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戈

1916年10月20日午夜，王闿运病逝于家乡湖南湘潭，享年84岁。11天后，黄兴病逝于上海。再过8天，蔡锷病逝于日本福冈。加上上半年去世的盛宣怀和袁世凯，这一年大星陨落、黄钟敛声，实在令人伤感。

逝者都是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然而时值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他们死亡的意义势必被弱化，既不能终结一个旧时代，更无法开启一个新时代。拿袁世凯来说，他和洪宪王朝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帝制的终结。进一步讲，帝制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共和的胜利，如陈独秀所言，一些人反对袁世凯，未必反对帝制、赞同共和，他们只是反对由袁世凯来当皇帝。

这些逝者当中，王闿运的名字，也许今人最为陌生。不消说袁世凯、黄兴、蔡锷，就连盛宣怀的知名度，都要压他一头：作为晚清最风光的官商，盛宣怀与其对手胡雪岩，依然被今日商界奉为偶像，被成功学视作楷模。不过，倘若不论身后名，单讲生前事，只怕无人能及王闿运圆满。黄兴、蔡锷壮志未酬，英年早逝；袁世凯忧惧而死，身败名裂；盛宣怀大起大落，晚景凄凉……谁也不像王闿运这般，虽处乱世，却一生洒脱，逍遥自在，正应了东坡词：“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而且其著述、教学，皆有所成，门尽公卿，经传楚蜀，布衣名闻四海，著书风靡五洲。惟一称得上遗憾的是，帝王学不得其道而行。

王闿运的人生何以如此潇洒顺遂呢，我以为最重要的原因，即在疾如迅雷的转型时代面前，他始终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他生于道光十二年（1833），死于民国五年 （1916），适逢中国转型的初潮，他的同时代人，不是被潮流裹挟而化作炮灰，就是被潮流抛弃而沦为古董，唯有他，纵使介入时代，却未沦陷其中，眼见形势不妙，迅速抽身而出，中年以后，则以旁观者的姿态，冷眼风云变幻。不过他的旁观，并非远远疏离于时代，他依旧处于时代的中心，以独有的方式，引领时代的走向。诚然，他开出的药方略显保守，甚至迂阔，可是，他恰恰以其保守，显出整个中国被激进的浪潮席卷而去。

余华小说 《活着》 结尾，福贵老人唱道：少年去游荡，中年想掘藏，老年做和尚。据说这三句话，写尽了许多人的一生。

王闿运的一生，与此略有不同，不过我们不妨借用其句式：少年入世，中年出世，老年玩世。

少年入世之王闿运与曾国藩

少年与青年王闿运，怀经世济民之心，有澄清天下之志，身负圣人之学，一向以霸才自命。只是我读王闿运，始终有一疑问：他的帝王学师承何处呢？

查其少时，先从刘焕藻就读于浣月山房，后从陈本钦、熊少牧就读于城南书院，这些先生不是学者，就是诗人，皆对王闿运青眼有加，如熊少牧说：“吾生平未见此才，不独吾当让出一头地，即古来作者恐亦当退避三舍矣！”然而从他们身上，着实难觅帝王学的蛛丝马迹。也许只能这么理解：帝王学崇尚秘传，有人秘传给王闿运，王闿运再秘传给杨度。

不只传授，帝王学的践行，同样见不得光。熟悉王闿运的朋友，都该听说他劝曾国藩造反的故事，不过，在这二位当事人的文字当中，能否找到一丝明证？仔细想来，谋反之事，岂能形诸文字，以作呈堂证供？历史留下的只是传说，而且是王闿运门生弟子的一面之词，只能姑妄听之。

沃丘仲子 《近代名人小传》 云：“先生少负奇志，尝说胡林翼以湘鄂自立，徐平发捻，逐清建夏，林翼谢不敏。又说国藩曰：‘南洋诸埠，土皆我辟，而英荷据之，且假道窥我。今士犹知兵，敌方初强，曷略南洋以蔽闽粤。国藩亦谢不敏。”

杨钧 《草堂之灵》 云：“湘绮云，尝与曾文正论事，其时曾坐案前，耳听王言，手执笔写。曾因事出室，湘绮起视所写为何，则满案皆‘谬字。曾复入，湘绮论事如故，然已知曾不能用，无复入世心矣。”

相比劝曾国藩造反，有一则史料，可信度更高。据王闿运之子王代功 《湘绮府君年谱》 所记：“是岁七月，文宗显皇帝晏驾热河，郑怡诸王以宗姻受顾命，立皇太子，改元祺祥，请太后同省章奏。府君与曾书，言宜亲贤并用，以辅幼主，恭亲王宜当国，曾宜自请入觐，申明祖制，庶母后不得临朝，则朝委裘而天下治。曾素谨慎，自以功名大盛，恐蹈权臣干政之嫌，得书不报。厥后朝局纷更，遂致变乱，府君每太息痛恨于其言之不用也。”

咸丰帝病逝之时，王闿运正在家乡为母亲守丧，曾国藩则率军与太平军激战安庆。是年9月5日，安庆被湘军攻克，自此太平军转入劣势。联系时局，可知曾国藩不理王闿运的提议，不仅是谨慎的问题，而是攻坚战进行到关键时刻，自顾不暇，岂容分心。当然，反观曾国藩平生行事，哪怕不在打安庆，他也不会北上冒险。

王闿运为曾国藩献策，还有一节故事。同治三年 （1864），湘军攻陷南京，太平天国覆亡。王闿运去南京拜访曾国藩。王森然 《近代二十家评传》 云：“王闿运会走谒文正于金陵节署，公未报，但遣使召饮。先生笑曰：‘相国以我为餔缀来乎？径携装乘小舟去，追谢不及。”餔缀即餔啜，吃喝之意。王闿运既不为吃喝而来，结合当时南京的政治气氛，可知有所图，不幸终究落空。

这三则故事，哪怕第一则系捕风捉影，后二则大体不诬。在此，王闿运的急切与曾国藩的审慎，恰成鲜明对照。话说回来，这二人，怎么看都不像同路人。王闿运恃才放旷，倜傥不群，恭亲王称他“是处士之徒为大言者”；曾国藩的性格，则似诸葛亮，“诸葛一生唯谨慎”，如其用兵，“但知结硬寨，打呆仗，从未用一奇谋、施一方略制敌于意计之外”。王闿运所献的种种奇谋秘计，不是割据东南，就是带兵进京，无外乎教曾国藩行险，以曾国藩沉稳、谦抑的性情，如何能够接受？

屡次游说而不成，王闿运对曾国藩渐生怨念。后来他撰 《湘军志》，爱憎毁誉过于分明，大加诋斥曾国藩和湘军，以至“楚人读之惨伤”，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怒不可遏，“几欲得此老而甘心”，意思是，曾老九竟对王闿运动了杀心。这番风波，以王闿运自承“此书信奇作，实亦多所伤，有取祸之道”，“送刻版与郭丈筠仙 （郭嵩焘），属其销毁，以息众论”而告终。可惜还是授人以柄，如冯煦在信中痛骂王闿运：“文正当日，凡湘中才俊，无不延揽，而对于此老 （王闿运），则淡泊遇之如此，益服文正之知人，然不料此老之末路顽钝无耻至是也。”

不过，有人却盛赞王闿运及 《湘军志》，讥讽曾国藩。刘成禺 《世载堂杂忆续篇》 云：“王闿运著 《湘军志》，最为曾国藩所恶，其重要处，指曾攘鲍超之功为国荃之功，私于其弟，而真实有功将领，反遭埋没。故曾家延东湖王定安作 《湘军记》 以驳之。私者，不公，不公者，不实诚。勒方錡曾曰：‘涤生最惧人评其不诚，如攻击其学问、文章、功业、措置，皆可坦然自引为咎，谓其不诚，则怀怨不忘，唯王壬秋深知其病。国藩一生作伪，被王壬秋揭穿，隐恨难言，壬秋亦因此而坐废矣。”

这里有一笔误。《湘军志》作于光绪三年（1877） 二月，定稿于光绪七年 （1881） 闰七月，曾国藩则于1872年去世，绝无可能读到此书。憎恶王闿运的乃是曾国荃。然而，尽管王闿运名列曾国藩幕府，曾国藩不喜欢他，则属事实，其日记所云“文人好为大言，毫无实用者，戒其勿近”，虽未点名，大抵可施与王闿运。至于刘成禺称“壬秋亦因此而坐废矣”，未免小觑了曾国藩的胸襟。

曾国藩去世之后，王闿运挽联云：

平生以霍子孟、张叔大自期，异代不同功，戡定仅传方面略。

经术在纪河间、阮仪徵而上，致身何太早，龙蛇遗憾礼堂书。

这副挽联怎么解读，素来有些争议。我同意陶菊隐的说法，此联皮里阳秋，明褒暗贬， “上联讥其无相业，下联讥其无著述”，暗讽曾国藩立功不成，立言不成，足见王闿运怨念之深。据说，曾国藩长子曾纪泽读罢大怒，斥为妄人之举，一撕了之。

少年入世之王闿运与肃顺

王闿运的坐废，无关曾国藩，而与肃顺关系甚大。

王闿运与肃顺的故事，《清史稿》之 《王闿运传》 有载：“学成出游。初馆山东巡抚崇恩。入都，就尚书肃顺聘。肃顺奉之若师保，军事多谘而后行。左宗棠之狱，闿运实解之。”《湘绮府君年谱》 亦云：“肃公才识开朗，文宗信任之，声势烜赫，震于一时，思欲延揽英雄，以收物望，一见府君，激赏之。八旗习俗，喜约异姓为兄弟，又欲为府君入赀为郎，府君固未许也。”

王闿运与肃顺结识于咸丰九年 （1859），其时肃顺任户部尚书，大权在握。他的才识，在同时代的满人当中，的确一流，《清史稿》 对他不无微词，却也承认“其赞画军事，所见实出在廷诸臣上”。其人行事，以铁腕著称，处理戊午科场案、户部宝钞案，虽有根治痼疾须下猛药的必要，然而手段未免过于严酷，株连太广，杀孽太重，十足酷吏本色。大体而言，他是权臣，而非能臣，最终败于慈禧之手，恰恰证明了权臣与能臣的差距。

肃顺延揽英雄，以收物望。当时有个说法叫“肃党”，包括三种人，首先是留京公车，其次是京曹官，再次是外吏。所谓公车，即入京应试的举人，肃党当中，正以王闿运和高心夔为代表。后人记述，常有“引王、高为策士，踪迹甚密”、“日夕参与肃邸密谋者也”之语。

肃顺对王闿运的倚重，也许没有达到“奉之若师保，军事多谘而后行”的地步，不过他对王闿运的激赏，与王闿运对他的感恩，在有限而含糊的文字当中——肃顺伏法之后，与其相关的文字，销毁殆尽，甚至其名字都成禁忌——依稀可见。最传奇的一则，如钱基博 《近百年湖南学风》 所记：“一日，为草封事，文宗叹赏，问属草者谁，肃顺对曰：‘湖南举人王闿运。问：‘何不令仕？曰：‘此人非衣貂不肯仕。曰：‘可以赏貂。故事，翰林得衣貂，而闿运嫌以幸门进，不出也。”

王闿运与肃顺的密切关系，引起了其同乡前辈严正基的担忧。严氏曾官居通政使，沉浮宦海数十载，也许预见了权臣肃顺的惨淡下场，于是给王闿运写信，“手书诲以立身之道，且举柳柳州急于求进，卒因王叔文得罪，困顿以死，言之深切”。王闿运收信之后，大为感动，借故去往济南。不过未过多久，他即重返北京，回到肃顺身边。随后，便到了王闿运的帝王学大放光彩的一刻：他向肃顺建议，请其上奏皇帝，授曾国藩以东南军政大权。

咸丰十年 （1860）6月，清廷下旨，曾国藩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7月，实授两江总督并任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这使王闿运意识到，自己的运作竟有如此力量，足以影响千里之外的战局。随之他向肃顺请缨，奔赴前线，建功立业。只是当时谁也不曾想到，这是诀别。

一年后，辛酉政变，肃顺被斩于菜市口。尽管慈禧表示对肃党宽大处理，绝不深究，并把从肃府查抄的书信和账簿一把火烧掉，以安人心，然而作为肃顺的心腹，王闿运等人却不能心安：“肃顺既败，乃踉跄归，伏匿久不出。”“肃顺败，被目为余党，不敢会试，乃以著述自遣。”

肃顺案是晚清的铁案。慈禧一生，最恨两个人，一是肃顺，二是康有为。以肃顺与慈禧结怨之深，只要慈禧在位，肃党再难出头，不被秋后算账，已经是天大福分。高心夔中年落魄，“年未五十郁郁以殁”，王闿运自绝于仕途，皆与此有关。

作为幕僚、策士的王闿运，先后奉肃顺、曾国藩、丁宝桢等为谋主，这些人中，他对被清廷打入另册的肃顺，反而最具深情，原因不难想见：与肃顺合作，是他最接近权力中枢的一次，是他的纵横志距离实现最近的一次。他一直后悔，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咸丰帝、肃顺等逃往热河，此时他正在祁门大营游说曾国藩，未能与肃顺同行，“使余同行，当受顾命。时必亲贤并用，外徵曾国藩，内用恭王，如此天下翕然，必无垂帘五十年之事也。”肃顺败后，他常为其辩白、申冤。徐一士说，王闿运曾撰 《记端华肃顺事》，以白其冤，可惜此文遍寻不见。章太炎被袁世凯软禁期间，曾改王闿运 《游仙诗》，有“东华幕客曾谋逆”之句，注云：“王为肃顺上客，与谋逆事。谈及清末失败曰：肃顺若在，必不使戚贵横行，自有立国之道，清亡于杀肃顺云。”以“清亡于杀肃顺”，对照“人诋逆臣，我自府主”，王闿运对肃顺的怀念，不止恋恋故人之意。

中年出世

王闿运由入世转向出世、由政治转向学问的时间点，应在1864年。不过其契机，埋藏于三年之前，肃顺被诛，肃党余孽惶惶不可终日。在慈禧的恩威并施之下，谁也不敢举荐王闿运，曾国藩、左宗棠等人有心而无力，况且他们未必有心。

1864年12月26日，“便循扬淮，北游清苑，将有从宦之志”的王闿运，抵达山东齐河，时值寒冬，冰雪封锁，无法渡河，触景伤怀，赋诗二首。这两首五绝并不怎么出色，诗前小序反而意味深长：“十一月，至齐河，濒渡，会夜冰合。船胶，还宿草舍。大雪五尺，人马瑟缩，方坐辕吟啸，傲然自喜其耐寒暑也。俄而悟焉。夫以有用之身，涉无尽之境，劳形役物，达士所嗤，乃自矜夸，诚为谬也。”就个人际遇而论，王闿运齐河之悟，堪比王阳明龙场之悟。后来，为了纪念这一悟，他把自己最重要的诗集命名为 《夜雪集》 与 《夜雪后集》。

与此相应的还有一首 《思归引》。从名目可知，此诗意在明志。序云：“同治三年冬，余从淮沂将游于燕赵，过桃源之镇，重访石崇旧河，朔风飞雪，僾焉而叹，停车裵回，感念而悟。”伫立于齐河漫天风雪之中，他吟诵石崇 《思归引》，“悲所志之不遂”，并回顾这些年来的入世历程：

最后一句，近乎开脱。“游半天下，未尝困厄”的背面，则是纵横十载，一无所成。念及石崇的结局，他不由萌生退意：“吾生也有涯，而所待者难期。余尝游朱门，窥要津，亲见祸福之来贵贱之情多矣，亦何取身登其阶然后悔悟乎？”

自肃顺败亡那一天起，王闿运大概便开始考虑行藏。历经三年沉潜往复，他终于在齐河雪中，一念菩提。此时他32岁，正值大好年华，却决定退隐：“归欤！归欤！将居于山水之间，理未达之业，出则以林树风月为事，入则有文史之娱，夫读妇织，以率诸子……”

自此，他归隐衡阳石门，“息影山阿，不闻治乱”，从同治四年 （1865）到光绪二年 （1876），共计12年。其文学与经学，皆由此而奠基：“钞诗、书、易、三礼、二传、尔雅，注书、诗、礼记、春秋、易说、庄子、桂阳州志，分手稿、手书为两箱。”待其出山，气象万千，俨然一代宗师。对此，瞿兑之感慨：“观先生年谱，知其一生学问最得力时为石门归隐之十二年……笺经赞史，皆在是时，而诗境亦自此始益博大。使先生不遇挫折，或尚风尘奔走，未必有此成就。”

福兮祸兮，是耶非耶。

1878年后，王闿运的人生进入一个新阶段。这一年他受四川总督丁宝桢之邀赴川，翌年正式出任尊经书院山长。从尊经书院起步，继而执掌长沙思贤讲舍、衡阳船山书院、江西大学堂等，25年间，其一腔心血，尽付教育，终成一代师表，不仅桃李满天下，而且直接影响了中国的学风与士风，间接影响了中国的政局。

“直接”一语，不难理解。尊经书院本来崇尚汉学，王闿运入主之后，引进今文经学，一年不到，风气大开。后世评论道：“……主尊经书院，蜀士多鄙啬，王至以经学为训，士风为之丕变。”“湘绮主蜀之尊经书院有年，蜀士化之，王学之盛，转在衡湘之上，易世而后，流风余韵，犹有存者……”他在船山书院，影响更大：“王教泽所及，以湘之船山书院为最久，其循循善诱转移风气，曾文正死后，推为独步。”

至于“间接”，则待细说。

王闿运归隐之时，洋务运动已经逐步展开。不妨说，从一个人对洋务及列强的态度，大抵可窥见他与时代的关系。不论在偏远的乡村，抑或清寂的书院，王闿运并未隔膜于时代的转型。不过从文章来看，他的确落伍了。他的学问，以春秋学为根基，春秋大义，尊王攘夷，故而其笔下，称列强为“夷”，称洋务为“夷务”。作为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他依然沉浸于中国学问至高至大、至善至美的幻觉之中，如认为西方科技源于墨子：“然墨子尤工制器，西海传其学，去其节用、明鬼不便己者，其道乃更东行于中国。”对基督教与 《圣经》 进行道德贬斥：“祆教妖异，约书鄙陋，兢兢计较，何关损益？”不知“克虏伯”为何物，嘲笑“新学鬼话一络流”。

但是，王闿运的学问固然保守，其教育方式却相当开明，海纳百川，有教无类，培养了一大批优秀弟子。尊经书院的学生，包括廖平、宋育仁、杨锐、刘光第等；船山书院的学生，包括杨度、杨钧、刘揆一、夏寿田、齐白石、曾广钧等。这些人对近代中国政治的影响力，怎么高估都不过分，譬如廖平启发康有为写作 《新学伪经考》 和 《孔子改制考》，从而推动了戊戌变法；杨锐与刘光第则直接参与戊戌变法，并为此喋血捐生；刘揆一与黄兴组织华兴会，发起革命；杨度一生七次转向，其中至少有两次，暗中改写了历史的方向……基于此，我们有理由立论，王闿运间接影响了中国政局。

读到这里，也许一些朋友会有异议：王闿运隐居石门，潜心著述，你说是出世，那也罢了，从尊经到船山，传道授业，育人子弟，这怎么还是出世呢？

这的确需要解释一番。王闿运执掌尊经书院期间，依然“危行高谈”，曾劝丁宝桢“经营西藏，通印度、取缅甸，以遏英、俄、法之窥伺，且自请出使以觇夷情”，可惜丁宝桢的生命已经临近尾声，空存壮心，力有不逮。光绪十二年 （1886），丁宝桢病逝于任上，王闿运慨叹：“丁之殁，吾志之不行也！”“自是不复语大略”。然而这个“志”，我以为并非纵横志，丁宝桢虽贵为一方诸侯，素有千里之志，却难比肃顺、曾国藩等只手便可倾覆天下的“非常之人”，王闿运代他写过奏疏，论说天下大计，不过二人合作的主旨，还是教育。

光绪九年 （1883），王闿运与丁宝桢谈话，丁氏问他仰慕哪位古人，他答：少时慕鲁仲连，今志于申屠蟠。鲁仲连是战国人，以辩才著称，有纵横家风，奔走列国之间，排纷解难；申屠蟠是东汉人，不愿出仕，隐居治学，博贯五经，兼明图纬，王闿运曾为其写过小传：“申屠子龙，外黄人，为漆工，七辟不就，挂书树上，初不顾盼，先见党祸，绝迹梁、砀，因树为屋，自同佣人。闿运无斯人确然之操，而好立名誉，读其传，庶几高山仰止之思云。”由此可知，王闿运的答案，应该发自肺腑，此时他的心志，已经回归学问之道。如果把“少时慕鲁仲连”，纵横于政坛，称之为入世，那么“今志于申屠蟠”，隐于山野与学院，治学育人，视之为出世，未尝不可——所谓入世与出世，终归只是相对而言。

晚年玩世

如果把王闿运的学问分作入世法与出世法，那么其弟子如杨氏昆仲，杨度继承了入世法，杨钧继承了出世法。唯有这位老师，在入世法与出世法之间进退自如，游刃有余，至晚年，则集二者之大成，名曰“玩世”：他的知识，决定了他不能与时俱进，他的心志，决定了他不愿抱残守缺，只能以这样一种独特的姿态，与世周旋。

王闿运这代人，倘若高寿，势必面临晚节的考验。垂暮之际，迎来鼎革，改朝换代，山河易色，新旧之间，何去何从？与王闿运同龄的老友，大都选择做遗老，以示有始有终，相形之下，他的姿态反而有些游移。

话说回来，王闿运对清朝，原本谈不上什么忠诚，游说曾国藩起兵造反，岂是忠臣之举。而且，他虽游走于权力场，却未仕清一日。晚年忽逢天恩浩荡，被授予翰林院检讨 （1908年）、侍讲 （1911年）。翰林院侍讲学士是从四品的官，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不过此时距离清朝之亡不足一年，这样的恩宠几无意义。特授之后，王闿运撰联自嘲：“愧无齿录称前辈，幸有牙科步后尘。”可知并非十分在意。但是，你也不能说他毫不在乎，光绪三十四年（1908），他给人作家传，落款则云“特授翰林院检讨礼学馆顾问湘潭王闿运顿首拜撰”，笔下不无炫耀之嫌。

清朝覆亡，他并不伤心。在他看来，“清廷遂以儿戏自亡，殊为可骇，又补廿四史所未及防之事变，以天下为神器者可以爽然”，所谓以儿戏自亡，是极中肯而严苛的评语。他对新兴的民国亦无好感，譬如称革命党为“寇”、“逆党”，称参加革命为“从逆”。端方暴死，他作挽词云：“世事真难料，匆匆蜂虿伤。”蜂与虿，都是毒虫，用以隐喻革命党人，可见观感之劣。袁世凯担任大总统，他感慨时无英雄，有诗云：“并无竖子能成事，坐见群儿妄自尊。”后来改作：“竖子无成更堪叹，群儿自贵有谁尊？”批判的口气略有弱化，意思还是一般。对于革命党人与袁世凯，他一概称之为“窃国人”。

对旧朝无可哀，对新国无可期，此际王闿运的政治心理，只能名之“孤悬”。这绝非一种理想状态。他在致友人信中叹息：“我等以专制受累，复以共和被困。其不自由，由不能自立也……独立不惧，乃真独立。立则难言，不惧其庶几乎。”从中不难读出迷惘与苦痛。明确了这一点，再来谈王闿运晚年的出山之举。一应疑云和争议，皆可迎刃而解。

1912年，王闿运便收到袁世凯请其出山的邀约，“正欲送女往北，怯于盘缠，即欣然应之”，不管是不是借口，反正他动心了。有人投诗劝阻，“以莽大夫相规，诚为爱我。”两天后，他改北行为东行，到上海与樊增祥、沈曾植等老朋友相会去了。这自是稳健之举。当时民国肇兴，前程未明，还需观望风色。

直至1914年3月，王闿运才决定应袁世凯之聘，以耄耋之龄进京担任国史馆馆长，是谓“晚年作公卿”。这背后，应出自杨度的大力鼓动，他既鼓动袁世凯聘请王闿运，同时鼓动老师北上为袁世凯站台。对此，叶德辉视为王闿运一生最大的污点，王氏死后，其挽联无比刻薄：“先生本自有千古，后死微嫌迟五年。”早死五年，即死于1911年前，即可功德圆满，成为一代完人。陈散原作诗讽之：“名留倾国与倾城，奇服安车视重轻。已费三年哀此老，向夸泉水在山清。”其意与叶德辉同，即批评王闿运晚节不保。

叶德辉与陈散原都是清朝遗老，晚节可谓他们的立身之重。不过，王闿运已经明言，对清朝“无可哀”。号称“余与民国乃敌国也”的郑孝胥，作诗嘲讽名列“筹安六君子”的严复，顺道损了王闿运一句：“湘水才人老失身，桐城学者拜车尘。侯官严叟颓唐甚，可是遗山一辈人？”“湘水才人”即指王闿运。王闿运则自语：“余未仕前清，登西山不用采薇。”言下之意，无须为清朝守节。

那么，王闿运此行，到底什么目的呢？他已过八十，年寿无多，不在家乡养老，反去北京凑热闹。当时一些朋友和弟子，并不赞同他北上就职，推测其情由，首先还是考虑晚节问题，其次担心袁世凯一代枭雄，不宜共事，章太炎被软禁的遭遇，发生不久，可为前车之鉴。

友朋出主意，建议他一到湖北，便以病告归，这样既保清名，且不得罪袁世凯，可谓两全之举。王闿运则答，见到袁世凯之后，再辞不迟，“如用吾言，或能救世，今干戈满眼，居此能安乎”，看来还是有所期盼。吴熙赠他的祝寿联云：“献策即还山，文中子门墙有诸将相；投竿不忘世，周尚父耄耋为帝王师。”半贺半讽，后一句正道出了王闿运的心思。

不过，观察王闿运此后一年的行止，却属“一点都不正经”，充满玩世气息，全程近乎喜剧，一路都是段子。这正符合他一贯性情。有人以此为王闿运辩解，称他根本不把国史馆馆长当回事，而且早已识破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野心，谈笑之间，玩弄窃国者于股掌之上。

救世与玩世，两种说法，都有道理。结合起来，恰可见王闿运的心态：观望。与此前的孤悬，遥相呼应。

我以为王闿运此行的意图，正取决于袁世凯怎么对待他：若尊为国师，倚重其“雄才伟略”，他便唱正剧；若奉为耆儒，倚重其“硕学大德”，他便唱喜剧。

王闿运初见袁世凯，便确定了这出戏的唱法。袁世凯请王闿运出山，企图借重他在文坛和儒林的一时之望，而非其胸中的帝王学，故待他以文士，而非帝王师。二人初见，“谈久之，无要话，换茶乃出”。袁世凯“无要话”，虽令王闿运失望，却也是一种解放。他就此耍起了名士风范，狂奴故态，放诞开来。日记当中一口一个“袁世兄”，倚老卖老，视总统如玩物。对外则装疯卖傻，嬉笑怒骂，诸如称新华门为“新莽门”、讥嘲国史馆“民既无国，何史之有？惟有馆耳”“瓦岗寨、梁山泊也要修史乎”、以女仆周妈为挡箭牌和护身符等，正应了章太炎的评语：“不意八十老翁，狡猾若此！”

他以袁世凯的长辈自居，张口“世兄”，闭口“年侄”、“老侄”，可谓一种权术，即把出任国史馆馆长之举，由公家事变成私家事，如杨钧所强调的那样：“湘绮之去，实应年侄之招，非就总统之聘。”这固然是为其师开脱，却也反映了王闿运的玩世心理。

最后辞职，亦以家事为由。是年11月，政府发文整饬官眷风规，王闿运趁机脱身。这一封辞呈，名目甚长：“呈为帏薄不修妇女干政无益史馆有玷官箴应行自请处分祈罢免本兼各职事”，所谓“帏薄不修妇女干政”，即指周妈而言：“闿运年迈多病，饮食起居需人料理，不能须臾离女仆周妈。而周妈遇事招摇，可恶已极，至惹肃政史列章弹奏，实深惭恧。上无以树齐家治国之规，内不能行移风易俗之化，故请革职回籍，以肃风纪。”

不待袁世凯批准，他便把国史馆印交给杨度，悄然而去。王闿运行事，一向杀伐果断，绝不拖泥带水，一见事不可为，立即高翔远引。当年游说曾国藩如此，而今执掌国史馆亦然。这正是他的生存智慧。若要寻一个名目，可称之为“逍遥”。杨度挽王闿运，称其师“旷古圣人才，能以逍遥通世法”，可为注脚。

王闿运的逍遥之学，一般认为源自庄子，他把老、庄割开，援庄入孔，以道家释儒家，可谓其解经的一大特色。不过，我觉得他的逍遥，未必全然出自庄子，他的进退，尤其是退，取决于对时势的明察，如老吏断狱一般。刘成禺说：“湘绮入世，貌似逍遥，实则处处留心，丝毫不苟也。”不苟到什么程度呢？袁世凯称帝之际，他给杨度写信，除了劝其急流勇退，还特地叮嘱，“各长官皆有贺表，国史馆由弟以我领衔可也”，这是第一种情形；“如须亲身递职名，我系奉命遥领者，应由本籍请代奏，不必列名也”，这是第二种情形；“若先劝进，则不可也”，这是第三种情形。其虑事之周详，分寸拿捏之巧妙，即使老于世故之辈，不过如此。

关于不苟或认真，还有一事。王闿运执掌国史馆期间，有人问：“中兴人物，先生皆及见之；今之人材，何如曩日？收拾时局，有其人否？”他答道：“彼时人物，事无大小，皆肯认真；今之人物，聪明过之，认真二字，则非所有。收拾时局，未之敢信。”当时以为名言。

“不苟”，还可以引申为不苟且。“若先劝进，则不可也”，摆出了底线。底线之上，如递贺表，顺水推舟，不妨应允；底线之下，如上劝进书，关系名节，则不可为。纵观王闿运一生行事，极有分寸感，虽常事权贵，绝不摧眉折腰，涉及人格，绝不妥协。西美尔说：最高境界的处世艺术是不妥协却能适应现实，极端不幸的个人命运是尽管不断妥协却无法达到现实的要求。前者适用于王闿运，后者适用于杨度。

“不苟”的背后，则是心地光明如雪。汪辟疆论王闿运生平：“数十年耆宿名儒，少年为诸侯上客，晚岁乃奔走道途，终身抑塞磊落……”我非常喜欢“抑塞磊落”这四个字。就帝王学而言，王闿运一生“抑塞”，然而壮志难酬，犹能“磊落”，正见胸怀旷达。

再说王闿运辞职，真正原因，应是那句“予不躬逢盗国”。“盗国”指袁世凯复辟帝制。尽管袁世凯称帝要等到一年之后，但他的野心早已昭然若揭。对“袁世兄”此举，王闿运并不看好，而且关系底线，“为避免在京称臣之嫌”，遂作金蝉脱壳。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翌日，王闿运分别给杨度和袁世凯写信，可视为他对这个“满地干戈起荆棘”的国家的最后忠告。致杨度信云：

皙子仁弟筹席：谤议发生，知贤者不惧，然不必也。无故自疑，毫无益处。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尝论“弑”字，字书所无，宋人避居而改之，不知不可试也，将而诛焉，试则败矣。既不便民国，何民意之足贵？杨叔文尝引梁卓如之言云：“民可则使由之；不可亦使知之”，自谓圆到，适成一专制而已。自古未闻以民主国者，一君二民，小人之道，否象也。尚何筹安之有？今日将错就错，不问安危，且申己意，乃为阴阳怕懵懂。……弟足疾未发否？可以功成身退，奉母南归，使五妹亦一免北棺之苦乎，抑仍游翌彀耶？相见有缘，先此致复。

“欲改专制，而仍循民意，此何理哉？”“既不便民国，何民意之足贵？”都是警世之言。“足疾未发”，借鉴袁世凯故事，提醒杨度，朝廷杀机四伏，须早作退身之计。

致袁世凯信云：

大总统钧座：前上一笺，知荷鑑察。筹安参议，理宜躬与，缘天气向寒，当俟春暖。三殿扫饰事，已通知外间。传云四国忠告，殊出情理之外，想鸿谟专断，不为所惑也。但有其实，不必其名，四海乐推，曾何加于毫末？前已过虑，后不宜循。既任天下之重，亦不必广询民意，转生异论也。若必欲筹安，自在措施之宜，不在国体。且国亦无体，禅征同揆，唐、宋篡弑，未尝不治。群言淆乱，何足问乎？……

徐一士说，王闿运致杨度那封信“或庄或谐，若嘲若讽”，不过我读起来，却觉得情深意重，并无嘲讽之心。致袁世凯这封信，才配得上那八字。“国亦无体，禅征同揆，唐、宋篡弑，未尝不治”云云，岂止嘲讽呢，简直直接打脸。此信由其弟子陈毓华代呈，后被陈扣下，否则袁世凯看到，怕是要气愤填膺。

据说，作罢书信，王闿运叹道：“天下大乱，必自此始矣。”

（选自《南方人物周刊》2016年第3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