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宁 汤梦颖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



动机对创造力的作用：研究现状与展望*

郝宁 汤梦颖

(华东师范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上海 200062)

不同动机对创造力的作用机制不同。内部动机有利于个体专注于创造过程，外部动机有利于提升个体的创造意图，二者均可促进创造力。与控制性动机相比，自主性动机为个体提供更大的自由度，允许个体以更为发散的方式解决问题从而提升创造力。趋近动机可增强个体思维的灵活性从而促进创造力，回避动机在特定情境中通过增强个体的坚持性亦有利于创造力的提升。亲社会动机使个体跳出自身视角的局限，增强其观点整合能力从而促进创造力；反社会动机则可能带来对规则的破坏感，进而易化创造性思维。责任动机、联合动机和权力动机对群体及群体中的个体的创造力有着积极影响。未来研究应分析多种动机对创造力的整合或交互作用，探寻动机作用于创造力的共有机制。

创造力；内部/外部动机；趋近/回避动机；社会性动机

创造力(creativity)指产生新颖的(novel)和有用的(useful/appropriate)产品的能力(Sternberg & Lubart, 1996; Runco, 2012)。心理学领域已有诸多测评创造力的实验任务。例如，“托兰斯创造力测验”(TTCT)测评发散性思维能力，“远距离联想测验”(RAT)测评将远距离观念相结合的能力，“字谜任务”测评顿悟能力，“编曲”和“绘画”任务测评艺术创造，等等，这些能力被认为是创造力的不同侧面(Kaufman, Plucker, & Baer, 2008)。过去的研究发现，个体完成上述创造力任务的表现，受其所持动机的影响。动机的分类维度多样，根据来源可分为内部动机和外部动机，依据目标指向性可分为趋近动机和回避动机，基于性质可分为生理性动机和社会性动机等。已有研究对上述各种动机之于创造力的作用的认识不甚一致。本文对近年来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归纳主要研究发现，辨析主要争议问题，提出未来应着力解决的科学问题，并对研究范式和方法提出具体建议。

一、内部/外部动机与创造力

(一)内部动机对创造力的作用

内部动机指由内在需要引起的为寻求挑战、满足好奇心而参与活动的动机(Amabile, 1983)。以往研究普遍认为内部动机可促进创造力(Amabile & Pillemer, 2012)。例如，内部动机取向者比外部动机取向者的创造表现更好(Amabile, 1994)；个体从事喜欢的工作或任务时会产生更强的内部动机，表现出更高水平的创造力(Collins & Amabile, 1999)；个体的认知需求倾向对其创造表现有正向预测作用，高认知需求倾向者的创造表现更好(薛贵, 董奇, 周龙飞, 张华, 陈传生, 2001)。此外，对于高创造力个体而言，内部动机的有益作用不仅体现在促进创造性思维上，还体现在提升对自身创造力的自评水平上(Stanko-Kaczmarek, 2012)。一般认为，内部动机利于个体专注于创造过程，投入更多认知资源完成任务，因而可促进创造思维并提升创造表现(Amabile, 1983; Eisenberger & Shanock, 2003)。

(二)外部动机对创造力的作用

外部动机指在外界要求下产生的为了活动之外的因素而参与活动的动机(Amabile, 1983)。早期研究认为，外部动机干扰个体对创造过程的投入因而抑制创造力(Amabile, 1983)。后来研究者对外部动机的作用进行了区分，认为鼓励个体创造并对创造过程提供引导的外部动机可提升创造力，而那些限制自由并使人产生控制感的外部动机则会抑制创造力(Amabile, 1993)。Eisenberger和Shanock(2003)发现，关注创造本身而发放的外部奖励可提高创造力，而关注创造活动的结果或完成度而发放的外部奖励会削弱创造力。Byron和Khazanchi(2012)的元分析也得到类似的发现，即依据个体所提出方案的新颖性进行的外部奖励(如口头表扬、物质奖励)，将激励个体追求观念的新颖性从而促进创造性思维；若依据个体完成任务的速度或进度进行外部奖励，可能导致个体受到追求速度或进度的束缚从而阻碍创造力的发挥。

Choi (2004)探讨了创造意图在外部动机与创造表现间的中介作用，发现外部动机与创造意图呈正相关，而创造意图与创造表现呈正相关。Choi提出，外部动机是促进还是抑制创造力，关键在于它是引导个体关注创造本身还是引导个体关注其他；前者会增加个体的创造意图从而提升创造力，后者则会抑制创造力。

简言之，外部动机对创造力的影响不一，指向创造本身的外部动机可促进创造力，而指向创造结果或任务完成度的外部动机可抑制创造力。还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即不同类型的创造任务对内外部动机的敏感度不一，从而导致有关外部动机对创造力作用的研究结果的分化。薛贵等人(2001)利用认知需求量表测量被试的内部动机强度，而后将被试随机分入高低外部动机情境，要求其完成三种创造力任务(写一篇简短故事、图片命名、九点问题)。结果发现，内部和外部动机均对九点问题的任务表现有促进作用，但两者对故事任务的表现没有影响；外部动机提高了命名任务的表现，而内部动机对其没有影响。

(三) 内部外部动机的新视角：控制性/自主性动机

以往研究多将内/外部动机置于相对立的两级，这种二元分类很难解释外部动机对创造力的不同作用。例如，Hennessey(1989)将被试随机分配于实验组(进行内部动机训练)和控制组(不进行训练)；两组被试中各有一半人受到暗示相信如果之后对实验者讲一个故事就会得到奖赏；而后所有被试完成创造性任务。结果发现，在内部动机训练组中受到奖励暗示的被试其创造性表现最好。按照动机的内外二元分类理论，外部动机会削弱内部动机从而抑制创造表现，但该实验的结果并非如此。

Ryan和Deci(2000)的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基于外部激发因素的内化程度区分出 5 种动机调节方式：外在调节、内摄调节、认同调节、整合调节和内部动机。根据自我决定程度的不同，外在调节和内摄调节可归为控制性动机，认同调节、整合调节和内部动机可归为自主性动机。控制性动机指个体出于内部(如内疚)或外部(如他人的要求)压力而做出某行为的动机；自主性动机指个体出于自己的意愿行事的动机，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内部动机以及具有内在激励作用的外部动机(Ryan & Deci, 2000)。Hennessey(2000)认为自我决定理论为解释动机对创造力的作用提供了新视角，即动机对创造力的影响并不单纯是通过内部或外部动机实现的，而是基于个体对自身内外部动机以及环境因素的整合来实现的。Eisenberger和Shanock(2003)指出，自主性动机相对于控制性动机更能促进创造力，因为它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允许个体以更加发散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张景焕等人(2011)测量了小学生的动机激发类型和调节方式，并让小学生完成托兰斯创造性思维测验(TTCT)。他们发现，自主性动机对创造性表现有正向预测作用；自主性动机在外部动机激发类型(中度控制/中度自主/高度自主)与流畅性、独创性这两个维度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即外部动机激发因素通过自主性动机作用于创造性思维。Liu等人(2013)采用学业自主调节问卷和儿童版父母觉知问卷测量了青少年的自主性动机和父母投入度(parental involvement)，并让被试完成TTCT测验。结果发现，自主性动机对青少年创造力水平有正向预测作用，这种影响受父母投入度的调节；对高自主性动机的青少年而言，父母投入度越高(对子辈的活动表示关心、随时为子辈提供帮助等)，其创造性表现越好。Peng等人(2013)发现，课堂教学目标结构能够塑造学生的自我决定动机从而对创造力产生影响；趋近型的掌握目标最能促进学生的创造力，自主性动机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

(四)简评

学者们对内外部动机与创造力的关系仍在争论当中。后续研究应关注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目前学界对自主性动机影响创造力的作用机制所知不多。虽然有研究提出，自主性动机可能通过影响个体的思维方式(更发散的思维方式)来促进创造力(Eisenberger & Shanock, 2003)，但该主张不能拒斥其他可能性，即自主性动机也可能通过影响个体的认知努力、坚持性、情绪等变量进而作用于创造性思维。后续研究需逐一检验上述可能性。第二，任务差异可能是造成内部动机作用不一致的原因，例如，研究发现当实验任务为问题解决类或实践性任务时,内部动机与创造力的相关就会减弱甚至消失(Shalley & Perry-Smith, 2001)。这启示后续研究应比较内外部动机对不同性质(言语的或空间的)和类型(发散性的或聚合性的)的创造力任务的不同作用。第三，近期一项元分析发现, 当采用严谨的研究设计来考察内部动机与创造力之间的因果关系时, 两者的相关很弱(r=0.11)(de Jesus, Rus, Lens, & Imaginario, 2013)。已有研究多采用量表测评被试的动机激发方式或调节方式，计算其对创造表现的相关或预测作用。后续研究可用实验法诱发被试的自主性/控制性动机，如设置情境允许或不允许被试自由选择实验用的纸张、笔、电脑、座位、任务顺序(不影响实验结果的前提下)等，而后要求被试完成多种创造性任务。这种实验操作可为揭示自主性/控制性动机对创造力的作用提供更丰富的证据。

二、趋近/回避动机与创造力

(一)趋近动机对创造力的作用

趋近动机指由追求积极结果的目标所引导的动机，回避动机指由回避消极结果的目标所引导的动机(Elliot & Church, 1997)。早先一些研究发现，趋近动机促进创造性思维，而回避动机抑制创造性思维。Friedman和Förster(2000, 2002)要求被试在手臂弯曲和手臂伸展动作下完成一系列发散性思维和顿悟类任务。结果发现，手臂弯曲与手臂伸展动作所诱发的趋近和回避动机影响了个体的创造性认知；趋近动机下个体提出了更有原创性的观念，且解决顿悟问题的表现更好。Mehta和Zhu(2009)要求被试分别在红色和蓝色屏幕背景下完成创造性任务和逻辑分析任务。结果发现，被试在蓝色背景下的创造性表现更好，而在红色背景下的逻辑分析表现更优。研究者认为，蓝色诱发趋近动机，使个体的思维更加灵活，从而促进创造表现；红色诱发回避动机，有利于提升个体在细节指向的分析性任务上的表现。De Dreu 等人(2011a)将趋近动机看作稳定的人格特质，采用BAS/BIS问卷测量被试的趋近/回避动机，利用Navon测试来评估被试的整体局部加工方式，要求被试完成远距离联想任务和头脑风暴任务。结果发现，趋近动机的个体倾向于采用整体的加工方式，其创造性表现优于回避动机组；若将创造性表现的灵活性维度作为协变量，则趋近动机组在创造表现上的优势变得不显著，即趋近动机可提升创造性思维的灵活性。

趋近动机之所以能够促进创造性思维，可能是因为在趋近动机下个体更倾向于采用冒险的策略，其思维更有探索性，注意转换更灵活，从而表现出一种利于创造思维的高速高效低消耗的加工风格(Friedman & Förster, 2002, 2005; Mehta & Zhu, 2009)。相比而言，回避动机使个体倾向于采用更加保守的、警觉的加工方式(Friedman & Förster, 2005a)，从而使其注意广度更狭窄，注意灵活性更低(Friedman & Förster, 2005b)，这不利于创造性思维。需指出，也存在另一种理论解释，即回避失败可能降低了被试的内部动机，因而对创造表现有消极影响(Elliot & Church, 1997)。

(二)回避动机对创造力的作用

有趣的是，在未能成功回避消极结果的情况下，具有回避动机的个体与具有趋近动机的个体的创造性表现无差异(Baas, De Dreu, & Nijstad, 2011)。Bass等人利用老鼠迷宫任务诱发被试的趋近动机(追求奶酪)和回避动机(逃脱猫头鹰)，将被试随机分配至任务完成(成功得到奶酪或躲过猫头鹰)和任务未完成(在任务2/3处停止)条件下，而后要求被试解决远距离联想(RAT)问题。结果发现，在任务完成条件下诱发趋近动机组比诱发回避动机组解决RAT问题的成绩更好；但在任务未完成条件下，两组被试解决RAT问题的成绩无差异。研究者认为，目标未达成的状态提供了额外的动机，使具有回避动机的个体付出更多努力，从而补偿了保守加工风格对创造性思维的不利影响(Baas et al., 2011)。

根据创造力的双通道模型(dual pathway to creativity model, DPCM)，个体可通过两个通道来完成创造性任务，即灵活性(flexibility)通道(采用灵活发散的思维方式)和坚持性(persistance)通道(采用保守坚持的思维方式)。前者利于个体生成丰富多样的观念，后者利于个体在某一范畴内挖掘深邃且新颖的观念，这两种通道均可促进创造性观念的生成。研究表明，个体在趋近和回避动机下分别倾向于采用灵活性和坚持性通道进行创造活动，两种动机都可能促进创造表现；采用坚持性通道相比于灵活性通道会消耗更多认知资源，因此在回避动机下需要有额外的诱因(例如完成创造任务带来可见的收益)才能发挥坚持性通道对创造力的积极作用(De Dreu, Baas, & Nijstad, 2008)。近年来有研究发现，在趋近/回避动机与创造力的关系中，创造性任务的功用性是很重要的调节变量。Roskes等人(2012)利用老鼠迷宫任务诱发被试的趋近和回避动机，将被试随机分配至任务功用组(每正确回答一个RAT问题老鼠就离奶酪近一格或离猫头鹰远一格)和任务无用组(无论回答正确与否老鼠都随意移动)；同时操作认知负荷变量，即要求被试在任务过程中记住一个两位数(低负荷组)或五位数(高负荷组)的数字。结果发现，在任务无功用价值的条件下，回避动机组的创造表现低于趋近动机组；而在任务有功用价值的条件下，回避动机组和趋近动机组表现一样好，但回避动机组的被试有更强的耗竭感。

(三)简评

目前的研究多支持创造力双通道模型的主张，即趋近和回避动机均可促进创造力，只是回避动机需要额外的诱因来达到对创造力的促进作用。以下三方面问题有待后续研究的解决。其一，目前研究认为，诱发回避动机下个体倾向于从坚持性通道进行创造活动，但需付出更多认知努力；某些额外动机(如任务未完成或任务功用性所诱发的动机)可提升个体的坚持性，从而有利于创造性思维。后续研究应检验另一种可能性，即回避动机是否削弱了内部动机从而需要额外动机的补偿。其二，如果回避动机情境下补偿额外动机对创造表现有利，则应如何诱发有效的额外动机？后续研究可探讨在回避情境下，诱发内部动机及不同的外部动机(如强调任务完成的新颖性、自主性或强调任务完成的速度或进度的外部动机)对创造表现的影响。其三，研究范式方面，以“老鼠迷宫任务”操纵被试的趋近/回避动机(Baas et al., 2011; Roskes et al., 2012)多用在答案有正误的聚合性任务(如RAT)上，后续研究可改进该范式将其用在答案无所谓正误的发散性任务上。例如，在AUT任务中，被试每输入相应个数的想法，老鼠就向奶酪前进一格(趋近条件)或远离猫头鹰一格(回避条件)。

三、社会性动机与创造力

社会性动机(social motivation)是以人的社会文化需要为基础，在社会生活环境中通过学习和经验而获得的动机，包括亲社会动机、反社会动机、利他动机、权力动机等。创造性产品的标准需要社会评判，因为创造活动的主体在很多情况下亦是一个群体。群体进行创造活动中个人所持有的社会性动机，很可能对群体的创造表现产生影响。在过去几十年间，关于创造力影响因素的研究从最初关注个体因素，逐渐发展到关注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又进一步发展到关注个体和环境(他人)的相互作用(Shalley, Zhou, & Oldham, 2004)。当前研究尤为关注在特定环境下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对创造力的影响，这便需要思考个体所持有的社会性动机对创造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一)亲社会动机对创造力的作用

普世价值观(如仁爱之心、与他人为善)和创造表现有正相关(Dollinger, Burke, & Gump, 2007)。高亲社会动机的个体通常表现出更多的换位思考(Hoever, van Knippenberg,van Ginkel, & Barkema, 2012)，有更多慷慨付出的行为从而产生更积极的情绪(Carmeli, Mckay, & Kaufman, 2014)，这些均有利于提高创造力。动机性信息加工理论(motivated information processing model, MIP)认为，亲社会动机有助于帮助个体跳出自身视角的局限，提高对他人观点和需求的敏感度，增强观点整合能力，继而促进内部动机对创造力的积极效应(De Dreu, Nijstad, & Baas, 2011b)，即内部动机与亲社会动机可能共同影响创造力(Grant & Berry, 2011)。另有研究表明，无论在集体主义还是个体主义文化背景下，亲社会动机都调节了求知动机对创造力的影响；在高求知动机下，高亲社会动机者的创造表现要优于低亲社会动机者(Bechtoldt et al., 2010；李阳, 白新文, 2015)。

利他动机促进创造力。Forgeard和Mecklenburg (2013)提出了创造过程的互惠模型(reciprocal model of the creative process)，认为在分析动机对创造力的影响时，要考虑创造活动的受益人是谁(自己或他人)。个体在为他人(比之为自己)进行创造活动时表现出更好的创造性，可能是因为个体对远心理距离的事物(即他人)倾向于采用高解释水平的表征，而高解释水平的表征有利于创造性思维(Polman & Emich, 2011)。

(二)反社会动机对创造力的作用

Gill等人(2013)发现，反社会动机(对当前社会环境的不满)是促进恐怖组织内部创造力与革新的重要驱动力。创造力与某些反社会人格有关(King, Walker, & Broyles, 1996; Silvia, Kaufman, Reiter-Palmon, & Wigert, 2011)，如攻击性人格、低责任心等，其中攻击性人格涉及恶意创造力(恶意伤害他人或社会的创造力)表现。此外，撒谎可能给人带来对规则的破坏感，易化了创造性思维，从而促进创造力 (Gino & Ariely, 2012; Walczyk, Runco, Tripp, & Smith, 2008)。在私密环境下，不信任感可提升个体的认知广度，缩短语义层级结构的间距，进而促进创造性思维(Mayer & Mussweiler, 2011)。鉴于已有研究证实了攻击性、撒谎、不信任等均与反社会动机存在关联，所以上述结果可能意味着反社会动机对创造力有影响。

(三)责任动机和权力动机对创造力的作用

群体创造不是个体创造的简单相加，而是参与者之间相互交流融合的结果。合作创造的过程除了受到参与者个体层面动机的影响，也受到合作带来的新动机的影响。Copper和Jayatilka(2006)指出合作过程中存在责任动机，即合作者出于对他人及对共同获益的责任而产生的一种内部驱力；责任动机独立于内外部动机而存在，它通过增强对创造过程的关注来促进群体的创造表现。此外，群体合作可能产生联合动机。联合是一种在共同目标下交互分享创造产物的过程，联合动机强调在这种分享过程中个体可体会到其他合作者的友爱，从而促进合作的创造性表现(Moran & John-Steiner, 2003)。

权力动机指支配和影响他人以及周围环境的内在驱力。Zhang等人(2015)测量了员工的权力动机、员工所感知的领导—成员交换(领导与员工之间的关系)、领导对员工创造行为的支持这三个变量(自变量)，以管理者对员工创造力的评价作为员工创造力表现的指标(因变量)。分析发现，权力动机可正向预测员工的创造力，领导-成员交换在其中起到中介作用，而这种中介作用受到领导对员工创造行为支持度的调节。

(四)简评

现实生活中的复杂创造活动多是一种群体活动，因而个体所持有的社会性动机对创造表现的作用成为研究的新方向。目前看来，亲社会动机对创造力的作用是当前研究的热点，但实证研究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其他社会性动机(如反社会动机、责任动机、权力动机等)对创造力的作用亟待更多实证研究加以探讨。需指出，群体创造活动的研究对象涉及两个层面，一是群体的创造表现，二是群体中每个人的创造表现。后续研究在探讨社会性动机对群体创造的作用时，既要评估群体的创造表现，也要评估群体内个体的创造表现。此外，已有研究多用问卷测量被试的社会性动机水平，而后比较不同动机水平被试创造表现的差异或探查动机水平对创造表现的预测作用。后续研究可通过实验操作方式来诱发或操弄相关的社会性动机，如通过开放或封闭的身体姿势来操弄权力动机(Welker, Oberleitner, Cain, & Carré, 2013)，来探查其对创造表现的影响作用。

四、未来研究展望

动机对创造力的作用是一个范围广泛的研究领域，其内在机制非常复杂。整体看来，未来研究应着力解决以下两方面问题。

(一)分析多种动机对创造力的整合或交互作用

现实生活中的创造活动，并非由或内部或外部、或趋近或回避等单一动机推动的，而很可能是多种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追求内在的成就感(内部的、趋近的)，担心自尊受损(内部的、回避的)，赚取物质报酬(外部的、趋近的)，避免被领导批评(外部的、回避的)，甚至某些社会性动机(为社会做贡献)，都可能成为一个人进行创造活动的原因。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动机对创造力产生怎样整合的或交互的影响？以往研究多探讨某种动机(Choi, 2004; Hoever et al., 2012)或比较成对的两种动机(Baas et al., 2011; Roskes et al., 2012)对创造力的影响，少有研究同时将多种动机纳入视野探查它们对创造力的作用。不可否认，澄清该问题对于揭示动机系统对创造力的整合作用，以及动机对创造力的作用机制非常重要。

未来研究可通过以下两种路径来探讨该问题。第一，以各种量表问卷测量个体的各种动机水平(这里将动机视为稳定的个体特质，如内部/外部动机或自主性/控制性动机，趋近/回避动机，以及亲社会性动机等)，以多种创造力任务(包括言语和图形的发散性和聚合性思维任务、远距离联想任务等)来测量个体的创造力水平，构建各种动机预测创造力多侧面表现的路径模型，从而描述上述各种动机对创造力不同侧面可能的作用。第二，以实验法操弄多维度的动机，探索其可能的整合或交互作用。例如，要求被试完成RAT测验，在操弄趋近/回避动机(如告知被试解决的题目越多越好或越少越不好)的同时，可操弄内/外部动机(如告知被试任务表现可衡量其创造力水平或任务表现决定其获得的报酬)，以探讨趋近/回避动机和内/外部动机可能的交互作用。这种实验设计思路也可用来探讨其他动机间的交互作用。

(二)探寻动机作用于创造力的共有机制

动机作为一种激发和维持行为的内在力量，是如何影响创造力的？以往研究提出了多种可能的解释。例如，动机可能通过影响加工风格(De Dreu, Nijstad, & Baas,2011a)，认知努力(Baas, De Dreu, & Nijstad, 2011)，创造意图(Choi, 2004)，解释水平(Polman & Emich, 2011)，认知负荷(Roskes et al., 2012)，积极情绪(Carmeli, Mckay, & Kaufman, 2014)等，来影响创造表现。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各种解释多是针对某特定动机的作用而提出的，能否解释其他维度动机的作用机制不得而知。

未来研究可尝试以下思路来探讨该问题。第一，同时操弄多维度的动机，随后以相关任务测评对应的机制，而后要求被试完成创造性任务。例如，同时操弄趋近/回避动机和内/外部动机，而后以Navon测试(Navon, 1977)评估被试的加工风格，以SAM量表(Bradley & Lang, 1994)评估被试的情绪，以心理努力自评法(self-reported mental effort ratings; Ayres, 2006)来评估被试的认知努力，然后要求被试完成多种创造力任务。这种实验设计可探查多种动机如何整合地或交互地影响认知风格、情绪或认知努力，而后又如何影响后续不同创造性任务的表现。第二，近年来脑电(Fink & Benedek, 2014)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Benedek et al., 2014)技术被广泛应用于创造力研究。未来研究可用EEG或fMRI方法记录被试在不同动机(如趋近/回避、内部/外部)状态下完成创造性任务时的大脑活动信号，既比较差异又探索普遍性规律，为揭示动机对创造力的共同作用机制提供更丰富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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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胡 岩)

10.16382/j.cnki.1000-5560.2017.04.01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发散性思维中酝酿效应的脑机制研究”(项目编号：31100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