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秋水

系缆何家泊，时已雨止云散，斜阳西照时呈万道金光，倒影水中。牛羊成群，野鸭归巢，一片晚景，令人心寒。于是同人合唱黄河一歌，稍鼓旅人之壮怀耳。

1919年8月2日，邓春兰和其他五名女性到了这个叫何家泊的地方。在读《晋京旅行记》的时候，这个画面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一襟晚照下的黄河，年轻的娇媚的姑娘，关于未来的期望，在这位22岁女性的笔下，有一种奇异动人的力量。

邓春兰绝对是1919年的一个代表人物。在这年的5月19日，她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写了一封公开信，申述妇女与男子应该在职业和政权上一切平等，为此，“应以教育平等为基础”，从而要求国立大学增女生席，实行男女同班。

近代以来，民族主义兴起，“天足运动”、“女学运动”都是从“强国强种”的角度，以期培养强健的母亲，开通民智。先是教会学校招收女生，然后有一些专门女塾出现。清末学部亦颁布了《女子小学章程》《女子师范学校章程》，女性开始拥有接受初等教育的权利 。1912年1月19日，教育部通电各省颁行《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十四条， 将学堂改称学校，初小男女可同校。应该说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只是此后保守风气再起，女性教育受到遏制。

“女子教育的方针，则务在使其将来足为良妻贤母， 可以维持家庭而已。”这是教育总长汤化龙的观点。袁世凯则在1915年1月颁定的《教育宗旨》中宣称：“女子则勉为贤妻良母， 以竞争于家政……至女子，更舍家政而谈国政，徒事纷扰，无补治安。”因此，女子教育在学校编制、课程设置上都有一些特殊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