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之京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父亲顾随晚年在天津的日子

顾之京

(河北大学 文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1953年6月18日，火车把父亲送进天津这座城市。这是他第三次来天津生活，与前两次来学英文、教国文不同，这次他是来落户、住家的。大病三年之后，他将走进天津师范学院(河北大学前身)的校园，重登睽别四年的讲台。他在天津度过了一生的最后七年，河北大学是他的终老之地。

一、衣、食、住——新生活的开始

父亲到津后给好友卢季韶的第一信报告起居，先说到的就是住：

宿舍系楼底：书室、卧室、厨房、厕所各一。书室、卧室之大，一间可抵李广桥三至四间，高爽、干燥，颇合理想。

学校给父亲安排的住房是马场道校园内的第二宿舍——有地下室及顶层阁楼的二层西式小“洋房”，所谓“楼底”即一层。父亲刚入住时，为了来访人的方便，在书室门框上贴了一张名片大小的纸片，上书“顾随书房”四字。

北京传统的四合院，虽有着深厚的文化内蕴，但没有上下水道，没有卫生间，打开屋门就是冬日的寒风、夏日的热浪，对于父亲这个久病新愈的“年迈”人(尽管他当时只有57岁)，不能不说是最大的不宜居；且父亲在旧京安家22年，一直租房而住，为了减少房租的压力，他四易其居，条件每况愈下。如今有了天津这样的居处，怎能不让他感到“颇合理想”？我曾想，学校为父亲提供这样的居所，未始不是父亲愿意离开古都定居津门的原因之一；而这套住房为父亲晚年的讲坛生活提供了一份重要的物质条件。

在穿着上，我以为人鲜有能不“趋时”者，只有或快或慢、或多或少的区别。父亲在衣着变化上，属于甚慢甚少者，1953年6月出京之前，一直是中式着装，无论冬夏，在家是中式裤褂，外出是中式长袍——这些衣服大半是我母亲亲手为他量裁缝制的，脚上穿的是从鞋店买来的老北京布鞋；而我小时候见到的父亲的老朋友冯至、杨叶九，都已是全副“西装革履”。父亲的着装也有微小的“趋时”之变，那就是至晚到外出上大学之时，他就不再用“包脚布”，不再穿家做的老布袜子。我还见过父亲有一双黑皮鞋，硬牛皮底，方头儿、“三接头”式样，但始终没见父亲穿过一次。那鞋的质量一定极好，二三十年下来，几乎是没有走一点儿样。

我一直纳闷儿，父亲不穿洋装，何以有兴趣买一双皮鞋？近年整理叶嘉莹教授上学时的听课笔记，得知一次父亲在讲到人的审美趣味与习惯时，说此中常有一种看似没理的“理”，如人着一身中装，脚下登一双皮鞋可以，若是一身西服脚下穿一双中式布鞋就不成样子……这大概就是父亲有一双皮鞋的原因。他买了皮鞋却不愿意穿，父亲在穿戴上一向是舒适第一，样式其次。

1953年秋季开学，父亲重登讲坛，仍是一身中式长衫。至1954年春，在津以缝纫为业的我的大姐之秀为父亲量身缝制了两身“制服”，灰色斜纹布料；两件衬衫，本白色平纹布料。1954年初夏，父亲开始改变服装，穿起了上衣有4个明口袋的制服。父亲瘦高的身材，穿起制服来很是精神，我甚至觉得他比穿长衫显得年轻了几岁。秋凉以后，大姐又为他“扎”了一套藏蓝色的毛呢制服，那呢料是我在北京西单拐角处一个名叫“北京市供销合作总社”的大商场里给父亲买的——北京清河制呢厂生产的新中国第一批国产毛纺呢料，质地厚实，每米价13.60元。

父亲被高教部定为二级教授后(他是学校文科唯一一位二级教授)，政府为他提高了工资，他用补发的工资为自己和老妻每人做了一件澳毛厚呢料长大衣。父亲的大衣是深灰色双排扣的式样，由于衣料和做工都十分考究，父亲穿起来显得相当气派。不过天气最冷时，他还是要在中式驼羢袍或羊羔皮袍外，罩上20年前做的一件“狐肷”大皮袍——看来呢子大衣虽气派，御寒效果与舒适度到底比不上中式大皮袄！

关于食，父亲到天津不久，就喜欢上了这里的早点——烧饼果子。他依故乡的叫法，呼之为“火烧油炸果”。烧饼果子本是京津一带平民化的街头早餐。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自幼直至1953年父亲调往天津，全家一日三餐都是家里自做。父亲到津就订了《人民日报》，由于住所距大门口不过二三百步，居处安排停当之后，他就不再烦收发室那位和善的老工友把报纸送到家里，每天早晨自己去收发室取报纸。可能正是因为早晨出去取报纸，发现了学校对面的大院门口有卖早点的——火烧油炸果，偶然买来，一尝之后觉得味美无比，于是三天两头去买，母亲只须在家给他煮好了牛奶再“卧”进一个鸡蛋。后来他又见大院门口那个摊煎饼的车子旁总是围着几个买主，也摊上一套回来尝尝，不想香软可口，是20余年客居旧京所没见过的新鲜东西，于是也常买回来和我母亲同享。

那时我们姐妹都在北京，有时趁周末来津看望父母，父亲总是在周日一大早到校门口给我们买回烧饼果子，或摊上两套带鸡蛋的煎饼(当时一般煎饼是不加鸡蛋的，加蛋属于高一级品种)。从我记事时起，父亲自己拿钱到街上去买的东西只有两样——书和纸烟，大约是这两样东西妻女代办不了。而这时，父亲亲自从校门外给我们买回早餐，这是我们自小所不曾有，吃起来更觉鲜香满口，心里是加倍的甜美与温暖。

更有趣的是父亲还把吃“火烧油炸果”的事，在信札里写给亲近的弟子、天津人氏周汝昌，留下一段既充溢着生活情趣又流溢出诗人天真的文字：

“果”字如此写是本字，俗从食旁，决是后起。都中乃曰油煠鬼，“鬼”盖“果”之音转。今吾乡犹读“国”若“鬼”也。又居京前后近卅年，独不喜食彼中之烧饼油煠鬼，以为淡而无味，虚有其表。廿余年前客津时，正在废止朝食，遂与此二物交臂相失。此次来津，一尝之后，几乎成癖，隔日不食，辄复相思，如忆良朋也。

我之所以不计篇幅之长、说话之絮聒，深衷只在于借助衣食住这一话头，展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清平年月，新社会新政府为老一代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多么优裕的生活条件，让父亲在晚年过上松心日子：他没有了后顾之忧，再不必为了生活“天天演着三四小时单口相声”，他得以用生命最后的能量撰著新稿，开设新课，吟咏新词。

二、撰写讲义讲稿——晚年的学术著作

建国初期在大学里，没有统一编订的教材，老师上课，或选用书店出售的相应书籍为底本，或者自己编写讲义。父亲在天津师院，凡他所开的课程，都是自编讲义，有时还要写出详细的讲稿，而且都是毛笔行楷竖行写在稿纸上。如“元明清戏曲选”“元明清戏曲史”“唐宋诗词”“佛典翻译文学”“中国古典文学批评”“毛主席诗词笺释”等近十种几十万字。

父亲到师院后，开的第一门课程是“元明清戏曲”，四年未登讲坛，又逢新时代的新教育，他的工作态度可说是相当认真，甚至带有一些新兵上阵的严肃和紧张。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那时我师范毕业，即将走上工作岗位，心中未免忐忑，他在1953你8月31日的信中告诉我：“我现在正写‘曲学讲义’，每日写不了三五百字。你当我这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在教书的时候，就没有困难吗？然而兴趣也就在这儿了。”这份“曲学讲义”包括元明清戏曲作品及戏曲史两部分，两个多月后，直到11月初，才算全部编写竣事。

在现存的1954年5月至12月间父亲寄给我的九封信函中，提到编写教材、讲稿情形的有七处。这一年，父亲还不到60岁，但创作的兴奋与喜悦之中，也常常说到“累”字。他像燃烧的蜡炬一样，点燃着自己生命最后的能量。

父亲在天津7年，3次开新课(旧时没有讲过的课)：1954年开“佛典翻译文学”(这在新中国的大学里算得上是个创举)，1956年开“中国古典文学批评”，1959年开“毛主席诗词”。每次，他都是怀着迎接新事物的兴奋心情投入到撰写讲义讲稿的工作中。如在“佛典”一稿的“结语”一节，他说：“这一次，用了古语来说，正是‘破题儿第一遭’”，“我很高兴来讲佛典翻译文学。这高兴殆不下于‘小孩子过新年，穿新鞋’。”高兴，是父亲作为一个诗人的性情与心绪，但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完全是一个学者的严谨与投入。如“文学批评”一稿，他自曹丕的《典论·论文》选到钟嵘的《诗品》，逐篇自加注释，在注释中，对曹丕在中国散文创作上的地位及其“文以气为主”一语的释义，抽出来就是两篇短小的论文；为提高学生的分析认识能力，开拓学生的思路与眼界，讲义之中还有两篇完整的论文——《略论曹丕和曹植的“文论”三篇》《论艺术夸张——从王充、刘勰、刘知几说到布什明、那查连科》，共长两万多字；“主席诗词”一稿，最初所印的讲义“总论”两千余字，第二次印发讲义，“总论”已增补为六千余字，且作了一些修改……这三种讲义总篇幅超过20万言。

讲义以外，父亲讲课所用的讲稿，其篇数其字数，今已无法计算。有的他以文章形式书写在稿纸上，有的则以提纲形式书写在稿纸上、白纸上甚至是纸烟盒内半透明的小张薄纸上，讲过之后或赠予有心的弟子，或随手弃置。完整得几同论文的讲稿，父亲是绝不在堂上照本宣科的，他印发给学生，由学生课下阅读，自己只在堂上作一点提示。

父亲在课堂上所传授的学问，许多内容是不可能全写进教材讲义中的。如“文学批评”一课，讲义始自曹丕的文论《典论·论文》是科学的，但讲课时，我不知道父亲用了多少课时，他给学生讲述了自《论语》中孔子论诗开始的古代哲学、史学著作中有关文论的观点。极为丰富的内容，父亲当时定有详细的讲授提纲或讲课手记，这些自然早已全无觅处了。

三、苏联小说——读小说是终生的爱好

父亲一生葆有对小说的热情，进入晚年，兴致不减，这里只说他1953年到津后关乎苏联小说的“故事”。

随着古都北平的和平解放，翻译的苏联小说陆续摆上了大小书店的书架，酷爱小说的父亲急切地要读这些“新”作品，并立即被吸引。大病之后来到天津，这种热情有增无减。仅从现存的1953年8月末至1954年11月初1年零3个月的时间里，父亲给我的信函睹其一斑。

1953年夏，我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幼师部，上级领导先有政策，部分毕业生(包括我在内)破例直升高师，到八月中高校快开学了，政策又改为都去做小学老师，而我对学前教育情有独钟。这时父亲刚好读完《我们这里已是早晨》，他在8月31日的信中对我说：

《我们这里已是早晨》那部小说，你读了没有？书中的主人翁本是一位少校，而且准备继续作军事研究的。然而党却叫他去作渔场经理——库页岛的渔场经理。结果，他作了，而且还是蛮好。这是值得学习的。

1954年5月31日，我已在北京一所幼儿园工作，父亲因为没有新的苏联小说读，信末特地嘱咐我：

来时，如有闲钱，到书店里给我买一本《阿尔察诺夫医生》。我有两个月不曾看新的苏联小说了，怪馋得慌。

这一年10月下旬，父亲读了《青年近卫军》，29日的信里对我说了他的读后“感”：

买了一部《青年近卫军》，忙里偷闲，八九百页大书，总算差不多读完看完了。不过并不觉得多么好。坏，也说不上来，只是太沉闷，念起来憋气。

同年11月8日的信里，父亲两次说到苏联小说：

那本《斯大林时代的人》，这次千万想着带回来。我每逢身体疲劳、情绪低落的时候，一读苏联的文学作品，立刻就有劲了。

这些日子，黄家花园小书店里没什么新书，我又忙得没工夫上新华书店去，非常之闷气。新出的书，报上有广告，我看过就忘了。只记得有《海鸥》和《建设斯大林格勒的人们》，你若有工夫，到西单给我买一本。没有就算了，不必太介意。

仅此数端，恰恰可以反映父亲对小说社会作用的“面面观”：1. 以之充实自己的课余生活，作为休闲，是精神上的调剂与享受；2. 既重“言中之物”(思想)、又重“物外之言”(表现)，不失旧日鉴赏评述文学作品的本色；3. 从中汲取生活前行的力量；4. 以之为启发诱导下一代最便捷、最有效的工具。

四、听戏——课余的最大乐趣

父亲听戏始自“红楼”北大时期，学校距东安市场吉祥戏院很近，有地理条件的便利；我的祖父供给他的生活费定是较为丰裕，有经济条件的基础；而那时杨小楼、谭鑫培等表演艺术大师正雄踞京剧舞台，恰有好戏可听——父亲一下子就“迷”上了京剧。毕业后不久，他曾在朋友面前打趣地“检讨”自己：那时“‘谭派’、‘杨狂’的闹戏厅”，几乎迷成“半堕落”的人，“幸而没有到‘底’”，“就赶快爬上来”。

1953年6月，父亲三入津沽，听戏的机会多了起来，或政协赠票，或家人买票，多是在中国大戏院或人民礼堂，父亲和母亲坐了三轮车去听戏。那时学校工会的活动开展得活跃，有“戏剧研究组”，很有几位能唱的“票友”，周末或逢年过节会在校内大礼堂演上几出折子戏。如果父亲课后不太疲乏，也会同母亲一起去礼堂听上一次，早到的观剧师生会把前排“得看”的座位让给二老。

1956年，苏昆剧团排演了新剧目《十五贯》，引人入胜的剧情和精湛的表演唱红大江南北。5月份到天津演出时，父亲观看了首场，大加赞赏。他写信告诉弟子周汝昌：“剧中演员，各尽其才，各竭其力，更不消说，目所共赏、口所共赞、心所共识，则在王传松同志之爨娄阿鼠，手足面目，自顶至踵，一动一静，无处无时而非内心之表演，而非塑像与图案，‘技也进乎道矣’，京剧中如王长林、萧长华皆在下风。”几天以后他和一位同事曾为《十五贯》的演出合写了一篇小文章，刊登在《天津日报》上。

1957年3月中，天津剧协邀请父亲去听河北梆子，父亲与母亲同去，看了一出《拷吉平》。他对剧中扮演曹孟德的年已七旬的老艺人赞赏有加：“演员已是七十高龄，而精力弥漫，举手顿足、苫眼铺眉，不独现代京剧艺人所未有，即旧时亦罕睹。戏毕归来，殊为满意。美中不足，失之粗野，然此乃剧种传统风格，不可以之咎此老艺人也。”

1959年冬日，昆曲名家俞振飞、言慧珠率上海昆曲剧团来津演出。我到中国大戏院排队买回戏票，晚间陪父亲看了一场四出折子戏。俞、言二位是上海戏曲学校的正副校长，前两出戏是他们的学生小演员表演。剧场休息之后，言慧珠上场，反串老生演出言派代表剧目《卧龙吊孝》，父亲看过戏后称赞言慧珠反串老生比唱青衣更好。压轴戏是俞振飞的《太白醉写》，父亲十分欣赏俞氏的表演：潇洒、飘逸，无论唱、念、做，在观众眼前，再现了千年前的诗仙李白。父亲认为俞振飞的表演可说是已臻炉火纯青。

看到父亲这么开心，几天以后，换了戏单，我又去中国大戏院买了俞、言二位合演的大戏《长生殿》的票。这场《长生殿》父亲看得很专注，他这一次更多的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出戏。他说，昆曲这种古老的剧种，保留着明代洪昇《长生殿》传奇的原貌，很多唱段就是原传奇的曲词，“天淡云闲，列长空数行新雁……”真好，但他接着又感慨，古老而优美的曲词，以后怕是懂得的人愈来愈少了。

五、“说”戏——融京剧于谈文论艺

这里所谓“说”戏，是相对于上一节的“听”戏而言，且又不是旧日戏班里老师对徒弟传授技艺的“说戏”，而是父亲在讲台上谈文论艺之际，常常兴之所至以京剧表演为例，其目的只在深入浅出地阐明自己的文学艺术观点。

父亲酷爱京剧，又常于讲课中“说”戏，所以有人说他也会唱戏。这其实是在传闻中把他的“本事”夸大了，他最多只能唱他所喜欢的某一唱段中的某一两句，能说某一两句念白，如此而已。父亲曾对我说过，在大学讲台上，真正能唱且唱得“行家”的，只有南开大学研究戏曲的华粹深教授。

20世纪40年代在北京，父亲讲课时时联系到京剧，这在他的弟子叶嘉莹的听课笔记中都有记录 ，即使讲《论语》这样的儒家经典也不例外。那是在讲“做人”的问题，说到“若想要做好人，必须心里先做成一好人心”时，他说：

如人上台演戏，旦角，男人装的，而有时真好。如程砚秋一上台，真有点儿大家闺秀之风，心里先觉得是闺秀。狐狸成人，先须修成人的心，然后才能成为人的形。

这正是对儒家为人首先提倡“正心、诚意”最浅显、最生活化的诠释；要“做好人”就必须从心底实实在在、真真正正地做起，而不是去“表演”。

在50年代的讲堂上，如此生动的解说仍会偶一展现。据天津师院弟子李如鸾回忆，一次老师在课堂上说起了《空城计》这出戏。父亲看过两个演员演的诸葛亮，当司马懿不敢进兵率军撤离西城时，一个演员面对观众，抬手抹下额头的汗水，又轻轻甩掉，随后一句念白“好险啊！”另一位演员却是转过身去，背对观众，只微微耸一耸肩，深深舒一口气。之后他启发同学：是哪一个演员的表演更合理，更符合诸葛亮大智大勇又沉稳的性格？他当年一边讲，一边模仿着两位演员的表演。他意在强调：文学作品中人物的塑造，作者必须走进人物的内心，体察人物的性格，才能准确而生动地使笔下的人物活起来。

1959年冬日的一个晚上，中文系1956级(我所在的班级)组织了一次称得上豪华阵容的文学作品朗诵会，会上当然要有同学们自己的节目，而其豪华处则在于邀请了话剧团的演员、电台的播音员前来助阵，还特聘我父亲到会讲话并朗诵，父亲高兴地接受了邀请。当晚低年级的许多同学也来欣赏，能坐200余人的大教室，挤得水泄不通，平时两个人用的课桌椅3个人挤坐在一起，还有不少站立在后面的。1959级新入学的刘琦在2007年著文生动传神地记述了我父亲讲话中借用京剧的“念白”来讲艺术作品的朗诵：

他在讲话中强调艺术中的朗诵、念白不能是照抄实际生活中的说话，在语词、语调、声音、节奏感、逻辑重音等方面都应有着一定的必要的艺术的安排。他认为早年京剧名丑王长林的念白就颇见艺术的匠心。他举的例子是王长林饰演《打渔杀家》一剧的教师爷的念白。老英雄萧恩问教师爷为何而来时，教师爷答以催讨渔税。王长林所念的词句是：“请安来啦，问好来啦，催讨渔税银子的来啦！”顾老说王长林不是一般化地念出来，而是把“银子”的“子”字咬住不放，为了强调这个“子”字，不仅用音较长，还略带颤音，然后用一种脆劲，快速地把“子”字后面的“的”字弹出来。这样念的好处是能使人感到响亮、俏皮、突出，也合乎这个无赖式人物应有的神气。

父亲在四十年代讲课说到白话文的写作时，提出过“白话文”不等于“白话”，犹如京剧中的“京白”不等于“京话”的观点，刘琦的记述是对此一观点最有力、最生动的解说。

进入1960年，父亲渐渐病体不支，这一次出席学生的文学活动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与那么多的学生在一起；最后一次在讲台上那么兴高采烈、酣畅淋漓地“说”戏，就以这次讲话作为他四十年讲坛生涯的“告别演出”罢！

六、“跑野马”(上)——说“韵”谈“竹”，意趣迭生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父亲在大学讲坛上讲授中国古典文学，古今中外，文史哲禅，诗内诗外，旁征博引，若是用一个今天的词儿，那就是他的课涵容了极大的“信息量”；在当年，人们风趣地赞之为“跑野马”，他自己也并不回避“跑野马”这个说法。我想，这里还是略举一个完整的例子，看一看“顾随式”的“跑野马”是怎样的精妙绝伦。

讲《诗经》，必然要讲孔夫子论《诗》之“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何谓“无邪”？父亲以为，所谓“无邪”与宋代理学家所说之“正”不同，“宋儒所言是出乎人情的，干巴巴的”，“说‘无邪’是‘正’，不如说是‘直’，未有直而不诚者，直也就是诚。”讲到这里，他插入了关于汉字形音义三者关系的知识——“直、真、诚，双声”，“真与直音形义俱相近”，接着回到对“思无邪”的理解上：《易传》中《文言》有云“修辞立其诚”，“以此讲‘思无邪’三字最切当。诚，虽不正，亦可感人。”底下“跑”得更远了：

说到强盗诗：“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此极其不正矣，而不能说它不是诗。何则？诚也。”

说到打油诗：“人虽极卑视之，但也要加以‘诗’之名，盖诚也，虽则性有不正。”

说到释迦牟尼说法，所言之“真语”“实语”“如语”“不诳语”“不异语”，又插入一句对“如语”之“如”字的解释：“如，真如之意，较‘真’(truth)更为玄妙”。这里他连英文单词也用上了。

说到《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谓“志”即“诗意”，诗之第一步也；而创作，乃诗之第二步，此第二步即老杜所谓“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这里他又引用古代诗话再解如何才算是“惨淡经营”。

四层讲下来，方回到孔子所谓之“思无邪”，论列中再以强盗诗为例：“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是直，事虽邪而思无邪。”何以言其“思无邪”？此乃世法与诗法之区别所在：“在世法上讲，不能承认；在诗法上讲，可以承认。诗中的是非善恶与寻常的是非善恶不同。”为阐明二者之不同，他举了鲁迅先生批评下野军阀模仿陶渊明文字句法为诗的作品，以为“其诗绝不如‘月黑杀人地，风高放火天’二句也”。这样严肃的一例之后，他又幽默地举出自己在乡间所见小酒肆的对联：

进门来三杯醉也 起身去一路歪邪

以为“此虽不佳而颇有诗意，盖纪实也”。又举另一小酒肆之对联：

刘伶问道何处好 李白答曰此地佳

以为此虽不如前者，但“下野军阀的仿陶渊明诗还不如村中酒肆对联这个味儿”，结之曰：“故说诗的是非善恶不是世俗的是非善恶。”

如此这般一路讲来，对“思无邪”三字还能有比这再透辟入理的解析么？更何况其中还旁及于多少经典、多少作品、多少知识、多少见闻！这样的讲课，正如叶嘉莹教授所说，是“一片神行，一空依傍”，“旁征博引，兴会淋漓，触绪发挥，皆具妙义”。然而也正如叶嘉莹教授所说，“如果没有知识的积累”，则“不能尽得其三昧”；“如果只欣赏其当时讲课之生动活泼之情趣”，则“不免有买椟还珠之憾”。据此一例，尝鼎一脔，“顾随式”的“跑野马”实为一般人难以企及的课堂讲授艺术，它基于渊博的学识、深湛的修养以及开合有致的表述。

1954年毕业的学长王双启，记下了老师对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结尾几句的讲述：“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老师并没有据此强调杜甫人格品质之高尚，而是强调其“声韵之美”，“指出其中用‘wu’韵的字非常之多，连续之下，呜呜作响，最后用一个入声的‘足’字收住，恰似高山滚巨石，咕噜咕噜，滚到山脚，戛然而止。滚得凶猛，停得沉重，声音之中充分表现了诗人的强烈感情。”讲到这里还不算结束，又扩及于“一套曲子，最后三个字的声调是‘去平上’”，举了《西厢记》的“量这些大小车儿如何载得起”，举了《高祖还乡》“白甚么改了姓、更了名、唤做汉高祖”，且说“后者更是妙语天成，‘祖’字上声一挑，简直是给刘邦勾出了一幅‘三花脸儿’”。

1955年毕业的学长李如鸾记述了顾随老师一次特殊的讲课。那是1954年春，因流感流行学生缺课的很多，老师见此情况，说“今天不讲正课了”，他看到窗外有竹子，随口拾起一个话题，“讲一讲‘竹子’吧”，于是“他先说‘竹’的读音，英语怎么读，俄语怎么读；再从文字学的角度谈汉字‘竹’的构成；然后说明竹的生长过程、习性、气质、神韵，以及其丰富的底蕴；说到形容竹的诸多语汇，并历数历代酷爱竹的文人雅士，以及咏竹的名句、佳作”。学长这一番记述，简直就是一场关于“竹”的专题讲座的讲授提纲。文章还说老师在课堂上“设喻取譬，连类比附，旁征博引，谈笑风生”。这样一节课怎能不使学生“大开眼界，大饱耳福”，使没有听上课的同学“长吁短叹，懊悔不迭”？

七、“跑野马”(下)——天马行空，自在当行

父亲晚年在天津，课堂上顾随式的“跑野马”确乎是愈来愈少见了，而谁也不会想到的是，他在1959年完成的一部讲稿——他一生留下的最后著作——《毛主席诗词笺释》，却认认真真、畅畅快快地“跑”了“野马”。

讲“主席诗词”(当时都是用这种简称)，父亲不能不用一定的篇幅讲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引用经典著作等等，但他还是超出当时常规地把讲授重点放在作品的艺术分析上。因为他真心地认为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诗人，不如此讲，不足以体现这位亘古绝今的诗人之伟大。略举几例，以作“窥豹”之“斑”。

讲作品的章法，谈到诗词尤其要“工于发端”的问题时，他说“诗的章法可以与散文的不同，不妨先做出结论，然后再细细说明”；但随即笔锋一转说“不过写作最忌讳一杠子打死老虎”；笔锋再转又说“打死之后也并非没戏可唱”；接着他就讲开了《水浒传》，放开笔墨一一历数武松在景阳岗上打死老虎之后，在不同场合、对不同的人怎样“将打虎的本事”“前前后后一共说了四遍”，由此他才引出引论：

要说得好，首须打得好，不过也要看说得怎样。只有说得好了，才能使读者不但耳闻，而且目见说者之所说。

在讲到毛泽东赠柳亚子的诗句“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时，又放开笔墨，说“在旧社会里，好多大诗人放眼量过风物之后，反而更加‘忧从中来，不可断绝’”；接着就历数了陈子昂“放眼量”过之后怎样，李白“放眼量”过之后怎样，老杜……，李义山……，他意在阐明的观点是：

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之下，现实社会里的事物之丑恶，掩过了大自然的美丽和壮伟，这就使得……敏感的大诗人们越放眼，越牢骚。

他说，这也正是“昔人作诗，大多数抒写牢骚”的缘由之一。

例不胜举。但我还要不吝篇幅地多说几句他如何讲毛泽东《菩萨蛮·大柏地》的开头一句——“赤、橙、黄、绿、青、蓝、紫”。

父亲先说，这是“七个单字，七种颜色名，组成了一句乐句(不是语法上所谓句)”；再说“这种句法，前人词中从未见过”；又说“古诗里倒有”。于是举出古诗中韩退之《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里的“鸦、鸱、雕、鹰、雉、鹄、鹍”，“七个单字，七个鸟名”；东坡《书韩干牧马图》里的“骓、駓、骃、骆、骊、骝、騵”，“七个单字，七种马名”；甚而至于“推溯到更古”，虽“不是诗，可以存而不论”的汉代《急就章》的“凤、爵(古‘雀’字)、鸿、鹄、雁、鹜、雉”。不避生字地罗列这么多，父亲绝不是在显示自己“多识奇字”的渊博学问，目的只在于突出说明《急就章》非诗，韩、苏二家虽是诗，但谁“也不能和主席这七个字相提并论”。

为了突出这个“不能相提并论”，父亲竟“忍不住要开韩、苏两位大诗人一个小玩笑”，于是他兴致盎然地写了如下一段“玩笑”话：

陆浑山上，不见得七鸟俱全，也不见得只有这七种鸟，更不见得一一葬身火窟之中。韩愈的那一句不免有点儿堆砌。至于那七种马，我要问坡老：你能分别指出“牧马图”中哪一匹马是骓，是駓……乃至騵吗？坡老只是读了些古书，肚子里记得些马名，看见图中有许多马，随手写了出来，显示自己多识奇字而已。

如果文稿就此煞笔，那也只能说是一段颇有文化内蕴的单口相声素材。不过父亲说“玩笑总归是玩笑(也不见得纯是玩笑，初学写作的可以借作参考)”，这一段“玩笑”，引出的是一段严肃的学术性的结论：

主席这一句毕竟与韩、苏两家的句子有所不同。其一，他们的句子是在篇中，主席这一句则在开头，显得更为突兀而峥嵘，所以即使这种句法是继承了汉以来的传统，而在章法上，仍然有着自己的创造。其二，韩、苏的那两句，特别是东坡那一句有着不少怪字，主席这一句可是字字都在眼前，做到通俗而易晓。其三，韩、苏那两句，七字、七名只是以类相从，此外更无内在的联系，更谈不到综合成为一体；主席这一句“赤、橙、黄、绿、青、蓝、紫”，联系着，综合了，成为一个整体：日色。

一段分析之后，接着又述说了这一句对全词的关系与作用。笺释至末后再落到“赤、橙、黄、绿、青、蓝、紫”这一句对日色的描述上。这真是他所谓“打得好”且“说得好”！怎能不令读者击节叹赏、拍案叫绝！又怎能不由衷地服膺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诗人！

当年，我曾问过他为什么要开“主席诗词”这门新课？他的回答是：往古来今，东洋西洋，能诗能文的领袖不在少数，但达到一个时代的最高，除了主席再没第二个！作为女儿，我敢大胆地说，他老人家是以生命的最后力量完成的这部著作，他是以虔诚的心志、诗人的激情进入亢奋的创作状态，与其说兴之所至“跑”了“野马”，勿宁说他已进入到天马行空的境界，洒脱骏逸，腾空高翔，当行而自在，无往而不精妙绝伦！

八、《青年文艺》的撰稿人——做学生的益友

《青年文艺》是20世纪50年代天津师院中文系学生自办的一种十六开油印刊物，以发表学生们的创作为主。同学们组成编辑部，组稿、编稿，蜡板刻印，油印机推油墨滚子印刷，订书机装订成册。这份刊物始于何时我不清楚，估计到1958年后，各项运动渐多，刊物也就渐渐地淡出了学生们的生活。

父亲虽是名教授，但他没有一点架子，甚至没有老人与年轻人之间的隔膜，与学生保持着亲密的师生关系，经常为《青年文艺》撰稿即其一例。他事实上成为《青年文艺》的“首席”撰稿，这在一般“大”学者眼里看来，或以为是很“跌份”的事，而他却很高兴，正如他在1954年五四青年节时写给学生们的一首词里所说：“春去不须生感慨，青年即是青春。万花如海复如云；一番相见了，更是一番新。”

1956年秋季开学，适逢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廿周年，他为学生们朗诵了《阿Q正传》的片断，作了“《阿Q正传》人物论”的讲演。《青年文艺》组编专辑，希望能刊登老师这篇讲稿，父亲答应了学生们的要求，将讲稿冠以《阿Q的精神文明及精神胜利法》之题，就把行草手书的底稿交给了编辑同学。

是年10月，系里举办朗诵会，父亲为学生们朗诵了“鲁迅先生逝世廿周年献词”的《木兰花慢》，会后又应学生之请将词作刊于《青年文艺》。词曰：

去来三十载，所爱读、大文章。有鲁迅先生，先之《呐喊》，继以《彷徨》。悠扬傍河《社戏》，驾乌篷萧索望家乡。“日记”始于何日，“狂人”信是真狂。 荒唐礼教甚豺狼。《祝福》也悲凉。甚导致《离婚》，爱姑奋斗，枉自奔忙。茫茫一条道路，算阿Q孤独更堪伤。天上人间何恨，煌煌日出东方。

绾接鲁迅先生著作的书名、篇名、人名入词，用语自然、蕴意深邃，对于那些串连人名、地名、电影名等成“段子”的游戏文字，是一个绝顶的升华；对于词这种高雅的韵文形式，更是一种别开生面的绝对创新。当时中文系56级的二百名新生刚刚入学，深为老教授的学识风采所倾倒，一首《木兰花慢》人口传诵，不少同学还有意模仿着老教授的声调来朗诵。

父亲的有些词作就是专应《青年文艺》之约而谱写的，如上文所述写给青年的《临江仙》；如为“欢送下乡参加劳动生产同志”所谱的《鹧鸪天》、歌颂戈壁滩上石油城的《蝶恋花》，这些词作刊于《青年文艺》后，都不曾拿去公开发表，所以正可以说是专为《青年文艺》而作。

父亲不仅为刊物写文写词，还特为刊物题写了刊名“青年文艺”四字，印在封面上。

九、社会活动——老学者的校外生活

父亲是个纯粹的书生，在1953年夏到天津之前，他的大半生里，所参加的社会活动不过有数的几次：

1921年，父亲的青年时期，作为山东省《民治日报》的记者、编辑，参加对美国教育家杜威的欢迎；又在《民治日报》上编发杜威的讲演稿。

1947年8月，在北平的大学生夏令营作过一次《关于诗》的讲演。

在四十年代里，有两次具有特殊意义的宴请：

1945年秋，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在北京饭店宴请北平沦陷时期不肯任日伪职务坚守民族气节的教授，父亲被邀请参加宴会；

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党的领导人叶剑英等在北京饭店宴请坚持正义与进步的教授，父亲被邀请参加宴会。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大病新愈，1953年春，北京图书馆举行纪念爱国诗人杜甫讲演会，父亲被邀请到会朗诵杜诗。

仅此数次而已。

建国初期百废初兴的年代，老知识分子们被邀请参与社会活动的机会多了起来。

1955年初，天津市成立政治协商委员会，市人大会议决议父亲为市政协第一届委员会委员。步入新社会，父亲希望自己能贴近社会、贴近人民，只要是体力和精神都良好的情形下，坚持出席会议，初衷是去会上听听新社会的新精神、新景象，长长见识，给自己添加一份生命的力量。

1957年底，天津市划归河北省，父亲被选举为天津市出席省人代会的代表。1958年春，他与天津市的代表们一同出发，去省会保定参加人代会。这次，他带去了一份提案，一份出人意表的提案——野生植物的保护与利用。当时，他身边有的人对这个提案不大理解，觉得一个古典文学教授，提出个文化教育方面的提案才合身份。后来，父亲曾对我说过，这个提案，来源于儿时在故乡农村的生活：“野地里那么多我不识名的草木，高大的、低矮的、粗壮的、纤弱的、开花的、不开花的，各有各的用处，多好啊，就让它们自生自灭了！”

父亲这次从天津到保定，虽说只是百多公里的路程，但自他在北京定居以后，这可是头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一个人出“远”门，母亲不免挂心他出门在外身边没个人照应；而父亲此行，“随时随地，受优待，蒙照顾”，使他感到又温暖，又惭愧。会后，他兴致蛮高地随代表团去徐水县参观。

1955年底，天津市酝酿成立作家协会分会。父亲曾经说过，他这一辈子最想当的就是作家，他的诗词创作终生不曾停笔，但为了减少外出开会的劳累，本不打算参加作协分会的活动，但1956年初，父亲被推举为筹备委员会委员，这使父亲感到已经“竿木随身”，由不得自己了。于是在四月的上旬，他一连参加了四次作协分会的大小会议——筹备会、成立会、理事会等。他的行动看似带有很大程度的被动成份，其实不然，他是既已压上担子，就要勉力前行。他在信中对弟子周汝昌说，“伏契克有云，‘生活中不可能有旁观者’”，且“中心实有感于文风之不振，思稍尽其绵薄，冀有补于万一，而培养青年作家尤拳拳不能去心”。这正是一位老作家希图振兴文坛、培养后辈的苦心。在这几次会上，他一定是深情地诉说着自己的心意，而且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响应，他在信中高兴地向弟子说，自己的言论“虽非登高之呼，已有闻风之应”。他准备在自己有限的生命中，抽出一部分精力放在指导青年作家上，他甚至提醒弟子作思想准备：“此后恐更少余暇与吾兄作笔谈也。”果然，此后，父亲作为天津作协文学月刊《新港》的编委，为不少文学青年修改文稿、指导写作。对于《新港》文学月刊，他始终是一个忠诚的支持者，时见他的诗、词、散文“泊位”在这片新辟的港湾中。

1957年的6月，端午节，天津市文艺界各协会举行诗人节的联欢活动。父亲选出了自己近40年来有代表性的词作六首(可惜不知他当日以哪六首词为代表作)，在会上朗诵。

作为学者、教授，父亲还曾多次到校外作学术报告。听学长们说，有一次是在人民礼堂，所讲为现代文学方面的内容(有人说所讲为鲁迅)；据父亲给弟子周汝昌的信件又可知，1957年春季，父亲“两次外出作古典文学报告，一次在本市话剧团，一次在南开大学中文系，每次皆连续至三小时”，报告时一如在讲堂上的兴奋，但报告后不免“疲惫随之”，甚至感到“精力尽矣”。这时，父亲六十周岁刚过，却已完全是一个年迈之人了。

至1959年底，他为南开大学中文系校看“明清传奇选注释”，校看中他“忽发觉明清传奇家不独文了无奇特，有时甚至字句欠亨”(这可能是他最后一篇未及完稿的论文《论〈桃花扇〉传奇》写作的动因)，这是他在有生之年所从事的最后一次校外的学术工作。

十、学术书札——师生论学研文的记忆

父亲以教书为业，他的学术研究大多与他的课堂讲授紧密关联。到天津之后，这一特点更为明显，诗词研究而外，佛典文学的研究也被他带进新中国中文系的课堂。在天津的几年里，他的学术文章的写作，与当时社会的文化活动有着直接的关系，如纪念鲁迅先生逝世廿周年等，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关汉卿，对曹操的重新评价，他都有文章发表。这应该说是父亲晚年学术研究的又一特点。父亲晚年学术研究的另一重要特点，就是他留下了大量的论学书札——写给弟子周汝昌的信。父亲与周氏的通信并不始自1953年，此前已有十年的通信历史。只是1953年后，大病新愈，社会清平，父亲的心情较前时舒缓，生活上也再无后顾之忧，因而有了更多书写论学书札的可能。

今所见周伦玲女士寄赠的顾随致周汝昌书复印件，1953年后者共60余通。这些信札，有关乎诗词创作的推敲，更有关乎文理、哲理的探讨；有对古今作家作品的研评，也有对书法书学的阐析；有的单篇论文如《跋知堂师〈往昔〉及〈杂诗〉后》《说辛词·赋水仙》等的手稿，也曾随信直寄。尤其是1953年围绕着周氏《红楼梦新证》的初版，两三万字的书札，从《红楼梦》的文本、背景、人物及考证，直说到曹雪芹氏传记的创作……真可说是顾随的“红”学、“曹”学面面观。所以1990年周汝昌先生在纪念老师忌辰的报告与文稿中说：

(老师)多年的积学深思之未宣者，却以此际的兴会与灵感所至，给我的信札竟然多次“变成”了整篇的论学研文说艺的长篇论文，……这些“书札论文”，所涉之层面至为深广，可说是先生为文治学的成熟期的一大迸发与结晶。

与汝昌先生的通信已有专辑问世，有心的读者自可尽意去品赏体味。然而，世事总是有遗憾的，其一，现今所见到的顾随致周汝昌书复印件，并非当年论学书札的全部；其二，既然是论学书札，师生间自然是有往还的，可惜，1966年两次查抄，一切罄尽，汝昌先生的来信也随其他“罪证”一起灰飞烟灭，不然，师弟子二人书翰的去来往复，两相对应，那将是怎样一部读之令人“如行山阴道中”的书籍啊！

1960年1月22日大寒节气中，父亲写给弟子的信札中，还在畅论诗、词、曲三种韵文形式之长短，以及近体诗的旋律、平仄、格律，不见丝毫生命衰飒之象。然而这封函札竟成为父亲论学书札的绝笔，也是及今所能见到的父亲留在世上的最后一段文字。

父亲的一生，河北清河是生他养他的故土；上大学、教中学是他生活与事业的起步；1929年走上古都名校的讲坛，自1931年起有了属于自己的最好的家，三四十年代成为他一生创作、著述、讲授最为辉煌的时期；晚年在天津，他度过了一生中“鞠躬尽瘁”的最后七年。如果说，父亲对自己的一生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他在弥留之际偶然清醒的一刻对我说的唯一一句话：“爸爸一肚子的学问，只能带到棺材里去了！”如果老天假以寿数，我想，父亲定是把牢手中承传祖国传统文化的“接力棒”，在属于自己的里程中，继续一步步坚持地走下去……

2016-10-10

顾之京(1936—)，女，北京人，河北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