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瑞泽，王风利

【书评】

《教育与两汉社会的整合研究》评介

薛瑞泽，王风利

《教育与两汉社会的整合研究》这部著作是郝建平在自己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完成的。正所谓“十年磨一剑”，作者通过博士期间的辛勤耕耘及后期努力，最终完成了该著作。作者的辛勤成果获得了学界的认可，被评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该成果于2014年8月由中华书局出版。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是用于支持那些尚未出版的优秀科研成果的。为了鼓励广大人文社科工作者潜心治学，扎实研究，多出优秀成果，进一步发挥国家社科基金在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中的示范作用，国家于2004年设立了该项目。郝建平著的《教育与两汉社会的整合研究》作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之一，其优秀性不言而喻。

首先，该书弥补了汉代教育与社会研究中的一些不足。虽然有关两汉教育的研究成果颇多，但是也有很多欠缺之处：研究领域太窄，多局限于学校教育的研究，特别是儒学教育的研究，忽视了其他方面教育的研究；教育思想上缺乏整体性的把握，多集中在个别教育家的研究上；缺乏唯物史观意识，常将教育与其他社会因素割裂开来，进行孤立研究。《教育与两汉社会的整合研究》正是基于两汉教育研究的这些缺陷而进行的，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汉代教育研究的不足。全书分为上下两编，共7章。上编4章通过对两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教育观的全面考察，囊括了两汉从胎儿到成人的所有教育，有官方教育与私人教育、贵族教育与平民教育、男子教育与女子教育、儒学教育与其他诸子学教育。可以说该书对两汉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概况作了全方位、多角度的阐述。在这一编中，作者突破以往教育史著作主要以学校教育为研究对象的框架，把两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视为一个整体，通过对这一整体的综合分析研究，比较全面、客观、真实地展示了两汉教育事业的成就；作者将与教育相关的教育观也放在这一部分，但不像以往那样局限于个别教育家教育思想理论的具体阐述，而是通过对两汉时形成共识、产生重要影响的教育观念的发展演变的全面论述，勾勒出两汉时期人们对教育认识发展的全过程。下编3个章节作者通过对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考察，分析两汉教育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进而系统完整地揭示教育在两汉社会整合中的作用。作者将教育放在两汉的社会大背景下进行探究，坚持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历史观，克服了就教育论教育的孤立研究教育的弊端。

其次，该书在写作上运用了多学科结合的理论、观点与方法。作者将历史学、教育学、社会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等相关的理论、观点与方法贯穿于全书的论述过程中。在涉及与教育有关的概念时，如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解释与界定，多采用与教育学有关的观点来进行阐释；在论述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时，作者从社会学中引出社会整合观念，并在此观念的指导下从两汉社会大背景中探讨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其他方面的相互关系；在论述两汉教育发展状况及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的互动关系时，作者综合利用历史学、社会学、教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等相关的理论、观点与方法，对相关概念进行详细的解释，对有关材料进行细致入微的整理分析，以便能更加客观、真实、全面地反映两汉教育的发展概况。在论述过程中，作者始终坚持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以及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如在总结两汉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时，作者将此问题提到了关于人的本质认识的理论高度，阐释了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科学理论。在论述德教与刑罚关系时作者引用列宁“所有一切压迫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都需要有两种职能：一种是刽子手的职能，一种是牧师的职能”,来论证自古德教与刑罚就是统治者采用的治国策略。当然，该书主要是从史学角度研究两汉的教育的，所以，全书以历史学的理论、观点与方法为主体，辅以其他学科的理论、观点与方法。与教育相关的多学科的理论、观点与方法的利用，充分展示了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扎实的学术功底和认真的学术态度。虽然该书是对两汉教育的专题性研究，但是作者能够站在整体史观的角度对与两汉教育相关的其他社会因素进行综合考察，比较全面、客观地向我们展示了两汉教育发展的概况。因此可以说，该书不仅是两汉教育历史的专题性研究，更是有关教育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

再次，全书史料丰富，分析严谨可靠。一方面，该书引用资料数量众多。全书参考基本史料62部、学术著作177部、期刊论文171篇、学术会议论文53篇，几乎囊括了与两汉教育相关的所有资料，足见作者为两汉教育研究所作的前期准备工作的充分及对学术研究的踏实态度。另一方面，该书引用资料种类丰富。该书引用的不仅有纸质材料，如经、史、子、集、丛书、类书，还包括出土文献资料如简牍、碑刻、画像砖、墓葬等。可见在两汉教育研究过程中，作者充分利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将地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相结合，显示了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如作者在论述纺织是汉代女子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时，除了在诗歌、史籍中搜集材料，还以女子纺织为主要内容的汉代画像砖或画像石为论据[1]80。同时，作者贯彻傅斯年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材料之外“一点也不越过去说”的历史研究态度，全书所有论述都是在对材料细致入微的整理、分析基础上进行的。比如在论述两汉蒙学读物《仓颉篇》时，因原本的遗失，作者并没有根据史籍中简略的记载立即作出武断结论，而是通过对出土的汉简中有关《仓颉篇》内容的整理、分析来真实地描述这一读物[1]44。该书对史料的引用与分析非常谨慎，在论述两汉以图画碑刻形式进行封建忠孝节义等道德伦理观念的社会教育时，在材料的引用上，作者注意涵盖社会整体人群，上至达官贵族下至平民百姓。采用的资料既有宫廷与郡国殿堂、寺庙、宫署、府第、驿站的壁画，又有民间冢墓、祠堂的绘画、墓碑；在内容上的表述上，作者通过对山东嘉祥武氏祠中丁兰跪木图、节女舍身救父图、伯榆悲亲图、老莱子娱亲图等内容细致入微的分析，生动形象地再现了两汉社会教育对忠孝节义等伦理道德的提倡。两汉的史料除了传世史籍与文献之外，还有简牍、画像石或画像砖、碑刻等，这些出土材料不仅是两汉文史资料的重要补充，更是两汉时人们生活面貌的可靠反映。全书在材料的选择与运用上既坚持文史材料的结合，又充分利用地下材料，使地上材料与地下材料互证与互补。多种史料的有机结合，使得书中的论述更加全面、真实、可靠，研究结论更具说服力。

最后，全书密切关注社会现实，注重发挥史学的历史借鉴价值。该书通过对两汉教育与社会关系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关注与反思了我国现代教育事业。作者以史为鉴，从两汉教育的内容、形式、方法、理论中吸取经验教训，为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建言献策。该书还关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市场经济的发展，论及现代社会问题，如人口老龄化问题、子女教育问题、德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等。

其一，在论述两汉家庭教育发展状况时，作者对两汉家训进行总结，认为它的“核心始终围绕治家教子、修身做人展开，实质是伦理教育与人格塑造，使家庭成员按照社会伦理道德标准、行为规范设计自我，成为一个有德行的人，对社会有所作为的人”[1]73，并指出其对今天社会仍具有借鉴价值。作者在书中还总结了两汉家庭教育的作用，反思当代社会的家庭教育，指出当代家庭教育“重智轻德”的问题及其危害，提出两汉重视伦理道德与行为规范教育的家庭教育利于培养良好品格，对我们现代家庭教育具有启迪与借鉴作用[1]101-102。研究两汉家庭教育中有关道德教育等的内容，有助于以史为鉴，利于改善当前家庭教育的状况，促进孩子德智的全面发展和健全人格的形成。

其二，在论述两汉社会教育发展状况时，作者既关注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又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解决中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出谋划策。如作者客观评价两汉忠孝伦理教育，指出了其积极与消极的作用，并倡导现代社会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继承和弘扬孝亲忠国的传统美德，并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精神[1]140；由两汉尊老养老风尚反观中国现代社会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总结汉代尊老养老风尚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启发，提倡通过继承与发扬中华民族的尊老养老传统美德来解决我国所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1]157-159。可以说作者在研究两汉社会教育时，以史为鉴，总结了汉代社会教育对当今社会教育工作的借鉴价值[1]173-175，也是在为今天社会教育的开展献计献策。

其三，在论述两汉教育观时，作者以两汉对人性善恶认识的发展为突破口，论述教育对人发展的作用，并对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关系进行分析，指出“我国现阶段要把社会主义的人性理想作为对人性的基本要求”[1]187，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是符合当前中国实际的，而我国当前教育目标的设定也要紧紧围绕人的全面发展。此外，作者从德教与刑罚的关系来论述教育的社会作用时指出，要注意以史为鉴，江泽民同志关于“要把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结合起来，保证良好的社会秩序和营造高尚的社会风气”的理论，就是在对古代治国传统批判继承的基础上提出来的[1]196。作者更是反观现代社会，论述德教与法治在现代社会的重要性，指出现代社会仍需将德教与刑罚作为治国的两大法宝，特别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更要贯彻“以德治促进法治，以法治保障德治，德治与法治并举”[1]196。该书以上的反思与总结，乃作者长期关注教育问题的结果。正是基于对现实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两汉教育的深入探索与研究，才使得作者在论述两汉教育与社会关系的同时，能够游刃有余地关涉现代社会教育问题。可见全书始终贯彻着作者以史为鉴的史学思想与史学态度。

总而言之，由于两汉教育与社会的研究涉及内容广泛，存在学科交叉研究问题，所以要想在两汉的社会大背景下全面、客观、深入地研究两汉教育与社会问题，研究者不仅需要具备深厚的史学功底、良好的文化素养以及对多种学科知识的灵活运用与整体把握，还要坚持唯物史观，用全面的、发展的、联系的观点来看待历史。该书耗费了作者大量的精力与时间，作者严谨的史学态度、广阔的学术视野、多样的研究方法使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两汉教育与社会研究的某些缺失，为两汉教育与社会的研究打开了新局面，同时以史为鉴，充分发挥历史的借鉴功能，将史学研究与现实社会相连接，对现代社会教育事业的发展具有很大的启迪与借鉴功能。

[1]郝建平.教育与两汉社会的整合研究[M].北京:中华书局，2014.

10.15926/j.cnki.hkdsk.2017.01.020

2016-09-20

薛瑞泽，1962年生，男，河南灵宝人，河南科技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