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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学源流》:海南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

2017-02-24易燕明

湖南科技学院学报 2017年1期
关键词:源流海南历史

易燕明



《琼学源流》:海南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

易燕明

(江西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琼学源流》一书,首创“琼学”概念,不仅为海南文化正名,而且把海南文化提升到“学”的高度。它采用历史整体叙事的方式,自源而流地展开通体性研究,将“琼学”分成思想传布的“零星阶段”、“自发阶段”、“自觉阶段”和“转型阶段”,不仅把握了海南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的主流,展现了海南文化发生、发展的思想花果,而且追溯了海南文化发生、发展的人文之源,把海南文化的研究,从事实梳理推进到思想和“义理”探索的崭新高度,对海南地域文化的研究,起到了深化和推助的重要作用,也体现了作者高度的历史传承意识和强烈的人文自觉精神。

《琼学源流》;海南文化;历史整体叙事;文化传承;思想义理

有关学派和地域文化,学术界一向有湘学、闽学、关学、洛学、赣学、徽学等说法。新近一段时间,三亚学院的陆丹校长和人文学院的黄守红教授,在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成立“琼学研究中心”,他们在深入考察海南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大胆提出了“琼学”的概念,并偕同三亚学院的同仁,完成力作《琼学源流》。该书不仅为海南文化正名,而且把海南文化提升到“学”的高度。《琼学源流》一书的出版,无疑会对海南地域文化的研究,起到深化和推助的重要作用。

一 将海南文化的研究,提升到崭新的理论高度

海南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地处偏远、交流不便而长期被当做“贬谪之所”和“化外之地”,甚至有人用“文化沙漠”来形容海南。然而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长期的征伐、贬谪、移民,加上通商、旅游等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南的本土化进程以及海南本土文化的中原化进程,早已启其端倪并尉为大观——这两种进程互促互进,共同孕育了具有深厚底蕴并独具特色的海南地域文化。自汉唐至现代,海南学者士人群体在“立德、立功、立言”三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和思想著述。

目前对海南历史文化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泛海南历史文化研究,包括海南历史文化名人、海南历史文化典籍整理、海南文化史等研究,此类研究在人物活动考察、文献资料收集方面取得了不菲的成绩。二是海南物质文化研究,包括海南文化胜境研究、方言话语研究、建筑研究、服饰研究、饮食文化研究、民俗研究等。三是民族文化研究,例如黎族文化研究、回族文化研究以及其他各少数民族文化研究,此类研究,同样凸显了海南少数民族的区域特色,

上述关于海南传统文化研究的意义,在于为海南地域文化研究收集并整理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展现了海南历史文化的万象,但总体上还停留在文献整理的事实研究阶段。如何从海南历史文化的万象,综归海南文化精神的一源,使海南历史文化的研究,从事实研究阶段深入到学理研究阶段,是当代海南文化研究的重要使命。

《琼学源流》一书,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它在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的基础上,注重对传统典籍的义理研究;在历史之流的繁杂多变中,注重发掘海南历史文化发生的必然性和发展的规律性;在对海南历史文化的“事象”描述中,注重提炼具有共性的文化基础和思想要素。

就像作者在《序言》中所说的那样:“对于海南传统文化的研究,其实应当包含两个阶段:一是传统文化的事实研究;二是传统文化的学理研究。”纵观全书,《琼学源流》的主要用意,并不在于对海南文化和历史的具体“事象”的说明,而是透过这些“事象”,找寻海南文化的内在学理,既是文化史意义上的海南通史,也是海南人生命、生活多层次、立体化的写照。它既是海南的社会史,也是海南的思想史,同时也是海南的文化史和教育史,而尤其应当是“琼学”的萌芽、积累和形成的历史。

据该著所称:琼学,不同于一般性的“海南文化”,是指在海南历史中产生和传承并对本地区发生了影响的以人文精神为核心的地域化学术思想形态,是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南的本土化和具体表现形式,是海南文化的精神内核,是中国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此而言,《琼学源流》一书,不仅把握了海南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的主流,也不仅展现了海南文化发生、发展的思想花果,而且追溯了海南文化发生、发展的人文之源,自源而流地展开通体性研究,把海南文化的研究,从事实梳理推进到思想和“义理”探索的崭新高度,将海南文化研究从表层引向深层、从万象分疏,凝练为众流一源的全新探索,对海南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开展,具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

二 凸显“琼学”的目标,注重“琼”之成“学”的过程

作者以“琼学”为目标,将“琼学”分成思想传布的“零星阶段”、“自发阶段”、“自觉阶段”和“转型阶段”。这是本著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作者把海南文化的历史要素,统统放在“琼学”的基点上进行考察,将散落在海南地区的文化、历史、宗教和儒释道三家的“思想碎片”,凝练成了整体一面的具有思想性的“琼学”历史反射镜。作者从整体上考察海南地区曾经的历史文化积累,聚拢“学理”要素,以彰显琼之为学的写作目标和研究立意。

作者将从汉武帝征服海南,设置儋耳、珠崖二郡开始,直至隋朝,作为“琼学”的零散阶段,这段时期的海南岛,因战争、传教等原因,不断有华夏文明的因子,像风吹的落叶一样,零散地飘落在海南岛上,给南岛这块“治外”的蛮荒之地上,播下了文化的种子。这是“琼学”的萌芽发生阶段。

唐宋时代,海南岛成了中原政权贬谪“罪臣”的重要流放地,尤其是宋代,被贬入海南的政要大臣、文人骚客,还有学者型政治人物相当密集,他们真正把华夏文化的精要带到了海南岛,海南的地方文化中,慢慢增添了以儒家的忠孝节义等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文化要素,并且潜移默化地变成了海南人日常生活的伦理准则。这是《琼学源流》的作者们划定的“自发阶段”。

元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时期,“琼学”进入了自觉的积累和转化的崭新阶段。

作者以廖纪、丘濬、王佐、唐胄、海瑞和王弘诲等为象征性人物,分别介绍了他们的人生、著述,也对他们的相关思想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上述诸位都是海南本土人,因为科举走出孤岛,进入大陆这一中国文化的主区域内,完全被华夏文明所同化,同时又以注释儒家经典,阐发自己对儒家思想的见地,以及身体力行等方式,把儒家思想回馈给海南本土。尤其值得一提的,就是唐胄的《正德琼台志》,这是有关海南现存最早、最完整,也最“典范”的地方史志。《琼台志》,可以说是海南文化自觉意识的真正觉醒,也是海南文化向后发展的根底和基础,是“琼学研究”所必须仰赖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历史资料。

有关海南地区的地方史志,在唐胄之前,王佐就曾写过一部《琼台外纪》,王佐是唐胄的老师,而王佐的老师则是丘濬。丘濬晚年曾经把“郡牒未修”,当成自己一生的三大遗憾之一。唐胄在《正德琼台志》的序言中,转录丘濬“遗憾”话语的用意之一,显然是完成老师和师祖的遗愿。仅从这一点看来,海南地区的学者们,对于海南地区自身发展的历史记录的梳理,是既有相当的前承后继的自觉,同时也有标识自己——琼海学人们自觉的身份和应当的职任的认同目标、主动意识以及客观行动的。因此,将这一时期当成“琼学”发展的“自觉阶段”,是有足够的理由和根据的。

历史不能仅仅被看作是博物馆中的化石,不能被简单地看作是浮光掠影式的碎片堆积,而只有以自身的生命进入历史,并将历史融入自身的生命,历史才能呈现为整体的特征,才成为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社会)乃至全人类,关乎自我的深层记忆,成为当下自我走向未来的基础与底气。

历史是文化的具象,文化是人“化自身成人”的道路,和在通往这一道路上的不断、不懈的努力;历史是人类化自身成人,从而彻底脱离动物界的文化活动与记忆。

《琼学源流》的整体布局,贯穿着作者对历史人文的整体性理解,贯穿着作者对历史、思想、文化和教育四者的综合性会通。虽然《琼学源流》一书,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但却已经显露了会通历史之流、整合散乱的思想花瓣、试图缕清人文河脉源流的良好端倪,它不是现有历史文献资料的简单累加,而是一种具有创新性的理论层面的重新整合,表现了作者高度的历史传承意识和强烈的人文自觉精神。

三 不是另外的另外

在具体写作方法上,《琼学源流》也很有可取之处,与就事论事或者一般性文化零散书写方式不同,《琼学源流》的写作方式,采用的是历史整体叙事的方略:一方面,它通过故事叙述的直观性以及情感性,把琼学所内含的抽象的思想与义理具体化、直观化;另一方面,通过事与事的自然串联,将思想和理论发展的内部关联性及思想史的人文性整体性突显出来。

值得一提的,还有作者的现代意识。作者没有把历史、文化或者思想、精神的研究,仅仅当成研究本身来处理,而是眼观现实,关注当下海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如作者所说:“地域文化不但可以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而且能够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作者的这部著述,在一定的程度上,对于海南地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海南地区和谐社会的构建等,一定都会有所裨益。

文化传承即是群体生命的传承,同时也是一种融入。以传承的方式融入,当“琼学”的研究者们,以历史传承者的姿态融入海南人民的实际生活,融入海南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之中的时候,他们就成了真正的海南人,成了真正的海南文化传承链条上的有效环节。只有这样,研究者们才能对海南文化、海南地区思想或者“琼学”的研究,产生发自内心的深层自觉。也才能具有把海南地区的文化和思想重新融入民族文化大潮之中,汇入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之中的责任、勇气和可能。相信在当代海南学人的共同努力下,“琼学”研究一定能够取得更进一步的优异成就,为海南的“绿色崛起”,提供必要的思想文化支撑,为自然风光旖旎的海南,注入更多、更深、更新的人文精神的要素,让海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生存乐园。

(责任编校:张京华)

2016-10-21

易燕明(1977-),女,湖南岳阳人,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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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219(2017)01-006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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