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 微，李 霞

(1.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2.安徽社会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51)



论庄子的治理思想
——以“器”为视角

魏 微1，李 霞2

(1.安徽大学 哲学系，安徽 合肥 230039；2.安徽社会主义学院，安徽 合肥 230051)

庄子哲学具有丰富的治理思想，通过对“器”这一范畴的分析得以显现。庄子对当下圣人纵容“器”行于世甚至以“器”治世的现状深为厌恶，主张抛弃“器”并取道而代之，行无为之治，期望达到无“器”返朴的理想境界。由“器”体现的治理思想，反映了庄子反对刻意人为、崇尚自然天道的精神，丰富了传统政治哲学的内容，亦提供了考察人之生存与社会发展的独特视角。

庄子；道；器；无为；治理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P265)，《易·系辞》将道与“器”做形上与形下的区分，二者不仅有对立关系还有联系，“器”的形成往往以道为根据。而在《庄子》中，“器”这一范畴常与“圣人” 治国理政的内容相伴出现，庄子虽然未直接给“器”下定义，但成玄英疏：“可执而用曰器也”[2](P194)，且根据文义不难判断，“器”常指工具，分为物质之“器”与精神之“器”两类：物质之“器”即以物质形态存在，供人直接使用，如“梁丽可以冲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3](P452)中的梁丽(即木制的屋栋)便是物质之“器”；精神之“器”即以精神形态存在，是约束人的行为思想以符合治理需要的工具，如“怨、恩、取、与、谏、教、生、杀八者，正之器也”[3](P408)中的八种“器”便是精神之“器”。以“器”为着眼点，便可发现庄子延续“器”与道的对立关系，对圣人纵容“器”行于世乃至以“器”治世的现状进行批判，希望将“器”弃绝，代之以自然无为的道，最终步入无“器”返朴的至德之世。庄子的治理思想在先秦诸子的政治哲学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发挥着不容小觑的作用。

一、“器”以伤性

庄子生活在充满变革的战国中期，社会动荡不安，呈现出无序的状态，个体难以安其位、行其道。圣人用繁多的“器”治国理政，无法安定动乱的现实，反而使人们的素朴本性在以“器”治世的过程中受到禁锢、毁损，至极则威胁生命，形成恶性循环，这样“器”以伤性的现状是庄子所批判的。

(一)物质之“器”的伤性

物质之“器”可作为劳动工具提高生产效率，圣人不加制约任由其尽行于世，欲使国家聚集更多的资源与财富，而在庄子看来，人工机巧的物质之“器”却让人的本然真性扭曲损毁。在《庄子·天地》的寓言中，子贡见为圃者浇园费力，便劝说他将木头制成取水的机器——槔，为圃者却不屑地回应：“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3](P344)有机巧器械的人一定会将其投入使用，一旦为之便会生出投机取巧的心，例如有了槔的存在，浇园就会使用它，从而生出用槔来节省力气提高效率的心，这样的机心一旦生成便会长久存于胸中，如此一来，人的纯洁空明的本性便不可保全，可见物质之“器”足以伤性。

(二) 精神之“器”的伤性

不仅是物质之“器”，政教规范、仁义、名誉智巧、乃至圣人的权位等精神之“器”伤性更甚。“一切政治上社会上之制度，皆定一好以为行为之标准，使人从之，此是强不齐以使之齐，爱之所适所以害之也”[4](P191)。以《庄子·马蹄》中的寓言为例，“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3](P267)。马蹄可以践踏霜雪，马毛能够抵御寒风，其自身的构造足以应对所处环境，进食也按照生理的需求，再没有更多的属性与欲求，这是马的天性。伯乐善于治马，“烧之，剔之，刻之……编之以皂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饥之，渴之，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3](P267)用烧红的铁烙马蹄，用剪刀修剪马毛，又为马备上鞍子套上绳索，控制它们的自然生理，以一套模式训练，使它们的动作整齐划一，自此马的本然习性荡然无存，最终性命皆失。庄子以伯乐治马却伤马之本性喻圣人以“正之器”[3](P408)即政教措施治理百姓却伤人的朴性，正如陈鼓应所言：“刑法杀伐、规范束缚，如同马儿遭到烧剔刻雒。治权施于民，如马的遭受‘橛饰之患’、‘鞭策之威’。种种政教措施，都有违‘真性’。”[3](P267)庄子言：“凡成美，恶器也。君虽为仁义，几且伪哉！”[3](P674)凡是成就美名与美好繁盛表象的其实都是作恶的工具，仁义便是这样的精神之“器”，圣人虽然行仁义之政却无异于虚伪欺骗。“夫仁义之行，唯且无诚，且假乎禽贪者器”[3](P698)。庄子认为仁义的行径只会造成虚伪无诚，是贪婪的工具，让人的真实本性迷失。庄子又言：“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3](P120)庄子将名誉与智巧并提，认为它们俱为不可尽行于世的凶恶的精神之“器”，因为二者皆会造成人与人的倾轧争斗，从而淡然宁静的本性不复存在。除此之外，庄子借老子之言：“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3](P283)鱼若脱于深渊便显出行迹难逃捕捞，“国之利器”指代圣人的权力与地位，若显现出来必定如众矢之的引起不平乃至争夺，伤及人的性命，庄子言及此也是点出现实中“国之利器”已然示人。

在庄子思想中，无论是物质之“器”还是精神之“器”，都有悖于自然天道，打破本然常态，使世间陷入纷杂黑暗的循环，庄子对圣人纵容“器”行于世，甚至以“器”治世终毁伤人的素朴本性的现状尽行批判，并基于此对未来做出假设：“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3](P635)因此，庄子冷眼热肠，提出解决之道。

二、舍“器”取道

虽然庄子对“器”以伤性的治理现状进行批判，但“庄子并不因此否定政治领域的实际存在，那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实，无可逃避”[5](P103-105)，因而无法放弃对治理的思考。既然“器”造成人心不古、催化社会混乱，那么禁绝“器”，取道而代之便是庄子的治理之法。

(一)将“器”舍尽

一方面，要禁绝物质之“器”。“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3](P284)。美玉宝珠供人观赏佩戴，显现地位尊贵财富丰裕，也引人盗窃，毁坏它们方能让盗窃之心不起；符与玺是下达政令的工具，焚烧残破它们百姓才能回归素朴之态；斗秤衡量利益价值，也唯有折断，百姓才能没有争夺之心。诸如此类的物质之“器”皆应销毁，不再流通使用。另一方面，要舍弃精神之“器”。“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3](P284)。抛弃圣人的政教刑法，百姓才能守其本性，基于本性配合治理。“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义，先王之蘧庐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久处”[3](P408)。名誉多取则引发争斗，仁义久处便虚伪无诚，庄子虽然说不可多取、不可久处，然而名誉与仁义一旦任用实施便会如洪水决堤，不可避免地多取、久处，故庄子实际上是希望能弃绝名誉与仁义。“绝圣弃知”[3](P284)亦是舍精神之“器”的重要内容，圣人的权位是使圣人纵容“器”行于世乃至以“器”治世的关键，庄子认为应禁绝圣人的权位，抛弃一切形式的智巧诡谲。总之，物质之“器”与精神之“器”都应消灭殆尽。

(二)道法无为

将“器”舍去后，便要代之以道，庄子提倡的治理之法实是以道治世，而无为是道的首要特征，故以道治世便是推崇无为之治。无为，是庄子清醒冷静的思想世界中自觉的观念意识，是遵循道的法则的必然态度，“天地无为也而无不为也”[3](P483)，身为万物灵长的人又“孰能得无为哉！”[3](P483)无为应作为圣人的品德与行为准则，更是治理之法。圣人自身应有至高的道德修为，顺自然天道来引导人民发挥其特殊性。“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3](P235)。形气虚寂与心神淡漠，顺着万物的自然本性不强加于私心，天下得以治，这正是从道的角度对圣人提出要求，圣人的品格应符合道的特征。“君为政焉勿卤莽，治民焉勿灭裂。昔予为禾，耕而卤莽之，则其实亦卤莽而报予；芸而灭裂之，其实亦灭裂而报予”[3](P728)。治民应如打理庄稼，顺性顺天时来深耕细作，若是炮制出种种不合时宜、不合本性之法，则会横生报应，民不聊生便可以预见，故圣人的行为也应合乎道行于世的自然法则。即圣人德行之本然符合道之必然，圣人治理的方式与道的要求相一致。

总之，庄子认为治国理政应将“器”尽数舍去，取道无为，无论是圣人的自性修养还是治理方式皆应遵循大道自然，达到“无为而治”的治理境界。

三、无“器”返朴

“返朴归真即是主张弃器的生活”[6](P45-51)。“器”袅无踪迹，圣人的存在感削弱，百姓安居、自适其性，人与自然和谐共处，这般“复归于朴”[3](P543)便是庄子认为治理应达到的理想社会，如《庄子·马蹄》中描述的“至德之世”——“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视颠颠。当是时也，山无蹊隧，泽无舟梁；万物群生，连属其乡；禽兽成群，草木遂长。是故禽兽可系羁而游，鸟鹊之巢可攀援而窥。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同乎无欲，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3](P270)。

(一)“器”无行于世

在“至德之世”中，一方面，物质性的“器”消失，山间没有桥梁也不铺道路，河泽之上没有船舶，人不毁坏自然，自然生长的树木免遭斧斤之劫，万物皆能以本然的生命状态延续，不成为残害人素朴之性的“器”，使物质生活复归原始；另一方面，精神性的“器”消亡，已然做到“弃规矩”[3](P284)“攘弃仁义”[3](P284)，政教规范、仁义、名知在庄子对“至德之世”的描绘中没有半点踪影，圣人的权位废弃，只如老子所言“太上，下知有之”[7](P128)，像“赫胥氏”一般空有一个名字。

(二)民返朴得性

在这理想的境界里，百姓顺遂天性生活，“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3](P792-793)。人与人之间再无差别对立，人们无知无欲，复归素朴之性，“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实而不知以为忠，当而不知以为信，蠢动而相使，不以为赐”[3](P353)。人的德行完全符合道的特性，是本性的自然流露，按照社会本就赋予他的职责行事，不僭越也不推脱。此时，人与自然圆融一体，充分释放本性，世间万物有序周转，呈现一派素朴的景象。

庄子无“器”返朴的理想社会是让已经被名利、智巧等扭曲的，即异化的人复归其本性，使之合乎于自然之道，“自觉地返回可以免除被文明所困扰的那种原始的、朴素的自然状态”[8](P248)。庄子无“器”返朴的理想境界，实际上是施无为之治后客观而自然的结果，“若此之时，则至治已”[3](P286)。

四、庄子治理思想的意义

老子认为：“朴散则为器”[7](P173)，意为真朴的道散为万物，朴为道的代名词，具有本原性的意味，“器”则是指代世间万物，这是对万物形成过程的客观描述。而庄子则认为：“残朴以为器”[3](P270)，可见在庄子的思想中，朴是物之本然性，是庄子哲学中物存在的保证，更是其哲学中的物自身，而“器”是物的异化存在，与物自身背道而驰，“器”无疑是对朴的否定，故有“器”以伤性之说，而道即无为，是庄子所推崇的改变残朴现状的方法，故能够舍“器”取道，施行无为之治。庄子扩充了对“器”的论述，深化了老子朴、“器”、道的关系，庄子的治理思想更是继承并发展了老子主张无为以达到小国寡民的境界的观念。以“器”为着眼点看庄子的治理思想，便可与庄子厌恶“器”行于世乃至以“器”治世的心意相通，体察舍“器”取道、遵从自然的无为之治，观想物质与精神之工具皆亡，人复归素朴本性、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想境界。

庄子治理思想的显要特色，是对现实社会刻意有为而造成无序、无道的恶性循环进行激烈的否定性批判，进而极力推崇自然天道，从思维上说，这是庄子哲学落实于社会治理的自然体现。但是，正如韩非子所言：“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9](P1042)在“争于气力”的“当今”，无为而治无疑是一种复古的主张。庄子哲学始终是关于个体的人的哲学，其治理思想也不例外，出发点是个体的人而非社会的人，因此，无法做到统筹兼顾，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也缺乏辩证的眼光。但其积极意义更不容忽视，它提供了一套异于儒家的安身立命之法，丰富了先秦道家的治理思想，更丰富了传统政治哲学的内容，它在中国历史上常常作为儒家以仁义礼乐治国理政的补充，起辅助之效被援用。庄子的治理思想亦提供了考察人之生存与发展、社会之稳定与进步的独特视角，给“千世之后”的今人以沉思与启迪。

[1]周振甫.周易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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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1.

[4]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5]刘思禾.断裂的世界——庄子政治思想研究[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9(6).

[6]陈少明.说器[J].哲学研究,20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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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崔大华.庄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9]陈奇猷.韩非子集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责任编辑 刘馨元]

2017-02-11

安徽大学2015级研究生学术创新研究扶持项目(yfc100094)

魏微，安徽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道家哲学；李霞，安徽社会主义学院、安徽中华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儒释道比较研究。

B2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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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5-0292(2017)02-0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