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铌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法论意义探析

张铌

（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毛泽东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其本质思想在1927年的革命实践中就得到实际运用并取得丰硕成果。这一命题提出，是其在长期坚持并运用这一思想的概括和总结，标志着我党对这一命题思想的质的飞跃。一切“理论”、“经验”和“制度”都应该按“中国特点去应用它”，这就是“中国化”的内涵，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意义之所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方法论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出背景

中国共产党在1938年9月至11月于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科学命题。他说：“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1］其本质思想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也就是“按中国特点去应用它”。这一命题的明确提出，是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但是笔者认为，它的本质思想，其实早在10年前的1927年，毛泽东在其革命实践中就实际应用这一思想，并取得丰硕成果。

1927年8月1日，以周恩来等人领导的南昌起义，9月9日以毛泽东等领导的秋收起义，12月11日以张太雷等领导的广州起义，三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后，客观环境迫使中国的革命者一批一批地深入农村区域，坚持革命斗争。而毛泽东在实践上，首先在井冈山建立了革命根据地，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新道路。这是1927年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要求的。新道路的开辟凝结了党和人民的集体智慧，而毛泽东则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中国革命新道路的开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思想，即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具体表现。

毛泽东不仅在实践中，首先把革命进攻方向指向农村，把农村当成党的工作的中心，而且，写了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以及1930年1月写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著作，论述了中国革命的特点，具体阐明了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武装斗争与根据地建设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强调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和农民斗争的必然结果。以毛泽东为书记的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明确指出“农村工作第一步，城市工作是第二步”的思想。毛泽东并没有走以“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而是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革命的原理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走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全中国胜利的革命新道路。

最具有标志性的是毛泽东在1930年5月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中所讲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2］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的情况。我们从中看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思想的历史和逻辑的渊源。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尖锐地抨击了党内的关门主义倾向，指出这些人不会把马克思主义活泼地运用到中国的特殊的具体环境中去，而是把它变成死的教条，这些人幼稚地认为“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2］。1931年到1934年，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占据着领导地位。他们长期拒绝中国革命经验，否认“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他们指责“调查研究”是“狭隘的经验论”，鼓吹“山沟里怎么出马克思主义”。王明等人读了不少的马克思的书，但是他们并没有读懂，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谛。只会照抄照搬马克思书上的词句，作指示、下决定指挥中国革命，他们把苏联的经验和共产国际的指示神圣化。王明甚至提出过“对共产国际百分之百的忠诚，是中国走向胜利的唯一保证”的口号。这种不懂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国革命特点的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了绝境。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和在中国革命实践运动中对王明等人教条主义路线作了坚决抵制和斗争的同时，不断地阐述和丰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思想，即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思想。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特别引用了列宁的一个观点：“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在于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2］在这篇著作中，他认真分析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及其客观规律，进而指出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行动规律”。1937年，毛泽东写了著名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精辟地阐述了理论与实际的关系。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观点，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的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的提出和理论的阐述，是他长期坚持这一思想的进一步概括和总结，是党的集体智慧的结晶和提炼，是长期酝酿和发展的历史必然。但是我们决不能低估毛泽东1938年表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科学命题所具有的特别重大的意义。这个命题的提出，标志着我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的一次质的飞跃。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历程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获得了特别珍贵的精神财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及后来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而且获得了辉煌的物质财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取得民族的独立，人民解放的第一大历史任务。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综合国力极大提升，正在阔步完成近代以来第二大历史任务——国家富强，人民富裕。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伟大的命题，是一个伟大的理论，是一个具有极其重要的普遍性意义的方法论。它的方法论意义告诉我们，不仅要按中国实际，中国革命建设实践应用马克思主义，而且对一切正确理论、成功制度和体制及其成功的经验等，都应该使其“中国化”，即根据中国实际，中国变化着的革命建设实践去应用它，若忘记、忽视或小视都是极其错误的。决不能重犯，生搬硬套无视中国实际的王明式的教条主义错误。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国际地位大大增强。数列几个：奥运会、高铁、航空母舰、重型隐形超音速飞机、飞船对接、北斗星、黄金外汇储备增多、美国第一大债主国、世界美元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等等。总之，今天的中国，已不是三十年前“生产一亿件衬衫才能买回一架波音飞机”的中国了。但是，现在也有些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比如贫富差距较大，一些领导干部滥用职权、搞钱权交易、贪污受贿、产生司法腐败等。群众的怨气、恨气严重。如何解决呢？有人提出要搞 “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制”“多党制”，好像这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果真如此吗？

英法古典哲学家洛克和孟德斯鸠创立的“分权理论”，它是为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君主专政，限制和反对王权，争得资产阶级政治统治权的思想武器，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现在欧美资本主义帝国，虽然政权组织形式并非一样，但是，都是按照“三权分立”的政权组织结构原则建立起来的并运作至今。“三权分立”作为管理国家的组织形式属于国家政体，它是为国体服务的，国体决定政体。不论何种形式的“三权分立”制度，都是建立在资本私有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都是为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服务的。“三权分立”制度直接体现了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性质。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政体，它是由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即国体决定的。作为对社会管理的组织形式，它是我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决定的并为其服务的。欧美资本帝国和社会主义的中国，两者经济基础不同，国家根本性质不同，由此决定了社会的管理形式不同，这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合乎实际的。如果我们照搬西方那套“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制”，这与王明照搬“城市中心论”“苏联经验”何等相似！

当前，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群众的文化素质还不高，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各种坏的习惯势力仍有相当大的影响，西方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对中国实施“和平演变”，亡我之心不死。在这严重的客观现实条件下，要搞西方“三权分立”“议会民主”“多党制”，必将出现民国初期或“文化大革命”中的混乱动荡局面。邓小平明确提出，我国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决不照搬西方的多党制。他指出：“如果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对这一点我们有深切的体验，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它的恶果。中国人多，如果今天这个示威，明天那个示威，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有示威游行，那么就根本谈不上搞经济建设了。我们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是匆匆忙忙地搞不行，搞西方那一套更不行。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3］这并非骇人听闻。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等国家，至今内乱不止，国家动荡不安，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

任何改革都是权利和利益的再分配。改革开放出现的问题，只有根据变化了的实际进一步深入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中逐步解决，它有一个过程，欲速则不达。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思考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根据我国经济发展以及社会现状的具体情况，对我国的改革、内政外交、治党治国等面临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的讲话。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正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和继承，同时也是马克思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不是什么别的主义。”［4］可以看出，我国现阶段的特色社会主义，仍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而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不同的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是将马克思主义与我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所提出的，相结合并不代表着抛弃，更不是否定。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的丰硕成果。这也就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所讲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5］治国理政思想是一个涉及各个方面，根据我国所面临的多种问题而提出的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首先从它的指导思想来看，坚持了唯物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原理。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更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与时代相结合的成果。将具有共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个性的国家发展相结合。这也就是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要求全党同志 “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观察和解决问题”。其次，治国理政是围绕着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种种问题而提出的，也就是说它是解决政治改革、经济发展等问题的理论指南。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还是涉及生态建设等各个方面，只要把握治国理政的思想真谛，在前进和探索中去解决问题才能达到目标。最后，治国理政思想是人民群众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归根到底，治国理政思想所回应的是我国现阶段所面临的挑战，而这些挑战一旦克服，我国的人民群众无论是物质生活还是精神生活上都会有所提高；归根到底，治国理政思想所解决的问题是人民的问题，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是为了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

在当今时代的背景下，东西方思想潮流相互交汇，同时互联网应用技术的普及，在理论界、舆论界有着各种不同的思想和“声音”，这就要求我国的思想政治理论工作者要拥有正确的价值观与人生观，不能被物质、利益所迷惑。怀揣着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在舆论界、理论界中普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宣传和普及工作是在具有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念的基础上的，而这种信念具有着自觉性、先进性、纯洁性。在抵抗西方社会“和平演变”的前沿阵地，理论工作者要把握住马克思主义的话语权，防止西方在意识形态上面的腐蚀和入侵。

一切“理论”、“经验”和“制度”都应该“中国化”，即按“中国特点去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离开中国实际来谈或照搬教条，都是抽象的空洞的东西。它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梦，有百害而无一利。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法论意义之所在。

［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十一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习近平治国理政［M］.北京：外交出版社，2014.

［5］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Analy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Marxism Methodology

Zhang Ni
（Zhengzhou Shengda University of Economics，Business&Management，Zhengzhou，Henan，451191）

Mao Zedong put forward the proposition of′Chinese Marxism′，whose essential thoughts were used in the revolutionary practice in 1927 and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This proposition is the generalization and summary of insisting and using the theory for a long time，and symbolizes the qualitative leap of our party on this proposition thought.All the′theory′，′experience′and′system′should use it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which is exactly the connotation of′Chinese′and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Marxism methodology.

Chinese Marxism；practice；importance of methodology

D61

A

1671-2862（2017）03-0013-04

2017-04-15

张铌，男，河南开封人，哲学硕士，郑州升达经贸管理学院助教，研究方向：马克思文本学与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