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会议上的讲话指出了未来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这一观点的提出主要是针对我国目前出现的供需不均衡的问题。国内相关产业产能严重过剩、亟待出清的同时，国人却争相在国外爆买，使得购买力严重流出，供给侧改革就是要解决这种“供需错配问题”。改革需要政策的支持，本文主要分析目前的中国的宏观经济运行情况，指出我国应该实行何种货币政策以配合供给侧改革，从而提高经济运行效率，促进经济稳步增长。

【关键词】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货币政策

继上一轮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自2010年又进入新一轮的经济下行周期，经济社会出现新的矛盾，实体经济发展进入瓶颈期。中央政府积极立足国内经济，并借鉴国外发展经验，研究指出这时期中国经济受到高行政成本约束、高融资成本约束、高税收成本约束三大供给约束，因此提出“供给侧结构管理”是中国经济新的增长动力。货币政策作为经济改革中最有效的措施，应该综合运用各种工具有效调整国内经济结构，营造良好的国内货币环境，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帮助企业缓释成本压力，释放企业潜力，提高国内经济活力，增加有效供给，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供给侧改革的经济背景

（一）实体经济面临的困境

2015年，我国GDP增速破7仅为6.9%，创25年來新低，国家经济进入下行时期，实体经济缺乏发展活力，银行等金融机构陷入零增长困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的四大动力，即制度政策的鼓励、要素成本的低廉、全球化的有利市场、低成本学习与模仿的后发优势，如今其外部优势效果逐渐减弱甚至带来负面影响。中国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纳为两点：第一，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一方面，企业在经济不景气大背景下不愿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银行等金融机构对企业缺乏信心，不愿轻易给企业投放信贷，进一步抑制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第二，国家产业结构不合理，供需严重错配。一些产业如医疗、养老、高品质产品和服务等供给严重不足，国民日益增长的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便出现海外狂购的现象。而另一些产业如钢铁、水泥、煤炭却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大批的“僵尸企业”亟待被打倒。新常态经济下，我国经济正处在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三期叠加”关键时期，为了适应并引领新常态，就必须首先解决国家供给约束个供给抑制的问题，供给侧改革主要任务就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改革重心在于解决产业结构不合理问题，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增强经济增长动力。

（二）货币政策调控面临的困境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国家为了刺激经济，推行了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决定由政府主导，增加社会货币量以刺激公众消费需求和企业投资需求，于是出台了“4万亿”货币政策，有效地使中国经济很快摆脱金融危机，也表明该政策的积极性和有效性。但是2013年之后“4万亿”政策的后遗症便逐步凸显，中国经济总量在增长，但是结构不合理，这种结构的经济增长自然是不可持续的。事实上，对比美国应对危机的态度以及危机后其经济增长方式便可知，美国面对危机的处理方式是由市场主导的，危机后经济也是稳步复苏的，或者说危机给美国经济带来的是短暂的痛而已。反观中国，面对危机，政府一马当先，简单地认为政府花钱就能活跃市场，导致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是由政府驱动而不是实体经济驱动的，企业家精神被政府的主导抑制了，实体经济自然发展就是不可持续的。因此，面对“4万亿”政策带来的后遗症，中国当下货币政策的调控重点在于调整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创新货币政策工具，以便能更好地配合供给侧改革。

二、供给侧改革货币政策创新的历史经验

（一）美国定期贷款拍卖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美国为应对危机带来的经济衰退，美联储创新了一系列货币政策工具，其中，针对存款机构融资便利创新的政策工具为定期贷款拍卖。TAF的操作实质就是符合条件的存款机构通过拍卖的方式获取储备银行资金，通过扩展中长期信用支持房地产抵押贷款、信用卡贷款、消费贷款、小企业贷款等，直接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融资支持，金融机构获得资金的条件是提供合格的抵押品。TAF是介于再贴现和公开市场业务又由于两者的一种创新融资方式，这一货币政策工具优点在于，首先贷款利率由拍卖确定，这样的融资成本更加市场化，而且符合金融机构自身要求；其次，金融机构可抵押物的范围得以扩大，既包括以债券、票据及金融衍生品为代表的有价证券，还包括贷款类的资产。自2007年推出TAF，美联储每月两次开展此操作，为经济社会提供大量流动性，有效地缓解金融危机的蔓延。

（二）英国融资换贷款计划

2012年，英国在遭受主权债务危机时，除了接受欧元区的货币政策调控，英格兰银行也根据自己国家实际情况，创新融资还贷款计划这一货币政策工具。FLS工具的实质与TLTRO一样，同样是降低银行融资成本，增加向实体经济的信贷投放，以此重振国家经济。英国央行开展FLS操作时，允许银行将个人和企业的低流动性抵押品以适当的贴现率折算为高流动性的短期国债，银行再以高流动性国债在债券市场换取回购贷款，如此一来，银行融资成本大大降低，进而刺激其扩大其对实体经济的信贷规模。英国央行计划实施FLS四年，以目前两年的实施情况来看，总体效果显著，英国经济逐步复苏，GDP稳步增长，就业状况好转，2014年失业率创金融危机以来最低。FLS政策的优点还在于，英国央行规定，银行向实体经济投放资金越多，其获得的国债量也越多，相关交易手续费用越低，这样一种良性循环有效且有力地刺激银行信贷市场的发展。

（三）欧元区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

金融危机以来，欧元区经济一直未能完全恢复，加之2012年以来又遭受主权债务危机的重创，更加剧其经济下行压力，整个欧元区面临实体经济缺少发展动力，银行信贷规模持续收缩，社会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困境。欧洲中央银行创新货币政策工具，并于2014年6月推出定向长期再融资计划，旨在调整经济结构，定向向实体经济提供信贷融资，重振区域经济①。TLTRO的目的明确，操作简单，就是欧央行向满足条件的金融机构提供资金，金融机构再将资金投向指定的实体经济，其中金融机构必须要以合格的抵押品作担保才能获得欧央行的再贷款。欧央行分8期开展该融资计划，总共释放流动性可达到1个亿，实施该操作以来，欧元区经济稳步回升。这一政策的操作，一方面激励银行扩大信贷规模，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也降低了银行融资成本，银行可以降低存款利率，引导储蓄转向消费。

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下的货币政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适时提出，旨在调整国内经济结构并促进产业升级，提高宏观经济运行效率。因此，货币政策为配合供给侧改革，应重视结构性政策工具，由过去的总量调控转向结构调控，既不能一下子收缩，也不能过于宽松，应该继续保持稳健，松紧要适度，做好与供给侧改革相适应的总需求管理。

（一）进一步优化数量型中介目标的有效性

供给侧改革下，货币供应量仍然是与实体经济联系最为紧密的指标，因此依然要加强货币供应量的有效性。首先要调整央行对货币供应量的观测指标，由M2扩大到M3，M2只是一国的准货币量，而不包括资本市场中的股票、债券，事实上，资本市场的发展才是一个国家经济的核心所在，相对于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我国资本市场发展较为落后，实体经济间接融资比重过大。因此，央行宏观调控时需要重视M3，逐步完善我国的货币结构。其次，要继续灵活有效地开展公开市场业务，确保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央行要积极采取常备借贷便利、中期借贷便利、抵押补充贷款、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等创新型政策工具，不断补充完善各种工具组合，增强公开市场操作利率弹性，量价结合，通过调节流动性量的变化引导利率价的变化。

（二）积极构建利率走廊，探索价格型政策工具调控方式

新常态经济下，建立价格型为核心的调控体系是我国货币政策的必然选择，目前我国利率管制已基本放开，名义上实现了利率市场化，同时也意味着我国的货币政策也应该探索利率这一价格型调控方式，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执行效率。相对于数量型工具，价格型政策工具调控经济更为灵活，可以根据经济形势适时调整，有效提高调控效力。同时，借鉴国际价格型调整的利率走廊经验，我国可将常备借贷便利利率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分别作为利率走廊的上限和下限，将央行常用的公开市场回购利率作为政策利率，引导市场利率走向。

（三）加强风险防控，完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机遇与挑战并存，或者说这时期既是经济增速的换档期，也是经济结构的阵痛期。推动供给侧改革，优化经济结构，就不能忽视经济阵痛带来金融风险，并且新時期的风险会更加复杂。为有效防范并化解风险，央行首要的就是构建完善的宏观审慎监管框架，借鉴发达国家经验并结合我国经济特点，一方面，要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另一方面，要积极探索创新宏观审慎工具，从而达到风险防范目的。

四、结语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针对国家实际发展情况提出的解决方案，货币政策在改革中应松紧有度，继续保持稳健，借鉴其他国家改革经验，创新货币政策工具，提高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透明度，从微观层面出发，助力“五大任务”的完成。

注释

①张茉楠.供给视角下的宏观经济形势与政策取向[J].宏观经济管理，2014，06：6-9.

参考文献

[1]孟建华著.中国货币政策的选择与发展[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2]威廉·C.杜德利，赵天奕.美国经济与货币政策[J].中国金融.2015（1）：16-18.

[3]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王勇.从欧美货币政策背驰看供给侧改革[N].证券时报，2015-12-10A03.

[4]冯志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经济问题，2016，02：12-17.

[5]李智，原锦凤.基于中国经济现实的供给侧改革方略[J].价格理论与实践，2015，12：12-17.

作者简介：马青青（1992-），女，安徽亳州人，硕士，现就读于安徽大学经济学院金融专硕，研究方向：金融机构经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