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保珍

(山东艺术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元初衍圣公孔元措对礼乐的保护及贡献

李保珍

(山东艺术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金末元初的金元战争，使中原传统文化礼乐濒于灭亡的境地，孔元措作为文人儒士，又是孔家后裔，在保护传统礼乐、访求传统礼乐，收集整理乐谱、乐器，训练礼乐人员等方面，为礼乐建设做出突出贡献，同时为保护曲阜古迹贡献卓出。

孔元措；礼乐文化；传统文化

元初随着蒙古的南下中原，造成了再一次民族动乱和大融合的局面，从而也使元朝成为中国历史上各种文化广泛交流的又一繁盛时期，礼乐文化处于文化建设的核心位置上。由于辽、宋文物尽萃于金，其音乐遗存也最为丰富。在金灭亡之前，那些辅佐元朝的亡金故臣们，出于对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强烈责任感，保护音乐遗存，因而保护了亡金礼乐文化，促进了元代音乐文化建设进程。曾在金贞祐三年(1215年)被任命为太常博士的衍圣公孔元措，在亡金音乐保存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他精通礼乐，又是孔子的后裔，因此，在元初礼乐文化保护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孔元措生卒考

衍圣公孔元措(1189-1251)是孔子五十一代孙，《元史》无传，他的事迹附见于《金史》卷105孔璠传中，“孔元措，字梦得，父聪，世宗大定元年(1161)袭封衍圣公。明昌元年(1190)其父(聪)卒，孔元措袭封，加文林郎。三年(1194)四月诏曰：衍圣公视四品，阶止八品，不称。可超迁中议大夫，永著于令。”[1](P2312)

金明昌四年(1193)八月末，章宗行释奠礼，北面再拜，视王、百官、六学生陪位。承安二年(1197)正月诏元措兼曲阜令，仍世袭。元措历事(金)宣宗、哀宗，后归大元终焉。”[2](P241)这里叙孔元措生平虽语焉不详，但也指出了他经历了改朝换代的大乱，他能审势度势，度过这一混乱局势而把自己的知识为新朝所用，此中有当朝对孔圣之后的保护，同时又看到孔元措在改朝换代中的艰辛。《金史》卷十《章宗纪二》：“承安二年(1197)章宗又以孔元措年及十七，已界成年，特命袭封衍圣公孔元措“世袭兼曲阜令”[3](P241)。至此曲阜令成了衍圣公世代相袭的兼职，这样一来，实际上等于承认曲阜是孔子后裔的世袭领地。从这条记载来看，孔元措生于1189年。

孔元措的卒年，据陈高华先生《金元二代的衍圣公》文中说：“孔元措在蒙古政权和地方军阀庇护下，袭封衍圣公十余年，在蒙哥汗元年(1251)因病去世。”据《元史》卷72《祭祀》：宪宗即位之二年(1252)秋八月八日，始以冕服拜于日月山。其十二日(应即同年八月十二日)，又用孔氏子孙(孔)元措言：“合祭昊天后土，”始大合乐，作牌位，以太祖(成吉思汗)、睿宗(拖雷汗)配享。

《元史》卷68礼乐始末记载：“元宪宗始用登歌乐祀昊天上帝于日月山，召(曲阜)礼乐人赴 应值。祭毕，命驿送乐工还东平。”

以上资料可证孔元措应卒于此年，孔元措生卒年应为1189-1251年。据陈高华先生《金元二代衍圣公》考证和姚从吾先生《金元之际孔元措与“衍圣公职位”在蒙古新期的继续》载，衍圣公孔元措卒于(1251)年。

二、孔元措未入元前的仕历

明昌元年(1191)，子元措袭封。三年(1192)4月诏曰：“衍圣公视四品，阶止八品，不称。可超迁中议大夫，永著于令。” 四年(1193)八月，章宗行释奠礼，北面再拜，亲王、百官、太学生陪位。承安二年(1197)正月元措兼曲阜令，仍世袭。章宗时期，孔元措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升迁。宣宗贞祐二年(1215年)宣宗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召中奉大夫，袭封衍圣公孔元措为太常博士”，在汴京任职。太常博士是太常寺的属官，掌检讨典礼，阶正七品。孔元措以中奉大夫出任太常博士，从品阶上说是不相称的，这正说明宣宗对他的特殊待遇。孔元措在汴京任职近20年，不断升迁，到金朝灭亡前夕，升至太常卿，这是太常寺的长官，阶从三品。

1232年正月蒙古人围汴京，金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三月，派遣使者到京城“谕降”时，指名索要孔元措等二十七家。元好问在围城中所写《癸巳上中书令耶律公书》推荐54位中原儒士，把元措放在首位。孔元措出城后，蒙古政权要他回曲阜，1233年六月，袭封他为衍圣公。由此可见金朝灭亡，而圣人之后地位并没受到影响。

孔元措入元后，积极努力为蒙古新朝制礼作乐，协助蒙哥汗(宪宗)三次祭天，在保护、继承传统礼乐文化方面做出了贡献。

三、孔元措在礼乐建设方面的功绩

1.孔元措和登歌乐

元廷礼乐以忽必烈立国为界，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成吉思汗统一诸部，到太宗、宪宗朝，其礼乐多从本俗，其音乐杂用西夏及金旧乐，为蒙元礼乐的草创期，孔元措就是在此期间的重要人物。

曲阜在东平府管辖范围之内，这里在金元战争中较少遭受战火摧残，东平地区的文物破坏相对来讲要轻得多。元代登歌乐基本上是继承宋金旧制的。东平行台严实，虽为武人，但能折节自厉，兴学养士，吸引了大批文人儒士到此。“东平一时人才多于他郡，四方之士闻风而至”。[4](P3736)故“汴梁既下，太常乐师流寓东平，”又得“亡金太常登歌乐”等，使得东平的礼乐积累有增无减。“严实独得其故乐部人。国初，有旨征乐，东平太常徐公，遂典乐向日月山奏观，乞增宫县，登歌、文武二舞，令旧公教习，以备大祀，故令乐户子孙犹世籍河汴间。”一时间东平成为群英聚会之地，这些人协助严实整顿吏治，恢复生产，使东平成为旧金礼乐的聚集地，蒙元乐工的集训地。大批的汴京的礼乐人北走至东平很多，乐器、乐谱甚而乐杖汇聚于此，又加上严实还承继有宋崇宁间的大成乐。孔元措又奉命搜括亡金旧器等等。所有这些，都极大地推进了东平礼乐文化恢复和建设，使其保护了传统礼乐，保持了礼乐的稳定和繁荣。

2.广泛吸纳儒士，加强乐舞队伍建设

孔元措是金朝的衍圣公，兼太常卿，职责在管理朝廷祭天地等祭祀事宜。蒙古人对祭天极为重视，他因此建议朝廷，征集旧日太常乐官、礼官、乐工等在曲阜选圣庙实地从事肄习。一切设备用器等，均由朝廷颁发或出款制造。此为制礼作乐的筹备工作，供大汗(皇帝)祭天时使用。

孔元措曾于元太宗十年 戊戌年(1238)，随严实到漠北朝觐，他建议：“今礼乐散失，燕京南京等处，亡金太常故臣及礼册、乐器多有存者，乞降旨收录。”[5](P1691)于是降旨：“令各处管民官，如有亡金礼乐旧人，可并其家属，徙赴东平，令元措领之。”“于本路税课所给其食。”[6](P691)这些礼乐人员的口粮、用费，指定“由来路课税所支付。”元廷的礼乐之兴即始于此。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29《书黄提学赠孔世川序后》：“昔者国家初定中国，而孔子五十一世孙金奉常袭封衍圣公抱礼乐之器来归，文治由是兴焉。”[7](P485)《阙里文献考》对元措评价说：“元朝一代礼乐，公始创立。”太宗五年(1233)宋子贞又协助参与礼乐管理事宜。太宗十一年(1239)，元措奉旨至燕京，得金掌乐许政，掌礼王节及乐工翟刚等92人。十二年(1240)4月，始命制登歌乐，令乐工肄习于曲阜宣圣庙。为日后举行雅乐仪式作准备。

元宪宗二年(1252)五月十三日，他带领东平乐工97人到日月山演出时，忽必烈又于帐中见乐工李明昌、许政等50余人于宫。1260年，忽必烈在开平(后称大都)即为大汗，“春正月，命宣括廉希宪等，召太常礼乐人至燕京”，为夏季的祭祖仪式作准备。中统元年七月十一日，用新制雅乐，享祖于中书省。礼毕，赐所用预祭官员及礼乐人百四十九人钞有差。八月，命太常礼乐人复还东平。[8](P1692)

3.对亡金旧器、乐谱的搜集

元太宗十一年(1239)元措奉旨至燕京，搜集“金太常故臣及礼册乐器”，元廷委元措负责，以罗致散亡乐工为主，同时亦搜集礼乐器、图谱等。该年得燕京亡金掌乐许政、乐工等92人及散佚之礼器、乐器等。因孔元措荐，任庐龙赵府君摄大乐丞，乘传遍四方，搜访前代礼官乐师祭器图集，备预制作。收获相对可观，获明昌等所执钟、磐、笛、箫、篪、埙、巢笙器具。

《元史.礼乐志.制乐始末》记载，元太宗十年(1238)，窝阔台接受孔子五十一代孙建议，令“亡金知礼乐旧人，可并其家属徙赴东平”；乃马真后三年，(1244)，“大乐令苗兰诣东平，指授工人，造琴十张”；元宪宗二年(1252)，“命东平万户严忠济立局”。此后有礼乐活动调出，礼毕复还东平。元世祖至元十年(1273)，因东平地远，从近畿儒户中籍384人为乐工，用东平乐工412人。东平地区“惟留其户九十有二，余尽遣还，复入民籍”。后又因近畿乐户多逃亡，复征用东平乐工。这些事实可见东平乐户在当时的地位和状况，亦可见东平与元廷的关系。因东平距元廷距离较远，通过乐队乐工往漠北的祭祀活动增多，切了东平与元廷的关系。

4.元措对礼乐的收集和对乐队的训练，不仅保存了传统雅乐，而且也促进了雅俗音乐的交融

作为雅乐，元承唐、夏、金制，作为雅乐的世代相传，亦随着时代不同有所变化。清孔继汾认为用乐祭礼始于春秋，“章帝过鲁，不过因其旧存者而大合之，以仿《周礼》春天学合舞，秋颁学合声遗意……。宋元嘉间，从裴松之议，释奠用八佾之舞，旋以郊乐来具，权奏登歌，后世释奠孔子用乐实起于此，见祭孔之礼源远流长了。宋元嘉间，礼乐体制日臻完备，后世多继焉。元人吴澄《南安路儒学大成乐记》：“至唐开元，而服衮冕之服，正南面之位，祀以王礼，遂为定制。凡释奠者必大合乐……祀必用乐者，仿古也。唐宋、金之礼盖相袭而无甚异。”[9](P127)记载说明雅乐在不同时期是变化着的，何况是吸收了夏、金等少数民族的元素，其音乐的变化是自然的了。

元初的礼乐不仅继承了传统雅乐，同时还促进了雅俗音乐的交融，《元史》卷72《祭祀一》：“元之五礼，皆以国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诸古。”[10](P1779)所说五礼中的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皆以蒙古国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诸古，这个“古”即指汉地传统的礼。国俗则指蒙古旧俗。

《元史》卷六十七《礼乐志》：“元之有国，肇兴朔漠，朝会燕飨之礼，多从本俗。……仁宗皇庆初，命太常补博乐工而月制日备。大抵其于祭祀，率用雅乐，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也。”[11](P1664)说明了元代礼乐具有不同于以往各朝的文化特质，这种“雅俗兼用”的特质，随着蒙古入主中原，中原俗音乐自然也进入了俗乐中，因此，音乐的融合必然带来新的文体产生，雅俗兼用为元散曲、元杂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新的文体就在这样一个民族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应运产生了。东平是元杂剧繁盛中心之一，这里汇聚了文人名士和亡金之旧乐籍人员。据元好问记载，元太宗十三年(1241)元日，元好问及金末名士许多人宴集于将军阎珍东平寓所，阎珍因兴奋饮酒过多，第二天去世。元好问在《故帅阎侯墓表》一文中谈到那天晚上参加宴会的人员情况时说：“乐籍，又京国之旧，饮既洽，谈谑间作。”[12](P658)旧国音乐唤起他们痛苦的记忆，内心的陶醉和痛苦交织在一起，万般的滋味，只有相同经历的人才能知晓、才能诉说。

5.孔元措的礼乐建设对忽必烈政权的重要作用

孔元措的礼乐建设成为忽必烈政权的一个组成部分，音乐恰恰适应了人们表达对神的敬意的心理需要，音乐已不单单是满足个体的需要，它自身已形成了一种重要的文化功能，并且在聚会中展示着独特的价值。“合唱是一个群体，唱起来时，个人就消失在歌队中，回归到集体中，在集体的陶醉中，感受生命的快乐。”从这个角度上讲，音乐的作用超过了任何其他形式的教化，音乐净化着人们的灵魂，展示着它独特的价值。金元易代之际，拥有地方实力的东平府俨然是以宋、金文化继承者的身份出现的。它接纳儒士，配合中央加强礼乐建设的同时，还注意培养人才，复兴府学教育，并以此加强和巩固自身的礼乐中心位置。如重视重用大儒元好问等，聘康晔说《书》，李昶讲授《春秋》，李桢讲授《大学》，在地方上实施科举之法，培养大批人才，为元廷上层建筑培养提供了人才。胡祗遹于至元二十年(1360)曾云：“今内外要职之人才，半出于东平府学之生徒。”[13](P272)这些都说明了东平府礼乐建设具备坚实而丰富的文化积累，东平成为元廷建设的文化模式基地。东平地区的礼乐文化等建设的成功，坚定了忽必烈实行“汉化”的信心。因此，孔元措等人的文化活动已超出了文化活动本身的意义，并对元廷政权的巩固起着重要作用。

四、孔元措对战后曲阜修缮所做贡献

金元二代的战火，曲阜未能幸免，孔元措《祖庭广记》卷九《乡宦》：“贞祐甲戍春正月兵火及曲阜焚，我祖庙延及三桧幸收灰烬之余，携至阙下，分遗妻弟省知除开封李世能，乃命工刻先圣容暨从祀贤像。”*孔元措，《祖庭广记》卷9，《古逸书丛刊》影印本，第148页。大诗人元好问在他在1245年游历曲阜时作《曲阜纪行》十首，写战后曲阜的荒凉残破。战后来瞻仰孔庙，缅怀这位圣人，圣人的思想博大精深，尤其是多民族融合的过程中，使人肃然起敬，激励自己努力学习儒家思想，“慨然望阙里，日思膏吾车。”看到孔林的战后荒芜，“殿屋劫火余，瓦砾埋荒基，”[14](P139)诗中留下战后孔庙、孔林荒芜的最清楚资料。元好问的《曲阜纪行》、 孔元措的《祖庭广记》，不仅留下了孔氏谱系，留下三孔最详实的景物方位，对后人认识三孔、维修三孔，都是非常重要的资料。

孔元措在金元易代之际对礼乐文化的搜集，对乐工、乐器、乐谱的整理，对传统音乐和传统文化的继承，这一举措对礼乐文化建设做出贡献，雅乐的恢复和演练，对当地俗乐又是一个促进。东平是元杂剧元散曲的创作中心，戏曲在这样的情况下迅速传播，呈现出旺盛之势，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家和剧目，如高文秀为“水浒剧”作家，他有存目三十二个，有“汉卿“之名。李好古有杂剧三种，今存《张生煮海》一种。散曲家有杜仁杰、胡祗遹、商政叔、徐琰、张时起、顾仲清、赵良弼、李显卿、王恽等。东平是元代杂剧创作的中心之一，雅乐的收集训练对俗乐的勃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对雅俗文学的交融做出了贡献。

“此圣人所以作乐以宣其抑郁，乐工伶人之亦可爱也。音乐与政通，而做剧亦随时尚而变。近代教坊院本之外，再变而为杂剧。既谓之杂，上则朝廷君臣政治之得失，下则闾里市井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厚薄，以至医药、卜筮、释道、商贾之人情物理，殊方异域，风俗语言之不同，无一物不得其情、不穷其态。”[15](P246)胡祗遹这段论述既是对雅俗文学交融的理论概述，又清楚说明了音乐与政治的关系。《元史.礼乐志》记载太常乐工所奏曲有《新小令》，《沽美酒》、《太平令》等，均为存世元曲中常见的曲牌，这已经透露出在东平的宫廷礼乐和民间杂剧之间的信息。《辍耕录》：“有院本、杂剧、诸宫调，院本、杂剧其实一也。国朝院本、杂剧始厘而二之。”隐约说到了元杂剧的兴起与宫廷教坊音乐的渊源。

蒙灭金后，于1235年对原金统治的户口进行调查登记，史称“已未藉户”，并规定“益都、东平两路的历日银，一半用来修完曲阜王庙。”*孔元措《孔氏广庭记》卷5，第134页。这是以前没有过的。孔元措因此深受鼓舞，认为“儒教由此复兴了。”但因种种原因，曲阜孔家在忽必烈统治时期遭遇冷落，阙里祠宇，严实父子虽作过一些修理，但变化不大。窝阔台汗答应赐历日银供修孔庙之用，实际上是句空话，并未兑现。魏璠(1244年)“恭谒林庙”，发现“经乱已久，庙貌未复。追想盛明，不胜慨叹。”*《重修文宣王碑》碑阴题词，见《山左金石志》卷二十。

孔元措等人把曲阜宣圣庙当成了乐工训练场所，后来的元廷乐队，就是在这批“东平乐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东平府几乎成为元立国前后宫廷音乐特别是宫廷雅乐的唯一来源和重要基地，它在元廷礼乐建设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毫不夸张地说，假如没有东平府乐工的收集和集训，元宫廷的礼乐建设，特别是其雅乐恢复是不可想象的，这与孔元措1238年给元廷的建议，与他在长期任职太常卿有关，这一建议的实行，使宫廷音乐在宋金战乱中不致完全散佚，足见孔元措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的贡献是巨大的。

[1]脱脱.金史[M].卷105《孔璠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

[2][3]脱脱.金史[M].卷10《章宗纪二》.北京：中华书局，1962.

[4][5][6](明)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7]苏天爵.滋溪文稿[M].卷29《书黄提学赠孔世川序后》.北京：中华书局，1988.

[8][10][11]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

[9]吴澄.南安路儒学大成乐记[M].李修生《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12]元好问.故帅阎侯墓表[M].李修生《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

[13]胡祗遹.泗水县重建庙学记[M].李军等点校.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

[14]元好问.曲阜纪行十首[M].贺新辉辑注.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87.

[15]胡祗遹.赠宋氏序[M].李军等点校.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2.

(责任编辑：郑铁民)

10.3969/j.issn.1002-2236.2017.01.005

2016-11-15

李保珍，女，山东艺术学院音乐教育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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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2236(2017)01-002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