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101）

地方社科院智库转型中的科研项目差异化管理

□刘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北京 100871；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北京 100101）

关注地方社科院智库转型中的“存量改革”，且聚焦于“存量”中既处于中心地位同时又较少直接触动利益格局的科研项目管理问题。科研项目管理改革的核心线索是差异化管理：首先需要对项目进行科学的分类；其次，在选题和成果评价环节，需要分别强调选题环节的独立性与成果评价方式的多元化，并将其与不同类型项目的差异化管理结合起来；最后，对于社会科学性质的研究，需要建立规范有效的实地调研组织保障制度。

地方社科院；智库转型；差异化管理；评价方式多元化

地方社科院系统在我国的新型智库建设格局中具有独特优势，占有重要地位。搞好地方社科院的新型智库建设也是一项系统工程，比如从政府角度，需要推进对社科院的管理体制改革、创新管理方式，同时改进政府决策流程、强化和规范智库的决策咨询作用［1］等；从社科院自身层面，包括内部科研力量的优化组合［2］、加强对外交流等。但改革既需要顶层设计、需要宏观层面的制度创新和增量资源投入，也不能简单地用加大资源投入的“建设思维”来回避中微观层面的“存量”改革。从地方社科院目前的运转实际来看，目前制约科研生产力最直接、最严重的是科研的组织和管理。从紧迫性上看，这方面如能实现突破，不仅能大幅度提高科研产出的质量，而且会为其他方面和其他层面的改革和建设①其他方面的改革，比如科研力量的优化组合、改革科研人员的考核激励；其他层面的改革与建设，比如政府加强和规范智库的决策咨询作用、增大财政经费投入等。创造条件；从可行性上看，科研组织管理改革大体属于单位内部管理问题，社科院有较充分的权限和能力开展。因此，本文聚焦于科研组织管理领域。

从文献上看，已经有一些研究者从智库建设的角度关注地方社科院的科研组织管理问题。有人指出，在研究课题选择上，科研人员往往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很少考虑选题的社会效益和国家、地方发展的需要［3］；在科研课题组织方式上，多数是单兵作战或少数人的联合研究，缺乏跨专业、跨学科的合作和不同观点的碰撞［4］；在科研评价上，多数简单套用高校片面依赖学术期刊发表等级和数量，轻质量、重同行评价轻社会和使用者评价的模式［5］，对此，有的研究者提出，智库研究成果评价应该做好“三个结合”，即定量与定性结合、即时评价与延时评价结合、行政性评价与学术性评价结合［6］，有的提出要在同行评价、行政评价和社会评价三者之间寻求平衡点［7］；在成果利用和转化方面，存在成果停留在研究者本人或成果鉴定者等少数人中间、无法形成社会影响的问题［8］；还有的研究者指出，数据库或数据分享平台建设对于智库成果质量非常重要［9］，而这目前在大多数地方社科院是缺乏的。

以上讨论涉及到地方社科院科研组织管理的不少环节，总体上看比较全面，但基本上限于简单罗列问题，目前还缺少把相关环节进行系统考虑、尤其是进行较深入分析并提出具有操作性的改革建议的研究。本文以项目分类和差异化管理为主线，拟从课题分类、选题、成果评价，以及对科研活动的支撑等四个环节和方面，进行较深入的探讨。

1 项目分类的必要性与分类方式

当前，地方社科院在课题项目类型划分上，往往简单沿袭国家社科基金等的项目分类，按照“重要性”和资助额度分为“重点”、“一般”、“青年”等不同等级或类型，并没有扣住智库研究决策咨询的基本定位，不仅起不到智库转型导向的作用，也不利于科学的分类评价。从决策咨询的定位出发，应该把对策性研究的地位突出出来［10］，与基础性研究作出明确的大类区分。同时，对策性研究应该根据对策的时间紧迫性、被动解决问题还是主动发现和预测问题，进一步分为狭义的对策性研究和战略性研究两类［11］。

虽然地方社科院的职能定位是决策咨询，但是基础研究也必不可少。基础研究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义①除了下面谈到的两个方面，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即地方历史文化研究，虽然跟决策咨询一般没有直接关系，但对提升地方和国家的“软实力”有意义，而且也是古代地方志传统的延续。因为这方面与本文主题关系不大，故不予单独分析。。第一方面，社科院自身建设需要适当的基础研究。这又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研究人员的学术训练和培养。要使对策研究摆脱简单的情况调研和点子建议，研究人员需要必要的学术训练，这样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摆脱局部看全局，熟练运用一般规律来解决具体问题［12］。二是社科院自身学科传承和建设的需要。由于历史原因，地方社科院一般都形成了比较齐全的学科门类，研究部门往往也根据学科门类划分。从智库建设的角度，这种部门设置方式是需要改革的，但重视学科建设的传统应该珍视，因为这对保持决策咨询研究的学术水准十分有意义。

第二方面，系统深入了解本地区情况需要基础研究。不论是做短期对策性研究，还是长期战略性研究，都要基于对本地区情况的了解。了解情况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基于各种统计数据，也可以基于媒体报道和日常生活。但是，要想系统、深入地了解情况，必须基于长期、扎实和有计划的研究，特别是在我国目前统计调查制度和数据共享还不完善、社会生活中生成的各种数据还难以有效利用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比如对北京这样“城市病”突出的特大城市，其人口分布、各个区域的人口职业、阶层结构特征及其变动，都是应该长期跟踪调查、掌握的课题。这样，当上级提出疏解人口的要求时，才不至于提出简单排斥“低端”人口的“一刀切”的政策建议。

综合以上所论，地方社科院的科研课题可以分为两大类、四小类，见下表1。

表1 ：科研项目分类及评价标准

从上表不难看出，地方社科院组织和管理的研究课题，不仅有性质上的重要差异，而且在研究的时间跨度和评价标准上也很不同。这就要求分类管理、分类评价，通过科学区分、差异化管理和评价激励，才可能真正树立智库转型的导向，使研究产生更鲜明的政策价值和社会价值，同时保障本单位研究能力的长远发展。

2 选题的独立性问题与选题方式的差异化

当前人文社会科学课题的选题决策，重视立项论证，立项论证中又侧重课题承担者资格、能力考查，而相对忽视课题选择本身的合理性②虽然有的地方社科院的院级项目有课题征集和招标环节，但实际运行中，提出选题和承接课题的主体实际基本重合，选题的重要性并未充分体现出来。。这种选题方式造成的弊端前文已述及。从理论层面分析，这属于科研决策上的问题①在自然科学与工程科学领域，科研决策通常叫作科技决策，包括制定科学发展规划、决定重大项目的确立、确定大型科研项目的实施路线等等与科学技术发展有关的决策。科技决策牵涉科技战略的实现和大量资源的分配，甚至包含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显著影响，其决策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已经引起重视，改革方向也已明确。习近平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加快建立科技咨询支撑行政决策的科技决策机制”、“加快推进重大科技决策制度化，解决好实际存在的部门领导拍脑袋、科技专家看眼色行事等问题”。但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不仅科研决策体制问题没有受到重视，甚至科研决策的概念似乎都还没被明确意识到。。这种选题方式可以看成没有决策的科研决策，或者最多属于被动决策而不是主动决策，即从否定选题来体现决策意图，而不是直接申明决策意图而让研究者配合。这样的决策方式很难体现决策的战略性，也不利于体现智库转型的导向。

从地方社科院科研管理的层面，加强科研选题的科学性，体现科研决策的主动性，目前可以推进的是将选题环节与课题承担尽量分离。通过这种分离，课题设计、课题评审、课题发布、课题承担四个环节，不论在程序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更清晰地分离开了。首先，课题设计者就可以摆脱本人或所在团队研究能力和兴趣的限制，只关注课题本身的政策价值或者战略性价值；同样，课题评审也会因为除去利益羁绊而更中立、更尽职地评价课题的价值；第三，科研决策者可以根据课题价值和自身的科研战略来选择部分有价值的课题予以发布、招标。这样，就实现了科研选题科学性与战略性的结合。

当然，选题与课题承担的分离是总体性的原则，还要跟前文所作的课题分类相结合。在四个课题类别中，第三类，旨在对科研人员和学科进行训练和积累的基础研究项目，应该充分考虑研究人员和相关学科的学术现状，尊重他们的选题意见，因此选题与课题承担可以不分离，院一级结合对策研究的需要和学科发展规划作必要的审查和事后评估激励就可以了。第二类和第四类科研项目，即战略性研究和长期跟踪式调查研究，最能体现科研决策的战略性，因此要严格实行选题与课题承担的分离。第一类项目，即短期对策研究，则可以分离为原则，不分离为例外。相关情况见下表2。

表2 ：项目类型与科研决策

选题与课题承担者分离可采取如下做法。在选题环节，对课题的选题进行大范围单独招标，投标者不仅要拟定课题，还需要进行较详细的论证；院组织智库专家、实务专家进行评议，被选中的课题进入课题库，中标者获得一定经济报偿，本院研究人员中标者同时还可以获得业绩积分。在课题实施环节，对课题承担者另行招标，课题设计者原则上不得参与所设计课题的投标②课题设计者不得参与课题实施的招标这一点有人往往难以理解，因为课题设计者往往对相关领域了解较深，从能力上说，他们有较大几率通过竞标称为课题承担者。但一个制度有得必有失，这一点是选题与实施分离的关键，从整体和长远看，它在规范选题评审、提升选题质量方面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限制一个有实力的竞标者造成的损失。。

从更高的角度看，地方社科院通过单独的选题环节形成的优质课题库，不仅可以供自身科研决策之用，也可以为本级社科研究行业组织乃至地方党委和政府所用。地方社科院为地方党委和政府提供的决策咨询，首先应该是本地哲学社会科学科研决策、特别是政策性研究决策方面的咨询，因为地方社科院相对党委政府的研究部门和高校，分别拥有熟悉学术性研究和政策性研究的优势，能够更平衡、更有机地看待二者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出合理的科研决策咨询建议。

3 成果评价方式的多元化与差异化

当前科研成果的质量评价，主要是依据发表期刊的级别和领导批示的等级和性质。大多数期刊是学科学术导向的，跟智库的定位、特别是对策性研究的定位并不吻合；领导批示是用来推动工作的，是否批示受领导注意力、解决问题的时机等因素影响，从成果评价的角度来看偶然性很大。两种方式的共同点是都把质量评价权让给外部主体，造成过于依赖外在的观念外在的标准［13］，而且这些观念和标准并不完全符合智库建设的要求。因此可以说，当前的科研成果质量评价标准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智库建设中的自身主导权。

与本文着力探讨的其他几个方面不同，智库建设中的成果评价问题已经得到了较多的关注和讨论。比如有的研究者就指出不加区别地以党政领导的“肯定式批示”作为成果评价标准，会造成不同所室、不同研究人员之间由于学科性质差异造成的不平衡［14］，有的研究者提出要注意智库同行的评价与从成果前瞻性出发的延时评价［15］，有的研究者提出智库评价应以决策影响力为中心、以学术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为基本点，要看智库是影响决策还是跟随决策［16］，有的单位把科研项目分为“上级交办”、“院级常规”、“横向课题”、“个人基础理论研究”等四类，匹配不同的评价方式［17］。这些讨论对本文都有启发，但都不是比较严格的分析和设计，缺乏系统性和操作性。本文结合这些讨论，提出三种评价机制，与原有的两种结合，形成一个内外结合的评价体系，可以对四种课题类型进行差异化匹配，提高评价的针对性和科学性。（1）建立智库同行评价机制。联合市（省）属其他智库单位（以及驻地或者更大范围的同类智库单位）①同地域的智库联合在不少地方已经开始探索，比如山东广东两省，就由各自社科院牵头分别成立了山东智库联盟和广东智库联盟。，建立区别于学科学术同行评价的智库同行评价平台，对本院和其他智库单位生产的研究成果一同进行评价。（2）建立“实务专家”评价机制。单独或者联合其他智库单位聘请市（省）政府和市（省）人大局、处级官员组成“实务专家”库，对本院经过初步遴选的研究成果进行评议和评价。这既是智库成果评价的有效方式，也将是成果转化的有效方式。（3）创新院内评价机制。结合落实国家和地方有关政策要求②如北京市近期下发的《北京市进一步完善财政科研项目和经费管理的若干政策措施》中明确规定，对于政府财政科研项目，“承担单位要在单位内部公开项目立项、主要研究人员、经费使用、大型仪器设备购置以及项目研究成果等情况，接受内部监督。”，加强科研成果的院内公开和共享，并以此为基础，建立院内评价机制。已有的院内评价机制主要是院、所两级学术委员会的评价。但地方社科院一般规模都不大，科研人员之间基本上是熟人关系，而且在学术委员会组成上往往行政化较严重，这样就造成学术委员会在评价上论资排辈、甚至派系偏袒问题比较明显。其实，院内学术委员会评价公信力不足正是各地弱化学术委员会评价作用、转而依赖期刊发表和领导批示等外部评价的重要原因。因此，重建院内评价机制，要点是保障评价的科学公开公正。

在此试提出一种方案：a）每一名研究人员在全院所有其他研究人员当年所有（或某范围）研究成果中，挑出认为最优秀的若干项（比如5项，限定本所不超过2项）撰写评语；b）把每一项成果得到的评语（包括评论作者）公开，得到的好评数根据评论者职称加权后加总；c）最后根据成果得到的分值进行排名，同时也对每个人所作的全部评语进行公示。这一方案的优点是：首先，每个人的选择和评语公开，用个人的学术品鉴力和诚信为自己的选择背书，在赋予其选择自由的同时，避免其为不熟悉领域的成果投票，保障投票的有效性，更重要的是能有效防范投票中的机会主义；其次，每个人的选择数只占待评成果总数很小一部分，这样也能大大减轻投票者面临的人情压力。在以上两个方面的作用下，得到公认的成果很容易脱颖而出。此外，这种院内同事互投机制，将有效促进同事之间、特别是不同学科之间的展示交流，对促进全院作为整体的智库建设裨益很大。

对表3所列的评价机制组合还要作一些说明。首先，为何在对战略性研究和长期跟踪调查研究的评价中都以智库同行、而不是领导批示和实务专家为主？这是因为这两类研究都具有长期性，其价值有一定隐蔽性，需要适当超脱于当下的实践紧迫性，在这方面，相比行政领导和实务专家，智库同行一般有一定优势。而且，这种评价机制组合有助于保持长期研究项目的适度独立性，体现“影响决策”而不是“跟随决策”的智库定位。进而言之，为何智库同行的评价在多数项目类型的评价组合中都比较重要。

其次，虽然智库同行评价的地位在当前值得特殊强调，但对于智库研究而言，顾客性质的评价（即领导批示与实务专家评价）更是直接体现地方社科院智库决策咨询职能的生命线，但它在不同类型的项目中的作用方式有不同：在对策研究中它毫无疑义地居于主导地位，而这类项目在数量上肯定也是地方社科院研究项目的主体类型；但在对战略性研究和长期跟踪调查研究的评价它应该居于辅助地位，主要目的是不干扰这些项目相对独立性的同时，保障这些类型的研究不脱离实际、避免其自说自话①同时也是在成果评价中影响实务专家的思维方式，隐性地实现成果转化。。

再次，院内评价在四个项目类型中都有，但只是在学科、学术导向的研究中居主导；在其他类型的项目中，主要起到促进同事和学科之间交流互鉴、提升智库整体性的作用。

4 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的实地调研组织保障问题

目前科研管理还是着眼在研究的监督、考核、经费支持和激励上，但为了产出高质量的智库成果，对研究的支撑保障往往比考核激励更重要，其中经费资助不是唯一的、甚至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研究支撑。特别是对地方社科院的的社会科学性质研究而言，数据和实地调研的通道，要比经费支持更重要。这是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相比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也因而在科研组织管理上普遍受到忽视。现实中，数据和到基层调研的机会要靠研究者自己去找、去争取，社科院作为一个智库机构在这方面的平台和支撑作用基本体现不出来。数据平台建设的重要性及如何建设，国家已有方向性指导意见②如中央《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把“功能完备的信息采集分析系统”作为中国特色新型制度的基本标准，这里着重探讨实地调研的组织保障问题。

在没有建立良好关系的情况下，科研人员带着课题研究任务到基层开展调研活动，路径往往并不顺畅。从基层角度考虑，障碍主要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信任问题。基层干部会有顾虑：我让你来调研，你会不会对媒体或领导乱说，暴露甚至夸大、歪曲我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近年来，“专家”在社会上的形象并不太好，基层有这种担忧可以理解。第二个是时间资源问题。基层的工作头绪多，一般都很忙，抽出一天半天来陪你调研或者接受座谈访谈，可能耽误人家不少事。现在各条战线想下基层调研的研究人员很多，对基层而言，都花时间接待则不胜其烦。

要想做好课题实地调研的组织保障，需要有针对性地突破上述两方面障碍。对于信任问题，要创造和利用组织信任，而不是仅仅依赖个人间的信任；对于基层的时间资源消耗问题，一方面要对课题的实地调研需求进行明确和规范，另一方面也可以对被调研单位进行某些形式的回馈。具体而言，院一级应建立专门的调研协调和监督机构，在党委或政府主管部门的支持下，负责院级课题和院代管的纵向课题在本省市的实地调研协调：1）在课题申请或开始代管时，就大致明确需要何种实地调研协调；2）在课题开展过程中根据需要联系协调被调研单位，并对调研过程和效果进行监督和评估，其中包括听取被调研单位的反馈；3）对于接待调研负担较重的单位，可以进行适当形式的回馈，比如组织相关专家为该单位召开一次咨询分析会，以实现双方的互惠。

5 简短总结

本文关注地方社科院智库转型中的“存量改革”，且聚焦于“存量”中既处于中心地位同时又较少直接触动利益格局的科研项目管理问题。这方面的改革不仅相对容易推动，而且能有效提高科研产出质量，还对整体的改革转型有牵引作用。科研项目管理改革的核心线索是差异化管理：首先需要对项目进行科学的分类；其次，在选题环节和成果评价环节，需要分别强调选题的独立性与成果评价方式的多元化，并将其与不同类型项目的差异化管理结合起来；最后，对于社会科学性质的研究，需要建立规范有效的实地调研的组织保障制度。

［1］［3］［5］［12］［14］山东省社会科学院课题组.论地方社科院向新型智库的转型［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1（1）.

［2］［8］［10］韩身智，路强，张维胜.“智库”转型：地方社科院发展的新理念［J］.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学报，2014（6）.

［4］［13］郝晏荣.把握时机修炼内功-关于地方社科院智库建设的思考［J］.共产党员，2016（14/15）；山东之一。

省社科院课题组.论地方社科院向新型智库的转型［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1（1）；韩身智，等.“智库”转型：地方社科院发展的新理念［J］.中共陕西省委党校学报，2014（6）.

［6］［15］何绍辉.智库研究成果评价要做好“三个结合”［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2-17.

［7］［16］杨谧.探索智库评价新模式共商智库治理新路径［N］.光明日报，2015-11-11.

［9］范东君.坚持“五个结合”建设新型智库评价体系［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06-03.

［11］张华.我国新型智库建设与地方社科院科研转型研究［J］.东岳论丛，2010（10）.

［17］徐少同.中国智库发展转型背景下的成果评价体系研究：以广东省社科院为例［J］.社会科学管理与评论，2010（1）.

责任编辑 梅瑞祥

10.14180/j.cnki.1004-0544.2017.02.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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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04-0544（2017）02-0154-05

刘阳（1980－），男，安徽宣城人，社会学博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