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佩佩,李文军

(宁夏大学 外国语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他乡与故乡
——再谈城乡一体化中的第三空间

杨佩佩,李文军

(宁夏大学 外国语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城乡一体化是社会和谐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然选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时代的进步，城乡一体化的努力虽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由于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发展不平衡，现在城乡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制度和文化差异。城乡之间的差异不仅可以表现在充满物理特性的具象空间上，也可以体现在经验投射到生活基础上后所产生的意识表征空间内。然而，这两种空间本身并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它们之间相互影响互为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在此基础上衍生了城乡一体化中的第三空间，它是精神和物质的产物，但又超越其本身不只是简单的概念叠加，在城乡的边缘徘徊和思量，从而形成了一种融合差异并带有回归情结的独立且复杂的意识地带。

城乡一体化；第三空间；他乡；故乡

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的发展和它基础性的地位也使中国产生了相应的农耕文明和农业文化，它们是彰显中国气质的最重要方式之一。在当代中国，农业、农民和农村问题依然是经济发展需解决的核心要务之一。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政策，一些城市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且也带动了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从而也导致了城乡差异的出现。在现代社会中，所有的发展都呈网状，相互联系和补偿，城市和乡村也不例外，两者之间的对话和互动也越加频繁。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往来不只限于物质运输的过程，也是一个意识互动和生产的过程，不管是意识还是物质两者都是一个再生产的过程，这种再生产过程的产物体现在空间内具有一定的他者性或第三性。爱德华·索亚曾指出，第三空间既包括以经验为基础的、真实的和可感知的物质性空间也包含观念意识的、想象的精神空间，同时它又超越了二者本身，一切对立的二元因素都在这里得到了消解。索亚认为第三空间是一个含有“他性”的第三化的过程，也是一个融合对立创造性的重构过程，作为一种社会再生产的产物，第三空间本身既是物质再生产的产物也是精神再生产的产物，然而，它却不是一个简单叠加的混杂地带，而是一个具有独立意识的复合体再现。城市和乡村是两种不同观念的表征空间，二者都是社会再生产的产物，它们之间具有一定本质和必然的联系，然而，由于它们在现实中的对立和差异，双方在发生互动和交流时，难免会产生矛盾和摩擦，这种矛盾和摩擦通过互动载体的反射性或内省性、反思性和主体性的思维活动产生了一种新的认知观念和心理体验。他乡即异乡，作为一种陌生化对立面的概念，指家乡以外的地方，是城乡互动的产物之一，它承载着过去的理想是过去投射自身意象和想象的空间，同时也包含着疏离和排斥的本质，在互动交流的交叉意识地带促使了精神异化现象的产生。他乡隐含的精神异化的本质，在城乡互动的过程中得到了具体的再现，它横跨了两个不同的具象空间也超越了两个空间内的意念表征，成了一种复合体而非简单的混杂体。从具体的主体视角来看，故乡是一个已知且熟悉的概念，是认知的来源和行为的参照，是一种内转向的文化。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和谐、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都使城乡一体化得到了具体的实现，两个不同的空间被赋予了同样的结构和制度，产生了一种新生的第三空间，在这个新生的空间中，过去不可能就此淹没在时空中，它作为认知和意识的根源，必定以另一种方式在现实生活中得到补偿，月是故乡明的回归情节和寻根文学以及对传统文化的推崇都是其具体的实现方式。

一、城乡融合之必然

城市和乡村是由社会发展不平衡所引起的两种不同的生活状态，城市相对而言是一种较为发达和进步的代称，而乡村则略显落后和贫困，然而两者的生活状态并没有明确的好坏之分。显而易见，城市和乡村之间具有一定的对立和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会导致各自独立空间的再生产和繁殖，并具有一定的传承性。时至今日，平等、自由、和谐、共赢已是民心所向，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趋势，因此，在中国，解除多年来的城乡二元发展结构实现城乡融合是社会向前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由于城乡之间多年来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差异性，以及各自存在空间内的生产传承性和遗传性，都使城乡一体化的任务更加庞大和繁重。城乡之间的对立不只是外显的经济文化概念，也隐含了身份认证和价值观念的精神内核，在一定的时期内，即使两者可以实现物质财富的平等和社会地位的平等，但在进行自身身份认证和走进他者视野时，它仍然是一个对立面的概念，有自身的根源和本真，不会随着外部的变化和文化价值观念的转变而凭空消失。城乡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可以是外显的也可以是内化的，外显主要表现在生产力和社会地位上，内化主要体现在具体的主体意识内，两者之间相互影响和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彼此的对立面，在自身的对立面空间内，并不意味着本性的消失，是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包含着对立和差异的同意复合体，只有创造一个可以容纳这种复合体生存的空间，才能使一切对立的因素：城市与乡村、主观与客观、观念与事实、理想与现实等得到和解，实现同呼吸共命运促进和谐发展。爱德华·索亚认为，第三空间是生活和想象相结合的空间，在那里，一切对立的二元结构得到了消解，肯定了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和反应被反应以及作用和被作用的特质，它作为社会再生产的产物，是社会关系和文化再生产的手段也是其目的。城乡一体化是一个消除对立和差异的过程，任何妨碍城市和乡村和谐发展的对立因素都要在这里被消解，当然，消解的目的并不是要完全彻底的根除、摧毁、消灭对方或成为对方，尽管它是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最终的消解成果或结果都是为了实现各自的完整化，乡村更像乡村，城市更像城市。第三空间是包含城乡二元对立结构的复合体，是城乡一体化的产物，既消化了二者的对立因素也吸收了彼此的养分，它虽分解了双方的差异但却没有分裂它们的主体存在性，双方相互依赖融会贯通，在第三空间内寻求各自文化的根源，实现自身的身份认同。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第三空间的形成和城乡的融合与政策制度、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有着必然的联系。城乡融合下的第三空间地带是一个包含物质和意识的复合体，也是社会进步和生产力发展的产物，不仅含有城乡之间政治、经济、文化重叠的部分，也容纳了一切城乡对立的因素。城乡融合的时代背景与当今的全球化有着密切的联系。目前，中国正处于向现代化转型的时期，面临着来自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挑战，从对外社交的视角来看，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与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还有一定的距离，在两者互动的过程中，难免会受到各方面差异的挑战。从现在国内发展的状况来看，城市与乡村之间，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消除城乡二元体制也一直是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近年来，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深入，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时空距离大大缩减，然而，两者之间的具体矛盾和本质上的迥异都将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难题。“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之争常常表现为‘中西之争’，今天中国社会转型需要的是立足传统的现代化”[1](P19)。城乡一体化是中国由农业大国身份向新型工业化社会转变的关键，这种转变需以传统为基点，而不是以现代化为终点，传统与现代并非是两条对立的平行线，第三空间是它们的交汇处。城市作为现代的象征空间，其出现根源于资本增殖和生产过剩，它掌握着绝大部分的资本和财富，在一个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也决定了农村作为其对立面的身份。因为城乡在各自空间内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传承和稳定性，所以随着城市和乡村各自发展的深入，在现代化和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背景下，必然会导致两极分化的出现，使城市空间越来越“城市化”和市民化，农村空间越来越农业化和乡民化。“改革开放前我国不存在两极分化，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进行，出现了两极分化”[2](P78)。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认为实现共同富裕消除两极化需以两极化为基础，共同富裕来临之前必然存在着两极分化的现状，城市和乡村的对立也是一种具体的两极分化，实现两者的一体化必然要建立在二者对立和二元的结构之上。“从结构性的角度来看，Bickford提出当今社会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不平等影响并决定城市社会的公平与公正。物质财富的不平等加剧了社会空间的极化”[3](P24)。在旧中国，贫农和雇农占农村人口的绝大部分，他们是无产和半无产阶级，土改后他们分得了土地成为了土地的私有者，从而大大提高了他们致富的积极性。[4](P21)因此，农民在增加收入和追求利润的内在要求下，也成为了市场经济的主体，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简单生产，而是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追求剩余价值，刺激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减弱了自身作为城市对立面的他性特质。随着城乡经济制度的不断一体化，两者之间的对立因素也得到了一定缓解，在加深各自内部空间身份认同和外部差异感知的同时，也削弱自身的主体性，从而扩大了各自的空间维度，为第三空间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城乡之间的第三空间是建立在对立和差异基础之上的复合体，它在消解对方他性的同时，也加深和稳固了各自的主体性，使得城市更像城市，乡村更像乡村。

二、他乡——城乡互动第三空间中的精神异化

城市和乡村作为两个不同概念的名词，它们不只是物质空间的代称，也是精神空间的化身。城市社会生活是现代化的产物，是社会历史进步的标志，它是混杂和多元化的综合体，在城市内部空间内，日常生活由外部向内部公共空间转化，内部公共空间呈现陌生的集体或群体化，个人主体性空间也呈现出内转向的趋势，尤其是电子产品和媒介的出现占据了人们的绝大部分的空间，减弱了个体的存在感，也使个人的主体身份认同越来越映像化和复杂化。而乡村作为其空间外部的巨大对立面，它的社会生活是富于地方性的，相对单一和简单化，费孝通先生曾指出，“地方性是指他们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生活圈子”[5](P9)。乡村生活可以称为无陌生人和“熟悉”的社会，人们可以从这种熟悉和面对面的接触中得到信任，一切的发生呈线性的状态，在时空中自由穿梭，生活空间和个人空间都可以自由地在具象空间和抽象空间中得到还原和实现。城市和乡村作为两种不同的活动空间，各自的存在都具有一定的稳定和继承性，它们是有概念的词，包含着昔日一切过去的经验和选择，是靠记忆保存下来的一切过去的累积，由此而形成了一种共同生活经验的基础，可以将其称为社会文化。当两种不同概念的生活空间发生全方位的接触和碰撞时，由于本身内在的稳定性和传承性，并不会失去各自的主体性，也不会导致对立面的彻底消失，但是会消弱彼此的“他性”，通过吸收对方的养分，建立一个可以容纳二者一切对立因素的第三空间。正如爱德华·索亚所说，第三空间以具象空间为基础，同时也包含生活和想象的空间，生活空间离不开情感经验的投射，想象空间则脱离不了过去记忆的累积，二者作为观念的空间，是包含一切过去的当前，也是孕育一切未来的开端。城乡一体化中的第三空间是一种新事物的产生，然而它却没有取代某一方，只是存在于双方的存在之外，起着总揽全局和宏观调控的作用。

他乡作为一个概念类名词，可以超越时空的限制泛指一切除自己家乡以外的地方，它是一个陌生且具有他者性质的具象空间，也是一个自我身份认同和个人情感、想象投射的观念空间，他乡是第三空间意识形态的一种表征形式。就城市和乡村的关系而言，他乡本身的概念既可以指代城市也可以指代乡村，是对方身份认同的参照物，投射自我意象的一面镜子，形成了一个镜像空间。他乡除了镜像作用外，其本身也带有一定的“他性”，是事物的对立面，具有根深蒂固的排斥感。当他乡指代的城市和乡村概念相互接触和发生碰撞时，必然会导致各自身份认同危机和精神异化现象的出现。身份认同发生在具有主体性的人身上，总体可以划分为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自我认同是内在性的具有深度感，目的在于自我批判、理解和反思，社会认同以人的劳动为基点，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形成，体现为个体对该区域的文化价值观中，其认同的目的在于个人社会价值意义的认证。实现身份认同且具有主体性的人具有丰富的精神属性，精神属性是人自我意识存在的基础，也是自我身份认同的归宿点。当下的城乡一体化是社会发展的新产物，需赋予它一定的时代意义，充分肯定其作为当代认同背景的身份，“所谓当代认同是指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塑造成的、以人的自我为轴心展开和运转的、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它围绕着各种差异轴展开，其中每一个差异轴都有一个力量的向度，人们通过彼此间的力量差异而获得自我的社会差异，从而对自我身份进行识别”[6](P9)。城乡一体化属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时期，支撑乡村旧观念和思想的体制机制正在被推翻和解构，新的制度正处于建构之中还未成熟。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自我身份认同，虽会导致一定自我身份感的丧失和断裂意识的出现，但却标志着构建新的认同空间的开始。第三空间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也是身份认同在当代实践的结果，它解构了城乡一切对立的观念和思想，扩大了身份认同的纬度，也加深了身份认同的他者性，从而会导致一定的精神异化现象出现。城市和乡村在空间上相互驱逐，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相互排斥，他乡作为一个心理陌生化和对立的概念，它存在意义必定会发生在一个包含精神异化现象的第三空间内。发生在第三空间内的身份认同，“自我的整体性只能是各种碎片、片段的有机统一的整体；是一种整合碎片的整体化”[6](P90)，这种碎片化的整体性使身份认同的精神属性越来越易变和错综复杂，从而导致了精神异化的各种具象概念的产生，第三空间内的他乡观念便是其具体化概念再现的一个例子。

三、月是故乡明——城乡一体化第三空间中的回归情结

城市和乡村是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改造物质世界后得到的活动客体世界，具有能动意识的主体又通过对客体世界的认识活动促生了一个精神的、观念的客体世界。“人以自己意识的活动创造了一个感觉的、情绪的、形象的、观念的、符号的世界，这种感觉、情绪、形象、观念、符号作为活动的客体，可以称之为第三客体”[7](P13)。第三客体存在于一个概念空间中，这个概念空间的形成取决于个人主观世界的认识活动。在城乡融合的第三空间内，个体主观世界的认识活动受到了各种对立和混杂意识观念的挑战，它如何在第三空间内实现自身的完整和统一性取决于主体对其主观世界的改造，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需建立在客体世界发展规律和城乡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人们改造主观世界的现实图景与时代对人们改造主观世界的需要之间存在矛盾”[8](P4)。第三空间是一个观念融合的交汇处，它是当代中国城乡发展的时代产物，在这个大的时代背景下，人作为具有能动意识的主体，是过去累积的结果，并不会完全被同化，与过去断裂，但主体会迎来新身份的建构阶段，在旧身份面临被解构和新身份被建构时期，主体会通过自身的文化自觉辨别所需并且跨越具有“他性”的对立面适应自我的新身份，经过一系列的改造和建构阶段，主体并没有完全与过去断裂，反而在吸收“他性”和重构自身后越来越具有本身的气质，从而使他背后相对应的城市空间越来越像城市，相对应的乡村空间也越来越像乡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产生的第三空间，它虽融合了二者的对立因素削弱了对方的“他性”，但是它非但没有分裂双方的存在，反而使彼此可以在融合中完成自身的身份认同和实现自身的价值认证，从而引发了一种乡愁和回归情结的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乡愁是一种到过远方和经历过他乡的复杂回归情结，它总是与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当代文学中，由于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迅猛发展，文学的发展方向和主题虽有所改变，但是寻根文学和乡土作家的位置从未被动摇。在全球化的文化中，不论是东方文化还是西方文化都需要求同存异和而不同的发展观，对自身传统文化的推崇和肯定不仅为具有差异的对方提供了一个镜像空间，也是为自身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充满更多可能性的第三空间，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和价值认证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第三空间内的回归情结除了表现在人的主观世界改造上，也可以体现在人的价值意识上，人的价值意识带有一种主体性，并体现着主体的内在尺度，“它是指人们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全部反映中有关价值内容的心理、认识、思维的总抽象、总概括”[9](P2)。在主体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的过程中，价值自觉不仅体现着主体的价值追求也衡量主体价值选择的重要尺度。城市和乡村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代表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理念，带有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性，价值观念是其核心部分。随着城乡一体化和现代化的不断深入，人的物质生活发展与精神生活的统一是人的全面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难题。在一切对立因素消除的第三空间内，人们该如何去选择、如何去进行跨文化适应是个人价值观念和价值自觉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人即是社会发展的目的也是社会发展的手段，人的这种双重属性决定人的发展需与社会的发展保持一致。但是，人的双重性除了表现在社会因素中，也体现在个体的意识中，个体意识的双重性表现为直接性和间接性两种属性，直接性与人的存在统一，间接性与人的本质统一，人的本质由内省和反思规定，它决定人的其它属性的产生和地位。决定人的本质的内省和反思总是建立在过去的累积和文化的根源基础之上，只要主体所在的这个时代还没有成为历史，它的影响和作用就会是直接性的。在中国城乡一体化的新时期，人的价值追求仍具有二重性，既追求物质财富又追求人的全面发展，这与人的本质并不矛盾，然而，在社会发展的新时期，人的本质的间接属性与人的价值追求之间会出现不平衡的现象，从而会导致现实生活中充满矛盾和差异。从社会层面来看，消除和解构这种矛盾和差异需依赖体制机制的改革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从个人层面来看，消解个人价值观念与现实生活中的冲突则需要一个可以包含各种对立因素的第三空间，在这里，可以解构和重构旧的价值观念也可以建构新的价值自觉。故乡是熟悉和传统意识的象征，它是新事物的对立面，同时也是其发展进步的结果，对它的解构是一个批判继承的过程，对它的建构则是一个寻根和回归的过程。在城乡一体化实现后，人们将面临一个更具有多样性和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随着空间的增加和第三空间的出现，人的活动纬度扩大，然而深度却减弱，加强了个人的孤独和渺小感，使身份认同和价值认证也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由此可见，寻根文学和月是故乡明的回归情结依然会是主观世界改造和个人价值自觉形成的归宿。

四、结语

索亚对三元性空间的解读是从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第三空间在包含和消解彼此对立因素的同时，也融合和继承了对方的文化价值观，“第三空间所描述的不是一个具体的空间，而是一种思维的方式和意识的形态，是多元文化并存下对于个人身份、都市空间的建构”[10](P36)。在中国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城市和乡村作为两种不同社会生活空间的代名词，彼此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和对立因素，然而由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实现两者的融合和共同发展是现代化工程中的应有之题。城市和乡村融合的必然性体现在社会空间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体制改革上，表现在物理空间的时空压缩和生活空间内转向上，当然，两者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们通过具有主体性的人联系到一起，产生了一种彼此交融和充满斗争的心理再现空间，索亚将其称为第三空间，并且认为它是一个兼具真实和想象的生活空间。在城乡一体化的第三空间中，由于各种矛盾和对立的融合，个人身份认同的实现则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有时可能会出现一些脱离此在的现象，比如他乡这一名词，它就是再现空间中精神异化的具体概念，对于这种现象，对主观世界的改造显得尤为重要。城乡一体化实现后，人的本质再次趋于稳定化，心理再现空间的内部矛盾和斗争也得到了一定的缓解，人的价值观念和主体性在融合了新观念的同时，也表现出了极强的怀旧和回归情结，比如月是故乡明的意义曾点亮过历史，也照耀着现在，必定也会将光芒洒向未来。

[1] 刑荣.马克思的现代性与中国社会转型[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5.

[2] 从松日.《资本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3] 宋伟轩.隔离与排斥——封闭社区的社会空间分异[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3.

[4] 于昆.变迁与重构：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心态研究(1949—1956)[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5] 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

[6] 王成兵.当代认同危机的人学解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7] 郭湛.主体性哲学——人的存在及其意义[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8] 白丽娟.改造主观世界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3.

[9] 熊晓红，王国银，等.价值自觉与人的价值[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0] 胡毅，张京祥.中国城市住区更新的解读与重构——走向空间正义的空间生产[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胡 莉

C912.8

：A

2095-4654(2017)04-0023-05

2017-03-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