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惠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略论中国文化形象在西方视野中的演变*

陈 惠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在西方文化视野中，中国文化镜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中国，这个存在于西方人想象与现实之间的“他者”形象，时而美好，时而邪恶。在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中国文化镜像与文化信息传播的客观条件和传播主体的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也与西方的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我们应该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自信积极进行中西文化对话，构建中华文化的世界舞台，打造中华文化新形象。

中国文化形象；西方视野；演变

文化形象是指国内外公众对于一个国家文化价值理念、文化传统、文化行为、文化成果等的总体认知与评价。而从某种特定的文化视野中看另一国文化形象，则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体察和认知。一种文化对于异质文化的选择、认知和解释往往是以自身生存和发展为基点的。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古代中国文明曾表现出了强大的辐射力，泽被四邻。然而对于西方而言，中国是远东的一块陆地，是“他者”的终极意象，中国文化也始终是一个“他者”文化的幻象。随着中国的社会变迁，中国文化形象在西方人的视野中大起大落，或理想化或妖魔化。可以说，中国文化在西方的形象并不是中国的现实，而是西方根据西方的文化传统和需求进行的理解和构建。在西方文化视野中，中国文化镜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

一 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文化形象演变过程

(一)18世纪前西方对中国文化的狂热

公元纪元之前，“丝绸之路”就将中国的先进技术、精美物品带到了欧洲，彰显了中国的璀璨文明。大唐盛世更是吸引了众多国家的使臣、客商、僧侣、学者、工匠、医生，通过长安直抵地中海沿岸的陆上丝绸之路，西方人认识了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更认识了“物产丰饶”的泱泱中华。15 世纪末16 世纪初，随着哥伦布地理大发现，西方传教士进入明代的中国。1585年，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写的《中华大帝国史》一经问世，立刻在欧洲引起轰动，构成 16 世纪末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材料来源。17世纪和18世纪初，欧洲人困囿于无休止的宗教战争，政治争端不断，经济日益萎缩。而那时的中国正经历着令人羡慕的发展，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人口稳步增长。由此，更加激起了欧洲人对中国的热情。一批批传教士来到中国,他们迅速认识到他们所接触到的这个国度的文明是比欧洲文明更为古老。传教士们在他们的著作中描述中国人口多、国土大、城市棋布、河流交错、物产丰饶，津津乐道中国的司法制度、文官制度与考试制度，中国的圣哲文化与贤明统治，主张欧洲人应该向中国学习，向中国文化学习，并借此来批判欧洲的政府、教会和社会风俗。他们还翻译了中国的许多经典作品，这些作品在17世纪下半叶的欧洲广为传阅。这些中国经典将当时人们的视角从中国的物质拉到中国的思想。当然，对于传教士而言，传授儒家学说事实上“是在为传播福音做准备”[1](P139)。传教士著作中对于中国的描述有些部分是事实，但是同时也有很大的夸张和理想化的成分，教会人士借此来达到他们“借译宣教”的目的。虽然最终耶稣会没能将中国人变为基督徒，但是“他们非常成功地将中国诠释给了西方”[2](P40)，并且构建了一个诱人的中国乌托邦形象。

如果说16世纪以前西方对于中国的认知更多停留在一个充满梦幻和传奇色彩的东方大国上的话，那么17世纪，传教士的描述使得中国形象逐渐清晰和丰满，它璀璨的文明在欧洲人的眼里又一次赋予了理想的光环。而始于17世纪中叶的泛中国崇拜的思潮将近5个世纪的西方不断美化的中国形象推向高峰。“中国潮”延续到了18世纪中叶。

(二)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中期西方对中国文化热情的减退

18世纪中叶，欧洲经济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长期下滑后进入到强劲增长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工业革命的发展，欧洲力量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欧洲人的自信心和文化优越感也得到了加强。于是，欧洲人对中国艺术和文化的广泛尊崇迅速蒸发。那些曾盛行一时的东方经典和东方文明无法挽救被批驳的命运，尽管它们过去曾盛行一时，其时却被认为是守旧的、与进化论自然法则相违背的[3]。曾经的美好典范中国突然之间成为了落后和陋习的代名词。这一形象的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清政府于1773年决定解散耶稣会，驱逐在华的耶稣会士和罗马教廷，这使得对中国文化有一定好感、又把它介绍到欧洲去的传教士这个中介桥梁不复存在了；其二，欧洲的社会风尚和审美趣味发生了改变，洛可可风格遭到了人们的厌弃。欧洲人重新回到了“文化寻根”的时代。18世纪后期，他们的“发现”目光转向了希腊和印度文化。

19世纪，随着欧洲的世界性扩张，欧洲人有了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感觉，自我中心极度膨胀，“欧洲中心主义”也日盛一日。在这种偏狭的自大心态支配下，欧洲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构建出很多关于中国的错误概念，得出了种种贬低中国文化的谬见，如黑格尔认为:“中国人缺乏完整的原则”，道德和法律不分，造成“道德也就是统治者，它既存在于道德的状态中，也存在于国家的状态中”之结果，使得国家几千年来都没有发展变化。[4](P108-109)这种观点成为西方对中国传统印象的核心部分。加之清政府在与西方列强的交锋中屡战屡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形象更是一落千丈，从而更加强化了西方对中国的鄙视态度。19世纪中叶，人们普遍认为“中国除了数千年的文明之外，在文学上少有建树，甚至连教会曾经争先翻译的儒家经典也不例外——虽然17和18世纪的欧洲人曾认为这些作品对他们燃起人类进步的希望有着巨大的吸引力，曾给予他们极大的鼓舞”[5](P160)。德国的一位思想家评价中国文明在“童年时期就停止了进步”， “八千个汉字使得中国人困囿在童年，也使他们采用固定不变的方式来思考问题”。[6](P47)曾任香港总督和英国驻华贸易总督的约翰·弗朗西斯·大卫(John Francis Davis)也认同这一习惯性的观点，“这种(中国)文学是幼稚的，极少反映社会的基本状态和智慧的源头。”[7](P57)这种观点在19世纪的欧洲广为流传，其影响甚至在阿瑟·韦利(Arthur Waley)的《170首中国诗歌》一书的序言中也可以看到： “中国没有伟大的史诗和戏剧文学，虽然有小说，也有其优点，但并不能使其作者成为大家。”[8](P3)

伴随着中国国力的衰颓以及鸦片战争后西方对中国的逐渐征服，西方对于中国文化的热情消失殆尽。

(三)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东方发现”

1880年到1910年，是欧洲文化领域由唯美主义到现代主义的转型时期，也是欧洲人对中国文化艺术态度的转变时期。此时的欧洲人把中国古代艺术看做是令人振奋的新发现——新“希腊”出现了。在1910年一篇社论中，罗杰·弗莱(Roger Fly)把中国艺术的新发现视为“东方的文艺复兴”[9]， 庞德(Ezra Pound)在1915年也说道: “本世纪有可能在中国找到新希腊”[10](P140)。

实际上，西方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再发现”并非巧合，是在经历了一系列复杂的历史事件后出现的，基本上是由西方在东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决定的。根据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说法，这与1875年到1914年的“帝国时代”相吻合。他在《帝国时代》一书中指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西方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的优势没有遭受任何严重的挑战。并且在这一段时间内，这种优势开始转化为彻底的征服、吞并和臣服。他认为在1880年和1914年间，除了欧洲和北美之外的世界各地都被分割成块，且处在一个或多个国家正式或者非正式的统治或占领之下[11](P57)。虽然亚洲保留了名义上的独立，但是西方强国划出了“势力范围”和直接管理区。在中国，西方列强更是制定了划分规则。他们分割中国的领土、独立港口和附属地域，控制中国的航运、矿藏、铁路建设和各种治外法权。西方列强通过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行为，包括对中国的军事征服、扩大对矿藏和铁路建设的垄断以及派遣考古和探险队等，把中国的大量艺术品带往欧美，从而再次引起了西方人对中国文化和艺术的关注和追捧。

博物馆、私有收藏、拍卖行、文物商铺和相关杂志扩展和加深了西方人对中国艺术品的认知，提高了他们对中国艺术品的欣赏品位。中国艺术品被广泛接受和收藏，推动了东西方现代美学的相遇。20世纪初期，当越来越多的中国古代和远古时期的文物在欧洲出现，欧洲的美学标准发生了彻底的颠覆。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标准被推翻，原始艺术受到推崇。中国艺术也被归入原始艺术的行列。“原始艺术”的内涵也从原始、野蛮、不文明和落后变成了自然本真。欧洲现代主义者认为中国艺术有着古朴、简洁、内涵丰富、富有表现力、易于感知等特点，这些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主流标准完全不同。罗杰·弗莱是一位发现中国艺术精神内涵价值的重要人物，他在《东方艺术》一文中， 说明了发现中国艺术精神内涵和改变对其观念的原因, “对于我们来说，东方艺术有望帮助我们发现一种更具精神内涵和思想表现力的方式。我们对自己的传统越来越失望和厌倦，它最终让我们过于频繁地呈现或平淡或轰动的内容。”[12](P3)中国艺术变成了欧洲艺术家和作家们思想上的另外一种选择，因为它满足了这些人变革的需要，有助于他们用来对抗传统。这再一次证明，西方人发现什么是由他们的需要来决定的。当时在西方存在的中国艺术类型也不可避免地决定了西方人对中国艺术的认知。

虽然东方热早期曾席卷欧洲，但是除去少数积极分子之外，西方的普通大众对于这个与欧洲文化内核完全不同的文化认识并不深刻。直到19世纪末期，随着翻译时代到来，中国文化才真正深入到了西方普通大众中。英国著名汉学家、翻译家理雅各(James Legge)、翟理思(Herbert A. Giles)、阿瑟·韦利等翻译了大量中国经典，这些经典的译介和传播为西方人认识和了解真正的中国文化打开了一扇窗子。20世纪初，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处在战后一片疮痍中的欧洲人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创伤，道德感普遍降低，空虚堕落之风盛行，西方人对自身的文化产生了怀疑，认为西方已经没落。一些明智之士为了找到解决欧洲文化危机的方式重新阐释了中国文化，他们在孔孟、老庄和墨子学说中发现和谐仁慈与和平兼爱的观念，中国以其古老的文化、贴近自然的生活方式、快乐达观的生活态度再一次受到西方人垂青。中国文化因为在西方人眼中再次被当作治疗创伤的良药而得到肯定和向往。

二 西方视野中中国文化形象变迁的原因

纵观历史，西方的中国文化形象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镜像，导致中国文化形象多变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首先，文化信息的传播和文化互识与传播的客观条件和传播主体的需要有着密切的关系。缺乏发达的交通和通讯的古代文明对于异质文明的了解一般是基于少量的事实和大量的想象，把异质文明当作想象的“他者”，是一个可以观察、学习或者改造的对象，这种“想象”的特征是古典时代文明的共性。于是，在古代不同时期，由于地域相距遥远，交通不便，信息不畅，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是带着传奇和神秘色彩的，与中国的本相有着很大的差距。商人、传教士、旅行者、思想家、政治家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思想体系出发，描绘着他们眼中的中国。商人、冒险家、旅行者一般文化素质不高，在中国接触的也都是中下层人士，著述较为片面和浅显，对中国文化缺乏深刻的认识。传教士一般受过良好的教育，长期在中国居住，可获得一般商人和旅行者不可能获得的中国文化方面的知识。但是由于与教廷及其他教派的争斗，他们会力图美化中国，为自己的主张寻找理论依据。思想家和政治家们很少到过中国，他们主要依据商人、旅行者和传教士们的著述了解中国，而在后者的论述中，中国的文化形象加入了他们的想象、需求和期待[13]。

其次，在西方不同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中国镜像与西方的文化精神和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的文化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召唤和塑造中国形象，都有着那个时期的一种特定的文化动机。正如法国形象学家巴柔(D.H.Pageaux)所说，“形象是对一种文化现实的描述，通过这一描述，塑造(或赞同，宣扬)该形象的个人或群体揭示并表明了自身所处的文化、社会、意识形态空间。”[14](P202)他指出，当异国文化现实被视为优越于本土文化的时候，就会出现对本土文化的贬低和对异国文化的狂热，他们意识到了本土文化所缺失的东西，对异国文化的狂热褒扬更多地属于一种“幻象”[14](P141-142)。西方人勾勒出来的乌托邦中国其实是将中国作为一种异己力量，对现存秩序以批评和质疑, 并期望在对比中对当时的西方文化传统和现实状态进行调整[15]。如果说马可·波罗时代的中国形象还带着许多传奇色彩的话，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中国文化形象不再是刺激有趣的传奇，他们发现或发明了其积极的政治启示，将其作为一种改造社会的动力，扮演精英文化中的某种社会理想。启蒙时期，启蒙哲学家构筑了开明的中华帝国形象，他们发现了中国开明专制制度中隐含的民权平等观念，并予以颂扬，将中国形象当成批判和改造现实的武器。19世纪的欧洲，政治理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主在各个国家不同程度地成为了现实，此时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不再被认为是政治体制的完美典范，而是被冠以落后蒙昧、亟待启蒙的符号，于是拯救中国成了西方军事和经济殖民入侵的最好理由。此时的中国形象便是西方按照他们的价值观塑造的，通过调节中国的现实来符合西方的认知，以维护和整合西方社会的利益和秩序。20世纪初，在西方社会期待中消失了的中国形象又重新出现在西方现代主义审美中，中国作为前现代想象中的“他者” 寄托了现代主义思潮中对思乡怀旧、和谐精神的向往。西方现代主义对中国形象进行重构，忽略其专政等政治内容，强调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相对的乡土精神。

从以上可以看出，西方视野中的中国文化形象是存在于西方人想象与现实之间的“他者”形象，时而美好，时而邪恶。中国文化形象作为一种知识或想象系统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生成和传播，不是中西方积极互动形成的，而是西方文化话语的产物，是西方人根据自身的需求来理解或构筑的。但文化传播从来都是双向的，西方在想象东方的时候，东方也在想象着西方。世界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多元发展、相互作用的系统进程，西方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中国形象作为文化“他者”也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参与和建构了西方的现代文明，促进了西方社会的变革，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全球化趋势为弱势文化对强势文化的抵抗和反渗透提供了契机。因此，中华文明不能只是作为西方的一个“他者”幻像而存在。我们应该紧紧抓住文化全球化这一历史机遇，利用更为广阔、更为宽容的多元化空间发展自己、传播自己，发掘出我国传统文化的新精神和新生命，重塑东方古国经过现代化洗礼以后的新姿态，拓展中华文化对外的传播渠道和传播力，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构建中华文化的新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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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volutionofChineseCulturalImageintheVisionoftheWest

CHEN Hui

(College of Foreign Studi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In the vision of the West, Chinese cultural image has gone a long process of evolution. China, the “other” between the vision of the West and the reality, is sometimes idealized and sometimes demonized. It has a close relationship not only with the objective condition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the demands of communication subjects but also with the Western culture and ideology. In the context of cultural globalization, we should conduct active dialogues with the West with strong cultural self-consciousness and self-confidence, constructing a world stage and a new cultural image for China.

Chinese cultural image; vision of the West; evolution

2017-01-08

国家留学基金委2016年度出国留学基金项目(201608430183)

陈 惠(1967— ), 女,山东惠民人，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文学翻译。

G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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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1763(2017)06—010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