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艳， 刘立辉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715)



第三空间与身份再现：《柏油孩子》中后殖民主义身份建构

马 艳， 刘立辉

(西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重庆 400715)

托妮·莫里森的《柏油孩子》把对非裔美国女性吉丁的身份建构放置在后殖民语境下各种文化混杂、交织的“第三空间”中。在这一空间里，各种民族性、社会利益、文化价值相互交叠、竞争、协商的过程所浮现的身份具有暂时性和不稳定性的特点。本文认为，有着多元文化归属感和流动的社会身份认同的少数族裔对真实身份的追寻不能够通过向“本民族之过去”回溯，而是应该立足于不同文化的交叉点，在各种关系的碰撞、杂糅、重组中捕捉到自己的临时性身份，正是这种不稳定的身份建构解构了殖民文化“非此即彼”的根基。

第三空间；身份再现；莫里森；《柏油孩子》；身份建构

引 言

托妮·莫里森在其前期作品中刻画了黑人女孩佩科拉、波林等一系列被漂白的黑人灵魂，对种族主义和白人文化霸权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对黑人族群对抗白人文化霸权的方式进行了深入思考。莫里森的后期作品主要从美国社会中黑人与白人、黑人与黑人之间的文化冲突与矛盾入手，对黑人去殖民化的道路进行了深刻探索。姆巴莉亚(Mbalia)认为《柏油孩子》揭示了“美国社会中黑人与白人的文化冲突”[1](P69)，鲁兹(Lutz)也认为小说反映的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斗争”[2](P56)，这一观点也散见于国内学者的期刊论文中*都岚岚.空间策略与文化身份：从后殖民视角解读《柏油娃娃》[J].外国文学研究，2008，(6)：76-82.。本文认为在《柏油孩子》中，莫里森将主人公吉丁的个体流散经验置于后殖民语境中，旨在强调对于生活在“第三空间”中的像吉丁一样的少数族裔来讲，由于其身份所具有的变化性、不稳定性和暂时性等特点，获取单一民族的身份认同绝非易事。本文在对小说进行细读的基础上，结合莫里森早年通过更名所体现的身份诉求，从第三空间、身份再现和无家性三个维度，探讨小说中身份认同与文化融合的问题，以期能够进一步完善托妮·莫里森小说研究体系。

一 莫里森与《柏油孩子》

莫里森也曾质疑过自己身份诉求的真实性，反映在其把出生时的姓名克娄·沃福德(Chole Wofford)更名为托妮·莫里森的这件事上。从沃福德到莫里森的转变源于1958年莫里森嫁给牙买加建筑师哈罗德·莫里森后妇随夫姓，那么是什么原因使莫里森在霍华德大学读书期间把克娄更名为托妮呢？*1979年科莱特·道林采访莫里森时曾就更名一事问及莫里森，莫氏解释说在读大学期间“霍华德的同学发不准‘克娄’这个音”。笔者认为在以招收黑人学生为主的霍华德大学校园里，读音困难这个理由似乎站不住脚。详见：Dowling，Colette.The Song of Toni Morrison [A].Conversations with Toni Morrison [C].Ed.Danille Taylor-Guthrie.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p.50.杜瓦尔认为，在1950年代，对于一个想要成就一番事业的黑人年轻女性来讲，“‘克娄’这个名字过于激烈地指涉某种种族化的身份特征，而这一特征恰恰是莫里森想要远离的”，在以农耕为主的美国南部，这个名字通常指涉“黑人中那些以非常令人厌恶的态度——百依百顺、卑躬屈膝来应对种族压迫的黑奴”[3](P33)。杜瓦尔认为莫里森在大学期间肯定读过《汤姆叔叔的小屋》，小说中汤姆叔叔的妻子，那个被大伙叫做克娄姑妈的女人对小主人百般温柔、对自己的孩子却横眉冷对百般挑剔。同样在小说《看不见的人》中，克娄姑妈也被塑造成一个又老又丑的接生婆，吉姆·特鲁布拉德害怕她会让自己乱伦后怀孕的女儿流产。或许就是因为克娄这个名字其本身所暗含的强烈的种族指涉致使莫里森在大学期间为自己更名。莫里森曾屡次在访谈中强调命名在非洲文化中的重要性，勒克莱尔曾就《所罗门之歌》中的命名问题采访过莫里森，她表示，“对于非裔美国人，最好的选择就是为自己命名，这个名字能充分说明你的特点，或者表明它是你自己的选择。”[4](P126)从克洛伊·阿德利亚·沃福德到托妮·莫里森的转变，是否因为文学作品中对克娄姑妈极端形象的塑造留给读者的偏见有待进一步考证，但是值得肯定的是，身份问题对于莫里森来说不是与生俱来，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在后殖民语境下可以被反复建构的*2000年，杜瓦尔在其著作The Identifying Fictions of Toni Morrison 中粘贴了莫里森的出生证明，上面显示莫里森的全名是Chole Ardelia Wofford，中间名是莫里森父母用莫里森外祖母的名字(Ardelia Willis)为其命名，由此可见莫里森不但更改了名字，还省去了和外祖母相关联的中间名。详见：Duvall，John N.The Identifying Fictions of Toni Morrison： Modernist Authenticity and Postmodern Blackness [M].New York： PLAGRAVETM，2002，pp.33-42.。

二 “第三空间”

后殖民语境不是一种二元对立之内非此即彼的空间，而是一种二元对立之外的知识与抗拒的空间，一种在文化“间隙”中呈现出的协商空间，也就是霍米·巴巴所说的“第三空间”——一个漂浮的隐喻，一种混杂的、居间的空间。殖民历史所带来的一个结果是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被强化，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交流中呈现出巨大的文化差异，这些差异里充斥了各种矛盾。矛盾不能在某一特定的文化内部进行消解，而必须通过翻译、协商的方式达成临时性的共识，并且不断处于“协商”的过程中。在这一协商过程中没有任何意义是确定和恒定的，所存在的只有各种可供排列、组合、变形的符号，并且在不同情境下呈现出不同意义。“尽管第三空间其本身是不可再现的，但却构成了表达的话语条件，这种表达使文化的意义和象征不具有原始的整体性或固定性，甚至相同的符号也可以被挪用、翻译、再历史化，并被重新解读”——个人、他者和群体不再据于某一具体的文化中，而是“居间”(in-between)于各种文化混杂的“间隙”中(interstitial space)，因此种族的纯粹性便不复存在。不论是在前殖民主义、殖民主义还是后殖民主义语境下，殖民者的殖民理论根基都是建立在传统黑/白、美/丑、野蛮/文明之二元对立的基础上，对纯粹的种族性的瓦解成为去殖民化的根本途径[5](P37)。巴巴曾在“他者问题”(“The other Question： Stereotype，Discrimination and the Discourse of Colonialism”)一文中对萨义德的“隐伏的/显在的东方学”(latent/manifest Orientalism)进行了讨伐，他认为萨义德的理论本可以“发掘出东方学话语中的他者性和矛盾性”，但他却把这一思路引入二元论的框架中，在这一框架中两种话语之间的对立性使之陷入毫无对话性可言的传统二元对立模式[5](P71)。殖民话语的二重性特征并非“非此即彼”而是“非此非彼，居于二者之间”，也就是“居间”与“之外”(beyond)。

莫里森把小说《柏油孩子》的背景设置在加勒比海的“骑士岛”上。白人糖果商瓦利连(Balerian)退休后与妻了玛格利特(Margaret)、黑人仆人西德尼(Sydney)和奥丁(Ondine)夫妇居住于此。西德尼的侄女吉丁(Jadine)受瓦利连资助在巴黎主修艺术史，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家杂志的封面模特。一天，吉丁回到骑士岛休假，遇到闯入瓦利连家的黑人逃犯儿子(Son)，两人坠入爱河后离开骑士岛飞往纽约开辟新生活。儿子与纽约的现代都市生活格格不入，坚持要吉丁跟随他回故乡弗罗里达州的黑人聚居区——埃罗(Eloe)，但吉丁在埃罗处处感到难堪与不适。两人不同的生活经历和价值观念使他们先是相互吸引，随即冲突不断。莫里森并没有让小说中人物活动局限在单一场所，而是穿梭于具有典型后殖民特征的“骑士岛”、极具美国特征的纽约、代表黑人传统文化的埃罗以及巴黎上流社会。人物在这些空间的穿梭和位移所产生的都是间隙性的空间——是个人或群体自我地位得以阐释的居于文化之间的空间。在这一空间里个体对自我、他者、群体的认同绝非从一种认同到另一种认同的简单的直线运动，而是不断地来回往复、在斗争、挪用的过程中曲折向前。

三 身份再现

“在后殖民文本中，身份问题以一种框架和空间的形式而复归了。”[5](P46)处于各种文化“间隙”(interstitial space)中的黑人如何界定自己的身份？杜瓦尔认为，“如果说莫里森的小说中有一本符合杜波伊斯所说的非裔美国人的双重意识，那么《柏油孩子》恰好完全符合。”[6](P326)本文认为后殖民语境下，黑人的身份既不是杜波伊斯笔下一个黑色躯体里的“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原文如下：“一个人总是感觉到他的二重性——美国人，黑人；感觉到两个灵魂，两种思想，两种不调和地争斗；一个黑色身体中的两种敌对的思想”。杜波依斯通过对“双重意识”的阐释一针见血地指出黑人性格的二重性(two-ness)——既是黑人又是美国人——一个黑色身体中同时存在两种正反对立的矛盾人格，所反映的是非裔美国人处于黑人传统文化和白人主流文化两种不同文化世界观之间所产生的一种心理冲突状态。详见：Du Bois W E.B.The Souls of Black Folk [M].Chicagao： McClurg，1903，p.3.，也不是哈莱姆黑人知识分子所倡导的“黑色兄弟”(the dark brother)——所有黑人共享一个身份，亦不能简单地用法侬的“黑皮肤，白面具”一概而论。双重身份并非指拥有两种身份，而是指“身份协商的重复性”——通过连续的、重复的协商建构一个相对平衡的身份[7](P196)，同时身份的主体性特征决定了所有黑人不可能共享一个身份。巴巴认为，后殖民话语中的主体身份既不在过去，也不在当下，乃是在两者之间一个不可决定的空间里[5](P54)。“过去”指的是东方学传统话语，“当下”则立足于后殖民语境，也就是说，既不能按照传统二元论——文明/野蛮、进步/堕落、白人/黑人来界定主体身份，也不能按当下——国籍、民族、宗教等对主体身份进行界定。“不可决定的空间”所生成的身份失去了其稳定的属性，如同德里达的“书写”——在不断重复中逐步建构。

主人公吉丁是一个浅肤色的黑人。作为处于美国文化边缘的“他者”，吉丁在双重文化的夹缝中踽踽独行，她在白人雇主的资助下读完了大学，旅居巴黎和罗马并跻身巴黎上流社会，成为著名时装杂志《她》的封面模特。吉丁对瓦利连夫妇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他们给我提供教育。给我付旅费，租房间，买衣服，交学费……做了甚至没有任何人提出要做的一切。”美国社会文化全面拓展了吉丁的人文视野，其言谈举止貌似法侬笔下戴着白面具的黑人，面对突然闯入的黑人，吉丁质问道：

“你想从我们这儿要什么?”

“我们？你管你自己叫‘我们’?”

“当然啦。我住在这儿。”

“可是你……你不是这家里的一员。我的意思是你不属于这里的任何人，是吧?”

“我属于我自己。不过我住在这儿。我为玛格丽特·斯特利特工作。她和瓦利连是我的资助人”。[8](P102)

“我属于我”说明吉丁看中自我身份的独立性；但是，当她处于“骑士岛”，和自己的资助者在一起时，她把临时性文化之根建立在那里。吉丁认为与白人在一起，规则非常简单，“她只消装聋作哑，让他们相信她不像他们那样机灵能干。要说显而易见的道理，要问愚蠢的问题，要恣意大笑，要做出感兴趣的样子，如果他们表现出有辱人格，也要笑脸依旧”[8](P109)。吉丁的做法使儿子认为，吉丁是一个被白人文化改造、浸染后忘却传统文化的“孤儿”，通过拥抱白人文明使自己‘变白’，是法侬笔下戴着白面具的黑人——一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当面临白人的世界时，就会显示出脆弱性并以白人的行动为基准。但是吉丁的身份并不具备“黑皮肤，白面具”的固定性，即使是在骑士岛，其身份也永远处于矛盾中。当玛格丽特反复斥责儿子藏在衣柜中为了蓄意强奸她——一个白种女人时，吉丁冷冷地问道：

“你觉得他想要你的身子吗?”

“我也不知道我想些什么。我整个紧张透了。这地方已经让我发疯了，再加上他。你看你，跟他一块儿出去，从车里出来，掉进了泥坑。”

“玛格丽特，是我陷进去了，而不是你。而这是我的错，不是他的错”[8](P160)。

在白人家庭长大、接受主流教育的吉丁并没有全盘接受白人认为黑人男性有随时侵犯白种女性的犯罪冲动之观点，这说明身份并非是人生而固有的东西，而是在文化、历史、教育等众多文本中被建构出来的一种“异源集合体”，是在不同语境下不断认同的结果。吉丁与白人在一起时，并非是被漂白了的黑人，那么和黑人文化的极端守望者——儿子在一起时是否回归了传统黑人的身份呢？从莫里森对儿子的命名可以看出他被塑造成非洲文化的传承者——体格健壮、皮肤黝黑、崇尚自然，身上有非洲本土追忆的原生态特色，“空间、山峦、热带大草原——所有这些都在他的前额和眼睛里”，他的笑“像一阵沙沙作响的骤起的风”，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树林”[9](P90)。对儿子而言，最美好的社会是黑人社区，在他的故乡埃罗有值得骄傲的黑人种族、有相对完整的文化传承、有与自然相亲相近的环境。

儿子和吉丁坠入爱河后，为了让吉丁回归黑人文化传统，儿子把吉丁带回埃罗。但是吉丁并没有经历故乡梦境的甜美，而是噩梦连连——和儿子肌肤之亲时，她看到的是整个屋子被黑人女性充斥——儿子的前妻齐安涅、洗衣女特雷斯、儿子的姑妈罗莎等，她们集体向吉丁露出乳房，最令吉丁震惊的是穿黄色连衣裙的女人对吉丁伸出一只手，手里握着三颗鸡蛋。吉丁幻觉中出现的女性象征黑人文化传统，乳房象征着哺乳关系，蛋则象征孩子，也象征着文化传承。黑人女性群体出现在吉丁梦中是对她回归黑人文化的召唤，但是梦醒后的吉丁不仅没有认识到埃罗所代表的黑人文化传统的可贵之处，反而认为那是一种“文化倒退”、一种束缚，使得人们在思想、行动上受到限制[8](P241)，如同“中世纪奴隶的笼子”——一个也许有历史，但绝不可能有未来的地方。埃罗之行并没有让吉丁找到和儿子一样的身份归属。

莫里森对吉丁的叔叔和婶婶——黑人仆人西德尼和奥丁的塑造也体现出后殖民时代身份建构的不稳定性。当儿子闯入瓦利连家中时，西德尼手持枪杆对着自己的黑人同胞，捍卫白人雇主的安全并以非常鄙夷地态度宣称，“我就是《费城黑人》这本书中提到的费城黑人。我的家人开杂货铺、当教书匠的时候你的家人还在修脸好让别人能分辨出谁是谁呢。”[8](P164)因此，有学者认为西德尼和奥丁认同白人殖民者的思维模式、价值标准和生活方式并以白人眼光来看待黑人同胞，属于黑人中的“定型”人物[10](P81)。西德尼认为儿子是个危险的黑鬼并责怪妻子奥丁没有和自己一样对这个不速之客的出现做出应有的抵制时质问道：“你到底站在哪一边？”奥丁回答，“你这边。当然。我们这一边。”从“你”到“我们”的迅速转移使两人的身份建构统一到“忠诚的黑人奴仆”这一身份下，但是当奥丁责怪吉丁和一个黑鬼(儿子)私奔时，西德尼争辩道，“他是‘我们’中的一员啊。”“我们”表明西德尼把吉丁、儿子、妻子和自己的身份统一到“黑人种族”下。在圣诞节晚餐上西德尼得知瓦利连在没有经过他和妻子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解雇他们的助手时说，“我们应该得到通知，应该由我们让他们走”[6](P178)；奥丁也对女主人玛格丽特大打出手并且宣布，“我是这栋房子里的女主人……是我的厨房和我的帮手。不是我的是谁的？”[8](P180)这里的“我们”和“我”既脱离了“忠诚的黑人奴仆”，又区别于“黑人种族”。在不同时期、不同状况下对“我们”的定义实质上是对不稳定身份的重复性建构。所以巴巴在“质疑身份”一文中总结道，“正是在身份消退与其黯淡的铭写之间的这片重叠空间里，我获得了主体位置。”[5](P56)这句话充分说明了后殖民话语中身份的特殊性：它是一种不具有实体的功能性的结构，是特定关系的再现；它通过反复构建而浮现出来，在不断的延异、增补、协商、翻译中获得临时的合法性；在具体的语境中得到铭写。因此，身份并没有一个中心，所谓的“黑人”，只不过是一种依据白人的标准被建构起来的文化身份；同样，白人之所以成为白人，也是以黑人的在场为前提。由“他者”构成的“自我”其本身就包含了消解“自我”的因素——“自我”的本质要求有“他者”存在，以便从“他者”羡慕的眼光中获得优越感从而确认自身的存在。由于“他者”性的存在，身份就永远不可能是稳定不变地，而是永远处在矛盾和缺失中。

四 无家性

截然不同的生活阅历和文化价值观造成了吉丁和儿子之间激烈的分歧与冲突，他们相互吸引，却又对彼此的文化价值观相互排斥。意识到两人难以弥合的分歧后，吉丁离开了儿子，故事在儿子寻找吉丁的开放式结尾中结束。谈到吉丁独自飞往巴黎开始新的生活，莫里森说“儿子被赋予选择的自由，如果儿子决定加入20世纪，他会跟随吉丁。如果他决定不加入20世纪，他会把自己封锁在未来之外……完全彻底地与过去认同，但这是一种死亡，意味着你没有未来，只有一个悬浮的地方”[11](P112)。 莫里森认为对身份的追寻不能通过向本民族过去之回溯的观念，恰好和巴巴的“无家性”概念相一致。巴巴认为“无家性”并不是指人无家可归(homeless)，也不是失去家园(unhomely)的状态，而是指在殖民与后殖民关系中，被殖民者对文化方位的追寻应该把自己放在文化的交叉点上，在各种关系的碰撞、杂糅、重组中捕捉到自己临时性的身份[5](P9)。

小说中反复强调黑人应该回归传统的儿子并没有意识到他自己也徘徊于各种暂时性的身份中，在不同空间的位移中找寻自己作为黑人的暂时性文化身份——“八年之中他有了七种身份证件……所以他自己都想不起他原先的真名实姓了……而所有知道和记得将他的真实姓名和他本人联系在一起的人很可能都已经不在人世”[8](P119)。儿子在各种空间的位移并非是因为“没有办法在城市的空间中找寻自己认同的文化身份”*都岚岚认为，埃罗所代表的乡村与纽约所代表的现代都市在儿子看来是完全对立的，因此他没有办法在城市的空间中找寻自己认同的文化身份，儿子是“以非洲中心主义的观念对抗欧洲中心主义，走向了另一种二元对立的逻辑”。详见：都岚岚.空间策略与文化身份：从后殖民视角解读《柏油娃娃》[J].外国文学研究，2008，(6)：76-82.持相同观点的还有王守仁、吴新云，详见： 王守仁、吴新云.美国黑人的双重自我——论托妮·莫里森的小说《柏油娃》[J].南京大学学报，2001，(6)：53-60.，实质上，在不同空间的移位和不同文化的碰撞中非裔美国人才能捕捉到自己暂时性的文化身份。儿子对原先姓名的忘却和四处漂泊的命运代表了白人主流社会中大多数非裔美国人流散的生活状态——环境上居无定所，精神上无所归属——游移于两种甚至多种文化之间，有着多元的文化归属感(diverse cultural affiliations)和流动的社会身份认同(itinerant social identification)。他们对身份稳定性的质疑实质上也是对无法认同的本质主义族群身份和文化民族主义的质疑。

当儿子问吉丁，“你的家在哪儿”，吉丁回答，“巴尔的摩。费城。巴黎”[8](P148)，如同萨哈巴兹*生于德黑兰，曾旅居德国，现居于苏黎世的艺术家锡兰娜·萨哈巴兹(Shirana Shahbazi)最不能容忍评论家往她的作品上贴赤裸裸的政治或民族谱系的标签，她说，“我从未想着要定义我的身份或别的什么，因为我对此非常清楚，我在国境之间生活毫无问题”。这一对本质主义身份的漠视和放弃，对任何本质主义文化观的拒绝，是艺术家世界主义情怀的表征，也成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的一种批评策略。详见： Bhabha Homi.Another Country [A].Globalization and Ambivalence [C].Ed Zhang Songren.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3，p.181.，吉丁并没有用一个固定的空间构建自己稳定性的身份。吉丁问儿子，“你到过费城吗?”儿子说，“从来没有”，吉丁说，“反正都一样”[8](P148)。在吉丁眼中不同城市在各种文化的混杂下已经没有了界限，地理环境上的位移所带来的空间变化所产生的身份都是暂时的、流动的。儿子认为吉丁是失去文化传统的孤儿时咒骂道，“当你问我的家在哪里时，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的家在埃罗！而你只能说出几个地方！”吉丁说，“我恨埃罗，埃罗也恨我。”[8](P234)。埃罗是传统黑人文化社区的表征，莫里森借助吉丁之口表明那个地方“只有过去，没有未来”，非裔美国人对传统文化的固守非但不能提升非洲黑人本土文化的地位，反而在极端民族主义的强化中再一次落入西方与非西方文化之间的二元对立。

对后殖民的解构既不能通过回归民族传统的方式来实现，也不能对殖民文化全面认同，亦不能用一种叙事反抗另外一种叙事，而是应该在当下的关系组合中实现。莫里森在《柏油孩子》中提出的并不是“一个所有非裔美国人必须扪心自问的问题：我是与我的压迫者一致还是与我的人民一致”[11](P68)，而是后殖民语境下，如何消解二元身份观的问题。*Philip认为吉丁必须接受一种“或者……或者”(either-or)的关系——或者回归黑人传统，或者全盘接受白人价值观。这就是一种二元论观点。详见：Page，Philip.Dangerous Freedom： Fusion and Fragmentation in Toni Morrison’s Novels[M].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5，p.3.巴巴在“塑造法侬”一文中曾说，“去殖民化的远景目标就是要拆解冷战时期‘非此即彼’(“either-or”)的选择”。也就是说在殖民者所设定的二元论的框架中进行去殖民斗争不可能是彻底的，同样按照殖民者的方式在殖民者所设定的空间里进行的反殖民活动也难以取得最终胜利。详见：Bhabha，Homi.Framing Fanon [A].Globalization and Ambivalence [C].Ed.Zhang Songren.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3，p.241.生活在各种文化“间隙”中的非裔美国人，其身份的不确定性使一切整体化、同质化的身份诉求都不可能实现，这就从根本上消除了任何文化或价值作为主导价值在当代世界中立足的可能性，从根本上消解殖民主义藉以立足的整体论和二元论。

结 语

盖茨曾说作为批评家的任务是分析黑人作品，不是带领黑人民族走向自由[12](P195)。非裔美国人在现代社会中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在身份认识上的分裂，莫里森通过个人的身份建构和在作品中对吉丁的塑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吉丁并非不热爱自己的肤色和种族，在白人富家子弟追求她时能坦然面对，与斯特利特夫妻共处时，她努力置自己于平等的位置，尽管吉丁感激瓦利连夫妇的资助，但和他们相处时也表现出了言不由衷的伪善——她认为他们“正派”(decent)，但是明显排斥玛格丽特时不时显露出的种族主义情绪，所以她对他们俩“都不感兴趣”[8](65)。莫里森对吉丁的塑造旨在说明生活在各种文化间隙中的黑人对其身份进行构建时不必固守在非洲文化中，可以像莫里森一样为自己重新命名，也可以像吉丁一样远离以农耕为主的、落后的过去；接受白人教育的塑造，接受主流文化的影响，流亡于各种文化之间而不必拘泥于稳定性的身份建构。*吉丁离开儿子独自飞往巴黎引起了评论家的热议，Mobley认为“吉丁的身份缺乏整体性”；Coleman认为吉丁飞往巴黎意味着其彻底认同了白人的价值观；Byerman 认为吉丁最终建构了其“客体”性身份。也有评论家给予吉丁肯定，Paguet认为《柏油孩子》是吉丁的追寻之旅，她像《所罗门之歌》中的男主人公奶娃那样通过追寻建构了稳定的身份。详见：Mobley，Marilyn Sanders.Narrative Dilemma： Jadine as Cultura Orphan in Tar Baby[A].Toni Morris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Past and Present[C].Ed.Henry Louis Gates.New York： Amistad，1993，p.289.Coleman，James.The Quest for Wholeness in Toni Morrison’s Tar Baby[J].Black American Literature Forum，20(1986)：63-73. Byerman，Keith.Fingering the Jagged Grain： Tradition and Form in Recent Black Fiction[M].Athens： U of Georgia P，1985，p.213.Paquet，Sandra Pouchet.The Ancestor as Founation in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and Tar Baby[J].Callaloo，13(1990)： 499-515.

身处不同文化“间隙”的黑人游走于不断变化的空间，始终处于“居间”和“之外”的状况，其主体性脱离了传统的、固定的阶级、种族、性别等基本类别，只能把对身份的诉求放置在各种民族性、社会利益、文化价值的差异中。每一次遭遇身份这个问题都会发现，某些东西超出了“整体形象”这个框架，总是包含着某种抵抗的轨迹，而不是一个纯净主体的存在。一个像莫里森这样的知识分子，其思维、言谈、举止模式，都与美国知识分子相差无几，但她显然不可能是美国知识分子，也不可能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美国人，只能是双重的、部分的，并且这两部分在她身上都不完全，像其笔下的主人公吉丁的身份建构一样——漂移着、分裂着，流散着。流散是一种与母体撕裂的无奈，也是一种特权、一种优势，在富有创造性的后殖民理论家那里，为审视文化碰撞与融合提供一种新的视角，为瓦解二元论提供一种新的方式。游走于非洲、美洲、欧洲文化“间隙”的吉丁，脱离了传统的，固定不变的，如种族、阶级、性别等基本类别，在各种差异和矛盾中重新寻找主体位置。

[1] Mbalia，D.Doreatha.ToniMorrison’sDevelopingClassConsciousness[M].Selinsgrove： Susquehanna University Press，2004.

[2] Lutz，John.Sealskin and Original Dimes： Exploitation，Class，and Commodity Fetishism in Toni Morrison’sTarBaby[J].Taylor&FrancisGroup，2013，(54)： 56-69.

[3] Duvall，John N.TheIdentifyingFictionsofToniMorrison：ModernistAuthenticityandPostmodernBlackness[M].New York： PLAGRAVE，2002.

[4] LeClair，Thomas.The Language Must Not Sweet： A Conversation with Toni Morrison [M]//Danille Taylor-Guthrie，ed.ConversationswithToniMorrison.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

[5] Bhabha，Homi K.TheLocationofCulture[M].New York： Routledge，1994.

[6] Duvall，John N.Descent in the ‘House of Chloe’： Race，Rape，and Identity in Toni Morrison’sTarBaby[J].ContemporaryLiterature，Vol.38，1997，(2)： 323-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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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都岚岚.空间策略与文化身份：从后殖民视角解读《柏油娃娃》[J].外国文学研究，2008(6)：76-82.

[11] Ruas，Charles.Toni Morrison[M].ConversationswithToniMorrison[M].Ed.Danille Taylor-Guthrie.Jackson： 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4.

[12] 王玉括.非裔美国文学批评中的后结构主义之争[J].外国文学评论，2013(3)：195-206.

The Third Space and Identity Representation： Post-Colonial Interpretation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TarBaby

MA Yan，LIU Li-hui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 400715，China)

The African American woman Jadine’s identity is constructed by Toni Morrison in the novelTarBabyin the “Third Space” with the context of the post-colonial mixed and intertwined culture，in which the identity is constructed in the process of overlap，competition and negotiation of diverse nations，social interests and cultural valu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emporariness and instability.In shaping the identity of Jadine，Morrison aims to point out that the pursuit of their true identity for minorities，who share multicultural sense of belonging and itinerant social identity，cannot trace back to the history of the nation，but should be based on the cross point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capture the temporary identity of their own in the collision，hybridity and reconstruction of various relations.It is this unstable identity construction that has deconstructed the “either-or” foundation of the colonial culture.

the Third Space；identity representation；Morrison；TarBaby；identity construction

2017-01-16

国家留学基金(201506990060)；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SWU1509371)。

马艳(1982—)，女，回族，宁夏银川人，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美国文学及非裔文学。

I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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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1763(2017)03—012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