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苗苗

（南京理工大学 紫金学院人文系，江苏 南京 210046）

试论《西方正典》的经典建构与经典审美

石苗苗

（南京理工大学 紫金学院人文系，江苏 南京 210046）

哈罗德·布鲁姆的《西方正典》被认为是重申经典文学的价值与倡导审美自主性的重要著作。依据拉康精神分析对该书进行“误读”，剖析《西方正典》中经典的创作模式，首先影响文学创作的重要因素源于前人经典的他者焦虑，建构经典则是在他者凝视之下塑造异化主体，与传统经典的艺术抗争，而审美经典是评定与认可经典的终极途径，在瞬间领悟真实界的真谛，从而在阅读中探寻自我存在的意义。

《西方正典》；哈罗德·布鲁姆；他者；自我

哈罗德·布鲁姆教授是当代学术界传奇式的天才学者，他的《西方正典》选取了二十六位代表各民族文学的经典人物，重申经典的建构标准与存在意义。这部作品明显带有作者自己文学理论的影响，是对以往创作内化了的“焦虑”。从《西方正典》的序言至结语，布鲁姆对于经典文学的现状，无不渗透着难以掩饰的忧伤。这验证了伊格尔顿对他的断言，“完全暴露了现代自由主义或浪漫主义的人文主义所面临的两难境遇”，［1］无论是人文主义抑或创作均极难躲避他者的左右。鉴于此，从拉康精神分析的理论观照《西方正典》，其中诸多作品都是在前辈经典的他者影响下所取得的“焦虑”，与他者欲望相抗争以建立主体，对于经典的审美是为了探寻自我，然而这个自我也是在他者的凝视之下，从而发现自我，找寻深刻的人文关切。

一、影响经典：来自他者的焦虑

在《西方经典》中，经典受到一定规则约束，前辈的经典著作、文学传统形成了以语言为结构的象征秩序，而后辈在象征界中进入失落的世界，在前人经典的他者凝视下，获得象征性认同，并力图在影响的焦虑中与之竞争抗衡。

“canon”，源自希腊语kanon，原指度量工具的“棍子”或“标尺”，之后又发展出抽象的含义，解释为“规则、律条”。所以canon一词可以理解为一种衡量标准，一种遴选规则。拉康认为，象征界就是一种秩序。象征界通过语言使个人与整个文化体系、社会等级相联系。只有进入象征界，得到社会的认可，主体才成为真正意义的人，而不是想象界自我认定的虚幻镜像，因为“象征使他成为人”［2］。经典就是这样一种以语言、文化为基础结构的秩序，后继创作者们必须符合这个象征界中规则的衡量，从而获得他人乃至整个社会的认可。那么经典的规则究竟是什么呢？这个“象征功能的承载”落在怎样的“父名”之上？布鲁姆明确点明，莎士比亚即是世俗经典，考查作家是否有资格列入经典，均须以他为准，“他设立了文学的标准和限度”［3］。对莎氏的推崇贯穿在布鲁姆创作生涯中，在《影响的焦虑》中，他就已经提出，“莎士比亚至高无上的美学造诣确定我们对文学价值的评判”［4］。写作之外的莎士比亚平易近人，却赋予文学世界“一种四下弥漫又不可限制的精神”［3］，毫无功利性，在他的作品中觉察不出明显的服务意识形态的倾向，或讴歌宗教的痕迹，在展现出丰富的语言特色的同时，兼顾各层面观众，既是“文化的世俗中心，又寄托人类理性荣光到来的希望”［3］。

当文学的创作者进入由各种经典构建的象征界中，对自我作品进行象征性认同时，也进入了一个失落的世界。这些缺失发生在创作者的潜意识中，由具有语言结构的无意识试图寻找那些空缺，如同“被放逐到‘空洞的’语言世界，语言是空洞的，在于它是有关区别与缺席的过程，这一进程永无止境”［1］。面对过往经典——这些他者（Other）对创作者潜移默化的影响下，为了填补空缺，创作者开始找寻替代品。一方面对经典进行误读，用独特方式替换成自己的作品予以呈现。歌德把莎氏当做“自己真正的先驱”［3］，但是又以古典主义理论，“认为莎士比亚并非十全十美”［3］，对莎氏经典提出挑战。“影响的焦虑源自一种复杂而又强烈的误读行为”［4］，这就解释了“《浮士德》并不是真正的莎士比亚式作品，但它却几乎无时不在戏拟着莎氏之作”［3］。浮士德没有体现出人类精神，一切都在反映着人性深处最赤裸的原罪，反映着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带来的恶果。这表面上看与哈姆雷特的人物处理全然不同，因为哈姆雷特体现了人类精神中的伟大与局限，即自我与邪恶的反抗中所显示出的悲悯与无奈。但是这也显露出歌德对于哈姆雷特这样一个悲剧人物独特又强烈的 “误读”，哈姆雷特为父报仇中犹豫迟疑的一面正反映了他对自我得失的考量，这种个人主义的处世方式与浮士德不谋而合，歌德借由误读弥补了在经典这个他者面前的缺失，应证了“只有将别人的财富转为自己的东西，我们才能产生出伟大的东西”［3］。另一方面，重复或改变经典的创作手法，采取竞争的姿态，以满足在想象界中失落的欲望。“莎士比亚是弥尔顿诗学焦虑真正的隐形来源，但矛盾的是，他也是弥尔顿经典的催生者”［3］。在《失乐园》中，撒旦这一角色反射出《奥赛罗》与《麦克白》悲剧人物的影响。弥尔顿认为莎氏代表自然，而他“代表较单纯或更好的超越自然之道”［3］，借撒旦这一反叛角色抗衡正统的既定原则，再现最为“自然”的伊甸园天堂所遭受的冲击，《失乐园》这一杰作让弥尔顿“战胜一切对手，惟有那不露痕迹的竞争者莎士比亚除外”［3］。原因在于，莎氏参透象征界中的经典秩序，运用精湛的转换手法将他者的影响转化为焦虑，将个人的领悟替代在象征界中缺失的欲望，与先在的父系权威相竞争，并成功得到当时社会的认可以及数百年来众多读者的赞许。

二、建构经典：他者影响的抗争

处在经典影响之下的创作者，在语言为基础结构的象征界中找寻失落的存在价值，在渴望超越经典的欲望促使下，以陌生性建构自己的经典，从而与他者的影响相抗争。布鲁姆认为，陌生性（strangeness）是造就经典的原因，不能同化的原创性，或是我们完全认同而无法视为异端的原创性。对于“陌生”这一概念，他的解释是阅读经典作品时，有如接触陌生人，产生奇特的惊讶之感而非预先期望的满足。依照拉康的观点，创作者进入以经典为“父名”的象征界后，使用语言表达主体的存在，这“只不过沿着一条无穷尽的语言链，从一个能指到另一个能指”［1］，而这一过程，就是拉康所指的“欲望”。成就个人经典的欲望促使创作者们在能指链中从前人经典的那一环逐步延伸到自我的原创能指，从熟悉的领域提炼出非凡的艺术思考，却又异于其他现存经典，让读者感到新鲜惊奇的同时，却又隐约带有前人经典的廓影。这就是为什么布鲁姆评价莎士比亚的作品，能够给予读者“回乡之感”。

对于陌生性的特点，布鲁姆认为这种特性要么无法被我们同化，但丁即为此种类型的典型作家，要么成为熟稔于心的既定范式，莎士比亚就是这一模式的最佳榜样。但丁《神曲》中的贝亚特丽丝标志着“他的艺术力量和陌生性的核心”［3］，原因在于“她是但丁独特个性的理想化投射”［3］，他在塑造这一巨作时，将自我的高傲、自我的需要和自我的期许集中体现在贝亚特丽丝角色身上，在建构经典的道路上将“文学的个人性”［3］发挥到极致。读者在作品中读到的人物，实际上正好反射出作者在艺术创造这个象征界中所描画出的 “自我理想”（Ich-Ideal），将无法被模仿的个性融进作品中，这就是但丁陌生性的魅力所在。莎士比亚的独到之处在于作品的陌生性与广大读者内心造成共鸣，呈现出不易察觉、近在身边的原创性。布鲁姆认为，莎士比亚把握住读者普遍的心理需求，契合大众的共同渴望，将“自我隐含在作品之中”［3］，并且能够让这个“自我”成功获得众多读者的认同。莎氏在前人经典凝视之下，构建包含他人话语的主体，这个主体将集社会、文化、艺术的认识为一体的“自我”塑造成艺术作品。与此同时，广大读者也是在众多经典影响下形成对自我的认识。而历经几个世纪之后，莎氏作品依旧打动人心，足见他已透彻地揣摩到他者无意识的侵袭，使得作品中的“自我”与读者中的“自我”达到恰如其分的碰撞，反映出他对人性的精准把握，对世态炎凉的深刻洞察。惠特曼的“陌生性”“奇特地幸存于民主时代最强力作家中”［3］，布鲁姆把他的陌生性界定为无法被读者“同化”与“熟视无睹”之间，原因在于惠特曼在作品中展现的自我，“即真我或神秘的自我倾向于与灵魂形成主人——奴隶关系”［3］。创作者希望打造经典的欲望实际就是与象征界中已存经典——他者的话语体系的抗衡，在这些他者影响之下映射出主体的形象，经典就是“众人之镜中建构的异化主体”［5］。惠特曼诗句里的“另一个我”指的就是主体，也是他向读者展现的自我形象；“灵魂”则是指真实界里的“真我”，真实界是欲望的存在物，却是主体掌控之外的独立世界，永远无法抵达。惠特曼经典作品里所展示的“自我”与“真我”之间的距离矛盾，一方面使人产生无法同化的感觉，这是因为惠特曼“真我”潜藏着独特的欲望；另一方面，不可触及的真实界深藏在每一个人内心深处，这种缺席的熟悉感让读者读完作品后欲罢不能。

在前人经典影响下产生的焦虑推动创作者追逐实现自我价值的欲望，在象征界“秩序”的规约下，汲取前人的精华，并将自我的独特认知转化为作品呈现出来。正是这种抵抗前人文本的力量，以及将对自我的认识转变为作品的原创力，构建了新一代的经典。

三、审美经典：走入自我的旅程

经典的认可，最为显性的表现是由学术权威评定，以编入教材、载入学术选集为准；而与此相对，每一位读者阅读经典时依据个人审美，参悟文学的终极内在性，体验作者与他者影响抗争的焦虑，领悟个人真实界中“自我”的存在，最终达成对于经典的共同回忆。

布鲁姆认为，传统经典的形成是作家、艺术家们自己决定的，因为他们将优秀的前辈与成功的后辈紧紧相扣。这解释了经典是在象征界中代表“秩序”的前人经典影响下，被建构起来的异化主体，但是经典的鉴赏与评定却是在他者的凝视中完成的。这种凝视就是布鲁姆所推崇的审美自主性，以此作为阅读文学的鉴定模式。审美批评重视文学想象的自主性，读者借由深层的自我，回归心灵的孤独状态，从而成就终极的内在性。作家凭借这种内在性的力量，冲破他者的影响，创造属于自己的经典，而与此同时读者借用这种力量去认知内在的自我。因此，布鲁姆高度称赞萨缪尔·约翰逊博士，赞许他是众作家中出类拔萃、无与伦比的批评家，原因就在于他指出回归自我是审美的唯一方法。关注经典中对于自我的刻画，一方面有助于读者把握作家所要传达的对人性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让读者更接近真实的自我，在净化自己的灵魂，清除外界他者对自己施加的影响，从而认识自我。

正是由于审美自主性，读者在审美经典的同时，更进一步领悟到存在于“真实界”的真我。“当我们在瞬间看透了意识形态之时，当我们意识到塑造我们所了解的世界的是意识形态，而不是一套永恒的价值观或不变的真理，这时候，我们就感受到了真实界。”［6］真我在他者、欲望诸多因素遮蔽下，我们只能忽远忽近、隐隐约约察觉它的踪影，却始终无法捕捉到真实的自我，这就是拉康称之为“真实界的创伤”［6］。而审美的力量却可以让我们懂得如何与真我对话沟通，这也正是阅读经典的意义所在——“增进内在自我的成长”［3］。所以对经典的审美，也是对自己的审视。透过经典这一面镜子，经典在读者的凝视中升华，而读者也在终极孤独中逐渐参透“真我”。这就是为什么布鲁姆认为经典只能是为少数人服务，并且在这个“混乱时代”［3］更多的读者开始摒弃经典，这是因为研读经典是非功利的事情，也是极其考验读者的慧心，阅读是与自我心灵的对话，全部意义在于对人类孤独的终极思考。真我深藏在无法触及的渊薮之中，即使在孤寂中潜心阅读也永远触摸不到，这一孤独的终点即是与一个人的死亡相遇。

通过审美经典，可以从中领悟自我，但是这并不是与社会隔离的孤立行径，相反体察他者对作品、对自我产生影响而留下的痕迹，领会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阅读中铸就共同回忆。文学经典折射的是人性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所以对经典的审美过程必然也包含了对作品中他者印记的理解。这些他者源自文化、历史、经济、社会等包括在内的方方面面，从而对创作者、阅读者造成无法抵御的影响。因此，审美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个人，而是由自我出发，权衡外界的各种影响下作出的普世关怀。

四、结语

“有人会问是否布鲁姆认为自己的写作是一种创造性的误读弗洛伊德”［7］，但是影响文学经典的渊源不仅仅指向父权诗学，更是来自象征界中以语言为结构的他者权威。借由拉康误读《西方正典》，分析影响经典、建构经典与审美经典的过程，从而发掘出阅读经典的意义是为了由内向外地理解世界，“帮助我们成为真正的自己，具有关切之心，而非对人对己漠不关心的个人主义者”［8］。经典著作在当下社会中充当着一面明镜，反衬读者真实的自我，在喧嚣的浮躁气息中审视周遭的他者影响，回归人文主义的理想境地，在认识自我的过程中，与诸多世俗欲望的交锋对决中，反思生存的价值，从而领悟人文精神的终极关怀。

［1］Eagleton Terry.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Second Edition）［M］.Malden：Blackwell Publishing，1996.

［2］拉康.拉康选集［M］.诸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

［3］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M］.江宁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

［4］Bloom Harold.The Anxiety of Influence：A Theory of Poetry Second Edition［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5］张一兵.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143.

［6］Tyson Lois.当代批评理论使用指南（第二版）［M］.赵国新，等，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4.

［7］Witt Mary Ann Frese.The Western Canon：The Books and the School of the Ages（Review）［J］. The Comparatist，1996，（3）.

［8］Bloom Harold.Essayists and Prophets［M］. Philadelphia：Chelsea House Publishers，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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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1-2862（2017）02-0031-04

2017-02-25

石苗苗，女，江苏南京人，南京大学英语专业在读博士、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人文系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