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波

(淮北市书画院，安徽 淮北 235000)

浅谈水墨创新以及新水墨现象

张树波

(淮北市书画院，安徽 淮北 235000)

在水墨创新中，精神性和艺术境界不能偏废，需要价值理性的指导作用。中国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系统的现代艺术理论来指引艺术创作和艺术发展。新水墨表现的对象主要为身边的生活景象，以人本身的精神存在为主导，有其自身美学特征,在发展中因为人的因素而出现了诸多问题，使新水墨在艺术承载上陷入到某些局限的因素中。因此水墨的创新、发展与完善还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水墨创新；价值理性；新水墨；局限性

在现代社会中，各行各业都在提倡创新，“创新”一词似乎已成为陈词滥调，但创新本身的意义却不能回避，很多行业都需要创新，有创新才有发展。艺术家需要有创新精神，才能推动艺术的不断进步，否则艺术便会成为一潭死水。这些年水墨发展势头迅猛，新的水墨样式不断涌现，各种水墨语言和水墨尝试粉墨登场，使人目不暇接。对于水墨创新而言，“关键在于艺术家是否具有创造性，是否具有较高的创造性；作品是否有质量，是否有较高的质量。”[1](P232)

一、水墨创新不能无视价值理性的作用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合理性”概念包括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从艺术的角度说，工具理性就是艺术使用的语言、形式、方法等物质与艺术原理方面，而价值理性则是指人的精神层面的追求，是人的真、善、美的境界，是对艺术品质的追求。在当代艺术中，工具理性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很多时候甚至居于主导地位，而对价值理性的追求则有所忽视，导致了艺术作品技艺性很强，然而精神性差，缺少境界和韵致。克莱夫·贝尔说，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观点对艺术独立于其他学科门类的自身品格做了很形象的阐释。它强调线和色的关系以及由其形成的组合并由此带给人们的审美情感，强调艺术品必定存在某种特征才能称之为艺术品，艺术是通过艺术品的形式经营带给人们视觉愉悦和审美情感。克莱夫·贝尔用“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对所有视觉艺术做了很好的诠释。而艺术家要创作出这种‘有意味的形式’的作品，必定需要生活的积淀和苦心孤诣，真正的艺术家是要通过作品表达自己的精神面貌、心境与追求，展现自己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抒发自己的情感。然而，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的今天，一些艺术家变得浮躁起来，把艺术作为赚钱的工具，使得一些艺术作品格调低下，甚至媚俗，以取悦于人，影响了艺术的审美问题，并给受众带来了欣赏的混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艺术的良性发展。从艺术总的发展轨迹来看，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仍需把价值理性放在重要位置，庄子的“得鱼而忘荃”、“得意而忘言”等就阐释了价值理性的地位，当然，庄子的这种思想从哲学的层面上说是很有道理的，而从社会学的角度则有它的局限性。价值理性在当代的水墨创新中需要重视很有必要，因为在水墨创新中特别是其他材料和方法的加入和使用，使水墨的外延性扩大了，导致了某些制作至上主义甚至是为形式而形式的水墨作品出现，只重形式忽视内容。康定斯基说：“画家应该有感而发，因为他的任务不是主宰形式，而是使这种形式合于内容。”[2](P108)他还说：“诚实的情感是通往自由之路。而拘泥于一种形式，则会成为物质的奴隶。诚挚的情感所要追随的，不是物质而是精神。精神创造形式，生生不息，永无止境。”[3](P127)由此而言，在水墨创新过程中，水墨的精神性和艺术境界不能偏废。水墨创新有积极的现实意义，传统的水墨样式已经不能迎合与满足现代人的审美要求和视觉习惯，需要有新的形式语言出现来解决这一问题，材料水墨、新水墨等应运而生，用水墨呈现和解读现代人的生活方式、生活环境、人生境遇和人性思考，并且用现代水墨化解人的存在性与都市和自然的矛盾，是水墨创新的重要研究课题。

中国画经历了“八五美术新潮”西方哲学思想、艺术语言和方法论的强烈影响之后，曾一度迷惘，而李小山的“中国画穷途末路说”，则更加刺激了中国绘画这根敏感的神经，中国水墨画的路在何方，中国近代史上的课题又一次摆在所有中国画家的面前，出现了保守派、西派和中西调和派，论战时有发生，有矛盾就有发展，这样的环境总的来说对中国水墨的发展是有利的。随后，实验水墨、表现水墨、抽象水墨、超现实水墨、观念水墨、复古水墨、材料水墨应运而生。中国画的发展路径并未出现穷途末路，而是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从现代水墨到当代水墨，像卢沉、周思聪、黄永玉、袁运甫、蒋铁锋、周菱、周韶华、谷文达、石虎李津、田黎明、刘进安、刘庆和、周京新等等水墨艺术家，为中国水墨铺开了行进的空间和提供了各种存在、发展的可能，创新使其保持着强韧的生命力，历久弥新。

然而问题依然存在，中国艺术发展的基调依然处在西方哲学艺术光环之中，并没有挣脱西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发展轨迹，西方文明在近现代一直左右着中国艺术的发展方向。尽管中国艺术有强大的传统哲学支撑，但是从发展论的角度看，中国传统哲学就如同一个老夫子，虽然有很多的经验和观点可以使人受益，但毕竟与新的事物有些格格不入，缺少了那份活力。西方的哲学一直沿着一种脉络不断地更新，从理念到实践到方法论都在不停地发展变化，中国哲学的发展在近现代已大大落后于西方，其体系的系统性和逻辑性也与西方哲学的相去甚远，更不必说承接性与发展脉络。这导致了中国当代水墨发展没有一种清晰的发展的哲学思想体系作为理论支撑，而被迫呈现散射状发展，这种发展最容易使艺术创作养成思想意识的无目的性，从而形成依附性和懒惰性，甚至产生迷茫。

中国的艺术批评多为“亡羊补牢”式的，等问题出了，便拆东墙补西墙的评论一番，或陷入极端主义或蜻蜓点水般的隔皮瘙痒，少有真知灼见的指导性建议。中国需要逐步建立和完善系统的现代艺术理论来指引艺术创作和艺术发展，艺术家也应该对价值理性进行关照。价值理性如何为水墨创新提供指导呢？这需要水墨艺术家要有全方位的艺术和人文修养以及精神世界自觉意识的觉醒，避免单纯依赖感性，而以理性之思想和艺术价值判断为先决条件逐步生发形成作品，既非激情到来时凭感性支配的一蹴而就，亦非通过缜密计算或水墨语言的机械排列而制作出来的僵化图式，而是在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下，时刻把握作品的精神高度，呈现意静而远致，空达而有致的艺术境界，实现视觉与精神的完美融合，完成“天人合一”的艺术理想。

艺术家进行水墨创新的探索要有淡泊的心境，不能急于求成。宗白华在《艺境》一书中写道：“精神的淡泊，是艺术空灵化的基本条件。”[4](P111)中国当下水墨的现状有点乱象丛生，工具理性在部分艺术家那里依然发挥作用，为了眼前的利益而丢掉了精神价值判断，难免导致艺术作品精神境界的缺失。在市场经济和贸易体制的作用下，使部分艺术作品的创新带有盲目性和功利性，缺少淡泊的精神，追名逐利，急于出新，这是艺术发展的毒瘤，中国水墨的创新必须要警惕这样的现象。艺术创造需要艺术家沉下心来，认真探索，仔细研究，创造新样式、新面貌要反复斟酌，做到合心灵化，才是对水墨创新负责的做法。

二、新水墨的美学特征与局限性

丹纳说：“时代的趋向始终占着统治地位。”[5](P31)并说“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的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6](P11)时代的精神特征对艺术中的每种因素、每个个体乃至整个艺术现象都有显而易见的影响甚至推动作用，艺术为之呈现。新水墨现象的出现形成同样可以以此推理，时代的因素对其发生的影响是绝不可能被忽略的。水墨创新的发展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同时也伴随着笔墨技术的革新，不言而喻新水墨的发展较当代水墨而言更为理性一些，保持了个性特征，然而少了份张扬，新水墨艺术家的主力军以70后为主，他们几乎都有学院派的艺术背景，这可能是上述特点的部分原因。从新水墨的作品中可以发现，新水墨艺术家更加注重表现个人对社会与生活、自然与生存环境、空虚困惑与都市忧虑的理解，而不附加太多社会群体意识。

1.新水墨的表现样式

我把新水墨看做当代水墨的一个分支，而不同于有些艺术评论说的现代水墨样式，而主要是指以70后、80后甚至90后等新生代艺术家为主体的艺术群体以水墨的方式对传统和现代的认识、理解和诠释，他们更注重自我情感的表达和作品的视觉营养，这种水墨样式称之为新水墨。表现的对象主要为身边的生活景象，小到生活中的餐具，大到生活中的自然，通过或精致入微的描绘或抽象夸张的表现，有时又带点浪漫主义色彩，而展示出瑰丽华美的图式，将水墨的表现力向极致靠近。新水墨绘画摆脱了社会主题创作对水墨三位一体(用水、用墨、用笔)的束缚与限制，呈现出较自由的状态。本文将其表现的内容大致分为四个类别：(一)表现日常生活的情景；包含了作者对生活的的思考、感悟与热爱。(二)人生寓言式的；(三)对绘画本体的阐释；(四)都市题材；有对山水自然的乐道与憧憬，有对城市美好生活的期望与追求，有都市化的扩张产生的负面效应所带给人们的冷漠、彷徨、迷惘，也有都市化笼罩下人性的假恶丑等等。

2.新水墨的精神美学导向

首先，新水墨把所有的物象存在都纳入到人这个个体上来，以人本身的精神存在为原点，以“我”为主导，以“我”之哲学为出发点，实现其精神附体，主张实现水墨无附加，自觉之表现和自由之抒发，有存在主义之嫌。新水墨艺术家的骨子里依然留存有后现代哲学的影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并不反对理性，甚至在这些艺术家中，依然有工具理性在起作用。当下新水墨类型的展览在中国的东部城市和南部、北部的部分城市较多，这些地方经济发展较快，有人文基础。其次，新水墨虽然在形式语言上依然有西方艺术的某些形式元素，但新水墨的精神基础依然是中国哲学美学所阐释的奥义，艺术语言依然属于水墨的生态体系，不同的是新水墨采用了当代艺术的造型观念，植入了当代社会人文语境特征。鲁虹在《现代水墨二十年》中也写道：“事实上，大多数中国当代艺术家在接受了西方当代艺术的启示后，着眼点还是想办法用本土化的艺术语言表达对中国当下社会现实与文化现状的关注。”[7](P251)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都市效应也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新水墨艺术的成长，并促成了中国古典哲学回归现象的发生。事实上，中国绘画从来都没有真正背离中国古典哲学精神的价值评判体系，虽然中国艺术在近现代受到西方哲学思想的强烈影响，包括理性思想、构成学、逻辑学等，但并没有使中国哲学对艺术的影响陷于崩溃，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它的意义变得越来越明晰和重要。最后，相比较传统中国画和传统水墨作品，新水墨更强调观念性和个体潜意识，注重个人的情感认识，追求水墨装饰性和图式造型的装饰性表现，形成了装饰性水墨的特点。作品在效果的营造上追求平面性，去写实性和体积感，淡墨、淡色、平墨运用较多，常以灰色调为多主，有意识地主观弱化传统水墨画的用线方式，有的带有构成性，画风向单纯性、唯美性方向发展，带有小资情调，有的则不在作品中注入太多的文学性和精神意义，呈现出新水墨的美学特征。

三、新水墨的局限性

在新水墨发展的最初阶段，我们还不能发现问题所在，因为范围小，从事的艺术家少，与一种相对稳定的水墨程式相比，自然使人眼前一亮，有着无限可发展的空间和美好愿景。经过一定阶段之后，开始形成一种现象，像滚雪球一样，新水墨展览开始在发达和较发达城市频频举行，这也符合新事物的发展规律：从诞生到逐步壮大。一种新的现象在发展中是一定有很多问题和不足的，正如新水墨一样，我们也看到新水墨在发展中存在着某些问题和局限，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不是新水墨的本体问题，就如同颜色本身没有好坏之分，是人的主观认识和经验经由视觉转换了颜色的本质一样，是艺术家个体或群体的认识局限性或偏好甚至社会环境的某些影响而使新水墨有了某种局限性。

1.新水墨的表现样式差异性在缩小。从近两年的新水墨展览以及网络新水墨作品展示来看，存在着如此现象，主要集中在创作手法的近似和样式化倾向。在中国画第一次面临变革的时候，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生和成长起来的那些在现在看来依然星光熠熠的画家们其风格形式手法千秋各异的现象，今日看来至少在短时期之内是很难再出现了。新水墨艺术家们应该意识到这样的现象。康定斯基曾言：“此时，形形色色的艺术家自然处于特定时代精神的支配之下，时代精神会将具有血缘关系的、外观类似的形式，展现在艺术家的面前。”[8](P122)在今天这个全球信息化快速传播更新的时代，每个艺术家的艺术状态、创作要素几乎都暴露在彼此的视野中，无论相隔多远。这种情势的好处是可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并可以弥补个体环境中所存在的难以避免的知识面窄、更新慢和认知缺陷，但是也往往容易出现趋同现象，这对新水墨艺术的发展有一定影响。由于时代精神、时代风貌的缘故，艺术家很容易被同化其中，导致思维方式的近似，因为客观存在的不可选择性是存在的，则艺术家要靠独立之精神保持个体艺术思想和语言的独特性。当新水墨艺术家之间的思维方式拉开距离，造型手法明显相异，关注新语境的表现，形式语言带有明确的个体面貌并形成一定的磁场力时，才可以看作是新水墨时代的真正来临。

2.有沦为快餐艺术样式的风险。一种艺术形式如果很少或摒弃追求艺术深层次的东西，只重形式技巧的挖掘和表面效果的营造，从而变成争相吸引受众眼球的工具时，它就可能成为快餐文化的牺牲品。从新水墨的很多作品看，样式化现象明显，忙于追求作品面貌，缺乏对作品的深入刻画，少了浑厚的气象，当然新水墨在美学特征上也不过多追求作品的厚重感。再者绘制作品速度快，到处赶展，缺少沉潜。当然在这个经济价值做判断的快餐文化、快餐经济时代，有很多的艺术家背离了艺术的真谛，而能沉潜下来不为其左右者实属可贵。

3.气象弱化。新水墨的艺术特征也反映了70后这个艺术群体的历史文化背景所产生的思想状态，他们充满活力，但凡事并不冒进；他们有创新精神，也勇于创新，但依然受到传统的牵绊，依然有传统情结，因此并不彻底；他们处于沉重与释怀之间。这种现实决定了新水墨艺术家在作品表现上难有大开大合的艺术处理，而以情调的表现为多。在画面处理上过多重虚而使实不足，墨法上有时巧有余而拙不足，使得作品气象偏弱。新水墨的操作方法是将水墨语言限定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水墨淋漓尽致的表现力在一定程度上被丧失掉，水墨的表现语言在整个新水墨群体中呈现方式单一化。水墨离开了最本质的语言特征之后，它的一些功能也便随之失去，比如它的浓重感，它的可层层积染的特性等等。

4.出现了一定的水彩化倾向。新水墨作为水墨创新的一种样式还没有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还有广阔的探索空间，在这个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不足，需要艺术家有足够的耐心并加以改进，还要警惕存在的不好方面。水墨的创新发展过程中，借鉴融合其他画种的语言方法是完全可行的，也是很有必要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说法很有道理。但是，完全运用另一画种的语言方法操作新水墨的创作就不能不说存在问题了。水墨作为东方哲学特别是中国哲学体系下的艺术门类，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但前提是不能以牺牲水墨精神为代价，以此为代价的水墨创新还是需要慎重。今天，关注新水墨艺术的人们如果稍加留意相信不难发现在一些作品中存在着很强的水彩化倾向，乍看以为是一张水彩作品，细看才清楚是怎么回事。当今，画种之间的差别也在缩小，加之水彩的表现方法与水墨的操作也有类似的地方，因此，在水墨创作中还是需要把握一下。

新水墨是水墨创新的一个范式，或可以叫做一个流派。新水墨流淌着青年艺术家的精神血液，新水墨重视精神自由和个性释放，重视形式语言的挖掘、运用，但是新生代艺术家也更容易追逐时尚，被流行文化同化，导致精神缺失，新水墨自然面临着这样的风险，从当今的一些新水墨展览来看，一味追求画面形式、埋头制作，只重形式效果，缺乏内涵的作品比较常见，艺术家的思想和行为严重受制于工具理性，因此，价值理性同样需要在新水墨艺术家中被重视，重视价值理性的作用才能使新水墨健康发展，才能有效地避免上述新水墨的发展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才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某些年轻艺术家急功近利的思想和行为的出现与泛滥。总之，水墨创新的道路以及新水墨的发展繁荣都需要遵从艺术发展的规律，需要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共同发挥作用，不能厚此薄彼，尤其不能将价值理性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甚至于丢弃。

[1]刘骁纯.关于“新写意”[A].李松，邵大箴.中国现代美术理论批评文丛·刘骁纯卷[C].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

[2][3][8][俄]康定斯基.艺术中的精神[M].李政文，魏大海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4]宗白华.艺境[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

[5][6][法]丹纳.艺术哲学[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7]鲁虹.中国当代艺术倾向丛书——现代水墨二十年[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刘德卿)

10.3969/j.issn.1002-2236.2017.01.013

2016-09-09

张树波，男，山东茌平人，安徽省淮北市书画院三级美术师、安徽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研究方向：水墨人物理论及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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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2236(2017)01-005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