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云都

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随着结构功能主义的衰落，一种放弃对社会结构加以宏观描述、转而“回归日常生活”的研究倾向，开始从社会学向社会科学的其它学科蔓延。与之相应的是，研究者本人在其研究中的个人化表述，越来越受到重视。

面对这一转向，教育学恐怕是比较迟钝的学科之一了，尤其是在中国。不可否认，目前主流的教育学研究，以统计分析和数学建模为工具，夯实了国内教育学学科的科学性和专业性。然而问题是：一方面，教育学学者的任何研究行为——例如他“走入”某个课堂——已经不可避免地干扰了他的研究对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保障他所获得的数据的中立性和客观性？另一方面，在任何一节课堂里，教师和学生的具体、鲜活的“当下”状态，到底应该被教育学视为“指标”的残余或边缘，还是教育过程中最核心的真相？

这两个问题，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教育过程中的“人”的生动的个体性，已经被“指标崇拜”的教育学所遗忘。董云川教授的新书《道与不道》之所以带给教育学界以强烈的陌生感和冲撞感，恰恰在于它在教育学领域内率先对教育的具体过程，以及参与教育过程的具体的人，给予了充分关注。

人们曾经认为，社会科学的品质取决于研究者的抽象思维的水平。因为在那时，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揭示“社会的结构”，它对一切人都同等有效，又凌驾于一切人而抽象地存在。从这时开始，“结构”就覆盖了“人”，具体的“人”从研究者的视域中退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