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玲玲

(大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大理 671003)



明朝初期(洪武年间)中国与朝鲜的贸易往来

何玲玲

(大理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 大理 671003)

明朝自洪武年间与朝鲜确立了朝贡关系后，中朝贸易往来成为两国增进交流的一种方式。中朝贸易往来主要形成贡赐贸易、和买贸易、使臣贸易等三种官方性质的贸易形态以及民间边境互市贸易形态。这些贸易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对于两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也影响深远。

明朝；朝鲜；贸易形态；影响

明太祖即位之初，就对周边国家采取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不断派遣使臣，加强联系；在政治上与一些国家开始确立宗藩关系；在经济上实行互市贸易，扩大经济往来；军事上与周边国家相互配合，来平定流寇以及防止北元的重新崛起。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为了防止沿海军阀余党以及海盗的骚扰，制定了严厉的海禁政策，不仅禁止中国人出海经商，还对外国人来华贸易进行严格的限制。因此，在明朝初年，陆路贸易成为当时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贸易往来的主要方式。明朝自洪武年间与朝鲜确立了朝贡关系后，中朝贸易往来成为两国增进交流的一种方式。中朝贸易往来主要形成贡赐贸易、和买贸易、使臣贸易等三种官方性质的贸易形态以及民间边境互市贸易形态。

一、 贡赐贸易

贡赐贸易是指朝鲜对明朝的纳贡和明朝对朝鲜的赏赐贸易。这既是中朝之间最主要的贸易往来方式，也是政治上封贡关系的主要体现。这一贸易形态，受到了明朝和朝鲜统治阶层重视，其政治意义也格外突出。

在洪武二年四月，朱元璋派遣符宝郎偰斯到达高丽后，除了送交玺书给高丽国王之外，还赏赐了颛纱以及其他绫罗绸缎共四十匹。在其五月回国时，“王馈鞍马、衣服不受。宰枢赠人参、药物，亦不受。王命文臣赋诗以赠”[1]。同年五月，高丽王派遣礼部尚书洪尚载、监门卫上护军李夏生出使明朝，对明朝谢恩、奏请封爵，以及奉上了高丽王、中宫、皇太子等的贡物，明太祖对此十分满意，赏赐了大量物品，这也就正式开启了中朝关系的往来。

洪武二年八月，为给明太祖朱元璋和皇太子庆祝诞辰，高丽王派遣使臣来到应天(南京)，奉表庆贺，并带来了大量贡物，由此也就开启了整个朝鲜王朝时期对明朝皇帝、太子以及重大事件的进贡，一直从明洪武二年到崇祯九年，几乎伴随了明朝的始终。

同年八月，应高丽王请求，明太祖派遣偰斯出使高丽进行颁赐，封王颛为高丽国王，赐以金印和诰书，同时还赐予明大统历书一本，锦缎十匹，太妃、王妃各种绸缎共十二匹，各重臣绸缎共十二匹。

洪武四年九月，高丽进贡方物来庆贺明太祖圣诞以及明太子千秋圣节，进贡方物主要有金银龙盏、布匹、文席、龟贝等。洪武五年九月，明太祖朱元璋对高丽使节的上贡之物非常满意，并对高丽使节说：“自古天下就有中国和外国之分，高丽虽是海外之国，但自古以来就与中国相通，不曾有失事大之礼节，何况今年上贡之物品，未曾有缺。”[2]十月，又一次对高丽来华使臣提到：“高丽王每年几次都要派遣使节把金银物品上贡，这些贡物，实在是劳烦百姓了”，“以后上贡之物，只要高丽土产即可，表意即可，不要过度劳民伤财。”[3]洪武七年，又再次表达了这一态度：“其所贡献，不过纳贽表诚而已”，“物不在多，惟在至诚。”[3]

但后来高丽王位更迭，私通北元，这使得朱元璋大怒。随后在洪武十六年的高丽对明朝上贡时，朱元璋提出极为苛刻的要求，即：“前五年未进岁贡马五千匹，金五百斤，银五万两，布五万匹，一发将来，乃为诚意。”[4]第二年，高丽如数上贡。洪武十八年，高丽请求减免贡赋，朱元璋则认为“既后数请约束，朕数不许，正为守份也。请之不已，朕强从之，所以所岁贡，知三韩之诚也”[5]，“且岁贡之设，中国岂以此为富，不过之三韩之诚诈也”[5]，此后，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高丽的贡赋，但是把高丽对明朝的“事大”礼节作为检验高丽态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二、 和买贸易

明朝的和买贸易就是指一种特殊的以物易物的官方贸易形式，这是国家间直接进行贸易的商业行为。这种和买贸易解决了明初战马紧缺以及粮食短缺问题，为明朝与元作战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洪武初年，元朝在北方的势力尚未完全消灭，而面对北方地势开阔的战场，急切需要大量马匹。明太祖朱元璋寄希望通过与高丽进行直接贸易的方式来获取马匹，但这一设想并未取得很大成效。洪武七年，明太祖朱元璋派使节前往高丽，商量购买马匹事宜，但因为发生了“金义杀使”事件，因此，购买一事也就作罢。

洪武十九年，明朝就开始采取以物易物的官方和买贸易的形式来交易马匹，主要是通过绸、绢、布等织品货物来换取马匹。洪武十九年十一月，高丽贺正使回国时带回了朱元璋的圣谕，即：“本国要买五千匹马……良马一匹，价钱段子两匹，官马把那个百姓之马一匹，段子一匹、绢布二匹。”[5]次年三月到六月，高丽分五次将马赶赴辽东交割。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明太祖朱元璋派使诏命高丽说：“市马一万匹”[6](P3093)，“于有职人员及富家处易马一万匹。”[7]高丽接到诏书后，于次年十二月前分九次交割完毕，共计马匹9880匹。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明太祖朱元璋诏命“尔礼部依照马数，将丝、布运去，就地还价”[8]，此次一共运去丝、布共计一万九千七百六十匹。同年九月，朝鲜接受马价，历时三年结算完毕。

洪武二十七年四月，明太祖朱元璋宣谕朝鲜“市马一万匹”[9]，两国官员议定马价后，朝鲜于洪武二十九年交割完毕，此次共计交易马匹5500匹。

三、 使臣贸易

明朝与朝鲜之间的贡赐贸易是通过使节来实现的。除了贡赐贸易、和买贸易之外，使臣以个人身份进行的贸易行为就被称之为使臣贸易。一般分为明朝使臣贸易以及朝鲜使臣贸易两种。

(一) 明朝使臣贸易

明朝出使朝鲜的使节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官派文臣，另一种是官派宦官。

一般来说，文臣比较注重个人品行，为国出使是一种荣耀，比较不会接受贸易行为，认为这是有损颜面和国家形象的行为。

宦官出使自明初朱元璋开始，但是这些宦官只是索要银钱、衣物等，况且他们认为明朝乃是“天朝上国”，无所不有，几乎就没有贸易行为。

(二)朝鲜使臣贸易

朝鲜使臣的贸易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公贸易和私贸易。

公贸易是指朝鲜使臣在出使明朝的时候，国王下令必须完成的贸易任务，主要包括绸缎、药材、书籍等物品的购买。

朝鲜受明朝影响，从国家建制、建筑、服饰、文化习俗等方面都模仿明朝。因此，朝鲜士大夫贵族基本上都开始由布转为绸缎，在日常生活中绸缎的需求量也就不断增大，与明朝贸易也就成为常事。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自然也就受到了朝鲜士大夫的喜爱，同时，书籍也是加强对人民思想控制的重要工具，自然受到了朝鲜统治者的重视。

洪武二十六年七月，朱元璋就朝鲜购买绸缎、书籍一事，说：“将布匹等项，从他购买，勿加阻挡”，第二年朝鲜使臣来华，“以麻布三百五十匹，人参三百斤，以买锦缎。”此后，朝鲜与明朝的公贸易往来，成为朝鲜获得绸缎以及文化书籍的重要来源。

朝鲜的私贸行为是指朝鲜使臣利用公贸往来以及为国家购买物资项目时，进行走私活动，把货物隐藏在上贡或是个人物品中，以逃避边境的检查，带到明朝境内然后开始与明朝商人进行的贸易行为。但是这一行为具有很大的风险，如果被发现，不仅要被遣返，还要承担一定的走私责任。

洪武二十八年，朝鲜使臣李居仁因为走私，就被李成桂罢免官职。朝鲜使臣郑南晋也因走私之事败露，被李成桂处罚。

四、 中朝民间边境互市贸易

中国与朝鲜半岛国家的贸易，从古一直就存在。贸易地点主要就是在国境线附近，没有专人管理，后来随着贸易范围以及人数、物品的增加，两国都派人合作共同进行管理。

明朝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实行了比较开明的民间贸易政策，高丽王朝也未限制其民众进入明朝进行贸易，两国贸易就此发展起来。

洪武十七年十月，两国政府针对本国牛马和金银短缺的情况，就两国贸易颁布一条法令，即：“由此定辽卫，奉帝命，欲度鸭绿江互市，许留义州，禁金银牛马。”[4]虽然两国限制牛马和金银的交易，但是民间商贩却是不以为然，朝鲜的商贩为了牟取暴利，还是将牛马和金银偷偷运到明朝的辽沈地区，一度“往来兴贩，络绎于道”[7]。由此可见，当时两国民间贸易的兴盛程度。

(一)明朝初年与朝鲜贸易往来兴盛的原因

1.明朝与朝鲜已经在政治上确立了宗藩关系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初期，高丽王就派遣使臣前来纳贡称臣。这一行为得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高度重视，不仅废除了前朝(元朝)与高丽之间不平等的联姻关系以及元朝对于除了本民族之外严重歧视其他民族的“四等人”政策，在政治上要重新塑造明朝与高丽之间新的政治外交关系，并把这一新的外交政治关系作为在以中华为中心的朝贡体系中的良好典范。在高丽叛乱、朝鲜建立之后，朝鲜王李成桂就直接给明朝上书，请求册封，但是明太祖朱元璋对其并不信任，迟迟没有颁赐，最终在建文帝时期才真正给予颁赐。

正是由于在政治上的需要，才是明朝与朝鲜建立宗藩关系的前提，随后，两国的贸易由此才开始兴盛起来。

2.明朝在建立之初对于牛马、粮食等战略物资的需求，是推动两国贸易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明朝初年战马紧缺以及粮食短缺问题，使得明太祖十分重视从朝鲜获得这些战略物资，不管是在和买贸易还是民间贸易往来方面，朱元璋都在政策上给予极大的宽限，并且还给予一定的政策鼓励，这就为明朝与元作战提供了相当大的帮助。

对于高丽以及朝鲜来说，在政治上已经向明朝纳贡称臣，迫于政治上的压力，以及当时元朝已经节节败退的形势，不得不接受明朝的要求。但是在与明朝的各种贸易往来方面，本国也获得了极大的利益，例如，在文化方面获得了优秀的汉文化书籍以及其他的一些日常所需的丝绸、绢布、药材等。

3.民间贸易兴盛成为两国贸易持续发展的推动力

民间贸易的不断兴盛，以及两国政府对于贸易发展的政策上的调整，不仅在边境开放了定点的贸易场所，还派遣专人进行管理，进一步推动了两国贸易的发展，使得两国的国家和人民获得了生产和生活的必需品，对于提升整个国家其他方面的发展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二)明朝初年与朝鲜贸易往来的意义

1.贡赐贸易、和买贸易、使臣贸易等三种形态官方贸易的发展和推行

虽然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始于两国政治关系建立初期，但是随后贸易形式的固定，三种贸易形态的顺利开展，也就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政治关系的规范化和固定化。

2.民间贸易作为两国贸易的重要形式也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类型的贸易形式，长期存在于两国人民之间，对于双方百姓的日常所需也是极大的补充，直接出现了固定贸易点的建立、相关的管理制度和管理形式的建立。

3.两国贸易的频繁往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两国在文化上的进步和交流

通过贡赐贸易、和买贸易、使臣贸易，促进了两国上层阶级之间的往来和接触，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交流，对于促进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大量的汉学书籍通过贸易的渠道进入朝鲜的上层文化圈，对于儒家学说成为朝鲜的统治学说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也在一定意义上，为两国政治关系的良好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明朝初期中朝贸易的影响

明朝初期中朝两国之间的贸易对双方今后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

1.明朝初期中朝两国之间的贸易对中国的影响

(1)政治方面。 纵观历史可知，朝鲜是整个明朝历史中最为恭顺的一个藩属国，两国之间的贸易往来，不仅使双方在政治上保持了一个持续稳定的关系，同时对于其他藩属国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典型，对于维护明朝宗主国的地位有重要意义。

(2)经济方面。 明朝初期中朝两国贸易的持续开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作为政治关系的附属，但是对于两国国家间互通有无，增进贸易交流、提高两国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为政治关系的稳定奠定了基础。

(3)军事方面。 明朝初期中朝两国贸易的持续开展，把朝鲜作为藩属国牢牢地控制在明朝手中，对于保证辽东地区的稳定，防止北元势力的侵扰具有深远影响。同时两国之间的贸易，使得明朝也获得了对北元作战所需的马匹和粮食，也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明朝政权的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4)文化方面。 两国贸易的频繁往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两国在文化上的进步和交流。通过贡赐贸易、和买贸易、使臣贸易，促进了两国上层阶级之间的往来和接触，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交流，对于促进中华文化圈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同时，大量的汉学书籍通过贸易的渠道进入朝鲜的上层文化圈，对于儒家学说成为朝鲜的统治学说也具有重要意义。这也在一定意义上，为两国政治关系的良好发展奠定了基础。

2.明朝初期中朝两国之间的贸易对朝鲜的影响

(1)政治方面。 对于朝鲜而言，通过与明朝的各种贸易，不仅在政治上得到了明朝的庇护，朝鲜王室获得了合法的统治权，平定了朝鲜国内其他贵族的动乱，奠定了李氏朝鲜的统治地位，还为明朝中后期两国确立稳固的政治关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经济方面。 对于朝鲜而言，其在经济方面获得的实际利益远远要大于明朝获得的利益，例如，获得了本国没有的一些物品，如药材、丝、绸缎、银两、农业技术、手工业技术等。但是由于明朝初期是以贡赐贸易、和买贸易、使臣贸易为主，以民间贸易为辅的贸易形式，这种以官方贸易为主的贸易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两国贸易的发展，而真正以民间贸易为主的贸易形式却成为两国贸易发展的狭小通道。

(3)文化方面。 朝鲜通过与明朝之间的贡赐贸易、和买贸易、使臣贸易，获取了大量的汉学典籍(其中较为侧重儒家典籍)，使得朝鲜也就确立了以儒家文化治理国家的理念。到了朝鲜王朝中期，形成大批的儒学名家和儒家典籍，对于形成朝鲜独特的儒家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明朝初期与朝鲜的各种贸易，不仅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等方面影响深远，与此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贸易的稳定和持续。

[1]郑麟趾.高丽史：卷41,世家41.

[2]郑麟趾.高丽史：卷43,世家43.

[3]郑麟趾.高丽史：卷44,世家44.

[4]郑麟趾.高丽史：卷135,列传48.

[5]郑麟趾.高丽史：卷136,列传49.

[6]明太祖实录：卷208.

[7]郑麟趾.高丽史：卷46,世家46.

[8](明)太祖实录：卷3.

[9](明)太祖实录：卷5.

[责任编辑 薄 刚]

2017-02-10

何玲玲，大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高校思想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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