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万安玲 著，贺向前，肖永明译

(1.波特兰州立大学 历史学院，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 R 97207—0751；2.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元代蒙古人与色目人在书院的活动：文化认同的一个例子

[美国]万安玲 著1，贺向前2，肖永明译2

(1.波特兰州立大学 历史学院，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 R 97207—0751；2.湖南大学 岳麓书院，湖南 长沙 410082)

在兴建和修复书院的过程中，蒙古人、色目人官员如何与当地士人展开互动？这些蒙古人、色目人官员究竟是出于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认同而积极投身书院建设，还是仅仅为了迎合当地士人精英的文化取向，借此巩固自己在地方的行政权威？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在忽必烈统治时期(1260—1294)，元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理学，着手建立一个官学系统，致力于把宋代书院与庙学整合到一个全国范围的教育体系中。南宋以来，书院的兴建不仅和理学地位的提升紧密相连，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士人对提升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强烈渴望。因此，元代书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场域，我们可以从这里对蒙古统治者的儒家文化认同过程及其与汉族地方士人的文化交流形式进行深入探索。

元代；书院；儒学；文化认同

我将主要探讨元代蒙古人与色目人官员在书院的活动与作用，并以此为视角在蒙古人统治的时代背景下阐释他们对儒家文化的认同过程。在兴建和修复书院的过程中，蒙古人、色目人官员如何与当地士人展开互动？这些蒙古人、色目人官员究竟是出于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认同而积极投身书院建设，还是仅仅为了迎合当地士人精英的文化取向，借此巩固自己在地方的行政权威？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在忽必烈统治时期(1260—1294)，元朝政府开始推崇儒学，并在宋代官学的基础上建立了包括中央国子学及各路、州、县庙学在内的完备官学体系。*参见牧野俢二：《关于元代庙学书院的规模》，爱媛大学法文学部论集(文学部)12(1979年12月)，第29-55页.自南宋以来，书院的兴建不仅与理学地位的提升紧密相连，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士人对提升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强烈渴望。因此，元代书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场域，我们可以从这里对蒙古统治者的儒家文化认同过程及其与汉族地方士人的文化交流形式进行深入探索。

除了方志中的相关记载，为纪念书院的兴建和恢复而撰写的记文同样也提供了相当重要的历史资料，我们可以从中了解到和书院发展有关联的各类人物以及书院财政状况等各类信息。当然，正是这种带有明显纪念性质的记文书写形式表明：从这些材料中获得的关于蒙古人、色目人官员的信息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奉承和理想化描述的成分，特别是当处于异族统治之时。尽管如此，这些记文仍然可以在一系列传记资料的佐证下描画出那些蒙古人、色目人官员的群像，他们曾在书院的建设和更新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这些形象将能使我们更准确地体认元代中国地方的文化交流过程。

我将首先简略地叙述数位蒙古人、色目人官员以及他们与一些书院的关系。这些互动中的少数发生于13世纪晚期，主要集中在1291年至1294年这个时间段之后，元政府在此间颁布法令支持、推动教育的发展，其中也包括对书院的赞助。*公元1291年颁布的法令见[明]宋濂等：《元史》，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032-33页；公元1294年颁布的法令见[元]佚名撰、王颋点校：《庙学典礼》，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85-86页。但是大多数有关这些支持书院建设的蒙古人、色目人官员的记载要下溯到14世纪，其中相当大一部分可以定位在元朝统治末期。我们目前还不能解释这种年代分布说明了什么，可能的原因是：14世纪50年代元朝统治在受到地方叛乱冲击而不断崩解的同时，蒙古人、色目人官员为了巩固地方社会机构，平息动荡局势，愈加频繁地介入书院事务。或是说：这种频繁的介入可能只是假象——是我们受到文献流传与保存条件限制而得出的结论。

一 对朱熹在福建生活和讲学的纪念：屏山书院和勉斋书院

尽管奉祀的是一位与朱熹有着紧密联系的福建学者，屏山书院的始建却晚至元代中期。[1](卷二十九)至大年间(1308—1311)，南宋名臣刘珙(1122—1178；公元1142年进士)的五世孙向郡守提出请求，建议将崇安县五夫里刘珙的旧居改建为书院，并将南宋时朱熹所题的“屏山书院”作为匾额。“屏山”是刘珙从父刘子翚(1101—1147)的别号。刘珙除在枢密院任职，也曾在福建为官，并间接参与道学运动。但是提请设立屏山书院的建议是直接同刘珙从父刘子翚联系在一起的，朱松在临终前将其子朱熹托付给刘子翚教养。*刘子翚之父刘韐(1067—1127；公元1094年进士)在京城开封被围之时使金，誓死不降，自缢而死，以节烈闻名于宋。刘韐之父刘民先则以孝敬母亲为世人所称，被官府表彰，这一项荣誉也使其子扬名。见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刘韐”见第3896页；“刘民先”见第3935页。经刘珙后人的提请，刘子翚的祠堂得以树立，以朱熹、从子刘珙奉祀，但是没有建立书院。根据虞集的记载，元统初年(1333—1335)，郡守暗都剌(Aldura)请求廉访副使李端将提请上达朝廷，这项提请在公元1339年被准可。同年肃政廉访司佥事左答剌失里(Zuo Darashiri)来郡视察，采纳当地人朱炘的建议，在建安书院额外加收一百五十锭至元钞的税赋，用来兴建屏山书院。他们只把一部分税赋用于建设屏山先生祠堂，直到公元1341年，福建廉访副使斡玉伦徒(O’ulentu)到当地与郡守麻合马(Maqamad)、通守刘伯颜合作，才完成了书院的其他建制。虞集指出，朱炘是朱熹的五世孙(尽管我未能追索到他的相关信息)，他为斡玉伦徒所派遣，到江西临川山中请虞集作文以记其事。另外，虞集还引述了他关于刘子翚、朱熹一脉学术统绪的论述。然而，虞集对参预书院建设者的叙述对我们而言更重要[1](P17a)：北方人李端出身于保定的儒学世家，在至正年间(1341—1368)[2](P491)被任命为此地廉访副使前曾供职史馆。虞集称左答剌失里曾平定“海寇叛乱”，而斡玉伦徒则来自西夏旧族。[2](P245)；(P2525-2526)他称赞前郡守暗都剌、现任郡守麻合马以及达鲁花赤马合谟(Maqamad)的善政。*这里的官衔名称需要解释一下。虞集在行文中用了郡守的通称，具体的官职名称在传记里记载得更清楚，例如暗都剌是建宁路总管，麻合马、马合谟分别为路总管和达鲁花赤，二者共事，掌管一路。我们可以确定左答剌失里是高昌畏兀儿人。而根据虞集对斡玉伦徒家族背景的记载，我们知道他是西夏人，曾拜虞集为师，以诗才、书法闻名，他也是《宋史》的二十三位编者之一。[3](P190)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元朝末年这样一座为纪念朱熹之师而修建的屏山书院呢？尽管刘子翚曾在朱熹年轻时担任他的老师，但是他并没有在理学运动中发挥巨大的作用。*他的文字只保存在一部11世纪60年代由张九成学生编订的选集《诸儒鸣道集》里。(Hoyt Tillman，Confucian Discourse and Chu Hsi’s Ascendancy，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2，40.)我们能把他的家系通过其从子刘珙至少上溯四代到11世纪早期，而刘珙的五世孙在14世纪早期始提请建设书院。这样，我们就有从北宋到元末的九个世代，前后几乎长达三百年。刘珙在南宋时曾任高官，他的叔祖也中过进士，并为抗金事业牺牲。刘子翚、刘珙和朱熹同为书院所供祀，但实际上在书院建成之前他们就已在祠庙里被人敬奉。鉴于刘家世居崇安县，建设屏山书院的想法似乎主要源于他们的家族利益，但也得益于其与朱熹的关系。

除了刘子翚和朱熹(从推论上来说)的后代之外，一些色目人官员(其中三人的身份可以确定)也直接参与到提请准建书院以及筹备资金的努力之中。这表明在元朝末年，即便是在帝国的南部腹地，多元文化之间还是呈现出一种既相互合作又相互渗透的复杂态势，这也为当地的教育政策和社会环境奠定了基调。在三个身份确定的色目人中，有关暗都剌的记载较少，据说是一个色目人或西域人，但籍贯、家系不明，关于他的唯一记载是他曾任建宁路总管。左答剌失里的生平记载要更加丰富一些：他出身高昌，应该是畏兀儿人；于公元1350年出任温州路总管，镇压了方国珍暴动，升任江浙省左丞，又迁南台侍御史。公元1356年张士诚攻陷杭州，左答剌失里战死。在传记资料索引提到他之前，虞集在记文中就把他定位在公元1340年前后的福建，却称其为“佥宪”。

现存关于斡玉伦徒的资料更为可观。通过他的祖父朵儿赤(Dorji)，他的家系能一直上溯到西夏宰相斡道冲(Wo Daochong)，一个掌管西夏国史的世家。*关于斡道冲，参见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6：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907-1368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4 ，204. 也见[元]虞集，《道园学古录》，万有文库本，卷四，第83-84页。斡道冲也是一位儒家学者，他将《论语》译成西夏文，并得到了他侍奉的皇帝的尊崇——画像从祀孔庙、学校，遍及郡县。斡玉伦徒是虞集的学生，他与回回郡守、汉人廉访副使监督屏山书院的落成，表现了对儒家教育的重视。但将取自建安书院的税赋融通成了新建书院资金的人是前任肃政廉访司佥事左答剌失里，另外根据虞集的说法，实际上责成整个建设工作的是原建安书院的山长申屠诚。[2](P17a-b)

另一建于元末(1360)、与朱熹有关联的书院——勉斋书院，处在福建福州城内的朱熹高徒黄榦故居。[4](卷七P9a-12b)在公元1350年前后，书院曾有几次筹建，但均不果其事：肃政廉访使赡思丁(Samsudin)，兴化路达鲁花赤元奴(Inag)等都曾提倡兴建此书院。公元1360年，行省平章布合特穆尔(Buqa Temur)[2](P2308-2309)听闻此事后，补助了五十两白银以及一百五十多亩租田，书院最后建成。

布合特穆尔是乃蛮人帖木哥(Temuge)之子[2]，在抵抗张士诚时为元廷尽忠而死。《勉斋书院记》的作者贡师泰(1298—1362；公元1327年进士)在几篇文章里都提到了布合特穆尔，包括一篇为其家谱写的序，一篇为道家建筑凝虚楼所作的记，凝虚楼是布合特穆尔到任福建第二年所建。[4](卷六)；(卷七)贡师泰这样描述在江浙行省平章任上的布合特穆尔：“诛锄凶强，煦毓罢氓，威惠并施，远近怀畏。”[4](卷七)将其形象刻画得与汉人士大夫并无二致。他有一份家谱，名下有一处具有道教色彩的凝虚楼，两者都是有教养的汉族文士的标志，而他以职权促成勉斋书院的建设也能说明这一点。不像屏山书院，勉斋书院似乎完全是在地方官的努力下建成的，没有留下任何有关黄榦后世子孙参预的证据。书院迟至元末才落成，这可以视作政府在面临张士诚进军带来的持续不断的动乱中巩固地方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秩序的最后手段。

二 供奉苏东坡：惠州东坡书院

14世纪40年代末期，[5](卷四P7b-9a)在南方偏远的惠州路，也就是苏东坡曾经被贬谪的地方，一处为纪念这位北宋诗人、政治家的新书院落成了。东坡书院的前身是南宋时纪念苏轼的祠堂，它在元初一度屡毁屡建，直到公元1346年才在路总管观驴(Goolliu)任下增其旧制，扩大而成一书院。观驴是古速鲁部落的回回人，他与廉访使绰罗(Chuoluo)联姻，并以父荫授官。[6](卷五P17a-b)惠州任后，公元1348年他转任杭州路达鲁花赤。朱元璋击败张士诚后，要求故有官员留任，观驴不事新朝，遂自杀。

危素在《东坡书院记》里评论惠州民风，认为一个人即使住在南蛮之地，毋忘故土以及故地文化风俗仍十分重要。他把地方士绅与平民缅怀死者的方式做了一个对比：前者通过仪文礼节来追怀先贤，而后者则“假巫语以招公之魂”。[5](卷四P9a)危素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是，观驴对书院建设的支持(并且增拓作为书院基础的纪念苏东坡的祠堂)正代表着儒家纪念先贤的正确方式，这跟当地在儒学渗入之前古老而传统的祭祀仪式不同。他还总结道：“观驴君与公异世，而崇敬表章所以宣明昭代、尊显斯文、化民成俗者，克尽其道……观驴君字元宾，其先北庭人，读书好古。”[5](卷四P9a)危素把他刻画成一个出身于有教养家庭的儒家官员，而他对东坡书院祭祀苏轼的支持植根于他对汉文化以及儒家文化的浸淫。他坚决不事二主，为元廷守节而死，这也是他作为一个儒家官员的铁证。

三 创建书院并担任山长的色目人、蒙古人

畏兀儿学者在元政府中扮演的角色已为众人所知，*例见Michael C. Brose，Uyghur Technologists of Writing and Literacy in Mongol China，Toung Pao XCI (2005)，396-435.而他们的学识有时也和书院相联系。著名的畏兀儿翻译家忽都鲁笃弥实(Qutulug Turmisi)在翰林院供职时，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Ayurbarwada)命其将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的《大学衍义》翻译成蒙古文。而这道圣旨起因于公元1317年在真德秀故居为纪念他而修建的书院。*[元]虞集：《西山书院记》，《道园学古录》卷七，四部备要本，第1a页。他后来也参与了其他的翻译工作(例见[明]宋濂等：《元史》卷二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525页；卷三十四，第751页)，公元1329年授奎章阁大学士。忽都鲁笃弥实也曾与贞文书院有过些许联系，欧阳玄提到他在元仁宗时曾参与促成皇上赐谥揭傒斯之父“贞文”。公元1343年，中书平章政事铁木儿塔识(Temur Tas，1302—1347)等人向新近登基的元惠宗妥懽帖睦尔(Toghon Temur)提请建立贞文书院。*[元]欧阳玄：《贞文书院记》，《圭斋文集》卷五，四库全书电子版，第3b页。欧阳玄把Temur Tas音译成帖木儿达式。铁木儿塔识是康里族人，其父亦纳脱脱(Inag Togto，1272—1327)在他宣德的别墅延请教师为其授业，后来朝廷赐额曰“景贤书院”。脱脱死后，书院里设有专祠，所以铁木儿塔识很有可能受到其父的影响。[2](P2405-2406)；[7](P3326)；[8](卷二十八P9a)

蒙古人同样在书院很活跃，这通过多种方式表现出来。在北方，有一座由蒙古家族建立的历山书院(位于中书省南部的鄄城)，它较为独特，相对来说文献保存较好。[9](卷十二P13b-14b)据说历山公千奴(Cino’a)建立这所学校以教化当地人。然而，历山书院与其他书院不一样，它的职能有所扩充：书院聘请的医生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还要为当地的民众服务；在休息的时日里，学生们还练习射御之术。除了发挥学校的职能外，医疗服务和射、御等军事练习都会给当地社群施加直接影响。千奴来自蒙古显赫的伯岳吾(Baya’ud)部(同样出身此家族的卜鲁罕(Bulukhan)在公元1299年被立为皇后)：[10](P504)其曾祖哈剌察儿(Qaracar)降成吉思汗(Chinggis Qan)，其祖父忽都思(Qutugsi)在灭金之后的公元1255年被杀，[2](P2319)；[7](P3254)其父和尚承袭其祖父之职并随忽必烈(Qubilai)攻宋。千奴的职业生涯起始于忽必烈时期，历仕成宗铁穆耳、武宗海山(Khaishan)、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三朝，于公元1318年退居鄄城，并建立了历山书院。他有一子勃颜忽都(Buyan Qutug)，于公元1327年中进士，后任职翰林国史院。[7](P3259)这一系列事件在汉族士人所建书院的记载中经常可以见到：致仕官员私人捐建书院，其子孙后代科举中第，随后官方颁赐匾额。

由于书院山长(尽管品级较低)已经纳入元朝学官体系之中，有授官资格的蒙古人可能会得到这一官职。山长不仅品级低，俸禄也很微薄，像是个闲职，蒙古人可能并不会把他们的职责当回事。但其中一些人，比如伯颜(Bayan)，付出了像汉人山长一般的努力。伯颜在公元1344年中乡试后，先后在温州乐清县宗晦书院、绍兴嵊县二戴书院任山长。*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274页。公元1291年充任南台御史的女真人完颜真，1296—1298年间在绍兴先后兴建了二戴书院与和靖书院。见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46页；以及[元]戴表元：《和靖书院记》，《剡源戴先生文集》卷十，四部丛刊本，第3a页。和靖书院是为了纪念北宋烈士尹淳(1071—1142)，尹淳在北宋灭亡之际逃亡北方，卒于绍兴。前者是在一处朱熹祠庙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后者则是为纪念六朝的一对父子戴逵(作《竹林七贤论》，卒于公元396年)、戴颙而建。[11](卷二十七P33a)公元1362年伯颜被任命为湖州安定书院山长，翌年转任平江教授。[12](卷四P33b)伯颜宦游于山长这等闲职之间，同元代许多汉族士人的遭际何其相似。王逢(1319—1388)以诗题伯颜“竹石”画后，刻画了一个文士纵情山水的形象，但我们也能从中读出一股愤世嫉俗、逆来顺受的味道，因为伯颜再没能迁官别处。[12](卷四P33b-34a)

四 夺回文化空间：崇圣书院、龙眠书院和明正书院

纳林不花(Narin Buqa)和燮理普化(Seli Buqa)两人同举泰定四年(1327)进士，在达鲁花赤任上都曾援建当地书院。*王德毅等编：《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492页(纳林不花)；《元人传记资料索引》，第2492页；《元人传记资料索引》，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64-265页(燮理普化)。公元1338年纳林不花任泗州盱眙县达鲁花赤，兴学重教，允当地人所请重建一座毁于宋末兵燹的孔子后人祠庙。[13](P18-19)苏天爵在《题杜君墓表》中认为纳林不花在支持当地办学、尊奉孔子后人之外，为先宋杜公迁墓请文这一举动也值得表彰：

世之守令，大抵多武夫俗吏，于民之生者犹不知恤，况死者乎？侯以进士入官，深知爱民之道，于一士之枯骨尚不忍其暴露，则于民生惠养当何如也夫？江淮之间，父子兄弟死则弃之中野，棺椁骸骨纵横，见者恬不为异。甚矣，礼俗之坏也予！[13](P494-495)

张以宁(1301—1370)追述纳林不花的政绩，称赞其在达鲁花赤任上对当地秩序的恢复贡献尤巨，还提到他在孔子后人祠庙上兴建精舍，“欲与岳麓、石鼓相雄伟”[14](卷三P46b)一事。精舍在公元1335年改制为崇圣书院。

燮理普化出身于蒙古显贵斡罗纳儿(Oronar)氏，公元1327年登进士第后出任庐州路舒城县达鲁花赤。揭傒斯在《舒城县龙眠书院记》里写到：“学政咸用其学，以教导民。民始益知人之所以为贵，儒之所以为重，而复知所以养生而送死。”*[元]揭傒斯：《舒城县龙眠书院记》，《揭傒斯全集》卷五，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21页。更多相关此书院的信息请参见Linda Walton，Academy Landscapes and the Ritualization of Cultural Memory in China under the Mongols 。此文载入Michel Conan，eds.，Performance and Appropriation：Profane Rituals in Gardens and Landscapes，Washington，D.C.：Dumbarton Oak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7，164-166.认为燮理普化的善政脱胎于他的学问。揭傒斯还称赞了燮理普化在重建龙眠书院过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龙眠书院原址是北宋画家李公麟的山庄，夹处禅寺与舒王祠之间，曾在元初接收禅寺僧人。燮理普化收回该址，以其俸禄募工修筑书院。又以苏轼、黄庭坚曾多次造访山庄，乃合祀李公麟及苏、黄三人于堂北。在燮理普化募工修筑之外，乡贤范凤瑞也曾割田二百亩支持书院运作，但这个行为是否出于自愿有待考证。若果出于自愿，那么它将为蒙古官员同本土乡贤在经济上以及其他方面的共同协作提供一个极佳的范例；如果并非自愿，那么它可能暗示元朝官员迫使地方精英阶层参与促成国家教育事业的实施。在另外一个例子里这种倾向更加显明：公元1355年，吉安路达鲁花赤纳速儿丁(Nasurdin (Nasr al-Din))负责重修白鹭洲书院，他命令欧阳成德“捐”资以助。[15](第二册P8a)无论当地汉人缙绅的经济支持自愿与否，龙眠书院的多层次历史无疑是蒙古-汉民族文化在地方交流的一个写照，这种交流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动态。曾被临近禅寺占用的李公祠庙，在元末蒙古官员以及地方乡贤捐地的支持下又重接道统，成为一所书院。

揭傒斯提到，就在书院重建、人们劝学向善的同时，兵革、饥疫尚未停息。他又抨击长吏趁时势动荡浑水摸鱼，谋取私利，并坚称民众比他们更加清楚如何保障自身利益。揭傒斯的话与当时一些针对贪官滑吏的不平之鸣同声相应，但犹有过之，他认为是长吏而不是在上位者的过犯导致了礼义败坏的局面。相较宋室南渡后民众流转播迁，而今他们免于战祸五十余年，能过上安定的生活。但揭傒斯认为如果没有燮理普化式的尊儒重教，诗书礼义就不会深入人心，钟鼓玉帛也只是虚文。[16](P322)同时代另外一位杰出的学者虞集在《舒城县明伦堂记》里也认为燮理普化在明伦堂的重修中发挥了作用。[17](卷八P155-157)他也与揭傒斯一样，斥责那些长吏“急于簿书、期会，有不暇于为治，而况教乎”[17]。文中还提到燮理普化在公元1330年将入京前请自己作文纪念此事，并把龙眠书院作为燮理普化的另一政绩。

龙眠书院坐落在李公麟山庄的原址上，它周遭的山水赋予了李公麟作画的灵感，苏轼、黄庭坚赋诗的神思。*见Stuart Sargent，Colophons in Countermotion：Poems by Su Shih and Huang T‘ing-chien on Paintings，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52.1 (June，1992)：263-302.但山庄内蕴的文化价值也通过燮理普化对书院的建设留传下来。我们无法获知燮理普化是否有这种认识，但是可以确定的是，揭傒斯(一位在朝廷最高学术单位任职的杰出学者)也倾向于强调该地的自然环境和文化历史遗产，他从舒城在春秋时期的源头叙起，将燮理普化的政绩归因于对这份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

公元1330年，衢州路总管申月鲁帖木儿(Shen Urlug Temur)重新审阅讼状，把先前被“浮屠老氏”[18](卷八P12b)攘夺的土地归还给明正书院，这一举措同燮理普化从毗邻禅寺收回龙眠书院土地的做法极为类似。黄溍在《明正书院田记》的最后简略提到月鲁帖木儿是高丽人(他没有用在另外一处文献中列举的汉姓-申shen)。明正书院本是供奉南宋名相、高宗时期主战派赵鼎(1085—1147)的祠堂，地产曾一度没入道观，被收回后人们在其旁新建了一座书堂。这些建制都是依靠宋朝宗室办成的，但那些被(不知名号的)“浮屠老氏”侵占的田地直到元朝才被夺回，并在月鲁帖木儿治下于公元1330年建成书院。衢州另外一座书院在同时期也被重建，重建者伯笃鲁丁(Beg Duludin，又名鲁至道)是一位穆斯林，于公元1321年中进士，转任此地廉访副使。[2](P2282)；[3](P163)他看到石门洞书院年久失修，遂筹集钱财，在邑长孛兰奚(Buransi)(我们根本不能确定此人身份)的佐助下重新修筑之。[19](卷十五)书院旧址与中古时期山水诗人谢灵运(385—433)有很深的渊源，柳贯在《新修石门洞书院记》中也用相当大一部分篇幅来描绘当地山水。为作者柳贯所不知的是，伯笃鲁丁(鲁至道)也是一位诗人，所以他恢复书院的努力一部分也源自对这个地方的诗意遗产的感发。

五 保存文化遗产：西湖书院

杭州西湖书院前身是宋朝太学，与其他书院相比可能别有一些特点，但是也有共通的因素。公元1294年，前翰林学士承旨徐琰促成了书院的建设。*[元]黄溍：《西湖书院义田记》，《黄文献集》卷七，金华丛书版，第52a-54a页。黄溍描述书院起源的文字印证了公元1291年允许广设书院的政令。([明]宋濂等：《元史》卷八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032页)。徐琰是山东东平人，东平府学培养的许多学生入仕后皆为元初名宦。见安部健夫，元代知識人与科挙，元代史研究，Tokyo：Sobunsha，1972：13-29.黄溍在《西湖书院义田记》里简略提及这个区域的书院数量及其起源：

今江浙行中书省所统吴越偏州下邑无不立学，其为书院者至八十有五，大抵皆因先贤乡邑及仕国遗迹所存而表显之，不然则好义之家创之以私淑其人者也。

后来成为西湖书院的祠庙，一直供奉着林逋(957—1028，杭州隐士诗人)、白居易(唐杭州刺史)、苏轼(龙图阁学士知杭州)三位贤士。[20][21]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与其他书院没有什么不同，不管是如林逋般生养于斯，或是像白居易、苏轼般仕宦于斯，只要是与当地相关的人物，它们都乐于供奉。但是西湖书院又显得与众不同，它有南宋太学以及岳鄂王故宅在前，宋朝旧板、御书石经、孔门七十二子画像石刻仍储藏其中[21]，数十年内得到定期增拓、翻新，始终保持其自身教育、藏书的职能于不坠。

公元1335年，浙东道宣慰使铁木哥(Temuge)与肃政廉访使胡祖广协力修缮西湖书院，这也是文献中首次有非汉族出身人员参与的事例。*[元]贡师泰：《重修西湖书院记》，《玩斋集》卷七，四库全书电子版，第7b页。贡师泰将Temuge音译成特默格，但本文采用了佚名：《元西湖书院重修大成殿记》(《武林金石记》，《石刻史料新编》(第一辑)第15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二卷，第12a页)中的译名。此外，在其他众多襄赞书院重修的人中，只有肃政廉访使忽都海牙(Qutug Qaya)不是汉人。*《元西湖书院重修大成殿记》提供了一些细节，包括列举参与此事的人的名字，雕版刻工之名也在此内。但在公元1356年，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使丑的(Codi，蒙古哈剌赤Qaraqi族人，卒于公元1368年后)、[2](P2334)杭州路达鲁花赤谔勒哲特穆尔(Elje Temur)、提学马合谟洪钦(Maqamad Hugin)与其他汉族官员一道监督了有元一代对该书院的最后一次大修。我们从这些文字记录中不能再进一步了解这些人，但《新元史》里倒是有一些丑的传记资料。[22]丑的父祖皆为行省宰执，他升翰林侍讲学士后，出任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使。在张士诚的进逼下，丑的设防据守杭州(虽然张士诚还是在公元1357年占领了杭州)，他这一事迹在《新元史》里毫无意外地被大书特书。不出所料，贡师泰在《江南浙西道肃政廉访使丑的公德政碑》里也提到丑的出私俸翻修尊经阁(即藏书楼)的事迹，并记载丑的从曾祖到父亲三世的姓名，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家庭背景。*[元]陈基：《夷白斋稿》卷二十一，四部丛刊本，第4b-5a页。陈基是黄溍的学生，在文中提到对宋太学尊经阁的保护。(见上)。但陈基在《西湖书院书目序》(14世纪50年代中后期)里把重修尊经阁、书库的功劳归给一位张姓官员[21]——行省平章张公，他监管了书版的重刊[21]。文中一并详细记载了参与的书手、刊工，所用木板和木材的数量[21]，涉及其中的官员全为汉人，作者甚至一字未及丑的东西。

西湖书院的历史本身以及藏书的保护工作对汉人学者、官员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在书院的发展、修整过程中起到了更加深远的影响——重刊、缮补书楼藏版即是一例。但汉人与蒙古人、色目人官员合作修缮西湖书院这一事件在时间的纵断上只限于元末的一隅。杭州在书院14世纪50年代末最后一次大修时已经陷入元朝、张士诚和朱元璋三方势力的争夺之中，狼烟四起。陈基在文中即描述了这一纷乱的场景：

海内兵兴，四方骚动。天下简册所在，或存或亡，盖未可知也。杭以崎岖百战之余而宋学旧板卒赖公不亡……今公缮完于兵革抢攘之际，天之未丧斯文也，或尚在乎！[21]

六 结 论

回到本文的主题——文化互渗的动态过程——我们可能会认为以上列举的材料反映的是一种老生常谈的“汉化”概念，因为外族人通常被书院志作者或他们的传记作者描述成遵从儒家名教秩序，致力礼义教化的忠实信徒。我们必须承认文化渗透是双向的，但我们的观点难免受到文字记载的影响，而这些文字都是由为蒙古统治者忠实代言的文人如虞集、程钜夫、揭傒斯等撰写的。我们从千奴之于历山书院、(铁木儿塔识之父)亦纳脱脱之于景贤书院这几个文化事业的例子可以推断出蒙古世家建立了自己的书院，因此也积极地参与了这一学术传统。我们关心的问题不是求证蒙古、色目人是否真正通过某种方式参与、支持了当地理学教育或汉文化，而是——考虑到所用文本证据的特殊性——汉人学者如何叙述蒙古、色目人的作为。

蒙古、色目人与汉人在书院的活动折射出彼此之间的关系，而要明确此种关系，我们可以将其看作“交流化用”(negotiated appropriation)*译者注：“negotiated appropriation”在原文中是完全不加甄别的吸收(文化现象)的反义，代表一种有回旋余地的，不断修正的吸收和化用。的过程(化用宗教学者Catherine Bell的术语)。*我在另外一篇文章里运用了这个概念，以特指文化、历史遗产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的方式：“Academy Landscapes and the Ritualization of Cultural Memory.”见Catherine Bell，Ritual Theory，Ritual Practic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196.而纪念性的记文也可看作是一种礼仪实践(ritual practices，在此再次套用Bell的论证)。当礼仪实践不再以简单的社会控制机制概括，而是放在一个更大的场域里进行讨论，理解这个场域中权力关系不断生发、纠缠的过程[23](P85)将有助于更深入了解汉人学者对蒙古、色目人道统传递者形象的塑造。这既不能被简单地理解为汉人的阿谀奉承，也不仅仅是蒙古、色目人汉化的反映。可能会有人认为，汉人作者为了达到将文化遗产收归自身的目的，把蒙古、色目人在书院建设中的贡献归功于汉人。这些书院既包括传播学术类的书院(屏山、勉斋书院)，也包括带有文学、艺术背景的书院(东坡、龙眠、石门洞书院)。有一些蒙古、色目人真心实意参与这种形式的文化交流，但这一事实并不影响“交流化用”概念框架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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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柯劭忞.新元史[M].台北：艺文印书馆，1956.

[23] Catherine Bell.Ritual Theory，Ritual Practice[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Academies and Acculturation in the Yuan

Linda Walton1，Translated by He Xiang-qian2，Xiao Yong-ming2

(1.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History Department，P.O.Box 751，Portland，R 97207-0751，U.S.A.2.Hunan University，Yuelu Academy，Changsha 410082，China)

This paper represents an effort to reconstruct the roles of non-Han local and regional officials at academies in Yuan China as a way to understand some aspects of acculturation under Mongol rule. How did non-Han officials interact with local Chinese to build and restore academies？To what degree were these officials personally and intellectually engaged in the promotion of Neo-Confucian learning-or were they simply following a pragmatic policy to accommodate the interests of the Chinese elite in order to stabilize local society？By the reign of Khubilai Khan (1260—1294)，the Yuan government had begun to appropriate Neo-Confucianism and to erect a system of state schools that assimilated former Song academies along with Confucian temple-schools (miaoxue )into an empire-wide educational apparatus.Because academies founded in the Southern Song were tied not only to the Daoxue movement but also to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aspirations of local elite families，the continued expansion of academies in the Yuan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to explore processes and forms of acculturation between Mongol government authorities and the Chinese elite at the local level.

Yuan Dynasty；Academy；Acculturation

2017-01-10

万安玲(Linda Walton)(1947—)，女，美国人，美国波特兰州立大学历史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思想文化史。

K247

A

1008—1763(2017)03—001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