祁建

北京既是青年林则徐得以入仕的起点，又是其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更是其系国事于一身、临危受命之地。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出自于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诗句，意思是：倘使有利于国家，我可以用生命作贡献，怎能因为遇祸就避开，是福就趋前呢？

1837年（道光十七年）英国再次爆发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鸦片输入的数量骤增。2月，53岁的林则徐入京觐见道光皇帝，林则徐的奏折中指出：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泻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奉旨擢湖广总督。4月，接任湖广总督……

1839年6月3日，作为钦差大臣林则徐神采奕奕地登上礼台，礼炮轰鸣，随着他一声令下，一箱箱鸦片被抛入水中，一担担生石灰被倒进池内，烟池开锅了，百姓们也沸腾了。销烟整整持续了23天，200多万斤鸦片化为烟渣，随着海水被卷进了咆哮的大海之中。这一气吞山河、正义凛然的壮举，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威风。

他一生坎坷不平，为官30余年，历经14省，官至一品，曾任江苏巡抚、湖广总督、两广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为钦差大臣。不论是顺境还是逆境，都以国家利益为重，以民瘼为重。在中华民族沦为半殖民地的紧要关头，他挺身而出，坚决实行禁烟，坚决抵抗外敌入侵，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他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后一位民族英雄，也是中国近代开篇第一位民族英雄。毛泽东主席有言：“我们的民主革命，从林则徐算起，一直革了一百多年”，他的品格、精神、操守，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大成，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之一。

说起林则徐在北京故居所处的这一带，是我们喜欢北京文化人熟悉的地方。那时我们这拨喜欢北京文化的朋友还年轻，在那青涩年龄的时候，足迹走遍那一带的胡同……那里曾经的大吉巷，曾经的米市胡同，曾经的贾家胡同，曾经的会同四夷馆，曾经的潘祖荫祠，《每周评论》编辑部旧址，除了康有为故居，还有梁启超故居，保安寺胡同、蒲阳会馆……还有林白水的故居，还有不知道现在如何的荀惠生故居……还有南城的江南城隍庙、南城的兵马司，还有有名的过街楼……这些建筑有时就如梦境一样还在眼前晃动，那时的宣南如此吸引我们。

十多年前西城区的骡马市大街51号，还能够见到林则徐故居建筑的基本面貌，再访此地，这里已经是工地，东面都已经是大坑，房屋残存两排包围在工地之中……

十多年前去林则徐故居的时候，临时搭建的院门记载中叶大遒题有“福州新馆”匾额的会馆大门已不存。院内还有廢弃的老石墩，“榕荫堂”木构、西厢房、二进院门洞还都存在。故居中的“榕荫堂”，是当年会馆议事、设宴、文人击钵吟月的主要场所，林则徐多次在此宴请老乡，叶大遒、林琴南、郭春榆、陈玉苍等几十位雅士都在此留诗结集。

据林氏后人林岷和郑林等编著的《林则徐与中国图录》介绍，据《林则徐日记》等资料记载，林则徐不仅长期参与“福州新馆”的活动，而且为“福州新馆”的筹建出力甚多，付出诸多辛劳。如他在日记中多次提到：嘉庆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上午“偕同乡诸人往虎坊桥董宅，议买房屋为福州新馆，即于是日成议”；四月十二日早晨“赴万隆号，备福州新馆屋价”。同年十二月十三日早晨即“赴福州新馆商议修屋”。

说到骡马市大街51号历史来源，据记载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由旅京福州籍官僚陈若霖舍宅而建。陈若霖为陈宝琛曾祖，官至刑部尚书，为政清廉，流传的“陈若霖斩皇子”的故事为福州人津津乐道。他在宣武区骡马市大街有座府宅，知同乡会建新馆急需地皮，在辞官告归时，特将其府宅捐赠同乡会以作福州会馆新馆馆址。据记载，福州新馆馆内文物甚多，有清末叶铎人手书的“福州新馆”匾，有同治年间福州马江船政工厂铸的铁香炉，有林则徐的题联，还有咸丰五年至光绪十五年的乡试题名碑等。新馆曾于光绪末年（1908年）重修。据说福州会馆新馆院子很深，三进的院落，纵深达60多米，每一进楼房皆为七檩八柱，合抱的原木柱子，青石基座，楼顶的飞檐，精雕的窗棂，无不炫耀着它往日的辉煌和气魄……

北京既是青年林则徐得以入仕的起点，又是其接受传统文化教育的重要场所，更是其系国事于一身、临危受命之地。遗憾的是，他在北京居住的记载并不完整，除前面提到的骡马市大街51号，目前所知还有林则徐先后寄寓的“莆阳会馆”、同乡官宦之家、“三貌庵”等地，还知道他曾在“粉房琉璃街”（嘉庆十八年十月三十日）、虎坊之东的浙绍乡祠对面（嘉庆十九年，八月初五）等地租过赁房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