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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郁的悲哀 宿命的嗟怨
——郁达夫殉情主义诗论

2017-02-20唐光胜

文化学刊 2017年1期
关键词:殉情郁达夫主义

唐光胜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1)

【文学评论】

沉郁的悲哀 宿命的嗟怨
——郁达夫殉情主义诗论

唐光胜

(达州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达州 635001)

郁达夫特别偏爱殉情主义文学,认为其审美特征是沉郁的悲哀、咏叹的声调、旧事的留恋与宿命的嗟怨。他坚信这些殉情主义文学具有永恒的价值。本文结合郁达夫钟爱的殉情主义诗歌,阐释其殉情主义诗论。

郁达夫;殉情主义;诗论

郁达夫认为,文学作品中诗歌最具价值,而在诗歌中又以描写男女恋爱的情诗最能动人心弦。文学需要认识的要素,更需要情绪的要素,没有情感的诗歌不能称之为真正的诗歌。如果我们把诗歌比作一座神殿,那么情感就是庙中的精灵,“没有精灵的诗是没有神的庙”[1]。下面我们就结合郁达夫钟爱的殉情主义诗歌,阐释其殉情主义诗论。

一、殉情主义文学及其审美特征

通过梳理郁达夫文论,我们发现郁达夫偏爱殉情主义(sentimentalism),即偏爱感伤主义文学。“把古今的艺术总体积加起来,从中间删去了感伤主义,那么所余的还有一点什么?莎士比亚的剧本,英国十八世纪的小说,浪漫运动中的各诗人的作品,又哪一篇得完全脱离感伤之域?”[2]郁达夫还对殉情主义文学的审美特征进行了概括:文学上的这一种殉情主义所有的倾向,大抵是缺少猛进的豪气与实行的毅力,只是陶醉于过去的回忆之中。而这一种感情上的沉溺,又并非是情深一往,如万马的奔驰,狂飙的突起,只是静止的、悠扬的、舒徐的,所以殉情主义的作品,总带有沉郁的悲哀,咏叹的声调,旧事的留恋,与宿命的嗟怨。尤其是国破家亡,陷于绝境的时候,这一种倾向的作品,产生得最多。[3]

在社会中,性格强悍的人在感到不满、苦闷或压迫的时候,会声嘶力竭地呐喊、不顾一切地反抗,而神经纤弱敏感的艺术家则强压心头的悲愤,如秋虫呢喃、杜鹃啼血。“因此有许多艺术家的艺术品,因为同时代的人太近视了,太鲁钝了的原因,每有被嘲为无病呻吟的倾向。其实真正的艺术家所做的真正的作品,没有一篇不是真实的表现。”[4]郁达夫指出,艺术家大都是多愁善感之人,能真切地描绘心中的不满及苦痛,而感觉迟钝、冥顽不化的一般庸人,则难以理解艺术家的苦心,反而嘲笑其用心血凝成的作品为无病呻吟。但郁达夫坚信真正的文艺作品将会震动读者的心灵,这正如狄德罗所说的:“诗人哟!你是敏锐善感的吗?请扣这一条琴弦吧,你会听见它发出声来,在所有的心灵中颤动。”[5]而最易拨动读者心弦的,莫过于诗中的忧郁感伤之情。雪莱说:“最甜美的诗歌就是那些诉说最忧伤的思想的。”缪塞的态度更加偏激:“最美丽的诗歌就是最绝望的,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6]波德莱尔说:“我并不主张‘欢悦’不能和‘美’结合,但我的确认为‘欢悦’乃‘美’的装饰品中最庸俗的一种,而‘忧郁’似乎是‘美’的光彩出众的伴侣。”[7]可见,忧郁的性格更富有诗人的气质,忧郁的诗歌更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郁达夫之所以如此偏爱感伤主义的文学作品,这与他天生的忧郁性格及对人生的悲观态度有着密切的联系。郁达夫正直善良,脾气不好,易怒喜迁,为谋生计常年漂泊在外,妻离子散,母老家贫,再加上不善使用心计,生活坎坷而不遇。他天生的性格就很忧郁,而生的苦闷又使他的心境更加孤凄和颓伤。因此,他被人称作是“专唱靡靡之音的秋虫”,其诗文常有一种忧伤悲凉的韵味。作为“秋虫”的郁达夫,对“天狗”郭沫若幽幽地说,自己是个天生能力薄弱的人,没有伟大的天才,不能作“洪钟大吕般的号吹”,写的文章“实在是衰颓得透顶的自伤自悼之文”[8]。“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乐的两字。人家都骂我是颓废派,是享乐主义者,然而他们哪里知道我何以要去追求酒色的原因?唉唉,清夜酒醒,看看我胸前睡着的被金钱买来的肉体,我的哀愁,我的悲叹,比自称道德家的人,还要沉痛数倍。我岂是甘心堕落者?我岂是无灵魂的人?不过看定了人生的运命,不得不如此自遣耳。”[9]郁达夫承认自己是在“堕落”,但是不得已而为之。由于天性敏感脆弱,内心非常苦闷,实在难以排遣,因此,不得不沉溺于酒色来麻醉自己,以减轻破碎心灵的悲苦。但清醒的理智和忏悔,使得他举杯浇愁愁更愁,于是感叹人生是悲苦的结晶,并预备向空虚之路迈进。

二、西方殉情主义诗人:彼特拉克、荷尔德林、雪莱与大卫生

在介绍西方殉情主义文学作品时,郁达夫特别推崇彼特拉克、荷尔德林、雪莱与大卫生等诗人,说他们的诗歌里满溢着殉情主义的忧郁情调。德国美学家阿多诺说:“伟大艺术的生产者并非崇拜的对象,而是难免失误的人类,而且经常具有神经病似的不健全的人格特征。”[10]这些诗人对爱情的狂热和痴迷,在一般人看来就是人格不健全的精神病人。

14世纪意大利诗人彼特拉克(Petrareh,1304-1374)的抒情诗,被郁达夫誉为“殉情主义的文学中的绝唱”[11]。1327年,彼特拉克在阿维农的圣基亚拉教堂与美丽的少女劳拉不期而遇,一见钟情。虽然二人接触甚少,但劳拉的倩影在他心中挥之不去,于是他就写了许多诗歌来表达相思爱慕之情。劳拉犹如天边耀眼的星辰,可望而不可即。彼特拉克是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他这一生似乎只为劳拉而活。情感遇挫,美丽的自然风物也会引起了他的哀伤:“忽又想起我心中的恋人,还有那/短暂的人生以及渺茫的途程……/我停下来,不禁低头哭泣,/心中涌起无限的喟叹和惆怅。”[12]人生短暂,前途无望,自怨自艾,悲哀抑郁。“我担心我会因痛苦而毁掉,/警示我生命将尽,希望渺茫,/我将像瞎子一样摸索前行,/不知自己的前途和归宿又在何方?”[13]但尽管如此,他却对劳拉依然痴情不改。1348年劳拉不幸染上黑死病去世,彼特拉克难掩心中悲痛之情,又以诗来抒发心中的哀思。此时的他心境落寞、哀痛,像荒野的孤狼:“我竟然变成了一只野兽,孤寂、/疲惫、迷途在渺无人烟的荒原之上。/带着一颗痛苦的心彳彳亍亍,/低着头,流着泪,独来独往。”[14]彼特拉克对劳拉一生痴迷,时而依依不舍,时而痛心疾首,时而悔恨怅惘,感情狂热、执著而悲伤。

德国诗人荷尔德林(Friedrich Hölderlin,1770-1843)最著名的爱情诗是《梅农为迪奥蒂玛哀叹》。此诗写于诗人与其情人苏赛特别离之后,回忆他们往日的相亲相爱,像一对含情脉脉的天鹅,自由自在地在湖畔沙滩嬉戏。“而如今人去楼空,他们掠去了/我的心爱,失去了她,我也魂不守舍。/遂四处徘徊,也许非得像幽灵似的/生活不可,余生于我早无意义。”[15]与彼特拉克相似,他也是一位情痴。失去恋人使他感觉万事如云烟一样缥缈,天上的太阳也黯淡无光。然而,他感叹最多的依然是生活的烦恼和无奈。“世人都靠/干活挣钱谋生,劳逸交替,/万事皆乐;为何唯独我/心中的烦恼永无安宁?”[16]如何克服人生的无奈、空寞和孤寂,唯有写诗才能使其从精神层面获得解脱。凭借这把心灵的琴弦,可以让他忘记现实的悲苦,使他心神安宁别无他求,让他不再害怕冥国的静寂,从而安然地死去。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1792-1822)的《悲歌》,备受郁达夫推崇。“日夜流传,/生趣索然,/明媚的夏和春和灰颓的冬日,/只增加我脆弱的心灵以忧悒,/愉快再来,永远望绝!”[17]他翻译了此诗并谈了自己的阅读感受:“我们读了这首诗,只觉得诗人是无端的在那里愁闷,他的诗里头,只说到如何的忧悒,却并没说到所以忧悒的原因。所以这种文学是只有情绪的要素而没有焦点的印象的。”[18]雪莱慨叹人生短暂,想到昔日的欢情已消逝得无影无踪,繁华盛景永难追回,忍不住怆然涕下。

英国诗人除道生外,郁达夫还特别欣赏约翰·大卫生(John Davidson,1857-1909),说大卫生的诗歌,既不是空想的牧歌式的咏叹,也不是风花雪月的文字游戏。他将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街坊巷陌的茶饭闲谈,以极简单的韵律吟诵出来,悲哀的情调感人至深。大卫生的《A Ballad of Heaven》(《天国的歌谣》)讲述了一个哀切的故事。一位贫苦的音乐家,住在楼顶一间破旧的屋子里,因生活没有着落,他的妻子被活活饿死。他抱着妻子瘦黄的残骸,忍不住放声悲号:“我辈死后终被忘却,/只能滋润市外的荒土,/我的事业,我的女人,我的爱子,/永归泉壤,啊啊,天帝究在何处?”他埋怨天地的不公,感叹在人间生存如此艰难。不久之后,他自己也因饥寒交迫而被无情的世界吞噬。等他来到天堂,第一个迎接他的便是他钟爱的妻子,沐浴着上帝的恩泽,显得光彩耀目。夫妻二人翱翔于上帝之前后左右,俯视银河雪浪,星月云霓,过着自由幸福的生活。这位零落不遇的音乐家,生前所作的乐谱无人赏识,被人弃之如敝屣,但却在天堂广为流传。他听到如此和谐美妙的音乐,都不敢相信是自己创作的。这时上帝开口说道:“和泪作成的,无物虚掷,/你在下界所作的金声,/已成了钧天的和律。”[19]

在郁达夫提到的这些殉情主义诗歌中,字里行间都弥漫着无限的迷惘、孤独和忧郁之情,让人感到透心的悲凉,同时也震撼灵魂、感人至深。这正如俄国诗人莱蒙托夫在诗中所写:“我悲哀地望着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前途不是黯淡就是缥缈。”“我们心灰意冷的人生就像杯苦酒,/任凭什么也无法使我们心儿欢畅。”[20]

三、中国文学的殉情主义特色

中国的殉情主义诗人,大概都与啼血的杜鹃相似。“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地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的一片。”[21]正因为如此,“中国的文学里头,以殉情主义的文学为最多,像古代词臣的黍离麦秀之歌,三闾大夫的香草美人之作,无非是追怀往事,哀感今朝。至若杜工部的诗多愁苦,庾兰成的赋主悲哀,更是柔情一脉,伤人心脾,举起例来,怕真要汗牛充栋。”[22](《文学概说》)

首先,让我们来看“七世举秀才”“五代有文集”的南北朝诗人庾信(513-581)的《哀江南赋》:“日暮途远,人间何世?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23]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使人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慨。“呜呼!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飙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24]庾信作为梁朝的大臣,国事危急奉命出使西魏(后来北周篡魏),滞留北国常作乡关之思。希望幻灭的悲哀,亡国破家的伤痛,使作者闻鹤唳而心惊,听胡笳而泪下,字里行间透露出日暮途穷、不知所归的迷惘。

郁达夫说:“到了国家衰败,生活不定的时候,原容易产生出殉情主义的文学来。”[25]南唐后主李煜(937-978)的《浪淘沙》就是殉情主义文学的典型例证。“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秋风庭院藓侵阶,一任珠帘闲不卷,终日谁来!金锁已沉埋,壮气蒿莱,晚凉天净月华开。想得玉楼瑶殿影,空照秦淮。”[26]郁达夫认为李煜这首词与“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类似,是他国破家亡,陷于绝境之后,对旧事的留恋,与宿命的嗟怨。昔日贵为九五之尊的帝王,现在成了任人宰割的阶下囚,心境的悲凉绝非常人所能体会。宋代词人李清照(1084-1155)的《声声慢》:“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婉约哀怨的词风,使人愁肠寸断。郁达夫这样评析该词:“词中处处说愁道恨,但她究竟为什么要这样的伤心,这样的多恨呢?里面却没有一个可靠的原因,举在那里。像这一种文学,系完全以情绪为主的,并没有中心的观念,所以一般人都说这一种文学,是言之无物,是无病的呻吟。殊不知这种文学,却确有永久的价值的。”[27]这类作品,并非无病呻吟,而与音乐相似,使人处于恍惚迷离之中,受到情绪的感染和美的陶醉。文学中的审美意象总是模糊而不确定的,不像科学概念那样明晰、具体。正如别林斯基所说:“在真正诗的作品里,思想不是以教条方式表现出来的抽象概念,而是构成充溢在作品里的灵魂,像光充溢在水晶体里一般。”[28]

但是,也有盛世而作悲音者。“有些作家,或者虽则身逢盛世,而他一人别有怀抱的时候,他的作品,也免不了有这样的色彩。”[29]郁达夫特别钟爱清代诗人黄仲则(1749-1783),1932年在上海亲自为金民天编注的《黄仲则诗词》撰写序言《关于黄仲则》。据说黄仲则是宋代词人黄庭坚的后裔,禀赋聪颖,性格孤傲,丰姿洒落,望之若鹤,但一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挚友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这样评价其诗歌:“黄二尹诗,如咽露秋虫,舞风病鹤。”[30]他的诗抑郁悲苦,缠绵悱恻,“他的音律能够振动你的心弦,他的哀思能够直贯你的衷肠!”[31]最令郁达夫感慨的,是黄仲则落落寡合的态度及啼饥号寒的诗句与同时代的其他诗人相比,率性天真,毫无迂腐之气。下面我们来看他的《梅花引》(客病):

恹恹闷,沉沉病,寓楼深闭谁相讯。冷多时,暖多时,可怜冷暖,于今只自知。

一身常寄愁难寄,独夜凄凉何限事。住难留,去谁收,问君如此,天涯愁么愁?[32]

郁达夫认为该词是“殉情主义的结晶体”[34]。少年时代的黄仲则,历睹亲人的先后离世,因悲不自胜而作苦语;青年时代仕途不顺,寥落不堪,自伤孤零。乾隆48年(1783),为债家所逼,力疾出都,最后客死他乡。这位薄命天才不足35周岁便英年早逝。两年之后,他的妻子也抑郁而死,留下白发孤孙,益复凄苦。“杜鹃欲化,犹振哀音,鸷鸟将亡,冀留劲羽。”[35]黄仲则的诗词发自肺腑,真诚自然,绝无强作欢颜、无病呻吟之弊端。

翻开黄仲则的诗集,一股悲凉之气便扑面而来:“天空海阔数行泪,洒向人间总不知”[36]“病马依人同失路,冷蝉似我只吞声”[37]“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38]而最受郁达夫青睐的,是他的《杂感》一诗:“仙佛茫茫两未成,只知独夜不平鸣。风蓬飘尽悲歌气,泥絮沾来薄幸名。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莫因诗卷愁成谶,春鸟秋虫自作声。”[39]著名学者严迪昌对此诗评析道:“南宋大诗人陆游写过这样两句话:‘我辈情钟不自由,等闲白却几分头’,这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作为诗人不可或缺的气质,只有钟情于此,爱所爱、恨所恨,而一至于难由自抑的痴心人,才可能涌出流自心底的、真情凝成的诗篇来。”[40]郁达夫也对黄仲则的诗歌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要想在乾嘉两代的诗人之中,求一些语语沉痛,字字辛酸的真正具有诗人气质的诗,自然非黄仲则莫属了。”[41]郁达夫读了黄仲则的诗文和有关他的零星材料后,心里感到异常的辛酸,便以其生平事迹为素材,创作了《采石矶》这篇著名的小说。

郁达夫说:“还有许多际遇很好,环境也很完满的人,偶因一宗细事,不遂心愿,也常有这一种殉情的作品写出来。”[42]清代词人纳兰性德,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郁达夫认为纳兰性德是个“天生的殉情主义者”[43],出身钟鸣鼎食之家,衣食无忧,前程似锦,因性格原因或意外变故,其诗歌悲若哀弦。例如他的《采桑子》:

谁翻乐府凄凉曲,风也萧萧,雨也萧萧,瘦尽灯花又一宵。

不知何事萦怀抱,醒也无聊,醉也无聊,梦也何曾到谢桥。[44]

《纳兰性德》传记的作者李雷对此评析道:“找不到缘由的烦恼,却总也挣不脱,甩不掉;不知为何事厌倦,却醒也无聊,醉也无聊。为何无眠?因何感伤?却风萧雨冷,备感凄凉。”[45]纳兰性德的词有着浓郁的感伤色彩,曾被梁启超先生视为时代哀音,称其眼界大而感慨深。

著名美学家朱光潜说:“中国的艺术是偏于柔性美的。中国诗人的理想境界大半是清风皓月疏林幽谷之类。……他们的诗也大半是微风般的荡漾,轻燕般的呢喃。”[46]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通过比较研究中西文学,认为中国的恋爱诗歌大多“吟咏些别恨离愁,无限凄凉,夕阳雨夜,空闺幽怨,秋扇见捐,暮春花萎,烛泪风悲,残枝落叶,玉容憔悴,揽镜自伤。”这种诗歌,“字里行间,充满着不可磨灭的悲哀。”[47]《红楼梦》中林黛玉的《葬花词》就是典型例证。在忧郁的诗人眼中,整个世界好像是无边无际的“荒凉的沙漠”,而诗歌犹如“霞影里的蜃楼,是我孤独凄凉旅客的唯一安慰。”[48]即使像苏东坡那样坦坦荡荡、自自然然,内心如光风霁月、通体透明,达到不思之乐境界的人,面对广漠的宇宙,浩渺的江海,仍不免悲情满怀,感叹个人卑微、渺小如沧海之一粟;人生倏忽、短暂如白驹之过隙,于是对月长啸,临风落泪,托遗响于悲风。郁达夫最后得出:“以写实主义为基础,更加上一层浪漫主义的新味,和殉情主义的情调的文学作品,在文学上当然是价值最高。”[49]

总之,郁达夫特别偏爱殉情主义文学尤其是诗歌,认为其审美特征是沉郁的悲哀,咏叹的声调,旧事的留恋,与宿命的嗟怨。他在诗论中为作例证引用的诗歌,都具有感伤主义色彩。他坚信这些被一般人视为无病呻吟的诗歌,实则具有永恒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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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周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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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0-20

唐光胜(1966-),男,四川开江人,副教授,主要从事文艺美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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