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莉　吴瑾　陈佩贤

编者按：国际海事安全中心2016年4月6日在其网站刊登了美国海军退役水面战军官，俄亥俄大学博士史蒂夫-威尔斯的署名文章，分析美国海军水面舰队在军官训练方式上的改革动因及其失败缘由，提出“尊重历史，人机兼顾”的培养主张。

美国海军水面舰队高层从20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尝试改革，并最终在2012年启动了“初级部门军官教程”（BDOC）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并非所有的改革尝试都考虑周全，例如在2003年停止“水面战军官学校部门军官教程”（SWOSDOC）就被认为是失策之举。在21世纪初期及中期“转型”浪潮的推动下，改革以减少人事开支为指引，力求从服役源头优化上舰军官，提高水面战军官的保有率。水面战军官学校的军官教程曾被计算机训练（CBT）所替代，未服役的水面战军官直接从不同的任命渠道分配上舰。这一改革最终被证明是失败的，正规的院校训练逐渐回归。2012年，CBT被终止，即将上任的水面战军官在任命前后必须接受传统的初级和高级部门军官教程训练。分析此次改革的失败可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事实证明，以追求创新为目的的改革是错误和缺乏远见的，充分了解水面战训练的历史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2003年之前的水面战训练

水面战训练历来是学徒式的，新军官首次上舰先处于试用阶段，直到同僚、上级尤其是指挥官评估其具备胜任资格和专业技术能力。二战前，几乎所有军官都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USNA）。但在二战结束前，战争中任命的预备役军官数量大大超出了常规毕业的军官（美国海军学院几乎所有的毕业生），其比例达到了5.5：1。战争对军官的需求超过了美国海军学院的供应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海军预备役军官训练团（NROTC）和候补军官学校（OCS）持续为舰队培训了大量新服役的军官。

随着军事技术的高速发展，美国水面舰队对新军官的能力要求也不断提高。潜艇和航空兵部队需要的技术人员超出了美国海军学院的授课范围，因此设立了相应的专业课程来培养能胜任潜艇和航空兵工作的军官。冷战期间，雷达、声纳及数据处理、网络（如美国海军战术数据系统）等技术的发展对水面舰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0世纪40到50年代，水面舰队军官的训练方案无法适应技术的进步，能为现役军官提供的专业技能训练课程极为有限。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生不同的是，从非军事院校应征入伍的军官在美国海军后备役军官训练团训练后没有经过大量的专业技能训练就委以重任。后来的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副主席大卫·耶利米上将1956年从俄勒冈大学毕业后加入美国海军，仅学习了三张操作指南表后即被任命为舰艇值日官。一位舰长对测试美国海军战术数据系统的技术军官抱怨道：“不需要计算机告诉我怎样做，更不是计算机来发射我的导弹！”在如此惧怕和抵触创新的环境下，美国海军水面舰艇军官亟需额外的专业技术训练，使他们能够掌握新武器、传感器和相应数据链设备的操作技术。

1961年7月，在时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兼水面战部队司令阿利·伯克上将的支持下，美国海军在罗德岛州纽波特成立了驱逐舰军官学校，即现在美国海军水面战军官学校的前身，用于“提升初级美国海军舰艇军官的战备能力和战术技能”。驱逐舰军官学校成立后首先训练的对象是部门领导，在此之前他们身居要职却从未接受过专门的技能训练。

驱逐舰军官学校的成功促使舰队对新上舰的军官开展类似的技能训练。1965年，美国海军协会月刊《Proceedings》杂志刊登了美国海军中尉罗伊·史密斯撰写的有关新军官上舰后面临诸多难题的文章。史密斯写道：“作为‘职业的美国海军军官，除专业技能外，还应掌握先进的、不断发展的工程、武器和电子系统知识，了解复杂的战术和操作程序，以及适应日益严峻的美国海军管理体系。”他认为，应当开设更为正规的课程训练，“在刚开始的4年任期内先进行为期6～12个月的专业技能训练”，“职业生涯前经过专业技能训练有助于提高军官能力，也能减少对短期技能训练学校的需求。”

1970年9月，在时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艾莫·朱姆沃尔特上将的推动下，美国海军开设首个水面战军官学校课程，对24名军官进行了操舰训练。朱姆沃尔特十分重视高效水面战军官队伍的建设，上任不久即成立了多个由初级作战军官组成的预备小组。这些小组直接向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汇报调研结果，其中一些直指水面战集群的要害。他们提出的100多条建议包括“严格标准制度、改进教育机制等，还将水面战部队比作‘被潜艇撞伤的海豚和折翼的飞行员。”尽管1970年初级水面战军官的超期保有率只有14%，朱姆沃尔特还是迅速采纳了这些建议。1970年4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要求美国海军人事局创设水面战标识，并在次年改进水面战军官资格程序，要求新上任军官在获得水面战军官资格前必须上舰服役1年。而后在1974年11月推出了水面战胸章。1975年3月出版的《All Hands》杂志刊文，介绍了新成立的水面战军官学校司令部（SWOSCOLCOM），称该学校目标是“培养出能力可靠的初级军官”，学校的课程侧重实践运用，为初级水面战军官未来成长为初级值星官、战情中心值星官和部门负责军官提供相应的知识储备。

水面战训练大纲及其相应标识的改革建立在科技进步、越战对美国社会的影响、以及水面战军官保有率低等基础上，需要更为明确的专业训练。伯克上将和朱姆沃尔特上将等水面战军官都认识到，解决问题最好的途径就是开设更为专业的训练大纲，老旧的、学徒式的美国海军军官训练方式已无法在20世纪末期适应时代的步伐。

激进的课程变革

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海军“斯塔克”号和“塞缪尔·罗伯茨”号护卫舰在战争中分别遭受导弹和水雷攻击，造成不同程度的舰艇损毁和人员伤亡，SWOSCOLCOM的核心地位由此开始弱化。1987年12月出版的《Proceedings》杂志上，潜艇部队军官约翰·拜伦上校撰文谴责在许多水面战军官眼中水面战军官学校不够公平，指出“水面美国海军还没做好战斗的准备……‘斯塔克号上的所有军官都参加了授课”，水面战军官学校及其训练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许多军官都回应了拜伦的指责，特别是美国海军中校罗宾逊·哈里斯指出，只有最优秀的军官才有资格训练水面战军官，而大部分的水面战教官则来自舰队。

随着冷战的结束，水面战军官的保有率也开始下滑。一份2001年的初级军官调查报告显示，当时只有33%的初级水面战军官打算在义务兵役结束后继续留在部队。调查还显示，只有43%的初级水面战军官有晋升为舰长的意愿。水面战军官学校的一些毕业生反映，学校训练时间冗长、教学质量差，许多教官只用20分钟就草草完成了原本1小时的课程。关于水面战军官学校1998年基础课程的研究表明，一名初级军官从首次登舰到完成指定课程，所需的平均时间为17个月。一些军官指出，这意味着他们在开始第二阶段见习军官履历之前仅有几个月的时间用于获得首次见习资质。水面战人员实力的削弱、团队自豪感的匮乏和水面战军官训练期限的冗长，上述问题在21世纪初促使水面战指挥官重新思考水面战训练该如何实施的问题。

要解决这些问题，以及把新任命的少尉军官运送到纽波特再分配到新岗位上的额外花费，CBT的出现无疑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新军官直接携带电脑光盘上舰报到，由舰上的军官对他们进行训练，而不是让他们在首次上舰前先去水面战军官学校进行为期12～14个月的职业训练。CBT的目的是降低成本，通过高效和增加舰上水面战军官的数量来提高军官保有率。将水面战部门军官训练从学校转移上舰，水面战军官学校司令部每年可节约超过1500万美元的训练费用。

即使提倡这种变革的研究也认为，用CBT作为水面战军官的训练方式存在严重问题，如需要在服役源头上提高教育质量，美国海军学校的学员需要更为正式的训练并设定特定目标，学校提供的一些训练如损管助理（DCA）、信息系统/通信官可能消失或转为专业技能军官。所有这些变革都是基于有限的资金投入，军官队伍保持比例、训练费用和对下级军官进行的抽样调查。职业训练的质量在某种意义上表明海上的实操经验总是优于岸上的模拟训练效果。

2003年，时任美军太平洋舰队水面部队司令的蒂莫西·拉弗勒中将曾将此次变革称为“可带来更高职业满意度，使首个见习军官任期的投入获得更高回报，并为今后的发展带来更多上升空间”。首个见习任期内的军官仍将先去位于纽波特的水面战军官学校报到，他们的任务周期大约6个月，其中4-6周（后来减少到3周）用于进行“结业考核”，全部通过后才能获取舰艇值星官的资格。此次变革在随后的10年都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

CBT存在的问题

将最初在岸上教室进行的水面战军官训练转移到舰上，这种改革并非如预想的那样成功。2009年，美国海军研究生院（NPS）的一项关于此次改革的研究犀利地指出，“新方案可能不会像预期的那样有效”。该学院调查走访了总计12期通过不同水面战“结业考核”的733名学员。这次调查研究发现了CBT存在的6项明显不足：

一是分配至战斗舰艇的军官（巡洋舰、驱逐舰和护卫舰）比那些分配至两栖舰或其他舰船的军官表现要好；

二是隶属于大西洋舰队的军官不如其他区域的军官素质高；

三是美国海军学院毕业的军官比美国海军后备役军官训练团和候补军官学校毕业生表现差；

四是军官们在考核中的表现过于刻板；

五是技术专业的毕业生在测试中的表现比非技术专业的毕业生要好；

六是女学员的水平明显低于男学员；

七是少数民族和有色人种学员不如白人表现得好。

然而，最重要的是进行试验的研究者发现，当所有学生在教室进行传统的面对面训练时，几乎所有的这些缺陷都消失了。

研究人员为此进行了大量的分析工作，结果显示，CBT虽然节约了成本，但是负面影响很大，尤其是教学质量严重下降。研究人员认为，美国海军CBT项目以培养海上全职部门军官为出发点，这一训练环境对于受训学员而言转变过于巨大，不能彻底掌握或理解。军官对学员的教导方式和支持手段的数量和质量相差很大。被调查的学员通常对变革持有异议，感觉没有做好指挥水面战的准备，他们更倾向于有人授课而不是使用计算机软件。最糟糕的是，一些CBT的学员认为，这种训练方式的价值和专业性甚至不如互联网。

这种CBT方案从头到尾都伴随着很多负面看法。一位美国海军上校坦率地指出，“世界上没有其他海军强国会委派新手执行任务，没有经过正规训练或是业务不精的军官不可能直接参加战斗。”他的另一个观点是，指挥官作为舰上人员的核心，必须更多地参与训练。他认为，“对于复杂的操作，例如浮标锚泊、牵引拖曳、部门策略或是直升机编队作战等，水面战指挥官不能再扮演无关、旁观的角色。相反，他们必须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积极参与问题的解决，更贴近值星官的角色。”

按新方案训练出来的毕业生也道出了他们不愉快的经历。一位完成该训练的美国海军上尉表示，一名学员在学习水面战军官所需的基本资质的同时，还被要求有能力指挥全舰，这简直是难以胜任的。

回归传统训练方式

各大舰队持续的批评声终于震动了美国海军水面战部队的领导层。大西洋舰队水面战指挥官德尔伍德·柯蒂斯中将恢复了部分水面战授课培训，并在纽波特设立了为期4周的“水面战概述”课程，训练新获任命但未上舰报到的美国海军少尉。该课程的内容包括装备保养与器材管理、部门军官基础理论、轮值和领导力基本课程等。柯蒂斯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一些新获任命的军官尚未做好上舰服役的准备”。水面战军官出身的大西洋舰队司令约翰·哈维上将在2010年的众议院武装部队委员会听证会上指责CBT是一个“彻底的失败”。哈维表示，美国海军错误地将尚未做好充分准备的水面战军官分派到舰艇上，并将训练的重担交给“原本就有许多事要操心”的指挥官。

2012年10月，美国海军水面战部队开设了BDOC，向恢复2003年以前的水面战军官课程训练又迈进了一步。有关此次改革原因的官方记录很少，但结合哈维上将2010年证词中提到问题、潜在对手不断提升的能力，以及重建冷战后日渐衰退的美国海军作战能力的呼吁，都亟需更加正规、专业的水面战训练。一些独立撰稿人甚至表示，水面舰艇部队由于放弃正规的课堂训练而导致其专业性逊色于空军、潜艇部队、核力量和美国海军特种作战部队，这些单位训练的军官在上任之前都具備或基本具备相应的专业技能。即使恢复初级部门军官教程，水面战部队培养的也只是“准备接受训练”的学员，而非训练充分、足以临危受命的军官。

水面战训练的循环对改革的启示

2012年10月，BDOC开始试运行，似乎又回到了50年前在纽波特建立的驱逐舰军官学校。美国海军水面舰队司令托马斯·柯普曼中将在首期BDOC开幕式上的演讲反映了该学校成立的根本目的。柯普曼表示，“我们从事的水面战任务具有非常强的挑战性。我们的舰船结构复杂，整合了美国最先进的技术，因此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如何操作、保养以及训练海员维护它们。”柯普曼中将的观点与时任大西洋舰队驱逐舰部队司令的查尔斯·威克利少将不谋而合，后者在1961年掌管新成立的驱逐舰军官学校。该学校旨在“通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向驱逐舰部队提供具有专业技术能力且有意愿成为指挥官的军官”。美国海军应避免重蹈21世纪那种为了追求创新而适得其反的改革。

当务之急是让那些回顾上述改革的人认识到历史上的经验教训。翻阅2003年之前的历史资料不难看出，美国海军在1961年开设训练教程是由于传统的、学徒式的水面战军官训练无法适应先进的技术、加快的作战步伐和60年代更为复杂的海上作战环境。2003年的联合作战中出现了类似的问题——融合了新技术、联合作战概念的水面战更加现代化，也更加复杂。然而不同的是，美国海军为了削减开支、实现“转型”，刻意顺应21世纪初的“创新”浪潮，选择了一个基于假想、未经检验的解决方案。

调查中得出的数据是决定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调查应当在对象发生显著变化前广泛開展。朱姆沃尔特在1970年开展的调查与21世纪早期的水面战训练和军官保有率调查类似。在这两次调查中，美国海军领导层都将军官保有率视为关键问题，但是前者的解决方案是通过技能训练提高保有率，而后者却想通过减少军官到纽波特训练的花费而提高保有率及其业务能力。保持军官职业技能的理想非常美好，但在所需的作战环境未能受到足够关注的条件下根本无法实现。20世纪70年代，改革倡议者都来自朱姆沃尔特设立的初级军官调查组，而在21世纪，大部分文职人员从未有舰上服役的经历，却提议进行彻底的改革。尽管外部人士有时能更清楚地发现系统内的问题，但是他们的建议需要经过内部人员的权衡，评估其可行性和有效性，而2003年的水面战军官训练改革却没有这样做。

最终，这种以节约成本或加速进程为主要目标的改革是危险的。节约成本或时间的压力对改革实施的理念造成了威胁，将它们变成了达到特定目的的便捷手段。21世纪水面战训练项目改革的初衷是节约成本和时间，而不是提高维修保养技能、职业素养或军官保有率。传统的水面战训练通过正规的课堂教学结合海上技能实践来培养合格的水面战军官。CBT的设想基础是通过陆上模拟器来代替舰船实操训练。兰德公司2003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近期，结合经济、军事和政治的变化，促使美国海军考虑转向更多的岸基训练。海上训练开支的增长、作战速度的提高、训练范围的缩小等因素减少了海上训练的吸引力。”这正是CBT得以大行其道的根本原因。

如果模拟训练可以有效替代复杂的海上训练，就能够理解美国海军认为水面战军官学校的岸基训练项目“不合算”，最终被CBT所替代的决定。这正是美国海军训练部门领导认为降低成本比维持专业性更重要的铁证。

2002年，NPS在水面战军官训练项目研究中指出，军官保有率是其首要目标，但其列举的8个改革原因都是出于成本的考虑而不是专业技能或战术素养。专业目标更多是作为“马后炮”而不是指导原则。水面战军官训练的事实表明，回顾历史是改革“急先锋”们进行构思和创新前的第一课。新的水面战CBT项目的设计和审核人员应当首先反思水面战训练发展的历史经验，而不是简单激进地回归学徒式的训练模式。历史清晰地表明，未经训练的军官在快节奏的作战环境和复杂的技术发展面前简直无处容身。

改革的失败也可以作为更深层次问题的启示。正如美国海军退役中将菲利普·巴利斯勒在其《巴利斯勒报告》中所指出的，这种退化的训练毫无疑问地导致之后10年内水面舰队在军官训练、人员操作和硬件设施等多个方面的不足。尽管水面舰队经过近10年才将问题反馈到领导层，但初级军官训练中存在的不足在五年之内就已经暴露无遗。

美国海军作战部队极少尊重历史，甚至经常忽视其存在。但“即使在历史分析中，历史本身仍然具有重要地位，甚至比事实和数据更为关键。”水面舰队在提出改革创新概念前应花费更多的时间审视历史，美国海军也应吸取过去十年水面战军官训练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