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结束后，美国一直对中国打着如意算盘，竭尽全力试图把中国“调解”成一个稳定、统一、强大而又亲美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美国建议国民党交出部分权力，以换取共产党交出军队、交出解放区的地方权力，进而将共产党融合在以蒋介石为首的政府里。1945年来华的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和后来的魏德迈将军，都是担当这一任务的调停人。

然而，国共两党都不能接受美国人的这种安排。特别是国民党于1946年发动内战，粉碎了美国人的幻想，美国宣告调停失败并转而公开支持蒋介石。至1948年，美国给予数十亿美元，仍然不能挽救国民党军节节败退的颓势，共产党军队仍然所向披靡，其胜利已日趋明朗。

中共在全国取得胜利之初，美国暂时没有承认新中国，但一直在考虑承认的可能性。

1948年11月，美国政府决定保持美国在南京的大使馆和在主要城市的领事馆，以便观察共产党的动向，随时准备与这个新政权接触。

1949年10月l日，新中国成立，向世界各国发出外交承认的请求。10月2日，苏联表示“承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0月3日表示美国政府在与国会磋商之前，不会承认中国。6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了美国承认新中国的三个条件：新政权必须有效控制中国；接受前政府的国际义务；得到中国人民的认可。但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并没有马上走，还在想方设法与北京接触。毛泽东发表了《别了，司徒雷登》，才“赶跑”了这位美国大使。

10月6日至8日，美国国务院召集大型会议，研讨承认新中国问题。与会者有学者、商人和官员。多数人认为美国应该尊重国民党垮台的事实，承认新中国。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甚至认为“美国不应该去防止台湾落入中共手中。”

当时美国国务院的一些中国问题专家，甚至希望毛泽东的中共只是 “土地改革者”，还希望毛泽东的新中国成为 “南斯拉夫第二”，与苏美保持等边关系，当然更希望中国能倒向西方。即使毛泽东在6月30日表示了要向苏联“一边倒”，美国方面还是认为有可能争取毛泽东做“铁托第二”。他们认为毛泽东的“一边倒”是权宜之计，不能持久的。

的确，对于“一边倒”，当时中国国内也有不同看法。国民党和谈首席代表张治中就直率地当着毛泽东的面反对过。

那是国共和谈即将破裂时，张治中到双清别墅去拜访毛泽东。两人落座后，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悠悠吐出烟雾说：“文白先生，国共和谈谈不太拢，恐怕我们两人是能谈拢的。你来北平前去了趟溪口，蒋先生怎么样？”

张治中谨慎地斟酌词句说：“和平是大势所趋。就蒋先生而言，我去溪口与他分手的时候，他一再表示愿意和平，愿意终老还乡，不再担任职务。”

“嗯。”毛泽东一口接一口地抽烟，不置可否地点点头，突然问，“文白先生，你对今后新中国的建国方针有什么考虑吗？”

张治中诚恳地说：“我很愿意向主席贡献一点愚见。我认为将来国家统一后，最要紧的是要有正确的外交政策。我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很多，主要一条是奉行一面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政策。这是一个致命赌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灾难。”

碰到钉子上了。毛泽东专注地听着，眉头微蹙，目光低垂，脸上显出若有所思的神情。

张治中不顾毛泽东的反应，继续坦率说：“我反对一面倒美，也反对一面倒苏，主张美苏并重，就是亲美也亲苏，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

毛泽东明显不赞成，重重地“嗯”了一声。

张治中仍不管不顾地说：“在未来的国家建设中，光靠苏联是不够的，中国实在太大了，还得要从美英等国取得援助。”

毛泽东把香烟习惯地往烟灰缸里一戳，严肃地说：“文白先生很坦率，我也坦率地讲，我是有不同观点的。蒋介石在他发动的内战中败北，只会增强美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敌视程度，而决不能让它翻然悔悟，立刻向中国人民伸出友好之手。”

张治中要说什么，毛泽东摇手制止了，继续说：“美帝国主义还没有放弃扶蒋反共政策，还在为蒋介石输血打气，企图使国民党在长江一线顶住，同时也在考虑直接出兵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搞美苏并重？怎么往美国脸上贴？我们现在只有一边倒，倒向苏联。”

用心听着的张治中一怔，虽然心里不赞成毛泽东的“一边倒”，嘴上也不好说什么了。

毛泽东又留点门缝说：“当然，如果美国放弃扶蒋反共政策，我并不反对跟它建立外交关系。”

艾奇逊虽然不可能知道张治中与毛泽东的这番对话，但他还是有远见的。他曾说：“国务院愿意考虑承认中国的可能性。毛泽东不像是苏联的傀儡，而且中国革命的胜利与苏联关系很小，考虑到莫斯科对中国东北、西北的野心，我断言，少则六年，多则十二年，中苏关系一定破裂，而美国一旦撤出中国，大概需要二十二年才能在中国重新站稳脚跟。”

杜鲁门回答：“不是我不愿意，主要是有国会和其他组织的压力。”由于“援蒋院外集团”势力强大，杜鲁门不愿意承担蒋介石政权灭亡的历史责任。

艾奇逊随后向杜鲁门报告说：“从10月6日到8日，国务院公共事务局邀请部分中国问题专家学者，讨论承认中国问题，与会者分为两组，结果一组赞成，一组反对。”杜鲁门问：“公众舆论呢？”艾奇逊说：“公众舆论莫衷一是，国务院难以作出决定。”

杜鲁门又问：“你的倾向性意见呢？”

艾奇逊说：“我建议采取静待尘埃落定的静观策略。”

毛泽东早就料到美国会采取“静观”策略。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即表示帝国主义对我们的承认，不应去急于争取，就是全国胜利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也不必急于争取。因为“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

苏、南决裂后，毛泽东曾派出陆定一和刘宁一赴南斯拉夫考察，了解南斯拉夫是如何与美国、英国改善关系的。获知这一消息，早对中共有疑虑的斯大林更不“放心”，他担心毛泽东是又一个铁托。

1948年11月，中共致电莫斯科，询问如何处理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和馆内电台。莫斯科派驻中共的顾问指出应孤立美国外交官，没收电台，将他们作为敌对部队的指挥官对待。斯大林甚至批评了中共对待美国驻华外交机构“太谨慎”，是害陷美国人的表现。为此，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中共东北局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馆的宽容，指示高岗和陈云应该征求在东北的苏联同志的意见，对美国人强硬起来。

1949年7月，刘少奇访苏，苏联提出中共应该“牵头”成立“东亚共产党联盟”。刘少奇请示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不感兴趣”。当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中共解放台湾，苏联老大哥可否提供海、空军支援时，斯大林也一口回绝。

由于苏联驻华顾问多次指责中共试图在苏联“背后”与帝国主义建立关系，于是中共指示解放军官兵闯进了美国驻南京大使馆，没收了美国在北京总领事馆的财产，对沈阳总领事馆的态度也格外强硬起来。

1949年10月24日，沈阳市公安局以打人罪传讯、审问并正式拘禁了美国总领事华德。美国舆论对这种公然违反国际惯例的行为表示了强烈谴责。尽管艾奇逊试图淡化这些事件，但他既不能说服国会，也很难“统一”一个意见分歧的国务院，当然也无法平息美国公众的愤怒。

尽管美国受到了羞辱，1949年11月7日，杜鲁门总统仍然会见了两位中国问题专家。在听取了专家意见后，总统告诉艾奇逊，他“学到了许多东西”。他说，我们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反对共产党政权，骚扰它，刺激它，在机会允许时便试图推翻它”，另一种是“将它从莫斯科的隶属地位上分离下来，而且鼓励那些可以促成分离发生的力量”。

艾奇逊告诉杜鲁门，他和专家都倾向于第二种选择。他甚至劝说杜鲁门即使苏联在中国一时得势，也不要紧，因为苏联很快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中国的泥潭。

如果毛泽东当时知道艾奇逊的想法，中美关系可能会发展成另一个样子。

不过，当时的五角大楼却认为中国根本就不存在“铁托主义”，认为那只是一部分人一厢情愿的“幻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向白宫提交了报告，建议“收复”被苏联占领的亚洲阵地。艾奇逊坚决反对鹰派的这一提议。

1949年底和1950年初，杜鲁门政府对台湾采取了彻底的“撒手不管”政策。与此同时，艾奇逊向中国新政府暗示美国有意考虑与北京建立外交关系。

1949年12月23日，也就是蒋介石从炮火连天即将被解放的成都刚刚逃亡到台湾的时候，美国国务院发出第28号密令——《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文中确定了美国官方关于台湾问题的统一对外宣传口径，同时文件确定了任何支持台湾的做法都是对美国利益不利的，都会使美国卷入一场危险的战争，都会使美国站在中国人民的对立面。文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它强调了一个至今依旧十分敏感的重要观点，即台湾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地理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是不能够分割的一个整体的国家。美国的态度十分明确，在暂不承认新中国的同时，也不再支持已经没有希望的蒋介石。

这时候毛泽东在苏联访问，正当斯大林对毛泽东签订“中苏友好条约”的要求疑虑重重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美国抢先采取了行动。美国国务院紧急召开了远东圆桌会议，会议确定了一个共识——蒋介石已经永远地被赶出了中国大陆，中国共产党军队很快会占领台湾。美国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为了美国的利益，要尽快从中国脱身，结束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国务卿艾奇逊甚至还主张，至少暂时不向国民党政权提供军事援助，而且也不应该试图把台湾和中国大陆分离开；否则，只会有利于苏联，使毛泽东更靠近斯大林，而危害美国的远东利益。

这时，在美国朝野以费正清教授为代表的在“二战”中与中共人士有过交往的一批中国问题专家、学者，再度推动美国承认新中国。他们很有见地，眼光独到。他们认为新中国绝非由苏联一手扶植起来的东欧共产党政权，中共的领导人物也绝非一帮亡命的阴谋反叛者，而是中国一批很有才干的精英人物。他们早在十年前就拥有政权、军队。中共有独具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传统，具有民族主义色彩，意识形态不会对克里姆林宫百依百顺；中共没有理由去感谢苏联，它的存在和发展不是因为有了莫斯科，而是由于无视莫斯科的结果，中共与苏共迟早会分手。再从历史上看，早在共产主义以前，俄国就推行统治中国北部的政策，苏联继续实行这种政策，甚至想使外蒙、内蒙、新疆和满洲脱离中国，美国不应该看不清这一最为重要的史实。美国不应该因台湾问题让中国人把仇恨转到美国身上。美国应明智地从台湾脱身出来，这样中国人就会看到是谁在破坏中国的领土完整，从而美国很有可能成为新中国的朋友，这对美国的远东利益是十分重要的。

这些具有政治战略眼光的明智观点，影响了美国政府。

为了向全世界表明美国“弃蒋弃台”的决心，国务卿艾奇逊干脆公开了美国在远东的防线。他在美国全国新闻俱乐部的演讲中，面对记者展开了一幅远东地图，用讲解棒边指边说美国东西太平洋的军事防线确定为北起阿留申群岛，经过琉球群岛，南至菲律宾；台湾岛和朝鲜在美国的防卫圈之外。换句话说，凡是在美国的防卫圈之外的事情，美国不会去管。

杜鲁门的声明和艾奇逊的讲话对蒋介石是当头一棒，而对于毛泽东无疑是一个安全的信号。这促使斯大林警觉起来了，似乎美国在拉拢毛泽东，他对正在莫斯科访问的毛泽东的态度立即由冷转暖。后来的史学家们认为，杜鲁门的“弃蒋弃台”声明是一份让斯大林“解放思想”的声明。既然美国人主动放弃了雅尔塔会议上划定的势力范围，那么苏联为什么还要小心翼翼地遵守呢？再说，当初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即将崩溃的时候，美国都没有武力干涉，那么现在他们还会在乎那个小小的台湾吗？于是斯大林原来不想与毛泽东签订的条约签订了，名字叫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但由于缺乏沟通和固有的成见，新中国政权与美国的关系却在恶化。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将征用外国在“不平等条约”下建立的兵营，征用那些没有承认新中国的国家的大使馆、领事馆的房产时，艾奇逊提出了一个妥协建议——美国房产的大部分可以被征用，但应当保留一所房子作办公用。这清楚表明，美国想与中国新政权藕断丝连，仍不想撤出中国大陆。艾奇逊并且警告，如果美国房产被全部征用，美国将从中国撤回全部外交人员。

也许是因为中国遭受屈辱的历史太长，也许是共产党官兵对美帝国主义全力支持蒋介石特别反感，也许是中国新政权并不全部了解美国政府和国会的内情，也许是第一代中共领导人决心不向美国示弱，也许是宣布了“一边倒”的毛泽东此时不愿得罪苏联，因此那段时间对美国的态度特别强硬。1949年11月，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和全体工作人员因“间谍罪”被驻逐出境。1950年元旦刚过，中共新政权没收了美国领事馆在华的所有财产。1月14日，艾奇逊只好电令美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事馆工作的全体人员“打道回府”。新中国与美国关系的大门“砰”的一声关上了。艾奇逊曾经希望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主意。中美关系的大门关上之后，他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上说：“我们原来认为他们会停下来……我们该让他们知道，如果他们拿走这些房产，我们就从中国所有地区撤走。这些信息已经传达给了他们，可他们非但不停止，反而变本加厉。从1月6日到我们最后提出这些建议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一直对此严格保密，因为我们不愿减少中共可能回心转意的机会。我们认为，此事一旦公之于众，所有的可能性将不复存在。”

建立中美良好关系的“可能性”，曾在1949年与中美两国人民擦肩而过。遗憾也好，惋惜也好，这都是一段历史。

（选自《统一大业 上》/郭晨 著/天地出版社/ 2016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