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壮

(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辽宁 沈阳 110818)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历史与影响

田 壮

(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学系，辽宁 沈阳 110818)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对于民歌艺术的探寻往上可追述至《诗经·国风》、汉代乐府民歌、隋唐元曲、竹枝词，直到明清俗曲。然而，20世纪上半叶，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的“民歌研究会”为发轫端，直至其变更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开辟了新中国有关民间音乐的研究。有鉴于此，在当代高等音乐教育中，不可忽视和回避的问题，正是有关这段历史的梳理与研究，笔者拟从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历史变迁、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及其历史评价与影响来试做具体论述，意在阐述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成立，其在推进中国近现代音乐发展过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及贡献。

民歌研究会；民间音乐研究会；历史；影响

引言

1939年3月，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为了推进民歌的发展，组织成立民歌研究会，该研究会便是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前身，并在1940年10月再次进行更名，即更名为中国民歌研究会。而时隔几个月之后即在1941年2月，则又改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该研究会的成员，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师生居多，且在主旨定位上非常明确，也就是负责收集民间音乐，并进行相应的研究。在1942年，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在这之后，解放区积极推进民间音乐的研究工作，且该项研究工作有所进展。1942年8月，该会第五次全体大会召开，并选举吕骥作为研究会的主席，而理事成员除了主席吕骥之外，还包括安波、马可及向隅等，从这个时期开始，该组织呈不断扩大。1946年有会员110多人，并在解放区相继建立了晋察冀分会、晋西北分会、陇东分会等。

本文旨在立足于史学这个角度，对建立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所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及研究，具体体现在推进中国近现代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影响上。笔者在研究生学习期间，曾研读两篇文章，其中一篇是《延安鲁艺时期的民间音乐研究》，该文章的作者是沈阳音乐学院的计晓华老师，还有另一篇文章则是《“鲁艺情结”与“鲁艺精神”——以计晓华研究鲁艺音乐文章为例》，这篇文章的作者为王学仲老师。受到这两篇文章的影响，开始注重收集与鲁艺时期有关的民间音乐。而在追根溯源之后，笔者发现“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在当时的影响较大，是鲁艺时期民间音乐发展的见证。之后，笔者继续研读这方面的资料，其中从上海音乐学院萧梅老师的一篇文章中受到极大启发，该文章是《从“民歌研究会”到“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延安民间音乐的采集、整理和研究》。本文将总结前人对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研究成果，再结合本人的认知，希望以此挖掘整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历史变迁、代表人物、代表作品以及历史评价与影响。

一、历史变迁

延安鲁艺于1938年成立，在这之后，鲁艺音乐系的师生们在次年开始筹划成立民歌研究会，并在1939年3月5日正式成立研究会。“民歌研究会”最初由延安鲁艺音乐系的19名师生组成，主要是在延安地区开展有计划、有组织和有步骤地对民间音乐进行采集、介绍和研究工作，把一批专业的音乐工作者组织在一起，对很多优秀的传统民歌及小调等进行改编整理，为根据地的抗战斗争提供服务。在此后的三年时间里，“民歌研究会”逐渐扩大队伍，逐渐将研究范围扩大到民族民间音乐的整体范畴，因此在经过两次更名后，最终被确定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

正因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在创立之时，有着系统而规范的管理制度以及工作方向，所以在创立仅仅一年的时间里就已成绩斐然。在1940年初，安波和张鲁到晋东南一带进行民歌收集，并带回200余首民歌。同年6月，吕骥前往山西及河北，也带回50多首民歌，马可跟随民众剧团，一起到陇东和三边进行演出，也承担着进行民歌收集的任务。直至1942年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已收集整理民歌达两千余首，编辑出版民间音乐研究资料丛刊十种。在1942年，安波及刘炽，还有关鹤童及张鲁等，在参加“鲁艺河防将士慰问团”演出时也收集了大量的民间音乐。据张鲁回忆，“他在与三五九旅宣传队民歌手进行交流的过程中，还有与当地的村民、在黄河边上谋生的艄公及参加老乡家的喜宴中，均能采录到非常丰富的民间音乐。”[1]正是因为有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会员们的不断努力，才使得社团的发展日益壮大且极具影响力，并且促进了中国民间音乐向理论化层面研究的不断发展。

1941年2月，安波、张鲁等人在参加“前方剧团”赴抗日前线演出归来后举行的研究会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了将该会更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并进一步提出了“加强民间音乐的采集与研究工作”的口号，研究会会员因此增加至几十人，根据地民族民间文艺的工作得以更加全面的展开。

1942年2月，研究会准备开展调研活动，也就是组建“民间音乐考察团”，并计划到边区各地进行民间音乐的收集及调研，后来由于经费困难而未能实现。研究会随即进行调整，该由音乐小组的形式开展文艺工作，该音乐小组的成员包括安波、关鹤童、张鲁及刘炽等。在其后的四个月里，音乐小组共采集整理民歌民间戏曲共400余首，其间一边参与组织慰问团为我八路军指战员进行演出，一边辅导部队的文艺活动。

在涉及历史的变迁方面，从吕骥于1941年撰写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可以略知一二，该文是为鲁艺民间音乐研究会所撰写的，先在1942年的《民间音乐研究》创刊号上发表，之后，又在1948年的《民间音乐论文集》中再次发表。在1962年5月，由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研究所编的书籍“《民族音乐》参考资料之二”的《中国现代音乐家论民族音乐》再次被收录其中，广东1981年《民族民间音乐研究》第四期、《音乐研究》1982年第二期上也有发表，不过，在80年代之后所发表的则都是修改稿。《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的发表是在历史节点上，是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从理论及实践上的变迁标志，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研究目的即是新音乐的参考。二是研究的原则从内容出发，了解民间音乐的形式和技术，并为音乐实践服务。三是对民间音乐的范围进行确定，认为包括这些民间音乐：其一，民间劳动音乐；其二，民间歌曲；其三，民间说唱音乐；其四，民间戏剧音乐；其五，民间风俗音乐；其六，民间舞蹈音乐；其七，民间宗教音乐；其八，民间器乐音乐。四是对本学科的研究课题进行界定，本文分为两个方面做以概括：第一，一般性理论问题。民间音乐与人民日常生活和情感息息相关，是生活最好的体现。从民间音乐中可以获得与人民相关的很多信息，如人民实际思想和情感，表达情感的方式等。这类问题包含的内容非常广泛，具体有民间宗教、风俗和音乐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联系；审美观点、语言等对民间音乐的影响；各个时期民间音乐的相互影响；宫廷贵族音乐以及外族音乐对民间音乐的影响；整个历史长河中民间音乐的分布特征，和民族迁徙之间的关系等等。第二，技术层面的问题。该类型问题包含的内容极其宽泛，有对民间音乐基本元素(曲调、音阶、音律)的研究探讨；各类型音乐的外在表现形式、技巧，尤其是与地方方言进行相互融合；乐队组成方式以及民众对其的认可程度，其与乐器共同配合下所体现的审美特点；研究音乐对应的曲体形式和节奏；民间音乐涉及的记谱方法(如假声、打击乐器对应的特殊音色演奏法以及装饰音记谱等)，以及各方法发展的历史和变革情况；乐器发展历程以及演奏技术、特点的研究。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的出现，意味着我国对民间音乐的研究将步入新的阶段，朝着更加系统、全面的方向发展。谈及历史变迁，不仅是关于时间的变迁，更是在时间的基础上研究其理论的变迁，《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即体现了这一方面的研究价值。

二、代表人物研究

1.吕骥

吕骥(1909—2002)，出身于湖南湘潭，是我国著名的作曲家、音乐理论家，在推动我国音乐发展道路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曾任延安鲁艺音乐系第一任系主任、学院教务主任、东北鲁艺院长、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中国音协一、二、三届主席、名誉主席等职，其代表作品有：《保卫马德里》、《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新编“九一八”小调》以及《陕北公学校歌》等，同时也是第一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的获奖者。一生拥有无数荣耀。

吕骥最初接触音乐是从1930年开始，就读于上海音乐专科学校，随后几年时间又陆续加入左翼戏剧家联盟和中国共产党。等到1937年他获得去延安学习的机会，并参与了鲁艺的筹建工作，在音乐系中身兼数职，成为其中核心人物之一。1939年创立民间音乐研究会，并于1945年赴东北承担管理鲁艺和音乐工作团的任务。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继续身兼数职，如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音协名誉主席、全国人大常委等。

自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创立以来，吕骥就一直为其做出诸多贡献，如积极搜集整理民间音乐遗产，所作研究涉及很多方面，有理论、表演、创作、历史等。在整理研究成果的同时，编著了《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和《民歌中的节拍形式》，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民间音乐的发展。另外，在此期间还创作了不少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如《秧歌腰鼓及花鼓》等。

2.安波

安波(1915—1965)，出身于山东牟平，是当代著名作曲家之一，带领中国革命文艺事业走向高潮。他最初接触音乐是在1938年，于鲁艺学习，毕业之后便留校继续从事民间音乐相关的各项工作。随后加入延安鲁艺音乐研究室，成为民间音乐研究会的理事之一。1949年春季，带领很多热爱音乐的学员奔赴沈阳等地，为当地的文化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以后，先后担任热河军区胜利剧社社长、文工团团长以及鲁迅艺术学院院长等职务，为我国艺术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积极奔赴艺术事业第一线，带动国内艺术事业快速发展，并且历任东北文工团团长、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缅甸联邦教育局指导专家、中国音乐家协会常务理事等职务，具有非常丰富的艺术管理经验。1964年，任中国音乐学院院长。实际上，上世纪30年代末期时，安波就已经开始自己的艺术创造道路，一生创作的歌曲超过三百首，并且发表140多首，属于我国为数不多的多产艺术家，其作品多为歌剧与秧歌剧等形式，将历史不同阶段、党与国家的使命、劳苦大众的声音、中国的命运、民族的希望以及时代的需求等清晰地描绘出来，引发人们的思考与感悟，非常具有代表性。

安波对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贡献非常大，在工作期间，他致力于搜集与民间音乐相关的各方面信息，并进行整理分析。在1938年，他一个人搜集近200多首民歌，并因此被人称为“小调大王”。最具典型代表的作品有《拥军花鼓》(又名《拥护八路军》)和秧歌剧《兄妹开荒》(王大化、安波、路由编剧)，在当时可谓影响甚广，其中前者凭借“打花鼓”的表现形式盛行于整个边区，随后在全国范围内都具有很大的影响。后者的创作背景为延安文艺整风，属于新型秧歌剧的典型代表。安波选用陕北民间音乐来表现解放区人民的劳动热情，对秧歌运动的开展有着非常重要且深远的意义。

抗日战争期间，他不断搜集各种具有代表性的民间音乐，同时赋予新词，代表作品有《夜摸营》、《怎么办》等。随后他又开始搜集各个地区(内蒙古、东北等)的民歌，并进行整理研究，最终写出《越南民歌选》、《秦腔音乐》等多部作品，均受到广泛欢迎和认可。同时他的《谈蒙古民歌》等多篇文章，成为推动中国民间音乐发展的重要奠基之作。

3.马可

马可(1918—1976)出身于江苏徐州，是著名作曲家之一。抗日战争激发了马可的爱国救亡之心，他率领学校“怒吼歌咏团”积极参与到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活动中。1937年9月，冼星海随“上海救亡演剧二队”抵达开封，与马可结识之后，成为影响其革命音乐事业的重要人物。同年12月，马可参加了“河南抗敌后援会巡回演剧第三队”，赴南阳等地作抗日宣传工作。随后，马可又抵达武汉，担任起“军委会政治部抗敌演剧第十队”音乐组长这一职务。在武汉，马可再次与冼星海相遇，开始向冼星海学习作曲。之后不久，他主要在河南、山西等地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从1936年开始动笔进行音乐创作起到1939年在山西活动期间，共创作了一百多首歌曲。1940年初，马可由山西转至延安，随即入延安鲁艺音乐系音乐工作团工作，同时继续向冼星海学习作曲。1940年7月份，与作曲家庄映一起被委派到当代著名诗人柯仲平创立的“边区民众剧团”，主要从事音乐教学工作，在此期间积极向当地老艺人学习音乐知识，掌握了当地的民间音乐。1941年，返回延安地区，继续自己的音乐创作，并且开始着手研究民间音乐。

1945年秋天，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马可与鲁艺的全体师生奔赴东北地区。1946年8月，马可等人到达哈尔滨。随后，担任东北鲁艺文工团创作组长一职，活跃在佳木斯周边各个地区，并且创作出远近闻名的《咱们工人有力量》，成为当代的楷模。1948年冬季，沈阳宣布解放，马可与鲁艺师生齐聚沈阳，投身于东北鲁迅艺术学院的筹建中，担任文工团副团长，并且从事音乐教学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先后担任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室主任、音乐学院院长兼歌舞剧院院长以及《人民音乐》主编。

在鲁艺工作期间，马可、安波、张鲁、关鹤童等人，积极从事民间音乐的研究，将不同的民族风格融入到音乐创作中。1942年实施的“文艺整风”运动以及1943年实施的“新秧歌运动”，鼓励鲁艺全体师生投入到基层生活，了解广大劳苦群众的疾苦，用音乐来鼓励人们积极面对生活，推动音乐事业的发展。这些面向抗战现实的艺术实践，极大地启发了马可的创作热情和艺术灵感。在研究民间音乐艺术过程中，马可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比如《你妈妈打你》与《陕北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歌咏》等，并且为《秧歌曲选》、《审录》等理论研究著作做出突出的贡献。其创作的音乐类型很多，比如秧歌剧《夫妻识字》、歌曲《南泥湾》以及新歌剧《白毛女》等。

三、代表作品研究

关于代表作品研究，在民歌研究会创立的初期，就将主要的研究方向设定为：开展在延安地区范围内的民歌采集活动；出版发行陕北民歌集；进行研究小组的筹建工作，并结合实际制定详细的研究提纲；邀请吕骥及向隅等人作报告。在确立了研究方向后，研究会的会员以此展开了自己的工作，并经过会员们的不断努力，在研究会成立八年的时间里研究成果如下，编印会刊一种：《民间音乐研究》，1942年11月出版。关于民间音乐的研究资料丛刊(油印本)，共有十种：由李焕之在1943年5月编写的《秧歌集》、由李焕之及李元庆等人在1945年2月编写的《陕甘宁边区民歌第一集》、由马可、瞿维在1945年2月编写的《审录》、由李焕之等在1945年4月编写的《器乐曲选》、由李焕之、徐徐等在1945年6月编写的《秧歌锣鼓点》、由李焕之、刘炽在1945年6月编写的《郡鄂道情集》、由孟波在l945年11月编写的《河北民歌集》、由马可在1946年3月编写的《陕甘宁边区民歌第二集》。两本铅印出版物：由李焕之、刘炽、马可、张鲁等在1944年10月编写的《秧歌曲选》、由李焕之、刘炽等在1945年9月编写的《眉体鄂道情第二集》。已经完成编写，却还没有复印的成果，一是由张鲁负责进行编著的《山西民歌》；二是由孟波负责编著的《浙江民歌》；三是由刘恒之负责进行编著的《绥远民歌》；四是由徐徐负责整理的《山东及东北民歌》及《河南民歌》；五是由安波负责进行编著的《秦腔音乐》。各解放区分会的成果有晋察冀分会：山西及河北民歌集，共有两种，而在察哈尔的民歌集则有一种。晋西北分会：《山西梆子音乐研究》(常苏民编著)、《眉卜鄂曲集》(朋明等人编著)、《郡鄂研究》(朋明等人编著)。战斗剧社：《山歌集》。除此之外，关于民歌的研究成果，还有《民歌中的节拍形式》(吕骥编著)、《陕北民歌的曲式》(天风著)、《绥远民歌研究》(上、下)(天风著)、《你妈妈打你》(马可著)、《陕北土地革命时期的农民歌咏》(马可著)、《关于四川的民谣与民乐》(夏白)等。吕骥对秧歌或歌舞套曲方面也进行了相应的研究，并完成《秧歌腰鼓及花鼓》及《审录·后记》的撰写工作。而针对戏曲及说唱方面的研究，则有这些研究成果：由李焕之所著的《眉肠鄂道情集·前言》、由朋明所著的《眉阵鄂研究》、由常苏民所著的《山西梆子音乐研究》、由安波所著的《关于陕北说书音乐》及《秦腔音乐概述》，还有关立人的《“坠子”的基本组织与基本曲调》等。研究会的会员还从抗日前方根据地收集、整理了200余首民间歌曲，并对这些民间歌曲进行了新的改编，继而创作出了《边区十唱》(张寒晖)、《有吃有穿》(张鲁)、《怎么办》和《拥军花鼓》(安波)、《变工队生产》(马可)、《生产忙》(刘炽、谢冰)和《妇女自由歌》(阮章竞)等歌曲作品，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研究会众多优秀专著及作品中，安波的《秦腔音乐》在民间音乐研究领域相对具有代表性及较高研究价值，并对当今民族民间音乐在研究方法上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本文将以《秦腔音乐》为代表的典型作品进行具体的分析。

《秦腔音乐》是安波于1945年经过大量的前期工作之后，并在此基础上完成编写的，并在1950年12月由上海海燕书店负责出版，该著作也是我国第一部对地方戏曲音乐进行研究的专著。《秦腔音乐》全书共有十三章，不包括“前言”部分、“主要唱例一览”部分、“各种腔一览”部分以及“后记”部分，其中在第一章设置为概述；第二章主要内容是对“铜器”的阐述；第三章主要对“曲牌”进行介绍；第四章对“慢板”进行介绍；第五章对“二六”进行介绍；第六章对“带板”进行介绍；第七章对“二倒板”进行介绍；第八章对“尖板”进行阐述；第九章对“滚白”进行介绍；第十章对“板歌”进行阐述；第十一章的主要内容是“腔”；第十二章的内容为“生旦净丑的比较”；第十三章“总唱例”。本书作者所进行的研究，旨在对秦腔音乐的腔、器、曲、声、板、白等六大因素及其特征、规律等进行详述。

关于《秦腔音乐》这本著作所具有的价值，乔建中教授在其研究成果，即在《中国地方戏音乐现代整理的第一部力作——简论安波和他的〈秦腔音乐〉》一文中就从两点进行相应论述，认为其中的第一点是，安波论述了秦腔音乐所具有的两大类色彩及不同的声腔调式，也就是对“花音”及“哭音”主音相同(sol)，骨干音(mi、la、fa、si)的现象，用“sol—mi—la调式”(花音)和“sol—fa—si调式”(哭音)命名。该命名简约明晰，且还能强调声腔的本质及特色，没有局限于西方乐理的惯例，还具有地方特色，是民间智慧的具体体现。第二点则是，安波对秦腔戏曲形式的描述中，对说白到拖腔进行描述，一层一层对各种形式进行分析。这些研究，对我们深入学习及了解传统戏曲音乐，具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秦腔音乐》并没有仅仅局限于系统的概论层面上，且还注重与实践相结合，安波对秦腔演唱中所具有“本音”及“二音”使用、对练声中“正音”、“浮音”及“干路音”等的唱法及其功能、对换音年龄、保护嗓子、咬字功夫、垫字和衬字、衬字的规律等进行了描写。对于秦腔中的原生性词汇以及概念的使用，作者非常注重这方面。作者在铜器的记谱中指出：我们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就旧乐人而言，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沿用的是“念音法”，如对于锣声则念“亢”，对于拔声则念“查”，不同的乐器，则均同念一谱，而从念法中就可以对轻重强弱进行分辨，可以说非常的方便。不过，如果使用汉字记，则非常不方便，基于此，选择用新文字字母来记，同时还兼用几个专门的符号。

从上述叙述可以看出安波在研究音乐工作中始终保持科学严谨的态度。这也反映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会员在实地考察时要具备的三点准则，第一点是要虚心拜师。学习和了解与秦腔音乐相关的各方面信息，通过不断丰富自己的学识让自己成为内行；第二点选择科学合理的记谱方式。他为了可以保证学习的高效性，一般选择学习完一段就记录一次，并且在确定最终曲谱的时候会先让当地比较权威的艺人展开对比演唱。另外，确定的曲谱还要让老艺人评价，通过之后才会决定是否定稿。第三点是重视集体合作，安波在《秦腔音乐》前言中有这样的描述，这部著作之所以可以完成是因为倾注了不少人的心血，参与每个环节的人员都很多，其中王晓明、李玉群、张云等人更是积极参与，朱宝甲作为一名有三十多年秦腔工作经验的老艺人，为这部作品的编著提供了很多有用信息，而且他在所有环节中都始终保持认真、严谨的态度，对每一段唱谱都进行了认真分析，所以说该作品属于集体的成果，是大家合力完成的。

乔建中教授就《秦腔音乐》给出的评价是经过专业音乐工作人员共同努力搜集整理地方音乐而编著的作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萧梅教授对其的评价是全面、系统地搜集一切可能的资料，并通过整合资料构建出整体框架，最终建立在框架的基础上再对原始资料进行筛选，挑选出更贴近本文框架的资料，并采用描述性研究方法完成编著，本书在民族音乐学研究方法的规范上，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四、历史影响与评价

关于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历史影响与评价，可从以下四点进行分类，第一是研究会挖掘、整理、记录、出版的相关民间音乐著作以及改编创作的民间音乐作品；第二是研究会为创作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而提供的相关素材；第三是研究会培养了民间音乐人才；第四是研究会为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绘制了宏伟蓝图。

乔建中编著的《汉族传统音乐研究四十年》中对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做了系统的评价，大致为：一批扎根延安的音乐工作者共同搜集民间音乐，并整理编著，属于非常有创新意义的组织。不同于以往仅关注歌词或者小调的行为，组织中的成员将自己置身于黄土高原的每一个角落，深入接触农民，记录农民口口相传的每一首动听的歌曲。这一活动可以被认为是整个民间音乐发展史中非常独特的活动，大规模记录了词曲。其最初是为战争服务，但真正产生的效果却影响深远，将很多有价值的民歌都保存下来，成为新中国成立之后民歌搜集和整理的指向标。

在战乱纷飞的艰苦环境下，研究会的成员依然保持严谨的工作态度，随时随地采录，当时几乎每个人身上都配有一个小本子，所到之处必记录。他们深入到群众中去收集和整理民歌，其中比较典型的《秋收》、《黑狸猫》等作品，就是由所搜集的《黄河九十九道湾》改编而来的。直到1942年8月，研究会总计共搜集民歌1000多首，并从搜集过程中总结出各种实际操作性高的经验和方法，具体有通过和人民群众共同生活、共同唱歌来深入体验劳动人民的情感；为群众表演的方式；以谦虚的姿态积极向老艺人学习知识；拉家常的方式；参与民俗活动的方式；根据对象特征选择合适的采访方式，确保能得到被采访者的认同等。张鲁曾在其回忆录中写到，他们曾在人民群众中开展过一次非常有意义的“炕头联欢会”，比如，他们通过“诱唱”引出“宝藏”；积极参与人民群众的娱乐活动，从中体验记谱的乐趣；最后还有联系群众的反省等，[2]从中都可看出当年文艺工作者是如何走进人民生活，如何成功记录民歌的。

经过长时间搜集记谱，研究会对实际过程进行了总结，得出记谱的具体步骤，即第一步，具有足够的耐心，能够不断重复演唱；第二步，歌唱者先唱第一、二遍，掌握曲子自身特点和音调；第三步，将一首完整的曲子分割成每一句，确保唱一句记一句，而非笼统地一次性唱完；第四步，全部记录完之后，再完整唱一遍以便校正其中错误的地方，确保调子和过门等准确无误；第五步，若还有时间，那么记录者可以试着学习这首歌的唱法，掌握每一句背后的表情和情感；第六步，记歌词，如果可以尽可能全部记下。在记录曲调的同时，也总结归纳出六点在记谱中的困难以及解决方法：第一，民间歌曲最注重的就是口传心授，根本无法确保演唱者会按照谱来歌唱，当然也存在每唱一遍都不会完全相同的现象，这就要求记录者在记录的时候要将常见的几种唱法都记录下来，随后进行分析，不可单凭借自己的主观意念就取舍。其中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在选择歌唱者的时候尽可能选有威望或者专业的音乐者，如有不同唱法应以他们为主。第二，民歌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音程跳进或者比较复杂的节奏，面对这一问题必须认真辨别，以求最真。如果遇到非常难的唱法，可以对其进行注解，为后续改进提供方便；第三，如果在记谱过程中遇到中断的情况，可以暂时停下来休息，但必须保证准确记录音高；第四，如果演唱者比较害羞，不太愿意大声歌唱，不必勉强，可以标注其唱法和表情；第五，若选择用乐器，则根据乐器来记谱；第六，如果遇到方言演唱，要明确其含义，做正确注解。

关于挖掘、整理、记录、出版改编创作的民间音乐作品这方面的成果，在上文“代表作品研究”中已进行了详细的叙述。通过这些作品可以看出其贡献及影响，对当今的民族民间音乐研究依然价值如初。

1996年，沈洽在文章中评价该会旨在搜集和整理民间各种有特色的音乐，并将其与抗日救亡活动充分融合在一起，用以斗志，为抗日提供一份力量，同时将这一时间段中发生的事情称之为20世纪民族音乐学科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民间音乐研究时期”。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成立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这一阶段的作品普遍集中在抗日题材上，并且成为激发民众热情最强有力的武器，正如冼星海所指出的：“我们必须真正融入到劳苦大众中，体验他们的生活，并用音乐来教育民众，充分发挥其所具有的教育性和现实性。”[3]在抗日救亡的大背景下，音乐研究会成员创作了大批爱国作品，其中比较典型的有《黄河大合唱》、《十二把镰刀》、《兄妹开荒》等，从这些作品不仅可以感受到边区人民抗战的积极性，而且还大大鼓舞了战士们的抗日激情。

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民间艺术发展要与党的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指出：“所有的艺术都是为广大人民群众创作的，并首先是为工农兵而创作的”，“我们的专门家，应该注意民间的歌唱”，延安是革命的圣地，将“新音乐”与“旧音乐”有效衔接起来，以促使音乐逐渐创新与转型，因此在这样的形式和背景下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知识分子从基层文化中探索全新价值，当然这也是为什么民间音乐是研究会的核心。民间音乐其实代表的是延安的理想，不仅要摆脱“洋八股”的影响，同时还要有效剔除传统封建文化，真正创造出属于中国的民间音乐；第二，从政治层面来看，具有非常明显的动员作用，既可以唤醒民众的意识，同时也能提高其积极性。换句话说，就是从民间汲取营养，创造出全新的音乐，然后反过来作为唤醒民众意识的有力武器。我们对民间音乐要尽可能做到掌握和进一步发展；第三，之所以会采取各种新型运动，如民歌、改造说书等，目的就在于可以使音乐资料收集者在深入民间的同时，可以有针对性的提高自己的觉悟，进行思想全新改造。在改造旧文化的同时，也改造自己。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在最初创建的时候，就已经明确了发展方向，即积极探索中国民间音乐，这一决定是非常有远见的。综上所述，即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关于为创作具有时代意义的作品，提供相应素材的佐证。

民歌研究会最初成立时成员只有19人，后来逐渐增加到超过百人，细化了具体工作，如采集、研究和出版等，而且只要每次召开大会，都会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目标。1941年，研究会更名为“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并决定将延安作为核心区域，以圆弧状向四周拓展，即所谓的“由陕北做起，及于华北，遍及全中国”。[4]1942年边区文化工作委员会和政府接受了研究会的登记，正式成为隶属政府领导的组织，并接受其指导。该组织从成立至今，一直将采集和研究作为工作重心，目的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更大规模的记谱工作。张鲁编写的《怎样采集民歌》中就详细记载了作为一名记谱者所需要具备的必要条件，具体有以下几点：一是要有信心与兴趣。二是要求会员的工作态度是“眼睛向下”，“放下臭架子，甘当小学生”。三是对技术的要求：要懂得普通音乐知识；辨别音高和写谱；对节奏的理解；对方言的了解；对于新文字的这些拼音法要有所了解，能把方言的音调记录下来。最后补充到，如果在均没有这些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凭借一股浓浓的热情学会调子，之后，再找能写谱的同志对该调子进行记录。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在成立之后，取得可喜成绩，这与其在发展的过程中，非常注重人才的培养及加强队伍的建设有着直接关系。这些优秀音乐家如吕骥、冼星海、安波、马可、焕之、向隅、张鲁、刘炽等，均是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成员，他们又桃李满天下，直至今日他们依然为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与建设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所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对民族民间音乐方面的研究上。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展“实地考察”工作，之后，又建立中国民族音乐学学科，在这一过程中，均发挥着群体的力量作用。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成功与音乐实践、理论研究这两方面的建设密不可分，下面就其进行分析与解读。

关于音乐实践方面，所有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会员，他们秉着对民间音乐的这种热爱，深入到穷乡僻壤之中，收集各种民间音乐，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民间音乐的收集积累了宝贵的财富。研究会通过音乐实践，做出了先行的表率作用。

关于理论方面的研究，众所周知，中西音乐存在明显的差异，而在这两种音乐形态的体用上，延安及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则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的问题是“对中国民间音乐进行研究，是否可以与西洋音乐的技巧进行分开，如果对西洋音乐不了解，那么，则无法对中国音乐的调式及曲体形式等进行研究。”；另一方面的问题是在对中国民间音乐进行衡量时，不能用西洋音乐的成文法进行衡量。这两方面的问题均是来自于吕骥对研究会关于民间音乐研究的要求，以此可以说明研究会通过总结经验，以理论研究再结合实践的方式，将中国民间音乐大发展的脉络梳理清楚，可谓意义深远。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会员们在对民间音乐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并没有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而是通过实践研究，以采录方式、学习方式、表演方式、整理方式等综合性实地的考察方式进行实践研究，而这种研究方法，对之后的几代学者均产生重大影响。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无论是在音乐实践还是理论方面，都为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并绘制了宏伟的蓝图。

结论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辉煌即是鲁艺的辉煌，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发展是离不开鲁艺的发展的，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发展，同时也带动了鲁艺的发展，而鲁艺的发展，也推动了研究会的壮大发展。研究会对鲁艺音乐院校的教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相关研究所进行的统计得知，从成立开始，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在延安的这六年时间，共采集及整理的民间音乐有三千多首；编印的曲集则共有七种，如《秧歌集》及《陕甘宁边区民歌》，此外还有《眉户道情》及《秧歌锣鼓点》等；所创办的音乐期刊，共有五种，其中包括《民族音乐》及《歌曲月刊》，此外还有《民间音乐研究》等；所发表的论文，共四十余篇，如《民歌与中国新兴音乐》(洗星海)、《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吕骥)以及《歌曲中国化的实践》(李焕之)等；撰写专著一部是安波的《秦腔音乐》，在当时那样艰苦的条件下，研究会的会员们能有如此大的收获，确实让人敬佩。

在所有的这些成果中，不得不再次提到吕骥的研究成果，即由其撰写的《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1941 年)。吕骥所获得的巨大成就，获得同行学者的极大认可，如当代著名音乐学家高厚永先生，就曾这样评价：吕骥同志在民族音乐方面的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就具有极深的学术造诣。1945年，在《民间音乐论文集》之中，吕骥就指出，中国音乐具有八项音乐体系，另外，他还提出具体的六项研究民间音乐的方法，由此可见，对民族音乐方面的认识程度。[5]

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的创立，其在推进中国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促进中国民族民间音乐学科的发展，尤其为今后的发展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对当今民族民间音乐的发展研究，带来了裨益不休的启发。

[1][3][4]萧梅.从“民歌研究会”到“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延安民间音乐的采集、整理和研究[J].音乐研究，2004，(3).

[2]张鲁.峥嵘岁月的歌——忆“鲁艺”河防将士访问团[J].音乐研究，2001，(2).

[5]高厚永.中国民族音乐学的形成与发展[J].音乐研究，1980，(4).

(责任编辑：郑铁民)

10.3969/j.issn.1002-2236.2017.01.004

2016-12-06

田壮，男，沈阳音乐学院音乐学系2014级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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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2-2236(2017)01-0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