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 雨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试论普罗可比《秘史》及其对查士丁尼的评述

柳 雨

(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普罗柯比是东罗马帝国著名的史学家，他的著述《战记》、《建筑》等作品对查士丁尼无不大加赞扬，歌功颂德。他在查士丁尼时期因结识了贝利撒留而得到当局重用，他本身就为贵族，接受了古典教育的熏陶，他的才华在那个时期得以施展。但他在《秘史》一书中却一反常态，可以说很大程度上完全描绘出了一个反面式的查士丁尼。普罗柯比在其他作品中用尽褒扬之词来赞美查士丁尼及其伟大，而在《秘史》中则是使尽所有来恶讽、贬斥查士丁尼。那么普罗柯比究竟是怎样的一位史学家？他又是怀着怎样的心理写下了《秘史》这“一本奇书”？他又想告诫些什么呢？《秘史》是否与普罗柯比其他历史作品相背离，或者说缺乏历史的客观性？笔者在本文对此展开论述。

普罗柯比；《秘史》；查士丁尼

一、普罗柯比创作《秘史》之实

在一段时期，史学家们曾经对普罗柯比著述《秘史》的真实性进行过争论和探究 。

“是的，17世纪以来，人们对普罗柯比是否写了《秘史》提出疑问并没有得到彻底的回答，因此他们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这个著名的作家怎么会表现出如此悬殊的两面性。”

普罗柯比在《秘史》一书中完全对查士丁尼展开了诋毁与谩骂，诸如“蠢驴”、“人形恶魔”、“吸血鬼”、“野兽”、“杀人魔王”、“白痴”、“披着人皮的魔鬼”、“吸血鬼”、“低能儿”等词语。时至今日，我们没有办法真切地与普罗柯比对话，得知其内心究竟为何会有如此之大的反差，有人认为普罗柯比产生了人格分裂。但是就《秘史》前言中有关普罗柯比的记述来看，在查士丁尼后期他发动了诸多“不必要”的战争，查士丁尼四处征战，“长期的战争给西地中海造成了严重的破坏，作为战场的北非和意大利，财富被毁，人口减少，土地荒芜，贵族消亡，罗马元老逐渐消失，罗马贵族为躲避战乱纷纷举家外逃，投奔帝国东部。作为传统贵族和贵族文化的代表普罗柯比对此深感悲哀，使改变了最初对查士丁尼发动战争拥护的态度。” 由此来看，查士丁尼人格分裂的说法应该不是那么的顺理成章，作为帝国晚期贵族的代表，因此对当局这发生不满与抱怨应为人之常情。

再者，伯里(J.B.Bury)在其所著《晚期罗马帝国史》中对普罗柯比进行了大篇幅的论述。他认为普罗柯比是继承古典文化的极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并且将《战记》与《秘史》加以分析，认为这只是普罗柯比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对帝国国情与查士丁尼、贝利撒留态度的一个转折与改变。他细致入微地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最后，他认为《秘史》应出自普罗柯比，且行文风格与其之前的作品还是甚为吻合的。

除此之外，经过史学家们的认证与考察，尤其是研究普罗柯比的权威学者A.凯莫林“在其专著《普罗柯比与6世纪》中谈到，学者们之所以多从非常规的视角出发对《秘史》进行研究，是因为他们都认为《秘史》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普罗柯比一种怪诞的行为 。作者通过对《秘史》与《战史》之间的对比研究……认为《秘史》的记载是可靠的，普罗柯比提供的信息也是真实的，只是其写作时的情绪和心理与其他作品不同而已。”

由此来看，普罗柯比写作《秘史》应该是可靠的，而且他在书中所记载的诸多历史事件也是真实的，我们鉴于此，就可以对《秘史》中普罗柯比的史学思想展开进一步的深究与探索。

二、普罗柯比创作《秘史》的背景

(一)社会环境

西罗马帝国衰亡之后，以地中海为中心的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延续着历史的荣光。而拜占庭帝国的延续主要有两个因素。一个是古典文化因素，另一个是基督教因素。两者新旧的并存是拜占庭帝国文化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汤普逊认为“可以把查士丁尼视为罗马帝国的重建者；他对内曾规定帝国的结构性质，对外曾树立帝国边境的路线；他曾赋予帝国以形式和精神，而帝国曾保持着这种形式和精神，知道千年以后灭亡为止。” 的确如此，实际上，此时的罗马帝国也正发生着微妙的转型，而其强大的基础便是由查士丁尼一手所建立的。

此时的拜占庭帝国想要恢复昔日罗马帝国荣耀，便只能继续开疆拓土，不停地发动对外战争。这在普罗柯比的《战记》，同样也在《秘史》中都有记载。而战记更多地是出于爱国的情怀。《秘史》则以一个回顾者、历史的审视者的角度进行批判。而这样的东征西讨，无疑给帝国内部也会带来重重矛盾。在《秘史》中更为明显地可以看到专制暴政和皇帝的挥霍无度。而当时仍有诸多异教徒存在，查士丁尼对于基督教是一种保护的态度。整个社会存在着传统的普世价值观。

(二)政治环境

普罗柯比之前所作《建筑》等对查士丁尼歌功颂德是因为受到皇帝的命令而撰写，但《秘史》则完全出自于作者自己的意愿。普罗柯比在自己所作《秘史》的前言中解释了他创作《秘史》的缘由。从中我们可以得知，他难以让时人了解查士丁尼及帝国的真实面目，但却可能会有益于后人。迫于时局的压力，为了避免杀身之祸，这本书在当时难以得见天日。

“因为我担心它会祸及后人，这些邪恶丑事最好不为后人所知：以免未来的暴君在听说之后去模仿这些丑行。可悲的是，多数君主都会模仿他的前世，而且大多数人都很容易重蹈覆辙。”

在《秘史》普罗柯比描写到查士丁尼及其妻子塞奥多拉是有诸多间谍于朝野之中。从基本的历史事实我们也可以得知查士丁尼并非出身高贵的皇帝，他却渴望继承罗马帝国鼎盛时期的荣光，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如果有碍于其强权的任何人应该会遭受灭顶之灾。在书中他直言查士丁尼的愚蠢，直呼其为暴君，更认为塞奥多拉出身低贱，完全是一个荡妇，不知廉耻。查士丁尼与塞奥多拉虚伪，不择手段，横征暴敛，视财如命，却又挥金如土。因此，普罗柯比写作秘史在那个时代是具有很大的冒险性，但他有希望能够警示于后人。我们完全可以称呼普罗柯比是一位极具有历史使命感的史学家，或许他应该是同司马迁一样伟大的一名史学家。高度的中央集权与统治者的妄自尊大是普罗可比所处时代特殊的历史社会环境。

另一方面，因为普罗柯比是深受古典学派熏陶的上层贵族，因此正如前代哲人们对君主所期望的那样，君主应具备智慧，且应有“父亲般地温柔” 。这也正是传统的罗马贵族对于统治者的期许。

普罗可比深受柏拉图政治理论的影响：柏拉图提出了四中政治体制，且将其加以比较。第一种是克里特或者斯巴达体制；第二种是寡头政治；第三种是为民主制；第四种为僭主制，而他认为最后一种是祸害国家的。普罗可比的政治理念受到其很大影响。《秘史》中对波斯王大加赞美，反衬拜占庭帝国查士丁尼的堕落。他认为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查士丁尼为军队出生，行为鲁莽，品德低下，而皇帝阿拉斯塔修斯虽然不是英雄，也不是哲学家，更不是圣徒，但他却是君王中最为深谋远虑和勤俭节约的皇帝。

在普罗柯比眼中，皇帝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强调其高贵的尊严和威望，应接受良好的古典教育，且须口音纯正，服饰与思想极为规范 。查士丁尼必然是与此背道而驰。一个当权者或者政治家要纵横捭阖，就像马基雅维利《君主论》中所认为的一样，政治与伦理的分离，君主理应具备狐狸的狡猾，狮子的凶残，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这是后来者对理想君主的描述，这与普罗柯比或者更早的古典学派的看法大相径庭。暂且不论君主应具备何种素质，虽然查士丁尼时期的拜占庭帝国存在着诸多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查士丁尼确实创造了帝国的一个辉煌时期。尤其是他制定的一些法律，对近代的西方法律的形成影响巨大。据此，我们也可以考量普罗柯比的史学思想，很大程度上，他应该是完全站在自己所处时代社会环境的角度去思考。他并非一开始就对查士丁尼持否定的态度，其前期诸多的歌功颂德并非完全对君主的阿谀奉承之辞。并且，史学家的治史态度随着其人生阅历与生活境况的改变而随之发生变化，这是极为正常的。

(三)普罗柯比的信仰

想要进一步探究普罗可比的历史思想，对《秘史》有更为全面的认识，就必须考量普罗可比的信仰。无疑，其信仰应该是与所处时代以及个人经历相关联的，前文中已经说明了普罗可比的身世，出生于古罗马传统贵族家庭，他处于查士丁尼的拜占庭帝国时代，他在年少气盛之时就已经成为扬名拜占庭帝国的名将贝利撒留法律顾问和私人秘书。这个经历极为重要，尤其对于一个历史学家来说。他亲身参与了军队的战争，目睹了齐国军队实况，这无疑是其历史创作最为有力的素材。另一方面，身为贵族的普罗可比精通古典哲学。事实上，这个阶段是帝国转型的一个时期，而普罗柯比则可被视为一个旧式贵族。

除此之外，我们必须整体上考量普罗可比创作的历史作品。

其著述《战记》(History of the Wars)和建筑(Buildings)，以及我们现在正探析的《秘史》(Secret History)。而这些作品中尚未涉及其信仰问题。而著名学者瓦西列夫(A. A. Vasiliev)的《拜占庭帝国 史》(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米歇尔?麦斯 (Michael Maas)的《剑桥指南系列丛书：查士丁尼时代》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he Age of Justinian)和 陈志强教授的《拜占廷帝国史》，这些作品均为明确表明普罗柯比的信仰问题。普罗柯比历史作品的续写者“忏悔者”塞奥菲尼斯(Theophanes Confessor)在其作品中 记载了查士丁尼时代异教徒被迫害的历史。而对于普罗可比的信仰问题现仍无统一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普罗柯比是一名异教徒。 徐家玲教授的《拜占庭文明》和《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都把普罗柯比定义为异教徒(非基督教徒)。《早期拜占庭和查士丁尼时代研究》中谈到在查士丁尼时代确实存在同普罗柯比一样的异教徒，而查士丁尼则因为他们均为破坏或对抗帝国的制度与秩序，因为采取宽容态度。书中还列举了大量关于普罗可比可能是异教徒的事例。

第二种观点恰恰相反，认为普罗可比为一名正统的基督教徒。其中可以)阿芙利尔·卡梅伦(Averil Cameron)为代表，他在《普 罗柯比和 6 世纪》(Procopius and the Sixth Century)中反对将普罗柯比视为一个“无神论者”的观点。而安托尼·卡尔德里斯(Anthony Kaldellis)也将普罗可比认为是一名正统的基督教信仰者。

而国内学者大多数学者将普罗柯比视为一个基督徒。在拜占庭帝国所处的查士丁时代，元老院旧式贵族中的古典信仰还余音尚存，但实际上，基督教俨然成为帝国文化的主流。更为重要的是，普罗柯比所处地域为凯撒利亚城所在的巴勒斯坦地区既是基督教的发源地，并且这里存在着对于基督教最为原始的信仰。所以就不难理解，在普罗柯比身上存在这一种历史赋予其矛盾。这种矛盾是古典文化与新兴基督教文化的矛盾。普罗可比虽为基督教徒，但是反对那些对读点文化的排斥者。这显然与其所处的阶层有关，而与此同时，对其身上存在的这种矛盾性有助于我们对《秘史》的理解。

因此，普罗柯比必然是一位深受古典艺术熏陶的旧式贵族，也同样是一名基督徒，古典文化中对君主完美形象的构建与现实君主的无知与残暴形成鲜明对比。普罗可比创作《秘史》便以此为基础。

三、《秘史》的客观性

正如前文所述，应该主要是受到历史环境与历史时代的局限，普罗柯比不可能以一个后来者的角度去审视查士丁尼的作为与功绩。但《秘史》中并非完全对查士丁尼与塞奥多拉进行抨击。普罗柯比应用类似于人物传记的方式，故事性地叙述了查士丁尼与塞奥多拉的性格和外貌。而这些叙述还是甚为客观，并非完全带以嘲讽尖刻的言语来修饰。

“我现在认为正是描述此人外貌的时候。查士丁尼的身材不高不矮，一般人的个头；体态不瘦却魁伟有力；圆脸庞并不难看，因为他肤色极佳，甚至是禁食两天后仍然是面不改色。” 他还认为查士丁尼“本质上是愚蠢和邪恶的特殊混合物。” “塞奥多拉尽管身材娇小，但面容靓丽，极其秀美；她的肤色虽然有些苍白，但依然容颜娇媚；她的眼睛明亮而又充满活力。” 这样的外貌描写在《秘史》中显得温和许多，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普罗柯比作为史学家理性的一面。

当查士丁尼(AC483～565)于四十五岁登基之时，普罗柯比才初出茅庐，打算一展宏图，普罗柯比(AC500～565)小于查士丁尼十七岁。因此在查士丁尼执政后期，普罗柯比应正值不惑之年，因此他在《秘史》中对于当局的抨击并非年少气盛，一时起兴之作，而是一个成熟且理性的的史学者笔锋犀利“罗马最后贵族”的哀鸣。普罗柯比也并非处处嘲讽查士丁尼和塞奥多拉，起码就二人的外貌描写，并未刻意运用一些嘲讽之词。这样的客观性在《秘史》中历史事件的记载方面也可见一斑。

但同时，普罗柯比在《秘史》中对于查士丁尼和塞奥多拉人性的批判绝对是不留情面而又彻底的。除了鸿篇叙述性的描写之外，普罗柯比甚至举例诸多细小的历史事件，并且对其追根究底。比如对塞奥多拉的“她如何从罪恶生涯中拯救了五百个妓女” ，无论如何这些都不能算作重大的历史事件，在中国的史学写作中绝对不会对这样谨小慎微的历史事件展开长篇大论，但是或许正因为这样诸多的细枝末节可以帮助我们尽可能地还原历史事件。再者他极具讽刺意味地写下了“查士丁尼与塞奥多拉的其他创新。” 普罗柯比将查士丁尼和塞奥多拉引以为傲的一些国家和宫廷制度变革大肆嘲讽，批判了他们在军事改革上的一些愚不可及，以至于直接造成了拜占庭军事实力的衰退。当权者只顾虚荣让众多朝臣匍匐而至，这样集权化的表现在普罗柯比严眼中全是在愚弄世人。“但是，只有当查士丁尼——不论他是人还是恶魔之王，离开了这个尘世，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才会发现真相。”

《秘史》中许多这样在一般人看来为细枝末节的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历史的真相。在后来的许多史学家眼中，查士丁尼当是一位非凡的君主，他戎马一生，功绩斐然；《查士丁尼法典》更是名扬四方，众多史学家认为其奠定了西方法律的基础。但是，普罗柯比作为一个最后的罗马旧式贵族，他在《秘史》中的出发角度并非如我们当代人所审视的那样。查士丁尼的一系列征战与不合理的财政政策给当时的罗马帝国确实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当查士丁尼辞世之后，帝国迅速衰落。《秘史》应当能为我们提供查士丁尼时代的另一面，帮助我们去寻找其中端倪。

四、结语

在笔者看来，普罗柯比是一位理性而又深沉，细腻而又敏感，客观而又严谨的史学家。《秘史》揭示了在当时历史社会环境中不为人知的一面，普罗柯比将历史的焦点放在了统治者本身的道德和行为之上，且言辞犀利但不失严谨；他目睹帝国诸多腐败，为拜占庭后来的衰落埋下了伏笔。普罗可比在《秘史》中对于帝国的财政税收政策持以强烈而又尖刻的批判与谴责。他描述到，查士丁尼挥金如土，肆意挥霍，并且以讽刺的语气说一位节俭的官员在二十七年的任期间为国库积攒了多达三十二万镑黄金，而查士丁尼愚蠢至极，将之随意捐赠给蛮族，且用于奢侈的建筑之上。帝国就是这样被查士丁尼语与其皇后塞奥多拉挥霍一空的。他还指责查士丁尼横征暴敛，任用贪官污吏，让百姓和国家蒙受了巨大的灾难。而查士丁尼则多次剥夺朝臣、富裕的元老以及阿利乌派教会的财产。而这样的观点也基本上是以一个旧式贵族的角度出发。但确实，当时政治的不清明与财政的滥用给拜占庭帝国的衰亡埋下了伏笔。但另一方面，普罗可比作为当局者，可能没有意识到这是帝国的一个转型时期。“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不论是查士丁尼的专制统治还是普罗柯比作为最后罗马贵族的哀鸣，都难以阻挡历史进程中拜占庭帝国对传统桎梏的突破。

事实上，《秘史》可以被视为古典古代的实用主义史学的功用细化为政治借鉴和道德训诲的经典之作。普罗柯比明确提出所创《秘史》是为了让后人知晓真正的查士丁尼与其时代，警醒后人。《秘史》中诸多细节式的填充，为后来史学家研究拜占庭，尤其是查士丁尼时代提供了详实的资料。《秘史》中关于“查士丁尼瘟疫”的记载甚为详细。当时的瘟疫是在地中海世界爆发的黑死病，这也可能是第一次这么大范围的黑死病的爆发，这为医学史学者提供了更多的线索来探究黑死病。

更为重要的是，《秘史》与普罗柯比所作《战纪》、《建筑》等对查士丁尼大加赞扬的一些作品并不矛盾。由于历史环境与时代的局限性，普罗柯比不可能以后来者的身份给认识到其时代在整个历史长河中的璀璨之处，“他无法理解帝国政治体制的实质性变化，因而将所有专制统治的弊端都归于查士丁尼本人及其统治政策” 。普罗柯比对于查士丁尼和塞奥多拉人性的批判或多或少都带有史学家个人的情感倾向。普罗柯比目睹国库日益亏空；帝国农业生产凋敝；战争给城市带来巨大动乱；瘟疫横行；蛮族大批且无休止地侵扰；而作为罗马的旧式贵族地位正在日益衰落。他对于统治者的态度随着社会的动荡与转变而逐渐发生改变，这些无疑是普罗柯比创作《秘史》最为直接的因素。

但也正因为他设身处地才使得《秘史》中众多史料细节的填充显得更为真实。而《秘史》也刚好弥补了普罗柯比先前作品中的一些不足之处，有褒扬也有贬斥，这也使得普罗柯比的历史写作更加立体。现代著名的普罗柯比研究权威学者卡梅伦极大地承认了《秘史》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而作为现代历史研究者，也更加能够多方位、全面地考察查士丁尼，探究拜占庭帝国转型的前因后果。不论如何，《秘史》一方面反映了罗马元老院贵族地位的衰落，普罗柯比作为旧式罗马贵族发出最后的哀鸣；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够更加全方位地认识拜占庭帝国，此时正是其转型与新型皇权兴起的时代，传统的罗马政治正在东流而去。总的来说，《秘史》是一部能够客观反映其时代存在的作品。

[1] (东罗马)普罗柯比.秘史[M].吴舒屏，吕丽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

[2] 崔艳红.普罗柯比的世界——六世纪的拜占庭帝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3] 黄毅轩.论普罗柯比史学思想的特点及实践[J].陕西师范大学，2012.

[4] A.Cameron,Procopius and the Sixth Century[J].Routledge， 1996.

[5] A.Cameron,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Late Antiquity[J].Routledge，2011.

[6] Procopius，The Secret History[J].Penguin Classics，2007.

[7] G. A. Williamson,Review: The Secret History By Procopius[J].Société d'études Latines de Bruxelles,1968.

责任编辑：王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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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4654(2017)04-0102-05

2016-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