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玉琨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魏晋玄学：官学与士学的冲突与紧张

吴玉琨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0）

魏晋玄学成为独立的专门之学以来，学者多从儒道会通为切入探析玄学的儒道关系问题。玄学的发生固然和儒道的融合有极大牵涉，但忽略魏晋之际的现实考量而从儒道交融的因果序列中探析玄学价值，似乎难以可能。魏晋之际政权数变，以腐化黑暗的曹魏集体为代表的官学难以在思想界统摄主流的价值观念，使得魏晋官学与士学的冲突与激荡成为可能。

魏晋玄学；士学；冲突与紧张

一、魏晋玄学的发生

对魏晋玄学的理解与解释，要联系其发生和生成的历史环境。在历史长河的因果序列中考察魏晋玄学的价值，并非没有意义，但终究是不能操刀入室，深入其内部研究玄学所面临的时局问题和所极大呼吁的人本价值。吕思勉先生认为“某种学术，必溯其前时期之情形，方能知其价值，玄学即是矣”［1］。如此看法，始终不能通晓玄学真正的价值所在。玄学作为四百年之久的时代精神，在文学、书法、绘画、服饰、生活习惯、言谈交际、哲学等方面都有深入的染浸。学界所谓的魏晋玄学只是魏晋玄风的一小部分，且专就学术哲学上而言。魏晋玄风成为魏晋之际的美学归旨，是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而对这种主流价值的生成因素进行考量，学界多有论述，且多从儒道合流谈起。汤用彤先生认为魏晋玄学“上接《周易》《太玄》的思想，下合名、法、儒、道各家”［2］。这种思想认为是一种各家流派的交融导致玄学的产生。大体来看，似乎战国末年诸子百家就开始不断融合会通，魏晋玄学由于历史接受的缘故自然只能受到这种会通的影响。但是否必然受到名、法、儒、道各家的融合会注之后才能产生魏晋玄学，还是玄学只是儒家内部的一种分裂不得而知。

汤用彤先生认为玄学其本质是“新道家”，这和冯友兰先生所论一致，也是当今学界的主流看法。“以老庄（自然）为体，儒学（名教）为用。道家（老庄）因此风行天下，魏晋新学（玄学）随着长成了。”［2］这仍旧是一种先验的观点看问题，是从历史因果序列中考察魏晋玄学的产生和价值所在。一个思想具有价值，不因其历史后果而彰显其价值，因其本身即自有价值，这也是李泽厚先生从美学方面极大肯定魏晋玄学生命价值的原因所在。这点不论，奇怪的是，魏晋玄学的发生是从儒家的内部突破的，玄学的开创者王弼、何晏都是极其推崇儒家及孔子的，王弼甚至认为“圣人体无”。在思想上领会“无”的孔子比一直言语上念叨“无”的老子更加高明，地位更加尊崇。这点与王阳明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王阳明与陆九渊的思想一并被称为“陆王心学”，但王阳明对陆九渊并没有直接的继承关系，而是通过对朱熹思想的体悟和突破得出的。不但王弼、何晏、嵇康、阮籍、郭象等似乎都念念不忘儒家道德，这点鲁迅先生也早有论述。“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3］嵇康看似反对儒家的礼教，其实质只是反对为司马氏利用为工具的政治形态，就其本心倒是相当信奉礼教的。

由于玄学从儒家中突破而出，一些观点认为魏晋玄学是“新儒家”，与“新道家”相对。“钱穆称魏晋玄学为新儒学。”［4］和汤用彤先生一样，钱穆也是从整个历史因果序列中考察魏晋玄学的发生的。他将魏晋玄学作为承接先秦诸子和启发宋明理学的关捩所在。他认为“以理的观念代替出道的观念，此在中国思想史上为一大转变。王弼可谓是此一转变之关捩也”［5］。钱穆先生认为儒家在汉以前多谈道，魏晋以后多谈理。道是一种宇宙论，理是一种本体论，二者的关注重点很不一致。这种将魏晋玄学与宋明理学联系起来的思路，极大地启发和丰富了学界的思路，是一种纵向的历史关联。但这同样是一种先验的观点看问题，也是从历史因果序列中来考察魏晋玄学。且宋明理学的发生受到魏晋玄学多少成分的启发是值得思考的，因为佛教的侵入和理论的丰富性在本体论上比玄学更加的复杂和深邃。

悬置魏晋玄学之所以发生的历史因果序列不谈，在横向的儒道融合视域下，台湾学者谢大宁认为玄学的发生未必是一种儒道融合的产物，而是儒家内部的“自生”与“独化”。“我们很难找到理由，用一个传统家派互动的方式来理解玄学的兴起。”［6］他认为王弼《老子注》只是为《周易》做理论补充和支援，其立论的依据仍旧是儒家。王弼且不论，嵇康、阮籍彻底倒向道家庄子，这才是认为魏晋玄学是“新儒家”何以立论的关节所在。谢大宁这样认为嵇康的这种倒向，“由于司马家乃是世家大族出身，所以刻意提倡名教，以名教来成其私的状况下，因而引起出身曹家的嵇康之批判的”［6］。这样嵇康的本性仍旧是儒家名教，只是因司马氏对儒家名教的工具性使用的不满，才倒向了道家，这难以令人信服。嵇康珍惜儒家名教人所共知，鲁迅先生亦已明言，但不可以此认为嵇康养生求仙、推崇服药、自然好闲、无所任事的风格特征为儒家。但谢大宁所提到的出于现实政治的考量而催生了魏晋玄学，却有着极大的探讨价值。

二、官学与士学的紧张

值得注意的是魏晋之际儒家的传承不在读书士人，而在氏族之豪强地主。司马氏由于自身的僭越而成就了其统治，也就以名教的纲常孝道来收拾人心，意欲树立一种社会的官方意识形态。魏晋的衰乱，不仅表现在政治上的无能，在文化上竟也不能凝聚意识形态的向心力，遂造成官学与士学的分裂。“嵇康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3］三者的罪名都是“不仁不孝”。孔融丧于曹操之手，何晏、嵇康因站在曹魏集团的立场上，受到司马氏的戕害。曹氏政权和司马氏政权对名教的利用却是一贯的，名教与孝道已经沦为魏晋豪族统治集团的工具。

而这里指的官学特指门阀氏族的意识形态，至于官方政府的学校建设在魏晋之际时亡时存，趋于濒灭。“汉末丧乱，天下分崩，学校自无存立之地。”［7］政府的权威趋于扫地，儒教的伦常教育终于不能在乱世扎下根基。但由于汉代的察举制的余孽，一方面形成了整个社会阶层的仁义孝道的表演化，政治化；另一方面则形成了宗族推举造成的门阀世家。由于“中央的尊严已倒，王政转移而为家教，自然高门弟子不愿进国立的太学”［7］。政府形成的官学制度，虽然毁败，但魏晋之际，门阀世家之内特重视家风教育。这种教育即是儒道的传承，也即是在意识形态上进行官学的教育，只是主导者由政府变为了氏族。著名的《颜氏家训》即出于此大丧乱之际。由此可见，当时的家风教育确乎蔚然成风。“当时极重家风门风，孝悌妇德，皆从两汉儒学传来。”［7］司马氏作为当时的大氏族，家族教育必然也是儒教教育，但用于政治上只能提倡一个“孝”字，“忠”字就不敢提及。

正是由于读书士人看到了本来由他们所传承的儒家道德被司马氏所利用篡改，先是 “清议”谏刺，继而由于政治的高压终于不敢谏刺，转而向老庄的玄言自然，究其本心实是儒家的“忠臣孽子”。“阮步兵丧母，裴令公往吊之。阮方醉，散发坐床，箕踞不哭。”［8］阮籍的不守礼法，正是看到了有汉以来“孝道”的虚伪化。看似怪诞而不通礼法，实际是内心愤慨，以酒浇心中块垒。魏晋玄学的突破自然不是对道家的研习而得出，而是从儒家内部突破形成的。由于现实见不到种种出路，自然消极抑郁走向了道家的道路。当其时“思想逐步狭窄，逐步消沉，恰与世运升降成正比”［7］。天下面临分崩离析的局面，黑暗政府造成一种高压的态势，士人之学既然不愿与政府同流合污，只能开辟学术归旨的新的安身立命之处。这即是当时的士人之学，也即是“自然”之学，庄子之道。官学氏族的意识形态与士学的紧张激化在“高平陵之变”后达到炽点。竹林玄学一派如嵇康、阮籍等人更加推崇自然，批驳名教。如阮籍丧母的不哭，当垆沽酒的妇人便能够醉卧其侧，对嫂叔不通问的鄙薄，等等，看似违反世俗礼法，实则在阮籍心中有一个不流于世俗的愚见，完美无缺的理想中的礼法，这是阮籍等人的心中目标。王弼、阮籍这些士人所要表达的即是这种直古直今的真情实感，“在理论上肯定了‘情’是一个社会价值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则是‘称情直往’能不能成为一种社会存在”［8］。竹林士人所要表现的即是这种“称情直往”也可以成为一种社会存在。他们表现他们的理论主张，不仅是学术上的主张者，更是言语行动上的实践者。这种对礼法的挑战，实际上给氏族门阀出了很大的难题，一是对他们的不尊重和蔑视，另外则是在社会上形成了两套不一样的价值观，这对政府的权威是一种挑战。当时的政府使用打压和分化的策略，像嵇康等脾气比较大的遭到了他们的戕害，其余的被收拾进了官府的体制之内，成为了名教系统中的一分子。

站在统治者政府的立场上看问题，似乎氏族门阀对社会的价值的捍卫也没有问题。余英时先生认为：“魏晋时代的礼教或礼法主要是指在家族伦理的基础上所发展出来的一套繁文缛节。”［8］这种礼教或者礼法待到这些氏族门阀掌握了政权就想推广到全天下，形成天下一统，主流的价值观为政府所掌握。可以说门阀氏族利用名教最主要的是安定人心，使得社会趋于总体的和谐稳定，主要出于政治考量；士人阶层发挥自然主要是从人情的理论出发，发挥人情的自然流露，真实表达，主要出于伦理道德的学术真伪考量。这种冲突和紧张关系当然未必是不可调和的，在东晋时期也基本趋于调和，即是官学容纳了士学，士学改造官学。到了东晋成帝时期，政府“重立太学，征求生徒”［7］。其后政府“立玄、史、文、儒四学，乃以玄为首”［7］。政府官学对士人玄学的吸收，一方面说明士学的一大胜利，占据了统治阶层氏族门阀子弟的内心；另一方面则说明政府想以官学来统摄士学。这种官学与士学的融合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即是氏族已经不能追慕阮籍、嵇康之真意，以为恣情纵欲即是玄道，终究不能通晓嵇康、阮籍的大悲慨处。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当时学玄的氏族“由名士为之则为排门看竹，无知识，无修养，则变为往寺庙偷狗吃”［7］。这时的玄学已经沦为氏族门阀纵欲恣意的理由，玄学亦随着衰亡。

三、魏晋玄学的价值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使用阮籍、嵇康治理天下，必然导致国家吏治的衰乱和败亡。玄学在治理百姓，刚毅有为上先天不足，且也并非他们的兴趣所在。山涛最终能出来做官，想也是放弃了玄学的念头，更改了其价值观念，做了竹林的叛徒，才有嵇康的绝交后果。想当时社会的巨大压力和士人避祸的基本心态，玄学的价值不在有为刚健，而在开出了一片个人境界的精神自由。这种对个人精神和自我的肯定，是一种“人的觉醒”。当然，觉醒的后果可能是自我的无限膨胀和恣情纵欲，这是修养不到的结果，并非其真正的价值。从先秦的结束，到两汉数百年的学术污浊和窒息，魏晋玄学才使得读书士人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两汉之际的学术大多从宇宙论出发，谶纬横行，表演浮夸，极其幼稚妖妄；另一端则是皓首穷经、死守章句，学术上少有创建，只做了古人的传声筒、应声虫。自魏晋玄学一出，两汉学术弊端一扫而空，义理之学，自我体贴成为学术主流。在极喜玄言的背景下，学术从宇宙论转向了本体论。

“他们所主张的‘以无为本’，是要求从种种具体的、繁杂的、现实的从而是有限的、局部的‘末’事中超脱出来，以达到和把握那整体的、无限的、抽象的本体。”［9］王弼大致对两汉学术非常不满。两汉的学术一个基本特点是没有纯粹的儒学。儒学成为了道家、阴阳家、法家等学术思想的一个大熔炉，纯粹的儒家反而消失掉了。在孔子、孟子那里一直强调的儒家是政治伦理化，即以伦理来统摄政治，贯彻政治；在贾谊、董仲舒等汉儒那里是伦理政治化，即将伦理功利化、形式化和表演化，从而也丧失了儒家的本来面目。王弼所做的仍旧是站在儒家的立论上，引老救儒；嵇康所做的是引庄救儒。“魏晋玄学正是在对道家自然本质的解构性阐释中，通过建构援道入儒的理论体系，再次贯通了儒道的‘内在理路’。”［10］援道入儒是王弼的基本思路，也是他注疏《易经》《老子》的主要因素。嵇康与王弼的关系不是继承的。他们所处的年代大致相同，一个处于庙堂之上，一个归隐山林之间。王弼儒道交融的味道很浓，能够因为“将毋同”三个字留下“三语掾”的典故，可见王弼对儒道互摄、援道入儒的重视程度。相较之下，“王何较严肃，有精密之思想系统，而嵇阮则表现了玄学的浪漫方面，其思想不精密，却将玄学用文章与行为表达出来”［11］。劳思光先生将他们的这种不同，一则归为名理派，一则归为才性派。但王弼、嵇康的基本思想都是贵无论的。

“魏晋谈‘名理’者，大致旨趣在于形上学观念之描摹及发挥。”［12］他们超越于有限的事物本身，探索事物性质及规律的意义。这是魏晋玄学名理派的一大贡献。在才性派上，他们能够发挥自由意志，凸显个人的精神价值，对学术与个人的存在都是良有裨益的。嵇康在《声无哀乐论》中所要强调的不过是“乐之为体，以心为主”［13］。乐作为客观的存在，如同名教纲常一样，最终还是要在内心中体认的，这是学术纯粹性的问题，也是真伪问题。在两汉之际，礼乐被视为亘古亘今的绝对正确和绝对存在，人只有去体认它，诠释它。在嵇康看来，礼乐不是主体，人的体认才是主体，这是一个诠释学的问题。“这种主体意识的觉醒，为当时的文本诠释所带来的变化便是，在诠释过程中诠释者主体意识的突出。”［14］主体意识的明确和自我精神的觉醒，必然要求寻找自我的那片精神天地和逍遥境界。竹林士人特别重视庄子的这种逍遥和无所适凭的绝对自由。这也为读书士人开辟了“穷则独善其身”的精神退路。

在官学与士学的冲突激荡之后，在郭象这里迎来的两者的合流，也即是官学开始统摄士学，士学改造官学。统治者重新占据了社会意识形态的主导权。郭象哲学也因此常被批判为混世主义和滑头哲学。郭象“完全失去了庄学重评级现实揭露黑暗的批判精神，失去了像嵇康阮籍那种反抗性的进步意义”［9］。李泽厚先生之所以大为光火，正是因为郭象为《庄子》作注，却处处歪曲庄子本意，改造庄子思想。其实，魏晋玄学在郭象这里基本趋于衰退，东晋玄学只是恣情肆意，已经不再探讨有无之辨。郭象的“独化论”所要做的正是“名教之中自有乐处”。“他之全面地重新解释庄子，目标就在‘明内圣外王之道’”［9］，也即是郭象站在官学的立场来统摄士学。郭象的“独化论”在客观上的后果自然是为门阀阶级辩护，以为每一件事物都是独立的，它自有生内，外在的努力都是没有用处的。“独化论”也拒绝联系和相互转化，也就打破了阶级的流动性，使每个人都安分于自己的本位。那么，郭象对玄学的背叛，且有了造成为门阀氏族辩护的嫌疑，它的价值在于何地呢？郭象的本意在于转玄学入儒学，即重新接续儒家的传承和社会政治的构建。“对‘内圣外王之道’的突出强调，则是继承了中国儒家思想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实践性传统。”［14］从王弼的援老入儒，到嵇康的庄子之学，再到郭象的援庄入儒，玄学走了一个圆圈，再次回到了儒家的框架之内。用钱穆先生的说法也为宋明理学的开创发出了先声。但魏晋玄学的价值更重要的还是其自有价值，非在历史的因果序列中寻求其价值。

四、总结

儒道会通是魏晋玄学发生的大背景，也是贯彻在魏晋玄学发展的过程之中。儒道会通是学术交融的必然结果，但更应考虑当时的历史现实和学者所面临的心理境遇。门阀氏族的官学与读书士人的士学造成一种现实性分裂，也在社会上形成两种意识形态的紧张。魏晋之际的政权最初难以统摄士学，并在竹林士人的庄学主张下表现出一种虚伪残忍的局面。门阀政权对读书士人的不断打压和吸收，使得竹林阵营很快败退，并在郭象那里出现了儒学融化玄学的倾向，最终造成魏晋玄学的实质性衰退。

［1］吕思勉.国学知识大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6.

［2］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3］宋志坚.鲁迅与嵇康［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1）：44-47.

［4］贺根民.钱穆的魏晋文化情结［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1（5）：57-64.

［5］钱穆.庄老通辨［M］.上海：三联书店，2002.

［6］谢大宁.再论魏晋玄学与儒道会通［J］.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

［7］钱穆.国史大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8］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9］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上海：三联书店，2008.

［10］刘运好.同源共生：论魏晋经学与玄学的关系［J］.社会科学研究，2017，（1）：164-172.

［11］卫绍生.竹林七贤与魏晋玄学［J］.中州学刊，2014，214（10）：146-152.

［12］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二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13］戴明扬.嵇康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14］臧要科.三玄与诠释［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

Wei and Jin Metaphysics：the Conflicts and Competitions between Official Schools and Scholar Schools

Wu Yukun
（Henan University，Kaifeng，Henan，475000）

Since Wei and Jin metaphysics have become an independent specialty，scholars explore and analyze the Confucianism relationship problems of the metaphys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son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Metaphysic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re greatly involved，but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realities of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only according to the causal sequences of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it seems difficult to analyze the metaphysics values.The political power during Wei and Jin dynasties changed several times，it was difficult for the official schools which took the corrupt Cao Wei groups as the representative to control the mainstream values in the ideological circles，which caused the possibilities for the conflicts and competitions between official schools and scholar schools during Wei and Jin dynasties.

Wei and Jin metaphysics；scholar school；conflicts and competitions

B235

A

1671-2862（2017）03-0017-05

2017-02-23

吴玉琨，男，河南开封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2016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