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建市的过程中，重庆市区域范围的划定，虽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但仍随着市政组织的完善渐次确定。

市区勘划历经数月

在重庆市政正式开启之前的警察厅时期，专以重庆城厢为其管辖范围，虽开始与巴县划疆而治，但所辖区域并未正式划定，也没有明确界限，只是以设置警察岗巡为准。如重庆南岸于1915年至1916年间曾设警察署，南岸遂成为警察厅的管辖范围。

1921年杨森任重庆商埠督办时，仍未划定其管辖区域，仅以江北及巴县城区一带为管辖区域。嗣后，重庆虽经历了邓锡侯、陈国栋、朱宗悫、唐式遵等督办，但均因他们任职时间太短，其他需要办理的事项太多，无暇也无力顾及于此。

1926年7月，潘文华就任重庆商埠督办后，曾一度暂定重庆（今渝中半岛）上、下游南北两岸各15公里为市政区域。

1927年11月，重庆商埠督办公署改为重庆市政厅后，经市政会议讨论，市区范围仍依照重庆商埠督办公署时期，只是南北两岸的范围略有缩小。

1929年2月，重庆市政府成立之初，“其权限不出城门，对于市区亦无明显之规定”，只是笼统的规定“本市暂以前商埠区域为市行政范围，其全部区域另组织市区测量委员会确定之”。同时规定：“本市行政区域，得应时势之需要，由市长呈请政府扩大之”；“已划入本市之地域，不得脱离本市以建立第二独立市”。

1930年2月，刘湘所属21军军部召集有关部门，组织“审定市县权限委员会”，全权办理市县划界工作。与此同时，还由重庆市政府与江北县、巴县两县县政府组织“市区测量委员会”，根据国民政府颁布的市县勘界条例勘测、规划市区范围。勘测规划的结果，决定上自嘉陵江西岸的磁器镇、红庙子起，至黄沙溪、黄葛堡过江而达南岸；又自火烧坟起，横经以涂山最高峰顶为限，沿山脉直达铜锣峡北渡，经江北之大万坪起，至黄葛凼沟，再抵嘉陵江北岸止。计从巴县划入272.5方里（即68.125平方公里，按：1方里等于1平方华里，即0.25平方公里，下同），从江北县划入252.5方里（即63.125平方公里），整个市区面积共为525方里（即131.25平方公里）。且此次市县划界，基本上系利用山脉、河流等天然界限，界限分明整齐，没有犬牙交错现象。

1932年，重庆市政府内设组织机构奉令缩小。重庆市政府又于本年冬奉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部命令，以重庆市的区域范围，已经国民政府内政会议议决，需要重新勘测规划，指定界址起讫地点，并同时颁发勘界办法4条。

奉此命令，重庆市政府即会同国民革命军第21军军部委员、江巴两县县政府、江巴两县团务委员会、重庆市团务局以及有关各区坊长，对市区范围再次进行勘划，勘划工作历经数月完成。最终，巴县整个划入重庆市区的场镇为：两路场、姚公场、南城坪、海棠溪、弹子石暨县城全部；江北县整个划入重庆市区的场厢为：弋阳、宝盖、金沙、上关、樱花、下石梁、上石梁7厢，溉澜溪、香国寺2个码头以及江北县城。此时的重庆市区，以5场、7厢、2个码头及与其他乡场毗连的界址为市区范围，计从巴县划入市区面积约172方里（即43平方公里），从江北划入市区面积约15方里（即3.75平方公里），全市总面积为187方里（即46.75平方公里），较1930年缩小了近三分之二。

虽然市区面积如此狭小，但市区范围除了作为核心的渝中半岛外，也跨江涉及到了嘉陵江之北、长江之南的部分地区，从而奠定了重庆市区横跨两江、三足鼎立的局面。

四大片区界限分明

建市初期的重庆，核心区域位于长江、嘉陵江之间，北、东、南三面环水，只有西面通往陆地。加之市区范围已延伸至长江南岸的南坪场等地，以及嘉陵江北岸的江北城，故整个市区可分为城区、新市区、江北、南岸4个部分。

城区，其周边筑有城墙，城墙高约3丈，长约12里，共有城门17座，九开八闭。所开的9门为：朝天门、东水门、太平门、储奇门、金紫门、南纪门、千厮门、临江门和通远门。其中朝天门至南纪门在重庆市区靠长江沿岸，自朝天门至临江门在重庆市区靠嘉陵江沿岸，只有通远门与陆地相连。1932年修建的成渝公路，就是以通远门为重庆市的起点，因而也较其他各城门繁盛。城内市街，则因山地高低不平，又以山脊线分为上、下半城。下半城自朝天门起，至南纪门止，倚靠长江边缘，系东西——南北走向的狭长地带，长约3.5公里，宽约300—600米。虽区域狭小，但却是早期重庆商业最为繁盛的地区。陕西街商贾云集，商业场、新丰街、鱼市口、一牌坊、白象街、县庙街、道门口等地，亦为下半城的商业繁盛之区；主要的政治中心也集中于此，川东道署、重庆府署、巴县县署、重庆镇署均设在下半城，沿江码头也大多位于这一带。上半城自通远门向东，沿嘉陵江一带直抵朝天门，面积为下半城的3倍，其繁盛的街道主要有关庙街、都邮街、小梁子、大梁子等。上、下半城通过打铜街相连。

新市区位于通远门外，原为官山，过去重庆城区内的居民死亡，大多埋葬于此，形同公共墓地。1928年修筑成渝马路，由大溪沟起修，所以将通远门以外划为新市区，其范围左临嘉陵江，由化龙桥顺流而下，至黄花园的天心桥，与旧城区的孤儿路相接；右濒长江，由黄沙溪鹅公岩坎下起，顺江而下，至南纪门的燕喜洞，与旧城区的南纪门接界；东邻旧城，与通远门的七星岗接界，西倚浮图关，至关外的福建茶亭止，东西长约7.5公里，南北宽约2.5公里，为一长方形地区。随着重庆城区的拓展，直到1936年抗战爆发前夕，新城区已发展成为不相连的市街，居民以住家为多，住户也由先前的2000余户增加到10000余户。为加强此区域的管理，重庆市政府于1930年1月1日在新市区中一路的观音岩，设立了第10警察署，下面分设3个派出所，其中一所设两路口，二所设大溪沟观音梁街，三所设上南区马路中山街口。整个重庆市区，划为10个警察区，每区设1警察署。到1936年5月，经重庆市公安局的调查，市区共有75040户，325517人。

江北城位于嘉陵江北岸，分新、旧城两部，城筑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周长7.5公里。原有城门4个，分别是：岷江、嘉陵、问津、镇安；后又增筑了6个门，合计为10个门，并改名叫觐阳、保定、嘉陵、永平、正安、汇川、东升、金沙、文星、问津。其中觐阳、保定、金沙3门，滨嘉陵江；永平、嘉陵2门，在江北新城，通陆路；正安门在新、旧城之间；汇川、东升、问津、文星4门，靠长江。旧城自觐阳门起至衙门口止，为全城最为繁华之区，长约0.5公里，余皆为僻街小巷，纯为住宅区。在1936年，下辖有金沙、弋阳、上石梁、下石梁、宝盖、莺花、簸箕石、同正、香园等地，共有11331户，46746人。

南岸位于长江以南，有黄葛、玄坛、龙门、海棠、弹子5个渡口，计自菜园坝对岸的铜元局后方千金岩起，至弹子石下的苦竹林止，长约10公里，房屋鳞次栉比，居民大多经营小手工业如纺织、制革等。到抗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在铜元局、黄桷渡、南坪场、海棠溪、上龙门浩、下龙门浩、弹子石、玄坛庙等地，共住有10661户，50848人。

基层区划不断扩大

重庆建市后的基层行政区划，在国民党中央势力控制重庆之前，城市内仍沿袭明清两代的厢坊制，全市的基层行政区划共为22坊，其中老城区7坊，新城区3坊，南岸4坊，江北8坊。

1935年1月，国民党中央势力进驻重庆，先前紊乱的四川省政逐渐统一，规定省政府之下设立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各县归不同的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管辖。县以下，则分别设区。

当时的重庆，已设立市并遵照国民政府内政部的指令，为隶属于四川省政府管辖的省级市。在市之下的行政区划上，遵照国民政府1930年5月20日颁布实施的《市组织法》第5条的规定，于市政府之下设区，区（10坊以内）之下分别为坊（20闾为1坊）、闾（5邻为1闾）、邻（5户为1邻）。此时，重庆市共划分为5个区，各区设区署，负责所辖区域内的一切事宜。与此同时，重庆市郊则以乡场为单位进行划分，共有市辖乡场6个。

1935年9月，重庆市所属行政区域扩大，划分为6个区，并改坊、厢为联保。当时共置39个联保。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中国近现代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次大迁徙，重庆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巨变——从一个偏处中国内陆的商埠小城，崛起成为中国战时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