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琳

【文化视点】

学术期刊的发展及评价要顺应时代潮流
——《文化学刊》创刊十周年感言

杨 琳

《文化学刊》已经十岁了。十年来在电子媒体的冲击下，不少报刊惨淡经营，甚至关停并转，《文化学刊》却是道路越走越宽广。记得刊物刚创刊的时候是双月刊，每期篇幅只有一百多页，后来因稿源充足，扩容变成月刊，篇幅也增加到二百多页，成为学术圈里的一支生力军。《文化学刊》的发展壮大跟主编曲彦斌研究员的苦心经营和因势利导是不可分割的。

常跟学术期刊打交道的人都很清楚，要在期刊上发一篇文章，一年内发出来那就算是很快的了，等上两三年也是常有的事。学术研究讲求时效，成果问世的时间越短，时效就越高，时效越高就越能吸引学者投稿，从而形成良性互动。曲先生深谙个中三昧，所以他把《文化学刊》办成月刊，加大容量，成为时效性很高的刊物，采用的稿子一年内管保刊发，这对众多急于成果问世的青年学者无疑是很有吸引力的。

一个刊物上发表的文章要做到篇篇锦绣是不可能的，即便是顶级的学术刊物也无法做到，曲先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在打造名牌栏目上做文章。《文化学刊》的《文化视点》栏目堪称是该刊的名牌栏目，每期集中讨论一个话题，常常约请名家里手撰稿，如“学术与文采”“地域文化研究”“新媒体研究”等等，在学界影响不小。

在纸质媒体一统天下的时代，大牌期刊在同行圈里唯我独尊的地位是难以动摇的，并不是其他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一定比大牌期刊差，而是因为大牌期刊是由某个高级别的机构主办的，宰相门人七品官，皇帝的女儿不愁嫁，在这种传统的门第思维模式下，大牌期刊总是高高在上。电子时代的来临一定程度上为所有刊物的竞争提供了相对公平的平台，因为如今人们查资料可不是去翻杂志目录，检论文索引，而是在“中国知网”这样的论文库中通过关键词来查找，论文库中能客观地反映一篇文章的下载量及引用量。如果我们将下载量和引用量作为论文质量的重要评价指标，而不过问论文发表在哪里，亦即不问论文的“出身”，那么小牌期刊就有咸鱼翻身的机会，大牌也有可能身价不保，这才是良性的市场竞争。我在知网中检索了一下(2016年12月)，看到《文化学刊》发表的论文下载量在千次以上、引用量在20次以上者为数不少，如佟玉权《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保护与制度建设》(2011年第1期)一文下载量为2256次，引用量为64次，邱金英《中国文化软实力现状分析》(2010年第6期)一文下载量为3454次，引用量为25次，这样的数据与那些大牌期刊相比毫不逊色。可悲的是，我们的行政管理部门基本上以“出身”论英雄，你是国家级机构办的刊物，那就是权威期刊，发在权威期刊上的论文有重金奖励，至于这论文影响如何，学界是否认可，不在考量之列，即便结论荒谬，也不妨碍给作者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在这样的评价机制下，疯狂制造假论文以获取奖金的现象在中国已不是什么新闻了。在此我们建议行政主管部门在评价科研成果的价值时抛弃落后的等级身份标准，代之以国际上通行的影响因子标准，构成影响因子的要素是引用量及下载量，这样才能引导中国科研健康发展，也才能促进学术期刊真正重视论文质量。

我与曲彦斌先生的交往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国内兴起了一股文化语言学研究的热潮，当时曲彦斌先生以倡导民俗语言研究而名满天下，可以算得上是当时的弄潮儿。我顺应时代潮流写了一本《语言与文化探幽》(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的小册子，大约是给曲先生寄送了一本，但当时我们并不认识。后来曲先生邀请我参加辽宁社科院主办的一个民间文学学术研讨会，我们才第一次见面。会议期间曲先生告诉我，我那本小册子曾在1996年在中国民俗学会等单位主办的图书论文展评交流会上获得二等奖。我本人没有参加这个展评会，获奖一事我是一无所知，我也从未收到过获奖证书，小书的获奖想来与曲先生的力荐有关。会后不久，曲先生不知从哪里查找到我的获奖证书并寄给了我。这里附上我的获奖证书的照片作为曲先生甘当伯乐的见证。

《文化学刊》创刊后，曲先生不时向我约稿，我的不少成果就是在《文化学刊》上发表的。近年来我主要致力于俗语词研究，这与曲先生倡导的民俗语言学旨趣相投，但国内没有发表俗语词研究成果的专门阵地，于是我在2012年建议曲先生在《文化学刊》上开设一个俗语词研究的专栏，曲先生爽快答应了，并要我提供稿子，从此我几乎成了该栏目的连载作者。当然，我并不因为曲先生网开一面而对论文质量掉以轻心，我提供的稿子都是自己细心打磨过的。从知网上的下载量来看，如《俗语词研究概说》(2013年第9期)一文下载量为481次，《俗语词的流变规律》(2013年第11期)下载量201次，《文化语言学论纲》(2014年第9期)下载量194次，跟一些所谓核心期刊的同期下载量相比，并不逊色。要是在单一的纸媒时代，小牌期刊上的文章可就没这么幸运了，这体现了电子平台的公平性。

我估计未来的学术期刊将会逐渐放弃少慢差费的纸质本，代之以网站的形式。俄罗斯数学家格里高利·佩雷尔曼(Grigori Perelman)因完整证明了数学难题庞加莱猜想(Poincare Conjecture)而获得了2006年度国际数学界的最高奖菲尔兹奖(Fields Medal)，然而佩雷尔曼的获奖论文并没有发表在正规的纸质杂志上，而是发表在一家学术网站上(arXiv.org)。佩雷尔曼的获奖意味着“网络发表”已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认可，它预示着期刊的制作形式将向网络化过渡。

我国学术界也有这样的苗头。如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的网站，发表出土文献及古文字方面的研究论文，论文审稿周期只有三天，若审查合格，三天后论文即可在网站上面世，而针对该论文的商讨文章也会很快跟进，其效率之高，纸质期刊是望尘莫及的。

目前制约我国期刊网站化的主要障碍是行政管理上的落后政策，这种政策不认可网络发表，统计科研成果时不予算数。格里高利的论文如果是在中国大陆，别说是获大奖，连参加评奖的资格都没有。我们要的究竟是科研成果发表的形式还是成果本身？是要给科研成果的发布设置障碍还是提供快捷的通道？这是政策制定者必须深思的问题。

在过去的十年里，《文化学刊》顺势而为，在提高时效性上走在了学术期刊的前列。希望未来的日子里，在进一步提高论文质量的基础上，多在论文传播的便利性方面动动脑筋，传播便利流通自然广泛，流通越广，影响越大。须知淘宝战胜美国电商巨头eBay的法宝是为商户开店提供便利而非像eBay那样设置很高的门槛，商道学道，其道同理。

【责任编辑：周 丹】

杨琳，男，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语委汉语语汇分技术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民俗语言学会副会长、中国训诂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文字学会理事。研究领域广泛，涉及词汇、文字、训诂、文献、民俗等。著作主要有《汉语词汇与华夏文化》(语文出版社1996)、《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小尔雅今注》(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训诂方法新探》(商务印书馆2011)、《汉字形义与文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古典文献及其利用》(第3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等。发表论文2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