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超，余香莲

(1.武夷学院 海外教育学院，福建 南平 354300；2.福建师范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多元孤独体验观照下的“屈骚”

黄 超1，余香莲2

(1.武夷学院 海外教育学院，福建 南平 354300；2.福建师范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福建 福州 350108)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到：“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且《离骚》一文中塑造的“香草”“美人”系统及表达的忠君爱国之情，一直以来为文人们所推崇。从文学研究的角度而言，对于《离骚》忠君爱国之情、坚贞高洁的品格、苏世独立形象的研究，学界已有不少论述。但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将这三者背后孤独体验的心理观照进行综合分析却鲜有著述。文章从文艺心理学的角度，综合分析其中所蕴含的多元心理孤独体验。

《离骚》；孤独；童年体验；集体无意识；权力

所谓孤独体验就是：“一种深刻而强烈的智慧内省，是个体生命与广泛联系的外部世界暂时中断联系而潜心考虑生命个体、生命意义问题时，所意识到的与他人无法重合的个别感、特殊感，是人的自我意识深化的一种心理反应。”[1](P59-62)《离骚》是战国诗人屈原所作的带有自传性质的一篇长篇抒情诗，诗中通过现实世界与虚幻世界的轮转，表达了他热爱宗国，实行“美政”的愿望，并且描绘了其为实现崇高理想不断自我完善、同环境斗争的心灵历程，以及抒发了被君王猜疑疏远、被党人诬陷所遭遇不公平待遇的哀怨之情。诗人在营造一个神奇仙界的同时，更塑造了一个屹立于天地之间的孤独人物形象。而这个游走于人神两界的忠君爱国的孤独者，却是一个多元心理孤独体验的矛盾集合体。

一、童年经验观照下的人格孤独

童庆炳、程正民在《文艺心理学教程》一书中认为：“童年经验是一个人在童年(包括幼年到少年)的生活经历中所获得心理体验的总和，包括童年时的各种感受、印象、记忆、情感、知识、意志等。”[2](P92)它决定着一个人的个性、气质与思维方式等。心理学研究表明，“童年时期的经验，特别是那些影响深刻的经验往往给艺术家的一生涂上一种特殊的基调和底色，并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艺术家对于创作题材的选择和作品情感或情绪的基调”[3](P5)。

屈原在《离骚》开篇提到自己乃“高阳之苗裔”，且诞生良辰、赐名美善，为自己奠定了与众不同的人生基调。他出身楚宗室贵族，少博闻强志，从小生活在民众之中，且具有良好的家庭影响。在这样既有“内美”又“重之以修能”的童年经验影响下，为其塑造“夫惟灵修之故兮”“哀民生多艰”的忠君爱国品格，以及“伏清白以死直兮”的高洁坚贞的品质和“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的苏世独立的人格奠定特殊的色彩基调。

人格指“一个人整体的精神面貌，是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和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4]。其形成是人类独有的、由先天获得遗传素质与后天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能代表人类灵魂本质及个性特点的性格、气质、品德、品质、信仰、良心以及由此形成的尊严、魅力等。因此，诗人在诗中表现出来的孤独不是偶然的，而是其人格特征的必然产物。诗人在童年经验所奠定的品格基调的影响下，规范了自己人生的发展方向和程度，这成为其忠君爱国、高洁坚贞、苏世独立人格发展的宿因。这种人格特征注定其一生必定是“夫惟灵修之故兮”，而不可能与那些党人“偷乐”。这种忠君坚贞、苏世独立的人生准则必然会为其将来遭受“世溷浊而嫉贤兮，好蔽美而称恶”的“党人”所排挤。同时，这也为其由于独立人格而产生的孤独感奠定内在基础。

弗洛伊德认为：“一个人的思想发展过程的每个早期阶段仍同由它发展而来的后期阶段并驾齐驱，同时存在。早期的精神状态可能在后来多少年内不显露出来，但是，其力量却丝毫不会减弱，随时都可能成为头脑中各种势力的表现形式。”[2](P93)诗人童年时期所形成的忠君报国、体恤百姓、坚贞高洁的童年经验对其一生心理意向和人格结构的形成与发展起到重要的影响。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提到屈原为楚怀王左徒时，因“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而被君王信任重用，故而能“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屈原在遭受楚怀王怀疑疏远之前，得到楚怀王的信任，个人的政治抱负也因为君王的信任得到发挥。随着诗人政治抱负得以实现，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丰富的忠君爱国、高洁坚贞、苏世独立的人格，必将会逐渐重塑和润饰其童年经验，使其童年的经验不断地被变换、生成，逐渐成熟并得以强化。同时，这种成熟的、经过重塑和润饰过的童年经验，必定会将新的人生经验融入诗人生命运动和心理结构的整体中，并参与诗人心理结构对于新的人生经验和行为方式的规范和建构。因此，这必定会将诗人独立人格塑造得更加棱角分明。当这种人格与当时“党人”的价值观相背离时，诗人注定会公开不依附它，于是人格的孤独便逐渐形成了。

二、集体无意识观照下的超功利性孤独

“荣格对于人格的构造分为自我、人格面具、阴影、爱尼姆斯(爱尼玛)、自性以及个人和集体的无意识等。其中集体无意识指的是那种由于某种潜在体验的普遍性而形成的人类悟性的基本模式或原型的贮存”[2](P35)。

一个人一生的不断选择，观点的改变，在社会中不断变换扮演的角色“并不是随机的、无迹可寻的，而是都要受到他童年时‘基本选择’的影响”[2](P92)。屈原自出生起，在“内美”和“重修能”的人格培养中逐渐形成自己的人生基调，并终其一生要为国立“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之心，要为生民立“虽九死其犹未悔”之命。也许正因为如此，这些“基本选择”就潜移默化地在诗人的心中构筑起了一个“爱国忠君、坚贞高洁、苏世独立”的原型集合体，并逐渐成为一种没有“内容”的形式，并加以内化，成为诗人行为处事、傲立于天地之间的自觉行为，这便是将集体无意识融于人格之中，成为长久延续对诗人的生活道德和个性心理影响深刻、对其人生构成深远意义联系的“经历物”。而这种“经历物”所凝结而成的人格，在当时楚国腐朽黑暗的政治背景中恰恰为屈原的人生埋下一颗孤独的种子。

“人的社会性决定着我们每个人既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又处于具有广泛联系的社会群体中，每一个人都必然是和社会群体发生关系的‘社会人’”[1](P59-62)。屈原童年经验奠定的人生基调与“爱国忠君、坚贞高洁、苏世独立”原型所构造的集体无意识的影响，使得作为特殊个体的诗人，在当时黑暗腐败的政治背景中与普通群体之间产生精神冲突。例如，《离骚》中通过“余”“吾”与“众”“世”相对立的诗句进行对比，将诗人所不齿的“溷浊”“幽昧”表现出来。正因为诗人这种见弃于社会，不为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人格，为党人所妒忌，被视为举世皆浊时代中的“异端”。于是他在遭到猜疑、疏远、流放、漂泊，忍受着他人无法品味到的被精神放逐的孤独中慨叹“国人莫吾知兮”。这使其产生一种和外部世界中断联系的孤独感，因而诗人又不是一个完全被社会群体同化的“社会人”，在这种情况下，于是便产生“独立存在的个体”与“社会人”身份之间的冲突。然而“在这种对立冲突结构中，对立面越多，诗人作为真理话语的表述者就越发显得崇高，诗人的孤独感也就从此中产生”[5](P275-282)。

屈原既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政治家，在探索国家前途命运的过程中，他与那些党人选择完全相反的政治之路与价值观念。他在《离骚》中所希冀的“举贤才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的美政理想与对宗国“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的挚爱之情，所表现出的“并非是一般乡情，而是充满了政治、伦理、宗教等社会内容的思想感情，这种思想感情甚至转化、升华为屈原最高的人生理想”[6](P61-70)。屈原从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出发去思考，是一种脱离了纯粹个人利益之上的一种功利，为的是国家的千秋万代。这个时候，屈原便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成为一个“集体的人”。正因为这样，他才能真正地窥见社会、国家命运的最深刻的内在律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的《离骚》并不是个人意识的产物，而是集体无意识的造化，即并不是屈原创造了《离骚》而是《离骚》造就了屈原。也正是这种集体无意识观照下的超功利性的孤独体验，成全了这首诗的艺术悟性，塑造了一个崇高的孤独者形象。

三、缺失性体验观照下的权力孤独

艺术家的内心要求是促使其自觉进行创作的内在驱动力，要了解人的内在创作动机，“需要”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面，马斯洛将人的需要分为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认识、审美以及自我实现等七个层次。而自我实现的需要被看作人的最高需要。所谓“自我实现需要乃是一种实现个人的理想、抱负，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能，希望完成和自己能力相称的工作，越来越成为自己所期望的人物的需要”[2](P55)。屈原在“内美”的基础上，勤勉不懈地坚持自我修养，希望引导君王，兴盛宗国，愿尽一己之力，倾一生之力发挥才能，实现“美政”理想。但“自我实现却常常又是有限度，甚至遭遇极大的障碍的”[2](P57)，诗人不仅遭受党人“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的诽谤，还遭到楚怀王“荃不查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羌中道而改路”“后悔遁而有他”的怀疑与变心，使自己蒙受冤屈、疏远与放逐。这些遭遇都让诗人产生一种缺失性体验，即“主体对各种缺失(精神的和物质的)的体验”[2](P97)。

屈原童年经验所奠定的人生基调，让其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中发出坚贞高洁的慨叹，在“哀故都之日远，哀民生之多艰”中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在“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中践行兴盛宗国的理想，其间贯穿着维护人类正义与尊严的精神，充满了光彩夺目的“大美”。但在“家天下”“家国一体”的宗族统治制度下，国家政权家族化。而君为臣纲的思想又要求臣事君以忠、顺，君不管是明君还是昏君、庸君，臣都必须忠贞不贰，在人们的思想中渗透着人类道德律令。但是在理想之外的现实却是自己遭受统治阶级排挤、迫害，深受战乱、贫病的折磨，虽有兴盛宗国的美政理想，却得不到国君的支持、理解与任用，屈原满腔抱负却忽视了是君选择他而不是他选择君。究其二者矛盾产生的原因归根结底就是宗法制社会中的“权力”。诗人自身的价值不为现世所承认，高洁的品质为现实的灰尘所蒙蔽，这种由于精神、理想与人格产生的孤独，便来源于对君王至高无上权力的缺失。诗人为了克服权力的缺失，求得精神上权力的满足，实现在精神世界中的自我及美政，便调动自己的各种心智力量，向别的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因为楚地有“信巫鬼、重淫祀”(《汉书·地理志》)的文化传统，于是他便转入一个由自己所构造的带有巫术文化原型的神仙世界，在这个神仙世界中去实现自我，克服现实带给他的权力缺失，以满足其心灵需求。

屈原在上叩天门、下求美女、西投西皇的过程中，反复使用“吾令……”“……为余……”的句式，以及“诏”“麾”等带有命令和以自我为中心口吻的词与句子，让一个凡人能够命令身份尊贵的天神，以自己的所思所想去操控这个神仙世界，成为神仙世界的权力主宰，这便是一种现实权力缺失之后的精神补偿。因为“巫术对初民的意义，就在于通过某种象征活动，达到从心理上操纵和控制自然”[7](P71-73)。在这个权力的世界里，所有的一切都是按照诗人既定的设想与思路所展开发生的。在其中，他能够获得现实中实行“美政”求而不得的权力，能够脱离道德律令的束缚去获取权力，实现屈原心中所期待的屈原。在现实的世界，有疏远、有背叛，而在幻想出来的神仙世界却不会有反抗，不会有缺失，一切都能够得到满足，屈原能在其中尽情地发挥自己的美政和理想。然而恰恰又是这个世界没有反抗、没有缺失、与世无争的特征，让其塑造的神仙世界俨然成为一个权力孤独化的世界。屈原借助权力的满足反而将这种孤独的形象更加深化凸显出来。

四、结语

纵观屈原的孤独体验，其孤独的产生是其人生孤独轨迹的“连续统”。童年经验塑造诗人忠君报国、坚贞高洁、苏世独立的人格，同时也为其奠定人生的基调。随着诗人抱负的实现，其童年经验得以润饰和强化，并逐渐成熟，这也将诗人独立人格的形象塑造得更加分明。也正是因为如此，诗人独立的人格必然会遭受到对立阶级的排挤，被权力中心边缘化与精神放逐，为其孤独体验的产生奠定内在的基础。然而在这种童年经验“经历物”的影响下形成的超功利性的人格，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融入诗人的血液与生命中，成为了引导其一生奋斗的集体无意识。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这种人格与集体无意识必然会为与自身价值观相反的群体所排斥，逐渐地被边缘化以及得到精神的放逐，这便使得诗人无法报效宗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而产生一种缺失感。在当时宗国制度的统治下，这种因为童年经验和集体无意识形成的孤独，会由于实现美政理想抱负“权力”的缺失得以强化。诗人借助自己虚构的世界，在其中得以无束缚地使用权力，实现自己的所思所想。然而诗人所塑造的神仙世界却是一个人的权力世界，这从侧面描绘出一种权力的孤独感。因此，在内外双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诗人的孤独感得到强化，使诗人苏世独立、坚贞高洁品格的厚重感更强、更明显，更加凸显其忠君爱国之情。

[1]吴投文.论艺术家的孤独体验[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2).

[2]童庆炳，程正民.文艺心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3]黄荣芳.论余华小说中的孤独意识[D].乌鲁木齐：新疆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

[4]朱智贤.心理学大辞典[K].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

[5]李建国.屈原的孤独及其诗史意义[J].三峡文化研究丛刊，2003(4).

[6]杨春时.楚文化的挽歌和屈原的悲剧[J].河北学刊，1993(2).

[7]邓桂英，曹步青.论屈原的孤独意识[J].船山学刊，2003(3).

[责任编辑 孙 葳]

2017-01-16

黄超，武夷学院海外教育学院助教，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与诗学、汉语国际教育；余香莲，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讲师，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语言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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