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大光

1983年，离开亲手创办三年的《散文》月刊，我回到书稿编辑室。说“回到”有些牵强，《散文》月刊创办之前，百花文艺出版社还没有复牌，我所在的文艺组隶属于天津人民出版社，这个建制随着“百花”复社已经取消了。

百花文艺出版社成立于1958年。“文革”前，出版社和杂志社都是各自独立的，分工很严格。比如天津的《新港》文学月刊，由市文联主办，出版社单纯出书，没有哪家出版社自己办刊物。出版社按照书稿的类别，分为若干编辑室，组成一个编辑部。各编辑室主任是二审，编辑部主任或是总编辑，就是三审。一般书稿三审定稿，个别作者名头太大或是题材敏感，总编拿不准，要送社长或上一级领导会审。“文革”中，1968年江青一个“2·21”讲话，点了百花社的名，说上海和天津是文艺黑线上的两个黑据点，上海黑线作家的书，专门拿到天津百花社来出。一句话，就把“百花”的牌子砸了。“百花”的老编辑大都被关进“牛棚”，“斗批改”后有的阖家遣送农村，有的下放工厂劳动。留下几个年轻编辑，并入了天津人民出版社，成為人民社的文艺组。1971年，“9·13”事件后，开展批林批孔，我和陈世伟以大批判的名义由印刷厂借到社本部，我进了文艺组，世伟到了出版科。我们是河北工学院的校友，1962年一起参军到总后勤部，1968年复员后，同时进了出版社印刷厂，即后来的天津新华印刷二厂。那时，出版社和印刷厂还没分家，编辑部在哈密道，印刷厂车间就在张自忠路上，相隔不过二百米，一个电话，我们就到了哈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