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笛箫类乐器名实问题研究中的歧义与焦点

2017-02-13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北京100101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与表演) 2017年2期

万博（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北京 100101）

万博（中国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北京 100101）

中国古代的笛箫类乐器种类繁多、应用广泛，是中国音乐史、乐器史关注较高的重要内容，相关的研究性与普及性文章数量多、涉及面广、成果丰富。但是，由于相关文物及图像资料本身存在的缺憾，以及历史文献记载及概念使用中的语焉不详、名实混杂等因素，该领域研究中产生的争议与分歧也较多。名实问题已经成为笛箫史研究的瓶颈，厘清这一问题，对于真正认清笛箫类乐器的历史发展脉络，具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本文以古代笛箫类乐器研究中的名实问题为关注点，梳理、总结出该领域一些受到集中关注的歧义与焦点，并探讨其成因。

笛箫类乐器；名实问题

引言

从研究现状来看，名实问题已经成为古代笛箫史研究中的瓶颈，并对该领域的整体把握与深入探究造成了阻碍。例如在文物与文献的互证方面，倘若名实问题未解决，就难以进行对应性研究。人们对于文物的判断以及对文献的理解，也会产生误读，甚至以今人的观念代替对史实的认知。可以说，若不能梳理出古代笛箫类乐器历史概念的指称与内涵，就很难从错综复杂的历史发展中理出清晰的线索和脉络。

就古代笛箫类乐器的研究而言，在名实问题上，以讹传讹的现象尤为突出。不少结论的得出只是研究者凭其经验与臆想所做的大致判断，并无具体史料的支撑。而这些本就不甚准确的观点，又未经查证来源与依据便被互相转引，最后几成定论。在笔者搜集到的有关古代笛箫的三百余篇文章中，有几十篇或多或少关注到了笛箫的名实问题，但其中仍旧矛盾重重。在专业理论研究之外的一些传播通用性、常识性知识的器乐教材中，笛箫名实的混用问题也很严重，在知识的传播以及理论的应用方面有较大危害，应当引起足够重视。由于古代笛箫的名实问题本身就复杂，在缺乏厘清与准确、严谨表达的前提下，不断重复性陈说，使得名实问题混淆的局面非但没有澄清，反而愈益严重。甚至可以说，这类重复性成果越多，需要澄清的困难就越大，最终只会加重这个领域研究的负担。因此，当古代笛箫类乐器研究成果已达到相当数量，沉下心来对其中的名实问题及相关歧义、焦点进行梳理、辨析，就显得迫在眉睫。这也是本文写作的初衷。

一、古代笛箫类乐器名实问题歧义、焦点举要

名实问题是认识事物时都要面对的问题，从哲学或语言学的角度看，可以说，几乎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的名称与相对应的实际存在。但是由于文化的习惯、语言的约定俗成以及事物本身的发展变化等原因，历史上乃至生活中，名实不符的现象和问题并不少见。这一问题在古代笛箫类乐器研究中尤为突出，经常出现名实混淆、名不符实的情况。就其原因而言，其中既有历史上客观存在的问题，也有研究中产生的问题。不同历史时期笛箫类乐器的名称与乐器的实际情况，至今仍未彻底理清，且认识上分歧较大。笔者通过对目前所见中国古代笛箫类乐器研究诸多成果的梳理，归纳、提炼出与名实问题研究有关的、也是有代表性的争议、分歧与焦点，列举并分析如下：

（一）笛箫名实混淆的产生节点以及“横吹笛子竖吹箫”观念的产生时间

其实中国古代笛箫类乐器名实混淆的现象，古代的学者已注意到①如清代徐养原在《荀勖笛律图注》中谈到：“大抵汉魏六朝所谓笛，皆竖笛也。自京房以来，及蔡邕、桓伊之所吹胥是物也。唐人所谓笛乃横笛也。凡宁王李谟之所吹胥是物也。横笛古谓之横吹，李延年有横吹曲二十八解。其器亦起于羌……《旧唐志》载：‘西凉乐器有笛一、横笛一。’笛即竖笛也。横笛言横竖笛，不言竖，本义犹存。宋元以后谓竖笛为箫，谓横笛为笛，而笛之名实淆矣。”（见：[清]徐养原，撰.荀勖笛律图注.东师大图书馆藏清光绪崇文书局刻正觉楼丛刻本[M].//续修四库全书第115册，经部，乐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526-527.）另外，文献注疏中也可体现古人对笛箫类乐器名实问题的探讨，较典型的例子便是汉儒对龠的解释。由于该问题的认识背景较复杂，限于篇幅，将另文阐释。。虽有所论，但并未结合文献及实物资料分析论证。就目前所见，在20世纪60年代，周在宥曾就单管竖吹的乐器在汉代是否叫“箫”提出疑问，并指出：“赵宋以前对篴（笛）、羌笛、横吹、尺八等乐器的解说，一般都并不是十分清楚的。对它们进行清楚的区别始于宋沈括的《梦溪笔谈》……可惜，沈括当时离汉代也已千年，更枉论其他。因此，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我们另作探讨的”[1]。已注意到历史上笛箫类乐器的名实问题。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不少学者在研究中关注到了古代管乐器名称众多的现象，如柳羽的《我国古代竹管乐器名称初考》[2]、方建军的《先汉笛子初研》[3]等等。赵松庭的《竹笛源流》[4]一文，指出了笛、箫概念混淆的情况，并从乐器发声原理的角度指出笛箫乐器的共通性，认为它们本可以不进行区别，但为了尊重习惯，可依据横吹、竖吹的演奏方式加以划分。黄翔鹏在90年代发表的《工尺谱探源》一文中，也注意到了笛箫名实混乱的问题，他从福建南音中称笛子为箫、称尺八为笛的现象谈起，指出：“古代叫笛的，我们现在叫箫，古代叫箫的，除了排箫之外，我们现在叫笛，扭了个个儿”[5]。这是对古今笛箫称谓颠倒现象的明确阐述。

许多学者认为，笛箫名实混淆现象的产生，主要与汉代出现了竖吹乐器有关。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在论述秦汉时期音乐的章节中指出：“从这时候有了竖吹的笛起，笛这一名称，就成为竖吹和横吹的两种笛的概括名称。但在此以前……都不是指横吹的笛而言。在此以后，则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中，两者在名称上，就互相混淆了”[6]。张曲波的《篪、笛考辨》[7]15也认为，自汉代起，单管竖吹乐器的产生导致了笛箫名称的混乱。王子初的《笛源发微》[8]29的研究较为具体，进一步指出汉笛有古笛（横吹）、羌笛、长笛（竖吹）三种，但人们误将古笛与长笛混为一谈，认为其为竖吹乐器，笛箫混淆由此产生。张振涛的《“梅”“笛”析辨》[9]认为，乐器演奏方式的变化（改为横吹）与形制的改变（受胡乐影响增加了笛膜）是笛箫乐器名称更改的动因，竖吹之“笛”变为横吹之“笛”的时间始自魏晋南北朝。

“横吹笛子竖吹箫”，是今人对笛与箫约定俗成的区分方式，而这种区分实际古已有之。对于其起始时间，学界说法不一。如王子初的《笛源发微》[8]28认为，称竖吹乐器为“笛”、称横吹乐器为“横笛”的现象一直持续到唐代才被纠正。张曲波的《篪、笛考辨》认为隋唐以后，“箫取了古意，称之为箫，笛就专门指横吹的笛了”[7]15。梅本红的《洞箫·尺八小考》[10]90认为称横吹乐器为“笛”、竖吹乐器为“箫”或“尺八”，始自唐宋时期。林克仁的《中国箫笛史》认为，宋代的苏轼为洞箫进行了正名，“将直吹单管竹箫称为洞箫……从此，横吹笛子竖吹箫遂成为约定俗成的共同见解”[11]。周武彦在《中国古代音乐考释》中叙述笛、篪的部分时引用了黄翔鹏《工尺谱探源》中的观点表述，并认为：“今天所谓的箫、笛，可能是从明清以后开始称谓之”[12]。可见，学界在“横吹笛子竖吹箫”概念的产生时间上争议较大，且观点较模糊，这一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二）中国古代“篴”的概念所指

“篴”字最早见于《周礼·春官·笙师》②《周礼正义卷四十六·春官·笙师》记载：“笙师掌教龡竽、笙、埙、籥、箫、篪、篴、管，舂牍、应、雅，以教祴乐。”（见：[清]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M].中华书局，1987：1894.）。学界一般认为，“篴”为“笛”的古字、是秦汉以来竖吹与横吹乐器的统称③如刘正国《笛乎筹乎龠乎——为贾湖遗址出土的骨质斜吹乐管考名》认为：“秦汉前后所谓的笛（篴）可能是横吹与竖吹两种不同乐管的统称”[见：刘正国.笛乎筹乎龠乎——为贾湖遗址出土的骨质斜吹乐管考名[J].音乐研究，1996（03）：68.]；王峥《马融所赋“长笛”考》认为：“篴、笛二器，至少可认为是广义上的同类乐器”、“汉时竖吹与横吹之器皆称为‘笛’”[见：王峥.马融所赋“长笛”考[J].文艺评论，2014（10）：122、124.]；张维良《竹笛艺术研究》认为：“笛在古代称‘篴’”、“笛在汉代前多指竖吹笛，秦汉以来，笛已成为竖吹的箫和横吹的笛的共同名称，并延续了很长时期”（见：张维良.竹笛艺术研究[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11：28-29.）等。。对于“篴”，许多学者认为是竖吹乐器。但古“篴”竖吹曾遭受质疑，如王子初[8]31的《笛源发微》依据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横吹乐器出土遗策中标有“篴”的字样，认为古笛竖吹为误说。王晓俊的《古“篴”音义、形制考》[13]、《京房改制所据原笛吹式考辨》[14]批驳了由来已久的“篴”与“笛”相混淆的情况，从音义、孔数与吹法等方面对“篴”进行考证，指出了古“篴”为横吹制式，与“笛”吹法不同，京房笛制改革是据一横吹笛改制为竖吹笛，东汉末出现以“笛”代“篴”的现象。而韦勇军和刘正国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竹管乐器“篴”名考疑》[15]通过对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遗册的查考，认为被学界广泛征引的遗册中的“篴”字并非该字。

（三）“箫”的指称由编管到单管的转变时间

“箫”在古代很长一段时间指的是编管的排箫，后来才变为竖吹单管乐器的称谓沿用至今。然而，由于编管乐器与单管乐器分属两种不同的乐器类型，故学界很少将其放在一起探讨，这也导致了现有研究中对“箫”含义转变的具体情况所论不多。有限的几篇文章如高德祥的《排箫》[16]，指出古代“箫”的称谓在指称编管与单管乐器时存在混淆，隋唐时期称编管乐器为“箫”、单管竖吹乐器为“竖笛”，但该文并未提及“箫”本身含义转变的具体年代。梅本红的《洞箫·尺八小考》[10]89以及周照明的《古代的箫与笛辨》[17]对这一问题亦有所涉及，前者将“洞箫”含义由编管转变为单管的时间节点定在“中古”，而后者将其定在宋代。然而通过查阅古文献，我们可以发现，至少《元史·礼乐》中的“箫”仍有编管乐器的含义①如《元史·礼乐》记载：“箫二，编竹为之。每架十有六管……亦号排箫。”（见：[明]宋濂，王袆.元史，卷六十八，志第十九，礼乐二，登歌乐器，竹部//许嘉璐，译.二十四史全译[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1324.）。故而这一问题还需再作探讨。

（四）笛箫类乐器多种称谓的名实问题

篪、笛之辨，龠、籥之辨，以及羌笛与长笛（篴）的联系、尺八与洞箫的关系等等，都是笛箫类乐器名实问题研究中争议较大、分歧较多的几个议题。另外，古人对“籁”、“管（筦）”等乐器称谓与形制的不同见解，由于大多存在于古人对文献的注疏中，因缺乏文物史料的映证，故难以作为论证或下结论的直接依据。仍需要通过文物文献的互证与相关分析去获得某种认识。

（五）对古代笛箫类乐器实物的命名或正名

古代笛箫类乐器名实问题的复杂性，也体现在对出土乐器实物的命名上。由于出土文物的命名，会因文字尚未产生或缺少相关文献资料的佐证而难以定名、查考，学者往往只能暂且依据今人的观念和理解对其命名。而随着研究的深入，乐器的命名又会被不断质疑或修正，尽可能使其与历史实际相符。例如对于贾湖骨笛，黄翔鹏的《舞阳贾湖骨笛的测音研究》认为，应以最自然、最简单的名称——“笛”来称呼贾湖遗址出土的骨管，而“不必因为一种祖先有了某种后裔，就要以其中的一种后裔之名来给它的祖先定名”[18]。而刘正国的《笛乎筹乎龠乎——为贾湖遗址出土的骨质斜吹乐管考名》[19]一文对这已被学界广泛认同的“贾湖骨笛”的定名提出了质疑，认为其不具备吹孔这一笛类管乐器的重要结构特征，并提出采用骨“龠”的命名更符合文献与历史的实际。与此情况相类似，王晓俊的《古“篴”音义、形制考》[13]54一文提出，曾侯乙墓出土的横吹乐器与马王堆出土的横吹乐器既非“篪”亦非“笛”，而是横吹的古“篴”。韦勇军的《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竹制横吹乐管器名三考》[20]对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两支竹制横吹乐器进行了深入的考察与分析，否定了之前“篴”“笛”“横笛”的命名，认为其应为“篪”。笛箫类乐器出土实物定名的困难，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诸多分歧。而定名是否正确，仍需要在文物与文献的互证以及回置到原本的历史音乐实践中予以检验。

以上提到的研究成果，有的是对音乐文物结合文献资料进行分析与论证，有的是从现存民间音乐的角度进行考察，也有的是从语言学、文字学的角度进行审视。不同的研究者因研究视角、学术积累的不同，甚至随着这类学术研究的进展，会有不同的表达。虽然分歧较多、质疑尚存，但是对笛箫名实问题的厘清，对于中国笛箫史一类研究而言，却是不可回避的关键问题。从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及现状来看，这一领域仍有较大的可拓展空间。

二、古代笛箫类乐器名实问题混淆、争议原因探究

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古代笛箫类乐器名实混杂现象的产生，并不能简单归结为古人或今人研究中史料有限、认知受限或概念含糊等问题。笛箫名实问题的产生，其实也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其背后有着复杂的成因。例如，其中有语言文字含义变化的原因，有文献史料记载、描述的不准确给后世带来理解差异的原因，有材料的获取和乐器制造技术变化发展的原因，有民族文化交流、融合中带来的指称变化的原因，其中还会涉及到历史文化发展中的语言变化、文化表达以及乐器使用环境的变化等原因。因此，古代笛箫类乐器的名实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历时的存在，在不同时代形成有不同的名实关系，形成认识上的差异甚至歧义，也是正常的。笛箫乐器之“实”一直存在，只是其“名”会因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的语言、认知诸因素而发生改变。因此，当今人将此问题放置到整个历史中审查时，名实错位的问题便会凸显出来。笔者将中国古代笛箫名实混淆产生的具体原因做了初步分析，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文献对于笛箫类乐器的记载多集中于称谓与应用方面，而疏于对具体形制的描述，故而虽然在特定历史时期有特定的概念，但具体所指往往难以对应、确认。如《吕氏春秋》“吹苓展管篪”[21]中的“苓”，是何种形态的管乐器，因其语焉不详，就难有进一步的认知。另外，前代文献记载的模糊以及史料的散佚，再加上部分文献撰写者自身知识体系的局限，也导致了古文献中笛箫类乐器的相关记载整体上讹误较多且众说纷纭。如管、龠与籥，篪、笛（篴）与义觜笛，箫与排箫等等，都是笛箫类乐器中容易模糊的几组概念。由于一些古代文献的撰写者、记录者往往并非笛箫专业人士，而是文学家、史学家，他们受认识所限与语言习惯的影响，其表述时往往不使用乐器的具体称谓，而用统称、概称来指代。然而，今人的研究却是要试图恢复、返回到原来笛箫类乐器细化的分类，尽可能探索原来形制的多样性，而不会满足于文献上的概称与略称，由此便产生了研究本身的需要与文献文物资料的模糊与难以确认两者之间的矛盾。还有，以简就繁的表达式，在对笛箫类乐器的表述中经常可见，有时乐器本身并不相同，但文献记载时所采用概括的、省略的称谓，在特定语境消失后，便会在后人的解读中带来误解①例如在只有编管的排箫而无单管的箫的乐队中，文献记载可能只使用“箫”来指称编管乐器。这种表述会给后人带来理解上的困难。。

第二，对于古代笛箫研究而言，文献记载若缺乏文物参照或文物形态呈现本身粗陋，便容易产生理解上的歧义与偏差。由于笛箫类乐器多采用竹制，较难保存，故存留下来、可供研究的乐器实物数量极少。而画像砖、壁画、乐俑、绘有画面的器皿等文物，虽提供有大量的图像，但往往受创作技术、时代局限、视觉呈现（如写意性表达）等影响，图像细节表现不够，甚至模糊失真。有些如吹口形制等判断笛箫类乐器所属类别的重要依据，在文物图像上往往难有清晰的展示，就会影响研究者的判断。

第三，笛箫史的研究需要研究方法的综合运用与拓展。然而古今学者在研究中缺乏对笛箫名实关系问题的深入观照，研究思路与方法较单一，对相关文物与文献的系统梳理与把握也有所欠缺。通过对现有研究的分析可以看出，许多文章在论及笛箫名实问题时，主观判断多，具体分析少，以今代古、人云亦云、望文生义的现象非常普遍。在史述语境中，甚至有“笛是一种横吹的竹制单管乐器”、“箫是一种竖吹的竹制单管按孔乐器”[22]之类简单定义情况。这是因缺乏历史眼光、忽略乐器名实关系的变化而产生的认识上的偏差。

第四，名实混淆有时是随着事物本身的发展、使用环境的改变以及语言思维的变化而产生的客观现象。笛箫类乐器名实的混淆也是如此。首先，这类乐器在材质、吹口、音孔、乐管的粗细长短、音色、演奏姿势、风格等方面变化点较多，在音乐表达的需要中、在民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形制与种类越来越丰富与完善。在这种情况下，会为区别原有乐器与新乐器的需要而产生新的命名。其中一些新的命名，与语言学中所讲的古代汉语有由单音词向复音词演变的趋势相关[23]。例如根据乐器在形制与演奏方式上的特点，“笛”这一单音词衍生出了“长笛”“短笛”“横笛”等新词汇；再如为便于某种“民族属性”的区分，从“笛”的概念中又发展出了“胡笛”“羌笛”等称谓。另外，由于事物本身处于发展变化中，历史上形成的语言、概念本身也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随着笛箫类乐器新称谓的增多，其原有称谓的词义有时也会发生改变。在乐器种类越来越丰富、新乐器产生却未有新的命名相匹配之时，人们可能会约定俗成地沿用已有的名称来称谓。而随着历史的发展，当一些名称脱离了当时的语境留存了下来，今人在阅读古代文献时，对字面的解读，就会遇到所指与乐器的实际不符的名实混淆问题。在笛箫研究中，这一问题变得非常突出。诚然，以上所述仅仅是产生笛箫类乐器名实问题的主要原因，此外还有文字的发展变化、地区方言的差异、不同民族语言翻译的问题等等其他方面的原因，在此不再赘述。

从更宽的学术视野来看，对于古代笛箫类乐器的研究，不仅应当关注乐器本身的发展演变，还应从学术史的角度予以观照，才能减少不必要的、或者是误读乃至以讹传讹的重复。因此，对古代笛箫类乐器名实问题的歧义、焦点与研究现状进行梳理、分析，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仅是古代音乐史、乐器史研究的必要工作内容，同时也属于相关学科的学术史研究范畴，是进行系统的古代笛箫史研究的基础性研究内容。

[1]周在宥.说箫[J].人民音乐，1963（03）：26.

[2]柳羽.我国古代竹管乐器名称初考[J].乐器，1984（05）：3-5.

[3]方建军.先汉笛子初研[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89（03）：13-20.

[4]赵松庭.竹笛源流[J].中国音乐，1983（01）：70-71.

[5]黄翔鹏.工尺谱探源[J].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1992（04）：9.

[6]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1981：127.

[7]张曲波.篪、笛考辨[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1987（04）.

[8]王子初.笛源发微[J].中国音乐，1988（01）.

[9]张振涛.“梅”“笛”析辨[J].山东艺术学院学报，2014（02）：9.

[10]梅本红.洞箫·尺八小考[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05（01）.

[11]林克仁.中国箫笛史[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5.

[12]周武彦.中国古代音乐考释[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