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 静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知青文学视野下的《日夜书》

高 静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在同样书写知青生活的作品中，韩少功的《日夜书》别具一格。小说祛除了过去意识形态话语对知青形象的规约，还原知青生活的本相，展示生活的原生态。改变知青文学多倾向于回叙过去知青生活的习见路向，转而延展至对知青当下生活的观照与思索。这部小说在文体上，也颠覆了传统知青文学注重情节链条的模式，以断片式、散点透视的方法连接起知青生活的全部，文体颇具探索精神。

韩少功；《日夜书》；知青文学；超越

在多数知青作家中，离不开知青生活这个丰富的“库藏”，韩少功的小说创作亦不例外，他的绝大多数作品，皆有着或显或隐的知青生活的投影。但他每一次书写知青生活，都有一次精神量级的提高，一次小说技术的完善。在知青文学之中，韩少功的作品颇具几分异常质色彩。早期的《西望茅草地》写知青在一个农场里面的经历，作者在反映“大跃进”这一深重历史教训的同时，意在披露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深重积疾，以引起人们“疗救”的注意，小说塑造了思想性格丰富、复杂、充满矛盾冲突的人物形象“张种田”，这在当时的知青文学中显得别具一格。《马桥词典》其表现内容仍然未脱韩少功一贯的知青时代积累起来的生活功底，但探讨的主题却是词语背后的意义系统与信息功能，以达到对现实生存的地方性考察。《暗示》以知青老木的视域，摊开诸多生活片段，探讨具象背后的非意义系统和被遮蔽的信息，实现作家对现实生存的特殊体验和尖锐思考。长篇新作《日夜书》又一次保持着对“知青生活”不断自我更新和自我超越的叙事热情，他没有固守当下既定的话语形态对“知青生活”的讲述，而是以自己独特的社会审视方式、敏锐的历史洞察力，从容地展示自己异常丰沛的人生体验和审美理想，有效地传达自己对知青群体及他们的生活那种繁复驳杂的生存感受与当下时代的各类症候。

一、袪魅：还原知青生活的本相

新时期为重启现代性工程，文化领导权对文学话语的施控主要表现为：规约文学淡化伤痕，宣谕未来亮色。同时，知青主体在劫难之后，为了一种政治或身份的合法性寻求，也有意无意地让知青生活，呈现出“变形记”。于是，对知青生活的叙述，已然形成了固定的书写路径，纵观新时期知青文学，其套路有三：一是自塑的悲壮，即悲情性地描写对前途绝望的知青的生活和人生的选择，或展示因理想落空而走向毁灭的知青悲剧命运，这类代表性作品有甘铁生的《聚会》、徐乃建的《杨柏的污染》、李锐的《黑白》等；二是雕琢的英雄浪漫，对知青生活给予激情的赞颂，或宣扬一种“青春无悔”的英雄情怀，这类作品有梁晓声的“北大荒系列小说”、叶辛的《磋砣岁月》《我们这一代年轻人》、晓剑的《世界》、严亭亭的《山色》等。三是怀旧的依恋，回忆知青主人公在艰难漫长的乡村岁月中所感受的乡土温情以及个性化的精神生活，这类作品有史铁生的《我那遥远的清平湾》、阿城的《棋王》、陈村的《从前》、王安忆的《蚌埠》。不难发现，这三种书写路径已被意识形态所染色，知青生活记忆，慢慢蜕变为一种集体性的止痛抚摸，一种为主流意识形态所征用、归化的话语资源。

与此不同，《日夜书》放弃了各种直接的意识形态观念对作品情节结构与书写模式的先在统辖。作家没有夸饰炫耀、矜持地回味，把当年知青生活涂上玫瑰色，以进行浪漫想象；亦没有刻意删削、对知青生活只是进行悲惨的描述和控诉。而是很像往日漫话，以不连贯的回忆呈现那些日子里每个知青的生命纹理、生活质感，毛茸茸的情境与细节，力求透视知青生活暧昧、混沌、复杂的诸多面相。具体说，《日夜书》对知青生活经验的书写有两个特点：

一是告别预设的本质经验框架，以原生态的方式，书写知青的青春生活现场。韩少功摆脱既往知青文学对知青生活的具有某种内在本质的叙述，以一种散淡平常的情绪，贴着自己的青春，真诚地再现了知青生活里的各种生命与情感姿态。既有知青们的苦闷、无聊、相互之间斗气，以及由此铸成的诸多轻率之举，也表现了知青们身居乡间，读书、思考，试图挑战平庸生活的启蒙情怀；既有繁重劳动的哀怨和无尽汗水的煎熬，也有“共产主义部落”式集体生活那种理想与浪漫。写知青们在特殊年代里，伴随饥饿感着的那种顽劣与狡猾。比如在赶集的日子里，当地农民非常害怕这些从城里来的“街痞”，因为他们往往以自己的所谓知识文明，欺负朴实的当地人，在秤砣上贴磁铁，故意失手把包子跌油锅里，以达到吸油的目的，好让自己饱口福。还有描写了知青们那种青春期的特有的炫耀与肤浅的心理表征，倘若在村里或集市上，遇到当地的年轻人，尤其是姑娘们，这些城里的知青会比赛着夸海口、故意装阔，抢着付账买东西，装得很有文化的样子，朗诵名人名言。上述对知青形象的书写，相较以往那些或与当地人水乳交融的“落难者”、或豪情盈溢、战天斗地的“英雄者”，他们则显得人间烟火气十足，契合那个特定时代在特殊情境下的青年生命形态。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日夜书》对知青爱情生活的描写，非常细腻入微，写出了青年之间爱情的幽微、温润、青涩。譬如写陶小布爱情经历匮乏、几无男女亲密接触的经验，一次，与情感生活经验丰富、又颇解男女风情的“小安子”，一起去一户办丧事的人家里去混吃混喝。当深夜返回时，小安子对小陶布的故意戏谑、调情，而陶小布表现出来的羞涩、恐慌的心态与神态，被作者写得出神入化，颇类当年茹志鹃在《百合花》中书写那种朦胧恋情的断片。而此前的知青文学，即便有爱情的书写，则多停留在粗犷的携手面对苦难阶段，几乎没有爱情心理波澜的触摸。如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等作品就是如斯。

二是改变知青主体类型化，书写异质、鲜活、独特的“这一个”知青形象。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再生产理论揭示出如此的事实：国家意识形态往往通过建构诸多表意的符号体系，对某个特定的个体进行形塑，建构一个示范的“镜像”。其他个体据此镜像，将建立起统一的身份认同与角色规约[1]。具体到知青而言，他们就意味着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革命小将，所应认同的主体类型即是“知青——小将”或曰革命之子，这是合法的社会身份或文学身份，当他们中的个体以社会——文学身份呈现或被呈现时，他就只能依照这一角色的要求去行动、去表演。换一句话说，知青作为一个整齐划一的群体特征，已被意识形态所塑形，同时也成为知青文学的集体约定。故此前知青文学的知青形象，仿若千人一面，模特换装，出现了群体化、固锁化现象。韩少功在《日夜书》中，知青的群体色彩匿迹全无，而是原生态地书写过去知青文学所不曾呈现的知青生活场景、事件，尤其书写了“奇人异士”般的各色知青人物。比如小说的姚大甲自由不羁，不拘泥于琐屑细节，面对一地鸡毛的日常生活，他常常显得低能无措，连自己穿过的衣物也总是分辨不清，但在艺术上却颇有天赋，后来在此方面了取得非凡的成绩，把自己一辈子活成了一条快乐的河；野路子发明家贺亦民蛇行鼠窜，秽语连篇，但敢于试验、拆装，善于琢磨，无师自通地成了技术权威，但最终败于权钱之下；安燕是青春恣肆，永不知疲倦，生命不息折腾不止，敢爱敢做；郭又军于乡村乃是人中之龙，颇有“横行”乡里的大哥之范，生存能力非一般人所能比，然而返回城市，重新拾起现代生活时，他却又倍感沉重，茫然迷途，陷入不堪的无奈困局之中。这些知青形象有着丰富性与差异性，呈示出具有质感温度、色彩缤纷的生命个体，而非拘泥于符号功能的雕琢，这就改变了既往知青文学塑造知青形象抑或为崇高的英雄，抑或为悲情的受难者，抑或为荒诞的牺牲品等僵固化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对以往的知青叙述构成了强烈的反讽、袪魅或解构。

二、勾连： 思索知青的“前世今生”

以往知青文学的主题，不外乎“两个”：一曰“留恋”，即对知青时代乡村生活的怀念，一曰“批判”，即对知青生活之苦难的怨愤。这两个主题共同书写的路径，都是通过“回忆”往事的形式，几乎不涉及当下生活。而韩少功是一个有思想质地的作家，《日夜书》又是一部容量巨大，内蕴丰盈的作品。小说不止于对往昔知青生活的重述与改写，它似乎有着更大的格局。小说不但写知青的“前世”，更多地写了他们的“今生””，亦着墨于知青生活远逝之后的生活状态，着墨于知青生活对其当下生活的影响。这种书写的重点，不妨名之为“后知青时代”的书写。同时，韩少功并没有象一些作家那般宣示成功后的喜悦，或者宣泄失落之后抑郁的愤懑，而是触摸着这一代人的心路历程，为我们毕现了这一代人的精神面貌及其在历史中的浮沉变化。更重要的是，他捕捉了当代人的精神难点和热点，而且能够站在时代的前沿，透视和思考各类时代症候。这里，我们不妨择取作者在作品中闪现思想浓度的几个桥段，以此感受作品的厚重。

一是揭示异化的官场生态。小说中的陆学文位居副厅位置，但才能平庸，碌碌无为。他签批文件，永远只会签“同意”或一个“阅”，两分钟的发言，也要手下人写稿，没稿便结结巴巴，颠三倒四。而且还无道德底线，喜欢吹牛，吹嘘自己的诗词被大学中文系争相研究，喜欢摆谱，端架子，一次属下摆错牌子骂得属下泪奔。但此人也有为官的“特长”，深谙为官之道：比如他专事打听和传播各种人事消息，对大人物及亲属的姓名、履历、爱好、人际关系、家人状况，他如同情报局的活档案；拍马之术也无比高超，找人给大人物编所谓的学术著作，让大人物大悦。就是这般货色，却在官场游刃有余，仕途一路看好。主人公力图阻止拒绝这家伙扶正，却遭遇报复，身陷被动提前退休。小说写到了民主推荐、组织考察、个别谈话，人事保密原则等官场上的程序，但背后总有一只无形的巨手，使这些规则形同虚设。陆学文这样的废物能手眼通天，能扶摇直上，能把规则玩弄于股掌之间，作者对当下官场生态的拷问就不言而喻了。

二是反思极权政治对人的精神创伤。人物安燕有一些怪癖，在与丈夫性爱之前，要在卧房里悬挂巨幅的政治领袖照；要不然，就在床边贴满各种人物头像，最好是熟人们的，最好是女性熟人们的，造成众目睽睽万人围观的紧张效果，一种当众下流的疯狂感。有时还要播放流行革命歌曲，最狂热、最疯狂、最喧嚣的那种，把某种红色恐怖记忆当作诱发春情的最佳情境。 米兰·昆德拉认为，极权政治的特点便是个人生活的隐私消失，公共政治生活介入私人领域[2]。我们知道，政治领袖大幅标准照、众人围观、红色革命歌曲，是在那个极权政治的特殊年代固有的公共符号与仪式，性爱纯属私人领域，它们并置在一起，韩少功借此袒露了关于极权政治的残酷与可笑，私人领域的性生活，被极权的政治无意识入侵，以致于私人情境离不开政治公共领域的参与，可见异化政治对人带来的精神创伤之深。于此，小说对荒唐时代引致伤害的反思，从过去知青文学侧重于物质层面的苦难或肉体的戕害，而延伸至心灵深处，拷问着现代社会在畸形政治笼罩下，人无可逃遁和无处安心的焦虑与惶惑。

三是拷问知识分子的劣根性。小说写到了民间思想家马涛，有着精神领袖的范儿，以精英自居，一方面才华超群，思维敏捷，但另一方面有着诸多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他标榜“新人文主义”，可总是以自我为中心，生活在虚幻的光环里，骨子里的霸道、独裁、等级思想、特权观念一点也不比他批判的对象少，还有着强烈的索债和撒娇心理，认为社会亏欠他太多，从没有想到为这个社会奉献什么，缺乏责任与担当，把所有的苦难推给亲人和朋友。他的妻子肖婷更是露出崇洋媚外、内心虚伪所谓知识精英的丑恶嘴脸，如她喜欢出入有说英语洋面孔在场的各种沙龙，对本民族的语言极度轻慢与不屑“用中文没法谈的，中文太糙了”。明明在国外过着乞讨般的生活，如依靠超市的特价食品、穷人的食品券。靠一些留学生指点，去教堂混上一两顿，或者寻找一些研讨会的茶歇场合，冒充与会者，嚼上一些饼干，喝几杯葡萄酒。可回到了国内，显出高贵身份的架势，要住九百八一晚的套间，贴三百多元一张的面膜，活脱脱的如鲁迅笔下的“假洋鬼子”的形象。韩少功结合现实经验，对当下的知识精英的病态、丑陋与劣迹作了不留情面的的揭示与批判。

四是透视消费社会的文化症候。小说在关注知青的“前世今生”的同时，把笔触延伸到了知青的下一代郭丹丹、马笑月身上。作为知青的下一代，成长于消费社会的语境之中，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已经渗透于他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比如郭丹丹，每天想着自己如何快乐，经常大叹人生悲哀：“今天没吃荔枝，今天没吃巧克力，今天没吃香酥芋卷，今天没喝野生蓝莓汁……”，犯上了“快乐这种毒瘾，中了快乐的这种邪魔，其节目清单吓得父亲屁股尿流”“一定要咬牙切齿地逼自己快乐”“快乐成了每天必吃的饭”。 郭丹丹这种自私型人格，不断追逐欲望与快乐的生活方式，是消费社会凸显的表征。众所周知，消费社会最突出的特征，即是占有的不断更新，对物品的消费不是在于其实用价值，而是在于物品的符号价值，也就是符号所包含的“象征功能”。这个象征功能，指示着物品的拥有者所归属的阶层。但正是人们出于对“象征功能”的极度追逐，忘却了人性的丰富与圆润。韩少功正是通过关注在消费时代成长起来的知青第二代的生活方式，以及由此显露出的人格缺陷，揭穿出了消费社会的本质，在物质极度丰富的同时，带给了人们的却是精神上的苍白和对人心的无形伤害。

五是思索当代人的爱情婚姻。大多知青文学止于知青生活中的“爱情进行时”，即便写到了返城后的爱情生活，也是以知青生活为扭结点，很少写到时代激变语境与爱情生活的关联。不同的是，《日夜书》写到了安燕、马楠的后知青时代的爱情婚姻生活，她们在急剧变化时代中的表现出来对爱情、婚姻的心态轨迹，为我们如何对待爱情、婚姻的提供了思考的支点。安燕在下乡时期与根正苗红、生活能力超强的郭又军相爱，结婚后厌烦于丈夫的经济适用，不喜欢沉沦在灰暗的小日子，永远守住锅台和水龙头，渴望动感、需要燃烧，需要日新月异；马楠颇类“地母”，为了亲人，宁愿自己忍气吞声、遭逢各式磨难，甚至为了救出自己的哥哥，献出了女人最宝贵的贞操，然而由于时代的花花绿绿的变化，马楠却无所适从，总担心丈夫对自己不忠、出轨。婚前对爱情、生活是如何憧憬的，结婚后的现实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年轻时与成熟之后对爱情与婚姻又分别是什么样的？为何因当下的状态而变异？个人成长变迁与时光的流逝，与爱情、婚姻究竟有何纠结？小说书写爱情的同时，饱含着韩少功对人类情感的探索性思考，以及人生妙谛真相的努力。

上述仅涉 《日夜书》 较为醒目的几个思索的断片，能在一部作品中容纳这么多思考探索的命题，显得弥足珍贵。因为在新世纪的今天，所有严肃的探讨普遍遭受着冷遇，不承担使命与责任、娱乐至死已成为文学的时尚。无疑韩少功在这部新作中却为自己设定是一个相当艰难的目标追求，也使这部作品有了一种醍醐灌顶的冲击力。

三、文体：颠覆知青书写的话语方式

知青文学在文体上很少具有探索的先锋姿态，多以“传奇性”的故事为基点，如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可为适例；多以“异域性”作为书写的基底，各类知青小说，对边疆地区之环境的“异地风情”叙述用力甚深，如老鬼的《血色黄昏》、张曼菱的《有一个美丽的地方》。但上述两个特点的表达，皆以现实主义为圭臬。

不同的是，韩少功始终是一位小说文体的“捣蛋者”，他曾经多次表示，没有任何优秀的小说是按照循规蹈矩的套路写出来的，要把小说写得不像小说。故此，他总是试图颠覆传统小说的书写方式，寻找具有变革姿态与探索精神的文体形式，以便更深切地传达自己的审美体验和思想体验。无论是《马桥词典》还是《暗示》，都颠覆了传统长篇小说的叙事观念和话语形态，将词典编撰、笔记小说、纪实与虚构、叙事与议论、个人经验与宏达历史熔为一炉，呈现出一种奇谲的跨文体写作姿态。

不难发现，《日夜书》对《马桥词典》《暗示》既有承袭与拓展，又有颠覆与超越。其承袭性在于，如《马桥词典》《暗示》一样，全面挣脱了有关长篇小说的种种叙事圭臬——它不再追求严丝合缝的故事情节链条，不固置故事发生或人物活动的时空维度，更没有一个中心人物。而采用的是多焦点、散状的思维方式，在片段化、零散化的叙述中，以叙述人不断地“闪回”与“跳接”的方式，使每一个人物的故事又具有一定的完整性。但这种完整是运用时空与人物进行艺术性切分手法完成的，在保持叙事的整体性的同时，又避免了长久地集中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物故事之中所带来的总体性的压抑结构。在这一点上，是对《马桥词典》《暗示》完全注重开放性、片段性、解析式话语形式和文本结构的一种拓展。同时，小说的后半部依然承袭了《马桥词典》的词条式的写法，但不再是用概念连接起来，而是用人身体的某一个器官，比如关于腿、腰、手、脑、舌等，然后刻摹出一个人物的性格特质和命运遭际，这又是对《马桥词典》的词条式写法的拓展。

其超越性在于，《马桥词典》侧重于在通过对词条的类似注解化的过程中，展呈了有关马桥的文化遗存、社会内部结构以及马桥人的价值观；《暗示》则注重抽象化的理论思辨，虽有哲思，但作为文学难免显得干枯、滞重。与它们不同的是，《日夜书》使叙述话语重返生活真实的现场，有了更多吸引人们阅读情趣的故事情节，有众多富有生活质感的细节，这就给读者带来了日常性与亲和感；在人物描写上也非常出彩，人物个性鲜明，读后令人过目不忘。

韩少功是极具语言天赋的作家，同时也是具备自觉语言意识的作家。《日夜书》的语言富有质感，呈现出一般作品中很难觅见的文化活力与生命活力。有笑谑、诙谐，带有乡野气息和民间智慧的口头禅，习惯用语，如人物吴天保的语言：当看不惯乡下的文艺演出，他说：“太不像话了，要省布，也不能这样省吧？以前好点，顶多是扒开裤子看屁股，现在成什么了，扒开屁股看裤子？”这样粗鄙但又贴切、包含民间智慧幽默的“人民修辞学”，令你捧腹。小说也有冷静、客观、节制，而又在机智调侃中渗进了“反讽”意味的议论性语言。比如小说中有关“泄点”与“醉点”的议论，“作为描述高潮的概念，这里说的‘泄点’，相当于饮食中的吃饱，与人的生物性更为相关；这里说的‘醉点’，相当于饮食中的‘吃好’，与人的文化性更为相关。一般来说，后者比前者更难抵达，也更具幸福感的指标意义。”还有小说那些诗意、抒情的“美文”语言，比如描写月下的白马湖景色，极像晚明小品：“记忆中白马湖烟波浩渺，波浪接天，纵目无际”。“满湖闪烁的鳞形光斑，如千万朵金色火焰燃烧和翻……不知来处也不知所往”。不能不说，韩少功的语言确实太精彩了，诙谐、庄重、诗意互相渗透，语言在此岸与彼岸间游弋，达到词与物的融合，思想与话语的一致，人本与文本的统一。

最后，我想说的是，一个作家一辈子写哪一种生活经验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写作中能以站立的姿态，以一次次自我超越的艺术追求，去勘探人类永恒不息的精神存在，这就是一个作家特立独行的风采。自然，这也是韩少功的知青叙述，不同于别的知青文学之所在。

[1]许志英,丁帆.新时期小说主潮:上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167.

[2]米兰·昆德拉.被背叛的遗嘱[M].孟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240-242.

【责任编辑 卢春艳】

See Day and Nigh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ducated Youth Literature

GAO Jing

(College of Literatur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Among works featuring life style of the educated youth generation, Day and Night by Han Shaogong has a unique style of his own. This novel dropped the established ideological image of the educated youth generation while focused on the true life of the generation and revealed the original life itself. Also it changed the narration method from recalling the educated youth life practice to the contemplation and reflection of present life of the generation. On the literary form, this novel overturned the traditional model of emotional clues, but adopting fragmental, scattered perspective to connect all aspects concerning life of the educated youth, thus brought more exploring spirit in the pattern of writing.

Han Shaogong; Day and Night；educated youth literature; surpass

2016-09-20

高静(1974—)，女，河北保定人，河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艺术学。

I206.7

A

1005-6378(2017)01-0156-05

10.3969/j.issn.1005-6378.2017.01.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