我们应该感谢佐临先生让我们认识戏剧世界之深、之广的魅力。研讨会总有结束的时候，但是我相信他的精神不是结束，而是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