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明扬

公元220年十一月，魏王曹丕接受了汉献帝的禅让诏书，在受禅坛登基为帝。

在我们的固有历史观念中，曹丕所谓的“禅让”是一出让人大起生理反应的政治闹剧，是刺刀下的虚伪套路。

这么说大概也有些道理。曹丕受禅的过程的确让人生厌，你想当皇帝直接当就罢了，反正大汉朝廷的各种军政实力自曹操时代开始就掌握在曹家手中，又何必搞那么多虚伪的繁文缛节：汉献帝光禅让诏书就下了四次，曹丕也义正词严地推托了三次，群臣更是劝进了数十次，曹丕才扭扭捏捏地变成了“魏文帝”。

所以，曹丕就真的是一个可笑的篡位者，禅让就真的是一场缺乏政治内涵的闹剧了？

当然不是。事实上，曹丕在不经意间开辟了一个“伟大”的政治传统：从曹魏代汉开始，到魏晋禅代进一步确立了“曹丕模式”，整个东晋南朝时代，再到隋代北周，李唐代隋，直到赵匡胤最后一次施行禅礼为止……在整个中古时代长达七八百年的时间里，曹丕式的禅让成为王朝更替的基本模式。

当然，禅让从理论上说是尧舜禹这些圣王开创的，但那是不可考的神话时代，他们的最大意义反而是为曹丕提供了“理论依据”。而王莽的“代汉建新”则是一次失败的禅让实践，这反而更加凸显了曹丕成功受禅的典范式意义。清代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说，“自曹魏创此一局，而奉为成式者且十数代，历七八百年，真所谓奸人之雄，能建非常之功者也”。

曹丕模式的最大意义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