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广+廖海杰

〔摘要〕 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语境下，“突击文化”与“经济逻辑”间产生个体与集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在长篇小说《种谷记》和《高干大》中却因作者在冲突中确立小说主题的努力使两部作品出现文本上的裂隙：《种谷记》拖沓、结构松散、主题含混；《高干大》中段情节急转，主次情节混乱，小说的整体性大受影响。这使得二者刚跻身解放区文学的经典序列边缘就退了出来。不过，也正因此，《种谷记》和《高干大》保存了那个正走向全面体制化、同一化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在文化、观念上的演变痕迹，使其以鲜明的过渡性特征成为历史转折期的文学标本。

〔关键词〕 经济逻辑；解放区长篇小说；《种谷记》；《高干大》；文本裂隙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1-0173-08

以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为题材、出版于1947年的《种谷记》和《高干大》是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解放区长篇小说创作的首批成果，作者柳青和欧阳山也在1949年后成为十七年文学的重要作家。但蹊跷的是，小说出版后虽得到基本的肯定但却很快在当时的文学语境中被迅速边缘化，即便是在1950年代初期革命文学经典化进程中的文学接受和文学史叙述里也处于次要的地位（后述）。要知道，最初人们对于这两部作品的接受是持基本肯定态度的，之后也从未因思想倾向受过批判。那么，为什么它们没有成为“新经典”反而被边缘化了呢？笔者认为，边区经济建设中的“经济逻辑”渗入文本，造成新意识形态规范下小说叙述出现了裂隙导致文本的“不合适宜”，是其被边缘化的重要原因，而文本所表现出来的艺术缺陷及其背后所潜藏的深层的文化冲突，恰恰反映了新的历史语境下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的两难处境。

一、契合与矛盾：“突击文化”与“经济逻辑”

解放区文学中涉及到经济相关题材的小说十分常见，就长篇小说而论，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和马加的《滹沱河流域》便以抗战初期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为背景书写了农民经济翻身与经济斗争的新图景，之后的土改题材小说《暴风骤雨》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更广为人知。但《种谷记》和《高干大》的选材与《李家庄的变迁》和《滹沱河流域》不同，它们的故事不是发生在游击区，而是发生在陕甘宁边区，不在于“破”而在于“立”——在于“经济建设”。因为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所有抗日民主根据地中局面最巩固、环境最安定的一个，也正因此，进行有效的经济建设才是边区政府首要的安邦方略。在抗战初期，陕甘宁边区虽然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但经济基本稳定，其重要原因在于接受了国民政府的拨款，而这笔拨款几乎“解决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前两年的全部财政困难”。〔1〕但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到1940年左右，国共双方摩擦增多，统一战线出现裂痕，陕甘宁边区不但遭到了某种程度的经济封锁，这笔财政拨款也被取消。除此之外，抗战以来延安外来人口（尤其是需纳入供给体系的知识分子）大量涌入，军队数量也大幅增加据资料显示，到1940年，八路军和新四军由1937年的合计9万余人增长到50万人左右，见《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619页。，再加上自然灾害造成的歉收和日军进攻的加强，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于是，自1940年前后，陕甘宁边区政府以“发展经济，保障供给”为总方针，开始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这在历史叙述中也常被称为“大生产运动”。但经济的增长并不单单来源于生产环节的扩大，流通分配环节的资源配置也是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如该时期作为“新民主主义经济”重要类型的“合作社经济”，所取得的成就便主要是来自对后一环节的经营。也因此，本文将《高干大》和《种谷记》所表现的时代背景界定为更宽泛的“边区经济建设”而非俗称的“大生产运动”。

值得注意的是，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是在1940年初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框架下进行的。其中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一节，明确表示“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同时认为“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礎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2〕对私有产权和市场的默许，使这一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基本维持了抗战初期基于“统一战线”和“减租减息”政策下的“混合经济”形态。〔3〕这场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效，到战争末期，陕甘宁边区粮食产量增长了40%，新增耕地面积近一倍〔4〕，考虑到战争状态、生产力落后、自然条件不佳和极少的新技术投入等因素，这样的增长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的更好组织。毛泽东在1942年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文中谈到“取之于民”和“取之于己”是解决财政困难的两个方面。所谓“取之于己”，主要是组织军队、机关、学校参加农业生产，例如广为人知的359旅南泥湾开荒；“取之于民”则颇有远见地提倡扩大税源而非提升税率的做法1941年左右，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数额确实有较大提高，但此后几年渐有回落，与此同时，产粮量逐年递增，参见林伯渠：《边区建设的新阶段》，见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文献汇辑》，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284页。， “我们的第一个方面的工作并不是向人民要东西，而是给人民以东西”，给什么呢？“就是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发展生产，增加他们的物质福利”，“只有在做了这一方面的工作，并确实生了成效之后，我们去做第二方面的工作——向人民要东西的工作时，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5〕可以看出，“组织”一词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中的关键词，在之后另一篇重要文献里被表述为“发展生产的中心环节是组织劳动力”。〔6〕事实上，在根据地，这种“组织起来”的行动十分常见，通常以宣传动员、定量竞赛、奖罚总结为程序，而这与中国共产党在苏区的生存经验以及抗战时期的现实条件是分不开的，有论者将此称作“突击运动”，并将基于此种社会存在的文化形态概括为“突击文化”。〔7〕 “突击文化”反映出抗日革命根据地社会日常生活的军事化特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焦虑心态和普遍的突围心理，其实质是在本不属于军事行动的经济、文化、社会等诸领域事务中采用军事斗争的逻辑和情感以达到提高效率的目的。那么，经济建设的效率是否在“突击运动”中得到了切实提高呢？如前文提到，效果是确实存在的。著名的南泥湾开荒中，定量竞赛下士兵和干部的积极性很高，正如师田手在短篇小说《活跃在前列》中写到的暗自较劲，“陈宗尧团长一下子就认了五亩。其他干部和战士，都认了五六亩，生产班的同志们每人勇敢的认了十亩，他们说总要超过团长一倍才开心”。〔8〕由之不难见出当时热火朝天的军垦场景。

但同时也应看到，“突击运动”最适用的对象是共产党自身组织和军队，最适用的领域则是经济生产。当它试图走向民间“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帮助人民”，或者进入经济的流通分配环节时，则会面临农业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传统经济意识和基于市场经济规律的阻力。而因为“新民主主义”理论框架对私有财产权和市场的默认，“突击运动”并不能动用政治强力破除这些阻力，常常需要变通——比如，边区著名的劳动英雄吴满有就是一个富农，且存在着使用雇农的经济关系，并不见容于共产主义的经典理论，但《解放日报》的文章却表示“他拥护边区政府的法令和共产党的号召，多出公粮并进行优抗工作。由于他努力增加生产，不仅改善了自己全家生活，而且能保证政府抗战的需要，所以他是一个模范的公民”，甚至“是全边区农民的方向”。〔9〕这实际上是在逻辑上将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强行结合在一起，将边区人民的致富需求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结合在一起，共同纳入“突击运动”之中。另一个变通的例子是在合作社经济的发展上——1935年至1941年期间，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大力推动下，已成立了一百余个合作社，但“就在这个期间，发生了把民营的消费合作社组织变成了公营商店的错误，合作社主要不是面向群众，而是面向政府，替政府筹措经费，合作社的一切问题也由政府解决，这样办的结果，一是严重脱离了人民群众，二是业务萎缩，企业亏损，难以维持。” 〔10〕于是，1942年1月，边区建设厅提出“克服包办代替，实行民办公助”的方针，这实际上是放弃了高度组织化的“突击运动”方式，将经营权放回民间、尊重市场规律，合作社经济因此才有所起色。〔11〕其实，边区经济建设中的这些变通，正体现着对“经济逻辑”的尊重和运用。在这里，我们将“经济逻辑”定义为参与经济的主体依据经济学基本原理进行决策的思維方式。现代经济学的构建以私有产权、市场和资源稀缺性为前提，在经济主体做出决策上有四条原理：权衡取舍的必然存在、成本意识、边际变量的考虑和对激励的反应。〔12〕基于以上四条原理，通过决策管理追求预期效用最大化的思维方式，即为“经济逻辑”。对“吴满有式富农经济”的提倡、奖励、表彰，背后是对私有产权的保障和激励机制的利用；转变合作社发展方针则体现了对市场和决策自由的尊重。由于“新民主主义”理论框架对私有产权和市场的默许，以及边区政府对经济建设的高度重视，“经济逻辑”在边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它与“突击文化”既有契合亦有违背之处，这种矛盾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边区经济建设为了提高效率，实际上需要追求个人利益的主观能动性，当时广泛评选、表彰的劳动英雄，被赋予政治礼遇和各种现实好处，确实对不少农民有着刺激作用。但“经济逻辑”终究是关于“主体”进行决策的逻辑，追求的是经济主体自身利益，那么当自身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时，该如何取舍？“吴满有式富农经济”正因为个人致富诉求和边区政府扩大税源的利益一致而受到鼓励，但当合作社连年亏本还试图继续摊派股金“发展农村经济”时，老百姓就不乐意了。最终，这会引发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矛盾。其二，当边区政府要求个体服从集体利益同时又要保持主观能动性时，通常就会以美好远景（不论是新民主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进行宣传，这与“突击文化”的宣传动员功能正相契合，但“经济逻辑”基于资源稀缺性而起，追求的是实实在在的利益。那么，当“突击文化”遇上“经济逻辑”，就面临着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之间的落差，解放区文学叙事里常常出现“思想觉悟不高、拖后腿”的人物形象，正是这一矛盾在文学上的集中反映。

在边区经济建设中“突击文化”需要“经济逻辑”，但暗含的这两方面矛盾，使“经济逻辑”成为这一文化形态中的异质性存在。由于突击运动在面对民间和经济流通分配环节时，常常需要尊重“经济逻辑”进行变通，而《种谷记》和《高干大》的选题正好就在于此。于是，现实文化层面的“经济逻辑”如何进入小说叙事就成为作家运思的首要问题。当然，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这也涉及到作家对《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理解。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工农兵文学”新方向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建立新的文学规范的政策依据。但《讲话》谈到“为工农兵服务”中的“如何服务”时，强调作家要去到群众中，“与群众相结合”，将群众中的社会生活经验加工转化，使其成为“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 〔13〕的存在。到群众中去获取生活经验，强调的是文学的经验真实，而这种经验真实一旦与“典型化”“本质化”的要求相矛盾时，往往会产生纠结。当然，在如何取舍的问题上，作家有自己进行理解和把握的空间。周立波对这一问题的理解比较到位：“关于题材，根据主题，作者是要有所取舍的，因为革命的现实主义的反映现实，不是自然主义式的单纯的对于事实的模写”。〔14〕而柳青在写《种谷记》时，对此的理解就比较倾向于文本中的经验真实，但1949年后他很快做出了反省，认为创作《种谷记》“太醉心于早已过时的旧现实主义的人物刻划和场面描写，反而使作品没有获得足够的力量。” 〔15〕《高干大》中同样有不少基于经验真实的描写，如写中心人物高生亮的迷信、怕鬼，这些描写不是有助而是有损于所谓的人物“典型性”。欧阳山后来也意识到这一点，在1960年的再版序言里，他首先表示“这本书所描写的生活景象是四十年代初期的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情况。那一切和现在的实际情况都相差得很远……”以历史与现实的错位对小说的不和谐因素进行了自我保护。但恰恰是作者这种对经验真实的重视，使《种谷记》和《高干大》保存了经济生活实际情况中必然存在的“经济逻辑”，也将“经济逻辑”与“突击文化”的矛盾带到了文本中，小说叙述的裂痕亦由之产生。

二、文本裂痕：主题确立与矛盾冲突

在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中，农业互助合作得到广泛推广，在生产环节推行“变工队”，即一种由若干户农民组成、通过人工或畜工互换的方式轮流为各家耕种的劳动互助组织；流通、分配环节建立“合作社”，类似一种集体企业，初期主营商品买卖，后发展成兼有消费、运输、医疗、信用等功能的综合合作社。柳青的《种谷记》就以陕北农村变工队工作的开展为题材，主要写了中农王克俭思想和行动上对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怀疑和抵触。这种怀疑和抵触来源于农业社会中形成的经济逻辑和传统伦理，因而具有了某种合理性。由于王克俭身处村行政主任的位置，这种怀疑和抵触就对农会主任王加扶领导的集体种谷构成了威胁。最终王克俭的职务被撤销，集体种谷得以顺利开展。欧阳山的《高干大》写绰号为“高干大”的合作社领导者高生亮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经营方式转轨，与区长程浩明和合作社前主任任常有代表的僵化思路作斗争，破除封建迷信，将任家沟合作社由老百姓怨声载道的“活捉社”建设成股金数倍增值、开展多种经营并为人民所欢迎的新型经济体，最终他的合作社经营模式得到边区政府的承认，高生亮成为劳动英雄。

就主要内容而言，两部以边区生活的新变化为题材、最终又以“胜利”结尾的小说，是符合《讲话》精神的，也体现出一定的“突击文化”形态。《种谷记》中，上级下发的“指示信”里明确写道，组织集体种谷“是一个突击工作”，会根据各村的工作开展情况进行评比，正因此，王加扶等村干部才如此卖力；《高干大》结尾的“劳动英雄会”，也是一个典型的奖罚总结环节。甚至两部小说也像同期的其他作品一样，通常在故事中塑造出两股冲突的势力：《种谷记》中是不愿参加集体种谷的王克俭为一方，组织种谷的农会主任王加扶等村干部为一方；《高干大》的情况复杂一些，在合作社经营上以锐意改革的高生亮和开明的赵书记为一方，保守的合作社原主任任常有和程区长为一方，在反封建迷信上则是高生亮为一方，巫神郝四儿及其同伙为另一方。对立冲突的情节设置体现着浓厚的军事化色彩。但同时，“经济逻辑”也正是两部小说的核心人物王克俭和高生亮的思维方式，小说的主要冲突就体现出“经济逻辑”与“突击文化”之间的矛盾，而这种冲突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核心单元。

《种谷记》里的中农王克俭担任着村行政主任的职务。小说一开篇，他就以一个在地里精耕细作以致顾不上吃饭的勤俭农民形象登场，回家累得说不出话，亲自用手搅拌干草，关心黑驴“比自己还周到”，一开口就是责备婆姨浪费柴火。王克俭还表现出对行政主任职务的厌倦，因为村里的事务耽误种地。全书对他勤俭的生活方式、传统的农业生产观念和伦理观进行的大量细节描写，虽把王克俭的“经济逻辑”推向极端，或有嘲讽之意，但实际上也暗示了这种心理源自于极低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生活和劳作的艰辛。王克俭对变工队有抵触情绪，其一是因为其他村民使用他的驴子时不甚爱惜，其二是他具备自家单独从事农业生产的条件，其三是“儿要自养，谷要自种”的传统观念。归根结底，王克俭的私有产权意识十分强烈。但王克儉也并非唯利是图的小人，还具有在传统农村伦理观中的一些美德，比如对小社群利益的照顾，小说写到他在担任村行政主任期间，一直减报村里的户数和财产情况，为村里人减少“公粮”的负担。当然在新的价值判断标准下，这种“损公肥私”的行为立即受到了乡长的批评：“你叫王家沟的人轻一点，哪个村子重一点？”与王克俭相对，农会主任王加扶的价值观正好相反。在小说里，王加扶是仅次于王克俭的重要人物，他在接到上级的指示信后开始组织村里的集体种谷。这里对集体种谷的最终目的没有做太多“经济逻辑”上的处理，即发展生产、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而主要归于上面的指示。即便如此，王加扶还是接受了任务，“并愿意卖他所有的力气”，而这正体现着一种“突击文化”下一切服从上级的价值判断。王克俭却对缺乏“经济逻辑”的集体种谷行动陷入困惑：

他很怀疑他们遵照县上的指示的程度；因为上边一再说自愿自愿，而他们却想着各种名堂把人逼到变工队里……工作人员之所以不顾一切地发展变工，那是为了朝他们的上级显功……他们真像是吃了迷药了。 〔16〕

王克俭的怀疑，在小说语境中显得合情合理。文本的说服力在此处出现了一个严重问题：王克俭虽然身为行政主任，即便自家不愿参加变工，为何就成了对集体种谷的破坏和威胁？如果说王克俭的声望和行为对村民具有较大影响，是否说明集体种谷行动的经济效益有限，以至于对村民来说吸引力不足？作者柳青作为共产党员，自然明白何为“先进”何为“落后”，但柳青又是农民的儿子，对王克俭所代表的传统观念也不无亲切感。虽然最终集体种谷顺利开展，王克俭的行政职务被撤销，但这其实正是他求之不得之事，很难说得上是多么严厉的惩罚。有趣的是小说最后一章的处理，王加扶“胜利”、王克俭“失败”后，两者都没有作为视角人物出现进行叙述，而只是用不多出场的乡村教师赵德铭的视角写了集体种谷即将展开的场面。这也许是矛盾之下的一种尴尬和回避吧。

《高干大》开篇时，高生亮是合作社副主任，但“大半个是共产党员了，小半个还仍然是农民”，在下乡收合作社股金时他感受到老百姓的抵触，马老汉对高生亮说：“要是明说成革命负担，咱们出上几个倒不在乎。咱们的一份家当，都是革命给咱的，这才是几年的事，还忘不了！要说合作社入股，那是个什么……那是个经济事嘛！” 〔17〕股金收不上来，高生亮切实体会到旧有经营方式造成的困境，于是试图根据人民的要求对合作社进行改革，而这遭到了合作社主任任常有的反对。“那自然是的，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话，总没有为一两个人发财的话来得中听。” 〔18〕第三章中任常有对高生亮说的这句话，已经明确了“经济逻辑”作为异质性存在推论出的矛盾，即集体与个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任常有作为合作社的经营者，一切以“上级的指示”出发，完全放弃了经济活动中的主体性。在与高生亮的第一次冲突中，他表示：“我只说一句，大家都应该明白：咱们这合作社是一份公家的生意，咱们的合作社不是一份私人的生意，咱们是有组织，有领导的……这是上级给咱的政治任务，给了咱，咱就得去完成，不必讨论，不能推脱困难，不许讨价还价！” 〔19〕与任常有意见一致的区长程浩明也在教训高生亮时说道：“咱是搞政治工作的，你不要忘记，咱们这里没有什么单独的经济工作。一切服从于政治。经济工作，和别的工作一样，都是政治工作的一部分！” 〔20〕小说前半部分用不少篇幅直接呈现了这场冲突中双方的观点，到第二次冲突时，任常有的发言已经由争论上升到批判、威胁，“要是在苏维埃时代，我们开个群众大会，就能给你判个死罪！” 〔21〕但高生亮的回答基于实用主义色彩浓厚的“经济逻辑”并直击要害：

你问问咱们这方圆五六十里的老百姓，谁不恨死你！你没开口，人家早已把你枪毙了！你把合作社做了五年，你把合作社做到哪里去了！你把这份革命财产化到什么上去了？你不是对革命怠工、破坏革命么？你不是暗藏的内奸，暗藏的破坏分子么？ 〔22〕

高生亮的想法最终得到了区委赵书记的支持，任常有主动辞职，很快，新改组的合作社渐渐发展壮大，并兼营医疗、运输、纺织等业务。于是到第十一章“苦斗”时，区长程浩明已经感到“合作社不是政府的了”，党内一些人士也开始不满，“合作社的干部不领代耕粮，不穿公家衣服，不要革命津贴，个个都有了薪水，穿上细布衣服，连腰杆子也软了……从前是一切经过组织，现在是合作社一切都不经过组织”。〔23〕小说进行到这里，“经济逻辑”几乎已完全突破了组织纪律严明的“突击文化”。由于中国共产党在边区推行乡村合作化，本身有实现乡村社会资源控制的考虑〔24〕，而这种下级不服从上级的离心倾向实际上是危险的。在合作社发展问题上已不宜继续展开情节进行讨论了，于是就在这全书近一半的位置，情节线发生了剧烈的转换：任常有强行取消自家女儿与高生亮儿子的婚事，将任桂花嫁给巫神郝四儿。在任桂花出嫁的晚上，任常有喝酒过量忽然死亡。郝四儿因为医疗合作社影响了自己的生意，纠结同伙假装闹鬼，与高生亮进行斗争。在小说的前半部，合作社发展是主情节，反巫神、反迷信是次情节，到后半部两者位置对调，使一部小说几乎分裂为两部。但到了小说的最后一章，当高生亮与郝四儿搏斗一起滚下山崖后，说书人式的叙述者交代的结局又回到了合作社发展路线上：

一千九百四十二年冬天，高干会开过了。毛主席曾经指出来：南区合作社的方向是全边区合作社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这以后，高干大的办法被大家承认了，合作社更向前发展了。任家沟合作社受到了各方面的奖励。任家沟合作社也胜利了！〔25〕

这样就为小说中段无法继续进行的合作社发展路线探讨画上句号——边区政府认可了任家沟合作社的做法。其实，按照小说叙述自身的逻辑，故事中的任家沟合作社股金增殖、经营扩大、人民欢迎已足够有说服力，合作社的经营也已极少依赖上级，而这样的发展正是打破“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僵化思维才取得的。如此，边区政府是否认可就显得并不非常重要。但名为“胜利”的最后一章，还是传递出只有经过了边区政府的认可才是胜利的观念，这正是作家确立主题的意图与小说自身逻辑间的一个裂痕。

由此可见，《种谷记》和《高干大》都有一个共同点，即作者自身的态度倾向于具有“经济逻辑”的核心人物，但又力图适应“工农兵文学”创作的新方向。王克俭本应是《种谷记》中的反面角色、被批判对象，但小说却用大量的篇幅和细节描写他，并极少使用导向性明确的评论进行干预，给人以王克俭对集体种谷的怀疑和抵触合情合理的感觉。也就是说，《种谷记》虽然表面上是一部歌颂集体种谷的小说，但“隐含作者”却在同情王克俭，于是小说显得拖沓，结构也显得松散，主题也较为含混——“隐含作者”不愿斗争王克俭，但也不能反对集体种谷，于是就在这种游移不定的情态中，将农村生活经验充斥在文本中，小说的故事性受到极大的影响。据相关史料显示，《种谷记》和《高干大》中的主要人物王克儉和高生亮都有实名实姓的原型，而人物原型的主要事迹与小说的重要情节也有大范围的重合。〔26〕《高干大》中的高生亮，原型是开创了合作社发展新方向的刘建章，作者对其进行歌颂本是高度契合意识形态需求的。在小说前半部，大量篇幅用于高生亮和任常有两人的争论内容，但对合作社具体的经营情况却极少描写。这既由于作者对合作社经营的了解有限，也是因为本意就想表现这种是否尊重“人民的要求”的斗争。但正是在对这种斗争的描写中，作者也或多或少意识到“经济逻辑”与当时高度组织化、军事化的“突击文化”有着矛盾，甚至与延安文艺座谈会后意识形态一体化的趋势不符，只得在中段后情节急转，造成主次情节混乱，小说的整体性也受到了破坏。

三、读者接受与文学史叙述

《种谷记》和《高干大》的这些问题，很快在出版之后的文学接受中反映出来。出版之初，两部作品都得到了基本肯定。雪苇就认为《种谷记》“是一部比较成功的杰出的作品”，“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立下了一座实践的丰碑” 〔27〕；赵树理则在《人民日报》上撰写《介绍一本好小说——〈高干大〉》一文，称其为“一本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小说”，他进而认为：“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在一九四四年至四五年，虽在解放区到处遭到反对，可是据我所见，还没有任何一个作品能像本书揭发得那样彻底。” 〔28〕此后，《种谷记》和《高干大》被收入“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在之后的文学史写作中，也被王瑶、丁易和刘绶松写入各自的文学史中。按理说，这已表明《种谷记》和《高干大》在1950年代起始已具备了准经典的意味，但为什么未被纳入“经典作品”的行列反而被边缘化呢？文学接受与文学史叙述又发生了怎样的反转呢？

在1950年的“《种谷记》座谈会”上，人们无一例外地肯定了小说的方向，但谈到人物形象时，李健吾、冯雪峰、魏金枝等纷纷感到王克俭“使人最感兴趣”、“印象比较深刻”，相反“王加扶写得特别坏”。〔29〕应该说，以上几位皆有写作经验的评论者，艺术感觉是敏锐的。王加扶应有的“正面形象”塑造不佳，王克俭应有的“反面形象”倒令人感兴趣，于是雪苇指出，《种谷记》“没有写出党的作用，没有写出作为农村活动核心的农村支部底作用”。方成等认为：“我们觉得《种谷记》里面对于变工队所要克服的困难过程不够突出，那就是说作者对于阻碍群众力量发展的反动力量，概括不够具体，批判得不够清楚。” 〔30〕该歌颂的歌颂不够，该批判的批判不足，矛盾无法激化，故事性自然不足。日木的观点颇具总结性：“缺乏在大生产运动中的典型故事，通过这典型的故事来描写出生产运动的发展。” 〔31〕

赵树理以自己写问题小说的思维将《高干大》的主题定为“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但“反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主要斗争在前半部就已结束，于是延续这一接受视阈的评论者胡椒就认为：“作者描写巫神太过分强调了，未免有些小题大做，尤其是后部写闹鬼的篇幅，实在太冗长，而有沉闷之感”，同时他对小说中段的情节急转表示了质疑：“作者是不是因为任常有既然和高干大决裂了回了家，以后文章不好做，于是让他醉死拉倒呢？” 〔32〕竹可羽也对小说的情节和主题感到疑惑：“但是从全书看，反经验主义和官僚主义不能说是本书的中心主题。从其分量上来说，反巫神斗争占着更多的篇幅；从全书结构来说，反巫神斗争占着更主要的位置……” 〔33〕

这些看似对小说艺术技巧上的批评，很快进入文学史并成为定论。写到《种谷记》的不足时，王瑶、丁易、刘绶松的观点高度一致，“他不大善于运用经过提炼了的形象去表现主题，却用了许多生活细节的描写来衬托主题，读来觉得有点繁琐而缺乏一种鼓舞力量。” 〔34〕 “作者描写的细致和精确虽然是一个优点，但概括力不强，以致有很多的地方成为繁琐的描写，使读者感到厌倦、沉闷，缺少一种令人鼓舞的力量。” 〔35〕 “书中关于人物心理和生活细节的描绘，虽细腻逼真，但有时也不免失之繁琐，因而也削弱了作品的社会效果。”〔36〕谈到《高干大》的不足，认为巫神部分影响结构的看法，同样在王瑶和刘绶松的文学史叙述中重复。如，“书中又用了几乎二分之一的篇幅描写了高干大与巫神的斗争……但这方面的篇幅占得太多了” 〔37〕，“在描写高生亮与巫神的斗争上花去了过多篇幅，因而在结构上显露了比较散乱和不够集中的毛病”〔38〕等。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则干脆略去了《高干大》。

批评话语和文学史叙述的不断生产，使《种谷记》和《高干大》逐步固化为“方向正确但艺术上略有缺陷”的作品，但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缺陷却语焉不详。当然，也偶有论者敏锐地嗅出了作品背后的文化冲突，比如冯雪峰就谈到：“高干大的反官僚主义，是并不很自觉的，他只觉得官僚主义和他的创造性是相冲突的，和他的积极性与热情是相冲突的，和人民的真实要求是漠不相关的……因此，高干大的反官僚主义，走着相当危险的道路，也使他犯了一些错误。但共产党和毛主席的群众路线，却保证他得了胜利……” 〔39〕这就是说，出于“经济逻辑”和“人民的要求”突破既有体制的束缚其实是“危险的道路”，而正是因为任家沟合作社的做法恰好得到了边区政府的认可，这部小说的“合法性”才得以确立。虽没有抓住文本的要害，却点明了《讲话》所期许的本质，这也足以使这两部作品淡出新文学史舞台。特别是当历史进入1950年代“三大改造”完成后，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不复存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关系的全面体制化和同一化已经形成，因历史原因而隐含在小说里的矛盾就更显得格格不入，《种谷记》和《高干大》“掉队”也就在所难免了。

四、结语

总之，为摆脱财政困境，延安时期的陕甘宁边区开展经济建设，使得战时“突击文化”中出现异质性的“经济逻辑”。又由于“经济逻辑”基于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其存在缘于现实环境及“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语境，使得“突击文化”与“经济逻辑”间产生个体与集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经由作家注重“经验真实”的写作方式进入长篇小说《种谷记》和《高干大》中并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核心单元。然而，作者在冲突中确立小说主题的努力，却使两部作品出现文本上的裂隙：《种谷记》拖沓、结构松散、主题含混；《高干大》中段情节急转，主次情节混乱，小说的整体性大受影响。虽然总体方向正确，但毕竟事过境迁，文本因经济逻辑与突击文化的冲突所产生的裂痕使其刚跻身解放区文学的经典序列边缘就褪了出来。不过，也正因此，《种谷记》和《高干大》保存了那个正走向全面体制化、同一化的历史进程中社会文化、观念上的演变痕迹，从而使其以鲜明的过渡性特征成为历史转折期的文学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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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潘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