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庚

20世纪30年代初，南京国民党军事当局关押、审判外籍人士牛兰夫妇的事件，成为当时世界的头条新闻，国际国内舆论和各界人士对于“牛兰事件”的关注也持续了好长时间，成为一个扑朔迷离的神秘话题。“牛兰事件”之所以扑朔迷离，其主要原因之一是弄不清牛兰夫妇的真实姓名。

作为共产国际远东局这个秘密机构的主要负责人，牛兰和夫人一同来到上海

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了一桩轰动中外的事件——“牛兰事件”，此事件之所以扑朔迷离，令英国巡捕和国民党当局大伤脑筋，那是因为他们始终弄不清“案犯”牛兰的真实姓名和身份。

牛兰，原名或真实姓名是雅可夫·马特耶维奇·鲁德尼克。他有十几个化名，“牛兰”仅是他在中国的化名之一。他的夫人叫达吉亚娜·尼克莱维娅·玛依仙柯，化名汪德利曾。

1894年，牛兰出生于乌克兰的一个工人家庭，十岁时便失去父母，独立谋生求学，1914年毕业于基辅的一所商业学校。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作战勇敢被送入圣彼得堡军事学校学习。1917年2月，在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二月革命中，牛兰开始了他的革命生涯，成为布尔什维克的一员。1918年，牛兰被选入捷尔任斯基所领导的“契卡”（肃反委员会），被派到欧洲数国执行特殊任务，曾在法国被捕，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1924年刑满返回苏联，调入共产国际联络部，担任与奥地利、意大利、德国等国共产党联络的秘密信使。

共产国际远东局原设在海参崴 （符拉迪沃斯托克），后因形势需要，从海参崴迁往中国上海，并派遣得力人员来中国了解情况，建立秘密联络站。牛兰夫妇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受命来华的。

牛兰于1930年由莫斯科进入中国境内，然后经哈尔滨、大连抵达上海，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秘书，他实际是这个秘密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他在上海还有一个公开职务，就是担任泛太平洋产业同盟上海办事处秘书。所谓泛太平洋产业同盟实际上是国际红色工会远东分会。牛兰手下有九名工作人员，夫人汪德利曾是他最重要的助手。

牛兰夫妇及其领导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的主要任务有三项：第一，利用租界内合法身份完成共产国际执委会向中国共产党和亚洲各国共产党发的电报、信件、邮包的接收和中转；第二，为去苏联学习、开会、述职的东方各国共产党人办理各种各样的手续；第三，利用公开渠道接收共产国际汇来的款项，分发资助中国及东亚各国的革命运动。牛兰夫妇来到上海一年多的时间就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多次完成了共产国际赋予的工作任务，还与东南亚各国共产党建立了正常的联系。

据牛兰的述职报告和其他相关档案资料显示，当时掩护这些活动的主要是上海租界区内的三家贸易公司，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是大都会贸易公司。当时这家公司资金雄厚，在生意圈内口碑颇佳。共产国际通过德国柏林银行，将援助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资金汇入该公司。据记载，自1930年8月至1931年6月，援助中国共产党的资金平均每月二点五万美元，高出其他支部十几倍。

牛兰夫妇是经验丰富的特工，来到上海后，面对异常复杂的环境，他们租用了十处住所、两个办公室和一家商店，并频繁更换联络地点，并尽可能避免与中国共产党联络人员直接接触。

中共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被捕后供出了牛兰

正当牛兰夫妇及他们领导的共产国际远东局在上海积极有效地开展活动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1931年4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叛变，供出中共中央在上海各重要机构的秘密地点与中共各重要领导人的住处。

那一年年初，共产国际派遣两名军事人员到瑞金任军事顾问，在途经上海时，由牛兰将两人装扮成传教士，中共方面则由顾顺章具体安排两人潜入瑞金。但此举未能成功，两名军事人员返沪后，牛兰迅速将他们送上外轮离开中国境内。顾顺章便由此与牛兰有过一次秘密接触。顾顺章向敌人供出共产国际在上海有一个洋人俱乐部 （联络站），只知道其负责人叫牛兰，绰号叫“牛轧糖”，但弄不清楚其真实国籍、具体身份和确凿住址，他有一个妻子，非常厉害，名字不详。

祸不单行。1931年6月1日，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逮捕了一个叫约瑟夫的共产国际信使。经过审问，发现约瑟夫是向马来亚共产党转移经费的，这个经费是从上海转来的。英国警察并从约瑟夫随身携带的文件中发现了一个在上海的电报挂号和信箱号——“邮政信箱205号—海伦诺尔”。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立即将这一情况通知上海英租界巡捕房。上海英租界巡捕房通过电报挂号和邮政信箱这一线索，很快就查明，此信箱的租用者就是牛兰。而且还发现，牛兰不仅持着比利时护照和荷兰护照，还用不同的假名同时在上海租用了八个信箱。于是，英租界巡捕房密探对牛兰秘密跟踪，查明他住在四川路235号，同时在南京路49号C字号房间还有一个秘密活动点。英巡捕房据此断定牛兰有向马来亚共产党转移经费之嫌。

1931年6月15日上午，上海公共租界英国巡捕猛扑牛兰在四川路的寓所，当场逮捕了牛兰以及随后赶到的牛兰的妻子汪德利曾，罪名是共产党嫌疑。英国巡捕还把牛兰夫妇四岁的儿子吉米及中国娘姨 （保姆） 赵杨氏一并带走。

英国警探在牛兰夫妇住地共搜出六百多份文件，其中重要的七十六份，内有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向共产国际总部报告的底稿，以及许多银行存折，存款总数达四点七万美元，这都是共产国际准备通过远东局提供给远东各国共产党的活动经费。这些文件，使上海外国租界当局第一次获得有关共产国际在远东活动的情况。

国际反动势力抓住牛兰案件大做文章，称之为“赤色间谍”“共产国际阴谋”“苏联扩张”，并乘机兴风作浪，迫害各国共产党人。

牛兰夫妇被引渡给南京国民党当局

牛兰夫妇被捕后，公共租界英国巡捕房对其秘密审讯多次，但他们拒绝回答警方的讯问，坚决不吐露实情，只指定德籍律师费舍尔博士出面帮助交涉。英国巡捕房虽然掌握那么多证据，也从多方入手，但总无法查实嫌疑犯来自苏联。

令公共租界英国警方始料不及的是，他们逮捕牛兰夫妇的举动引发了一次次抗议。已被释放的牛兰家的保姆赵杨氏通过律师两次公开声明，她在牛兰家一直受到尊重，并表示愿意将小吉米从狱中接出来抚养，等待牛兰无罪释放；法国工会联盟从巴黎发来电报，抗议警方逮捕工会秘书牛兰夫妇；国际反帝同盟主席岑贝格发起“保卫无罪工会秘书”运动。

上海英租界巡捕房的官员私下对律师威廉姆斯说：这案子很棘手，若查无实据只好放人。但正在此时，形势却急转直下。

1931年6月22日，被顾顺章供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在上海被敌人逮捕。此人被捕后旋即叛变，在供词中也提到有关牛兰夫妇的情况，他说：“共产国际驻上海东方部负责人，前为米夫，现已回国。现由波兰人负责。该波兰人自称比利时人，现因事被关押在英租界捕房……”

国民党特务机关得知牛兰夫妇被英国巡捕逮捕，从案情上他们断定牛兰就是顾顺章、向忠发所说的共产国际中国联络站负责人，遂与英租界警方交涉，强烈要求“引渡”牛兰一家，以便一举破获中共上层领导机关，切断其国际联络渠道。

1931年8月9日，在租界的高等法院第二分院正式开庭审判牛兰夫妇，最后宣布将牛兰夫妇引渡给南京国民党当局。

8月14日，大批全副武装的国民党宪兵押解牛兰一家前往南京。

从1931年9月开始，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逐渐发展成为一场世界性的运动。

“佐尔格小组”开始秘密营救牛兰夫妇

为营救牛兰夫妇，共产国际、苏军总参谋部指示在华的情报组织——“佐尔格小组”，与中共中央特科密切配合，制订周详计划，完成救援任务。

1930年1月，红色间谍佐尔格以德国记者、自由撰稿人的身份来到上海，开始了他三年的中国之行。在上海，佐尔格以共产国际远东局特工的身份与中共中央特科合作，组建了自己的情报网。中共党员张放，受组织派遣成了佐尔格情报小组的一名成员。

1932年年初的一个深夜，佐尔格紧急约张放来到霞飞路 （今淮海路） 的一幢房子里。这里是美国进步作家、著名记者史沫特莱的寓所。一度，史沫特莱的寓所成了佐尔格情报小组会商工作的地点之一。

佐尔格将张放、史沫特莱等召集在一起研究援救牛兰夫妇的办法。牛兰夫妇是外国人，按照当时帝国主义国家在华实行治外法权的惯例，牛兰夫妇的案子，蒋介石政府的法律根本无法干涉。然而，现在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是，有关牛兰夫妇被引渡只是传言，共产国际手中也没有蒋介石政府扣押牛兰夫妇的证据。因此，侦查牛兰夫妇的下落，成了营救的关键环节。

佐尔格与张放等人分析了案情后，断定牛兰夫妇被中统关押在南京，因此把目标锁定在中统特务身上。而中统基本上由浙江帮控制，营救工作应该从浙江的社会关系入手。佐尔格把侦查牛兰夫妇的下落这一任务交给了张放。

正好，张放有一个叫柳忆遥的至交好友是浙江人，在取得佐尔格的同意后，张放请柳忆遥打探这一情况。过了两天，柳忆遥来见张放，说他亲戚中有一个人认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后经柳忆遥的亲戚直接向张冲打探得知，牛兰夫妇确实被关在南京，而且这个案子正巧由张冲主管。张放立即向佐尔格报告了这个重要消息。佐尔格听了张放的报告后，向张放提出一个苛刻的要求，必须想法让张冲递出一个牛兰亲笔写的字条来，这样才能证明牛兰夫妇还活着而且确实被关在南京。有了这个确凿的证据，共产国际才能在世界范围内发动声势浩大的抗议和营救活动。

听了佐尔格的这番话，张放认为很难办到。即便如此，张放最后还是执行了佐尔格的命令。他仍把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委托给柳忆遥。

十天后，柳忆遥终于传来消息，说可以拿出文字，但条件是要三万美金。在当时，三万美金可是个天文数字。

佐尔格毫不犹豫地认为三万美金可以付，但条件是先交货，后付钱。因为牛兰夫妇是两位重量级的人物，他们掌握共产国际远东局大量机密，共产国际曾承诺，只要有一线希望，将不惜一切代价去营救。

共产国际总部接到佐尔格的电报后，很快发来电报，答应佐尔格的要求，并告知两名送款的同志已由莫斯科起程了。

有了美金，佐尔格便底气十足地令张放遣柳忆遥前去交易。

一天下午，柳忆遥来到交通站，从衣角里取出一个长三寸、宽一寸的小字条交给张放。张放不认识俄文，便急忙将字条送给佐尔格去确认。

过了两天，佐尔格交给张放一个钱袋，对他说：“货是真的，这是货款，你快去付给对方。”

营救牛兰夫妇由秘密转为公开，

公开与秘密相结合

随后，莫斯科发出指令，营救牛兰夫妇要从秘密转为公开。

1932年5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第224号文件，决定公开谴责国民党反动派对牛兰夫妇的关押和审判。此后莫斯科的 《真理报》 几乎天天刊登牛兰事件经过和审判过程的报道，文章冠以“工会秘书处于危险之中”“绝食第九天”“狱中遗嘱”等醒目标题。

南京国民政府将牛兰夫妇投入监狱后，牛兰夫妇曾多次绝食以示抗议。

被将了一军的蒋介石政府十分被动，既不敢公布此案，又不能拿出证明牛兰夫妇身份的任何证据。

1932年5月，国民党军事当局迫于种种压力不得不以江苏省高等法院刑事庭的名义开庭审理牛兰夫妇一案。庭审在南京、苏州两地进行了多次，先后有几十名中外记者经特许到庭旁听。在法庭上，牛兰夫妇及辩护律师一次次揭露和抗议国民党当局的非法行为。当法官李勉同意宋庆龄和蔡元培两人具保牛兰夫妇时，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却以“违背法治原则”为由横加阻挠。所有这一切由英国路透社、德国新闻社、上海英文版 《中国论坛》 《申报》 等中外传媒的连续报道很快传播全球，声援营救牛兰夫妇。谴责国民党法西斯行径的国际性运动也因此达到高潮。一位西方记者写道：国民党军事当局在审判一对外国夫妇过程中，一分未得，满盘皆输。

一时间，爱因斯坦、萧伯纳、罗曼·罗兰、杜威等数百名国际知名人士或联名或单独发声，呼吁营救牛兰夫妇，抗议国民党当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由瑞金致电国民政府，要求释放牛兰夫妇，并以释放苏区所有帝国主义传教士作为条件。

营救牛兰夫妇既有公开的，也有秘密的地下活动，地下活动外国方面由佐尔格领导，中国方面由潘汉年负责。

宋庆龄为援救牛兰夫妇四处奔走，

不遗余力

在以后的国际性营救牛兰夫妇的运动中，作用最大的人物当数众望所归的宋庆龄。

宋庆龄为了给母亲奔丧，于1931年7月末离开德国，8月13日抵达上海。当她还在柏林和返国途经莫斯科时，就已有人告诉她关于牛兰夫妇的情况，并请她援助。8月18日，美国作家德莱塞等三十二人联名致电宋庆龄，恳请她对牛兰夫妇“予以援助，免除不良待遇及求得释放”。接着，8月19日，十余位德国艺术家又来电，恳请宋庆龄出面营救牛兰。此外，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苏联著名作家高尔基、美国哲学家杜威等人，也有类似来电。

宋庆龄不负众望，全力以赴投入营救牛兰夫妇的运动中，并成为这场运动当之无愧的领导人。1931年8月20日宋庆龄和爱因斯坦、蔡特金、高尔基、史沫特莱等国际知名人士发起成立了设在欧洲的“国际营救牛兰委员会”，使营救牛兰的行动演变为一种世界性的运动。宋庆龄以个人名义发表声明，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释放牛兰夫妇。接着，宋庆龄通过著名经济学家陈翰笙，与牛兰夫妇外籍律师取得联系，协商为牛兰夫妇进行法庭辩护及营救之具体方法；她又指派美籍进步人士马海德，以医生名义去南京监狱为牛兰夫妇治病，并设法将牛兰夫妇年仅四岁的儿子吉米带出监狱。

宋庆龄营救牛兰夫妇最重要的一次行动是任何人也无法取代的。她利用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亲自出面同蒋本人谈判：南京政府释放牛兰夫妇，苏联当局即遣送蒋经国回国。当年前往苏联留学的蒋经国，这时已经是苏联人手中的人质了。可以说，宋庆龄从未为自己的事情利用过她同蒋介石的关系，但为了营救牛兰夫妇，她万不得已才这样做。但宋庆龄同蒋的谈判并没有得到什么明显的效果，蒋介石拒绝了宋庆龄的交换条件。他在1931年12月16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述：“苏联共产党东方部长，其罪状已甚彰明。孙夫人欲强余释放而以经国遣归相诱。余宁使经国投荒，或任苏俄残杀，而决不愿以害国之罪犯以换亲儿。”

1932年7月12日，史沫特莱邀请宋庆龄、杨杏佛、鲁迅、蔡元培等中国著名人士以及在沪的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伊赛克 （伊罗生） 等共三十二人，组成了一个专门从事营救牛兰夫妇的机构——“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由宋庆龄任主席，史沫特莱任书记，并与“国际营救牛兰委员会”遥相呼应。该会一成立，就宣布：“要求将牛兰案移沪审理，或无条件释放牛兰夫妇。”

当时，数次绝食的牛兰夫妇已不抱生还的希望，唯一担忧的是他们的儿子吉米。虽然当时有几家外国人表示愿意抚养吉米，但是在牛兰夫妇的心目中，宋庆龄是唯一可以信赖的人，也是知道他们真实身份的人，于是他们便请求宋庆龄出面，将吉米送到一个他们共同认识的德国人赫尔兹家中。

数十年后，吉米老人写道：我的童年是在中国度过的……在南京监狱里关押着我的生身父母，我在上海，由赫尔兹夫妇照顾，在我生日时去南京探监，据母亲说，我探监的权利和日期都是宋庆龄争取到和有意安排的。

以宋庆龄为首的“牛兰夫妇上海营救委员会”及1932年年底由宋庆龄等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始终不遗余力地对牛兰夫妇进行了各种方式的声援与营救。1933年4月5日，宋庆龄再次亲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代表团赴南京，与国民政府交涉，并再次到江苏省第一监狱看望牛兰夫妇，把世界人民的关怀转达给牛兰夫妇，劝他们进餐。

日军轰炸南京，

牛兰夫妇逃出监狱，后顺利返回苏联

1932年8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在中外舆论的谴责下，以扰乱治安、触犯“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的罪名，由高等法院判处牛兰夫妇死刑。但又援引大赦条款，减判为无期徒刑。

1937年8月27日，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的同时，又派飞机轰炸南京，停泊在南京江面上的日本军舰也开炮轰击南京城，牛兰夫妇趁乱逃出监狱，来到上海躲藏起来。此后近两年时间里，他们没有身份证明，缺少生活来源，按特工人员的纪律又不能寻求苏联驻华公开机构帮助。他们是在宋庆龄的资助和关照下坚持下来的，直到1939年，夫妇二人最终将一封求援信辗转万里传到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手中，才得以顺利返回苏联。

1943年至1948年，牛兰曾担任苏联红十字会对外联络部部长。此后他的工作岗位总是与中文有关，曾在两所大学的汉语教研室搞研究工作，一直到1963年病故。牛兰夫人汪德利在1964年病故前则一直从事她所喜爱和擅长的语言研究和翻译工作。牛兰夫妇的儿子吉米在宋庆龄的帮助下，1936年年底回到苏联，在两所国际儿童院度过了少儿时期，1944年回莫斯科与父母团聚。

（选自《名人传记》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