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奕奇



从无名到具名——《紫颜色》中黑人女性的规训反抗和身份建构

李奕奇

（广东财经大学 外国语学院，广东 广州 510320）

艾丽斯·沃克的《紫颜色》是一部内涵深刻，叙事手法巧妙的小说力作。沃克对黑人女性的关注与女性主义的一些观点不谋而合，如去“男性白人化”的上帝、种族主义影响下性别主义的新风向、去“父权内化”的黑人女性；这些转变与小说创作时代背景下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动荡局面带来原有伦理环境的波动和变化息息相关。文章以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小说人物，探讨黑人女性主体性从无到有的变化，分析黑人女性身份建构的过程，从而给现实中的黑人女性以启示。

艾丽斯·沃克；《紫颜色》；女性主体性；身份建构

一　引　言

艾丽斯·沃克凭借其作品——《紫颜色》延续了“威特利同时创立了两个传统：黑人美国文学传统以及黑人女性文学传统”[1]，从而影响了美国女性文学乃至整个美国文学史。国内对《紫颜色》的研究大致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语言哲学里的言语行为理论视角（如许庆红的《言语交际行为与语言哲学——论〈紫颜色〉的黑人女性主义》），女性主义视角分析译者的主体性差异（以张晶的《从女性主义视角看译者主体性——浅谈〈紫颜色〉男女译者的译作特征》为例），或是做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研究（有韩子满的《翻译与性禁忌——以的汉译本为例》），亦或者是关注女性主义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研究（如李晨的《女性主义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紫色二译本评析〉》）等；另外，生态女性主义的视角也是一些批评家对小说进行分析的切入点（王冬梅的《种族、性别与自然——艾丽斯·沃克小说中的生态女人主义》）。

文章拟从对《紫颜色》故事内涵，穿插叙事技巧的讨论，从女性主体性角度对小说中诸个黑人女性形象进行分析。众所周知，“何谓主体”是西方哲学史中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之一。从黑格尔的自我意识，尼采的“上帝已死”到弗洛伊德的The Ego和The Id，以及Paul Ricoeur的Personal Identity等等，大都是从男权思维的角度去考量；直到波伏娃的《第二性》、 Butler的“Gender Trouble：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Irigaray的“Any Theory of the ‘Subject’Has Always Been Appropriated by the ‘Masculine’”之后，女性的自我和主体性才得以声张和明晰起来。

主体性理解为“主体(subject)即主动的、思考的自我,行动的发起者及经验的组织者”[2]所表现出来的特性。从引自Self and Subjectivity Edited with commentary by Kim Atkins in BLACKWELL READINGS IN CONTINENTAL PHILOSOPHY Edited by Simon Critchley中对于主体性（subjectivity）的讨论：This capacity——for self-reflective activity, or, broadly speaking, subjectivity——is the essence of philosophy，也可以应证以上对于主体性的判断。这一特性在小说黑人女性身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从无到有的变化。同时，小说中的其它人物形象也构成了建构黑人女性主体性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探究《紫颜色》中黑人女性的主体性特征为作品批评提供新的视角。每个人在人生中或潜意识的，或有意识的，都多多少少会偶然看到，亦或者努力发现镜中的自我，只不过那个自我究竟是趋于完整的“理想我”还是变形扭曲的“非我”则因人而异。这一点在《紫颜色》中有着较为明显的呈现。米歇尔·福柯提出非暴力的规训性权力（“disciplinary power——an infinitesimal power over the active body: movements, gestures, attitudes ,rapidity”[3]）——“对人的肉体，姿势和行为的精心操纵的统治关系，通过种种手段来训练个人，制造只能按照一定的规范去行动的驯服的肉体（docile bodies）。”[4]据此，有女性主义批评家分析认为：“福柯非暴力规训性权力的影响最终导致女性自我监控，从而让女性成为男权社会中被驯服的人。”[4]意识和了解到这点，对于黑人女性的解放之旅意义非凡；而艾丽斯·沃克的《紫颜色》则从几个方面反映出黑人女性对此的觉醒。

二　去“男性白人化”的上帝

沃克在《紫颜色》即给读者展现了在男性注视下自我被弱化和抹杀的黑人女性形象，又着力刻画与传统有别的黑人女性未来的自我。日记，书信体和对话体三种叙事方式交替使用并相互呼应，在故事结构上营造出意想不到的效果。首先，小说里《圣经》中关于上帝的描述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发生了明显变化。

《紫颜色》前半部提及《圣经》里有关上帝描述不约而同地告诉读者：上帝是个白人男人。小说行文至耐蒂来信介绍启程非洲前的教友告别会，她提到了“埃塞尔比亚向着上帝伸出双手”的标语。《圣经》里的埃塞尔比亚就是非洲的代名词。“欺骗你的是《圣经》里的图画，以及说明文字的那些插图。华丽所有的人都是白人，所以你以为《圣经》里的人都是白人。不过当时真正的白人在别的地方。因此《圣经》说耶稣基督的头发像羔羊的毛发。羔羊的毛发不是笔直的，西丽，而且也不是鬈曲的。”[5]《圣经》里的插图是后人补充的，本身已经带有插图作者的感情色彩和个人偏向。可见，插图本身的可信度不如文字。如《圣经》所述，有着鬈曲头发的耶稣基督或许不是白人，而更倾向于黑人的形象。虽然耐蒂并没有断定真正的耶稣基督就是黑人的形象，但我们可以有充足的理由质疑白人男人上帝的真实性。这成为动摇种族主义的根本。既然上帝的种族可以质疑，那其它的一切都有待商榷。小说中当西丽得知自己的身世之后，给上帝写了最后一封信——也是最短的一封信，表达了西丽对上帝态度的转变。“亲爱的上帝，原来如此，莎格说。你把东西收拾收拾，跟我回田纳西去。我觉得一片糊涂。我的爸爸被人用私刑杀死了。我的妈妈疯了。我的小弟弟小妹妹不是亲的。我的孩子不是我的妹妹和弟弟。爸爸不是我亲爸。你一定睡糊涂了。”[5]这段文字里，西丽用简短的句子复述了自己过去的生活，隐藏在这些句子之下的是强烈的愤怒和无以言说的痛苦。沃克赋予了西丽“我”的身份，用“我”的口吻，“我”的话语控诉上帝的忽视。从那一刻起，西丽停止向上帝的倾诉，而开始给耐蒂写信。在之后给妹妹的信中，西丽写到：“反正，我一直向他祈祷、给他写信的那个上帝是个男人。他干的事和所有我认识的男人一样，他无聊、健忘、卑鄙。”[5]而莎格认为，上帝是它，是从前、现在、将来的一切；上帝喜欢它创造的一切事物被人热爱和赞美，如果你可以感受这份热爱和赞美，那么你也拥有了上帝的爱。西丽对上帝的认知从潜移默化的规训统治开始，经历了自我意识的“我”觉醒之后对他的批判和否定，再到与莎格谈话中对上帝有了新的认识，这同时也是对生活态度的全新体验。西丽完成了自我与世界的对接，她不再是躲在角落里的木头，而是有生命力、有感知力的“我”。小说中，沃克塑造的黑人女性——耐蒂、西丽和莎格等人物形象，她们对上帝的认知和感悟经历了被动接受、发现、质疑、否定、重建的过程，这其实也是黑人女性主体意识自我构建的过程。

三 种族主义影响下的性别主义的新风向

在沃克作品中，家庭是个想象的结构，是建构经历、确立身份的方式。[6]夫妻、或者类似关系、或者其它家庭关系都是这类故事的载体。但“她并没有停留在对黑人父权制罪恶的揭露上，而是进一步探讨和解释了黑人男性的人性回归和最终实现平等和谐的两性关系的可能性。”[7]虽然在《紫颜色》中黑人女性所表现出的过去的自我大都是符合父权至上机制的主要观点和设想，女性在规训统治下的自我是被极度弱化甚至是被抹杀的；但是，小说中的黑人女性角色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沃克在相同的环境里塑造了莎格和索菲亚作为西丽与吱吱叫的对照，同时，也在遥远的非洲刻画了唤醒西丽沉睡自我的耐蒂。这样一种多层次，多维度的人物描写帮助黑人女性在种族主义影响下的性别主义中艰难而努力地声张诉求与确立身份，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黑人男性对待她们的态度。当某某先生对西丽说起亨莉埃塔患上血液病的时候，他说：“是啊，这对索菲亚真是件揪心的事。”[5]曾经要女人听话就得揍她的某某先生竟然可以对女性感同身受起来。当西丽努力回忆耐蒂信里说的非洲人治这种病的方法却什么都想不起来、连该说什么也说不出来的时候，某某先生望着他家的房子，等着我说话。好半天他才说了声“晚安”，便离去了。[5]那个曾经从来不在乎，也不聆听西丽声音的某某先生在此处变得那么友善、那么尊重对方。黑人男性的改变远不止于此。在给索菲亚的母亲下葬时，哈波说：“瞧，彪形大汉似的女将们来了。”[5]此时，哈波已经和他父亲一样对女性表现出了应有的由衷的尊重和欣赏。而“大伙儿哭哭啼啼，扇着扇子，不时转眼去看看孩子们，但他们不看索菲亚和她的姐妹们。他们装得满不在乎，好像女人向来就抬灵柩的。”[5]除了家庭成员中的黑人男性，周围的男性也对女性表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态度，他们不再处处压制女性，虽然不愿承认但可以接受女性和他们同等的地位和姿态。而唯一没有改变的阿方索的死去，也寓意了过去传统的父权至上机制的逝去。小说结尾处，“接着，这个老东西用胳膊搂住我，和我站在门廊里，一声不出，十分安静。过了一阵，我把脑袋靠在他的肩膀上。就剩下我们两个了，我心想，两个失去爱情的傻瓜在星星下面作伴”[5]。可见，在黑人社会里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和不断抗争，男性对女性实施的种族主义影响下的性别主义侵害逐步减轻，男性逐渐学会尊重女性，倾听女性的声音和诉求，为和谐的两性关系打下了基础。

当读者为《紫颜色》开头西丽的苦难感到心痛时，沃克在相同的环境里塑造了莎格和索菲亚作为西丽与吱吱叫的对照，同时，也在遥远的非洲刻画了唤醒西丽沉睡自我的耐蒂。这些不同人物的刻画展现内化了父权至上机制思想的黑人女性如何努力声张诉求与确立身份的艰难过程。“你是个黑人，你很穷，你长得难看，你是个女人。他们的，你一钱不值。”[5]“我穷，我是个黑人，我也许长得难看，还不会做饭，有一个声音在对想听的万物说，不过我就在这里。”[5]西丽面对某某先生一如往常的态度勇敢地回击，也是她宣誓女性自我和女性主体性的自白。索菲亚坚持要和姐妹给去世的母亲抬灵柩，与哈波起争执时说道：“我可以又哭，又不伤心过头，同时又抬棺材。不管你肯不肯帮我们搬椅子，做饭菜，招待事后来家的亲戚朋友，反正我就是这个打算。”[5]在经历了十二年白人家庭女佣生活的折磨，索菲亚仍然是那个“觉得自己的主意不比别人差。而且，这是自己的主意”的黑女人。

无论是种族主义社会环境下家庭氛围中黑人男性对黑人女性态度的转变，还是黑人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紫颜色》都充分表现了黑人女性的身份在家庭中已经悄然发生变化，其中所表现出来的黑人女性主体性也是毋庸置疑的。

四 去“父权内化”的黑人女性

《紫颜色》里的西丽在经历复杂心理过程以及生活经验的不同体验之后，逐步摈弃去“白人男性化”上帝的信仰习惯和去“男性权力”中心论的性别主义思维框架，最终实现其作为女性存在的个人主体性。其中，从头至尾都以自己喜欢的方式生活而不理会别人看法的莎格，成为西丽能够摆脱过去自我、建构未来自我的关键。“黑人女性是可以依靠姐妹之间的爱来获得新生的。”[8]吱吱叫是和最初的西丽有些类似的黑女人形象，她以男性为中心，为了争取男性的关注下意识的对同性实施水平暴力。但她仍然是善良的：在索菲亚被投入监狱的时候，是她和索菲亚的姐妹一起照看孩子并到处奔走帮助索菲亚出狱。把这些天性善良却被内化了的男权至上观点毒害的黑女人紧紧地联系到一起的是她们之间的姐妹情谊；沃克极为巧妙的运用了百纳被这一象征，把黑人女性之间的姐妹情谊展现在百纳被这一黑人民俗艺术当中。“美国文学思想史上对美国女性文学有不少比喻，“母亲的花园”与伊莱恩·肖尔瓦特所提出的“百纳被”是其中最著名的概念……无论是在女性主义运动中还是在民权运动中，黑人女性都只以碎片化经历的形式存在，没能作为一个统一的身份群体受到重视。”[9]可见，百纳被被看成是黑人女性碎片化经历整合之后统一身份群体的象征。沃克巧妙构思，在小说中刻画了百纳被的意象：“我们把这些乱七八糟的窗帘绞了拼成被子吧。”[5]“我和索菲亚又在拼一条被子。我又剪了大约五块布片，都铺开放在我腿边的桌子上。地上的篮子里也装满了碎布。”[5]“莎格·艾弗里把她那条黄色裙衫给我们当做碎布片，我只要有机会便缝上一块。图案很漂亮，叫‘姐妹的选择’。”[5]科琳也是通过旧的百纳被上的花布认出西丽和耐蒂与孩子们的关系，从而解开了心结。小说中有不少情节都围绕百纳被展开，成为黑人女性同性之爱，互相扶持，确立身份的共同记忆。因此，百纳被作为黑人民俗艺术的代表之一，也象征了黑人女性整体的自我意识。除了百纳被的象征之外，镜子这一意象也在小说中出现。“我老站在镜子前跟自己讲话。”[5]镜子代表什么？看着镜中的自己又会对自己有什么影响？拉康的镜像时期理论认为：“处于大约六个月到十八个月年龄阶段的婴儿经常会冲着镜中自身的像发笑；他称其为婴儿对‘自身像快乐的摄取’，标志着婴儿从被动接受阶段向主动（尽管是想像的）行为阶段的转变。”[10]可见，此时的西丽犹如新生的婴儿一般积极的从镜子中的影像发现那个“内心一定很年轻，充满朝气”的自我。正如小说里莎格所述“你眼睛里没有了男人，你才能看到一切”，消除了内化的男权思想，西丽才能真正的开始寻找并发现自我。西丽跟着莎格去了曼菲斯，开始了自己的裤子公司；但她做的第一条裤子是在某某先生的家里，这预示着她的寻找自我的行为是从男权社会内部发出，并走向外边的世界从而构建完整的自我身份。西丽通过给耐蒂信里的署名来昭示她从新建构的女性身份。女性的署名权或名字权一直是一项宝贵而罕见的权力。从最初女性作家不得不借用男性笔名发表作品到斯泰为以海明威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命名，不管是文学史上还是文学作品之中，女性的名字能够被载入史册或是铭刻于读者心中，它所呈现的强烈女性自我都是不容忽视的社会变化；就像《紫颜色》中的吱吱叫在小说结尾时也被读者以玛丽·阿格纽斯的名字记住一样，它成为黑人女性寻找并确立自我身份的宣言。最终，小说所呈现的是在寻找未来自我的道路上不断前行的勇敢黑人女性形象，这也是沃克为她的同胞吹响的号角。

反观艾丽斯·沃克个人经历，不难发现，无论是孩童时代为了保护蓄意伤害自己并最终因治疗不及时而致其右眼失明并留疤的兄弟不受父母责骂，还是之后因眼睛及相貌的残疾导致她本人一度自尊而敏感等诸多生活体验，作者都与其笔下的西丽有些许相通之处。她们都在内化“男权至上”思想的社会中艰难求生存，逐渐反抗这一传统的社会规训，从而完成自我的身份建构，并获得女性主体性。

《紫颜色》通过深刻的作品内涵和巧妙的叙事手法充分表达了艾丽斯·沃克对黑人女性在传统社会非暴力规训性权力影响下的生存状态，以及她们谋变，求变的努力。本文结合女性主义理论的女性主体性对小说中的黑人女性形象进行新的建构，探讨小说中的黑人女性（如：西丽，莎格，索菲亚等）主体性从无到有的变化。从而发现：想要冲破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桎梏的黑人女性，首先，必须消除自身内化了的传统父权至上主要观点和想法；其次，借助“百纳被”般的姐妹情谊，以此来真正实现自我身份的确立，即从“无名到具名”。

[1]Nina Baym,ed.The Norton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M].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1998:182-185.

[2]Blackburn,Simon.Oxford Dictionary of Philosophy[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1-3.

[3]Michel Foucault,Disci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M].New York:Vintage Books,1995:270-272.

[4]刘岩.女性书写与书写女性:20世纪英美女性文学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2:45-80.

[5]艾丽斯·沃克.紫颜色[M].陶洁,译.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21-30.

[6]Peter Erickson, “Cast Out Alone/ to Heal/ and Re-Create/ Ourselves: Family-Based Identity in the Work of Alice Walker ”Alice Walker, ed. Harold Bloom[M].New York: Chelsea,1989:28-30.

[7]王小英.走向完整生存的追寻——艾丽丝·沃克妇女主义文学创作研究[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8.

[8]王冬梅.种族、性别与自然——艾丽斯·沃克小说中的生态女人主义[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45-60.

[9]金莉,等.20世纪美国女性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30.

[10]黄作.不思之说——拉康主体理论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50-60.

（责任编校：周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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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2219（2017）04-0041-03

2016－11－03

李奕奇（1983－），女，广西河池人，广东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与西方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