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江

既然观众不应该再用文艺片的标准苛求导演们，宣传团队也不要用奥运会标准，要求市场献爱心。

围绕着张艺谋电影《长城》上映，如何看待电影评论，似乎又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讨论的话题。

创作者与作品评论之间，始终似友似“敌”，这几乎已经成为文艺界的一条永恒规律。今人若打开一百年前罗曼·罗兰写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读后也就多少会释然一些。对于非古典乐迷的读者而言，《约翰·克里斯朵夫》的第二、三部，读起来是非常乏味的。里面讲述了太多当年勃拉姆斯、门德尔松以及伯辽兹的乐迷们，为捍卫自己偶像的美学，对其他音乐家粉丝所采取的狂暴举动，一些乐评家们当然也毫无例外裹挟其中，有时乐迷直接在剧场开干，评论家转天在报纸上对骂，好不热闹。其激烈程度根本不是今天习惯了网络“最多三天关注”的人们所能想象的。

粉丝开干或是媒体毒舌这种事不只音樂界，在近代绘画界，从法国的早期印象派开始，媒体吵闹和展厅现场对撕就不绝于艺术史。等到电影、摇滚乐先后兴起，创作者和评论者的对撼和彼此蔑视，基本已经成为常态。在每一个言论自由的现代地域和城市，影视产品不被批评的情形只有一种——小众的不能再小众。从这个角度讲，它又不是绝大多数一线商业导演、投资人和幕后团队所追求的。

评论其实不闹人心。说“差”的评论才真正让人闹心。因为虚荣和自信是人的天性。自家生的娃肯定愿意别人说漂亮，没一个希望别人说娃会死的，这是鲁迅在八九十年前早就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