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和平（浙江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简论陆华柏的音乐美学思想

杨和平（浙江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本文以近现代音乐家陆华柏①陆华柏（1914.11—1994.3），音乐教育家、作曲家、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作为音乐教育家，陆华柏投身音乐教育一线，编著教材、培养人才。曾在福建音专、华中师范学院、北京戏剧学院、湖北艺术学院以及广西艺术学院等任教；作为作曲家，他自觉将其作品与所处的时代背景紧密联系在一起,在中国音乐创作民族化发展方面做出了积极的探索；作为音乐理论家，他发表了音乐教育、音乐创作和音乐评论著述，翻译有《和声与对位》《对位法初步》《节奏分析与曲式》《乐理-简谱与五线谱》《配器法》《作曲指示》等，为我国音乐理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作为社会活动家，他积极指导、带领学生参与各种音乐会演出、亲自指挥音乐会等。为对象，取音乐美学的研究视角，通过文献的搜集整理、阅读分析，力图提炼出陆华柏由美育而美学、由创作而美学、由中西关系而美学、由内容与形式而美学，以及由新音乐而美学等思想的方方面面，并给予符合历史事实的评价。

陆华柏；美育；音乐创作；内容与形式；新音乐

福柯在“历史学研究的‘事件化’方法”中提到：“任何理论和真理都是特定的人在特定时期、出于特定的需要与目的从事的一个‘事件’，因此它必须与许多具体条件存在内在联系。”[1]陆华柏的音乐美学思想就是在他所处的特定的时期中，面对特定的需要和目的而产生的。对于这样一位历史人物，我们在这里追忆他的历史贡献、抒写他的历史功绩，并发挥其合理思想，以为今天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之需。

一、由美育而美学的思想

回首百年音乐教育发展，给予我们两点启示：其一、中华乐教具有一种安身立命、融化陶冶他者的强大生命力；其二、西方哲学把中华乐教推上了一个崭新的知识学时代。也就是以中华乐教为基础，并凭借这个基础的内在张力奋发前行，并伴之以西方艺术教育因素的注入，实现着自身古今转换与中西融合的属性。

陆华柏自20世纪30年代从武昌艺术专科学校毕业，先后在福建音专、华中师范学院、北京戏剧学院、湖北艺术学院、广西艺术学院等地任教，主要负责配器、指挥以及和声等课程教学，指导学生排练，参与各种音乐会和社会音乐活动。对于音乐教育，陆华柏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也有独特的理论认知。他认为音乐教育的目的在于提高全民音乐素养和储备“音乐教育家”人才，充分体现出他尊重学生个性、以学生为本的思想；他指出师范音乐教育与专业音乐表演及音乐创作的培养理念不同，在培养方案和培养目标方面，师范音乐的教育教学应突出其师范性特点；主张声乐(唱歌)、钢琴、乐理、和声学、曲式五大基本功的授课模式和开设讲座课，应体现师范院校音乐专业课程设计相互联系的特点，为培养理论与表演技术相通的音乐教师奠定了坚实基础；倡导音乐的许多课程要采取个别课的教学模式，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承认学生的主体性地位，要通过多种教学方法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到音乐课堂中，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提高学习效果；他还强调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承担着让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之重任，师范教师作为学生行为的楷模，首先应具备崇高的思想品德，有塑造学生健康人格、全面发展学生个性的关键性作用，要求教师必备扎实的专业知识水平，同时掌握心理学、教育学、教育心理学等相关理论。

陆华柏不仅在师范院校音乐教育方面有独特见地，而且还十分关心基础音乐教育的发展。他与老志诚、陈洪、刘雪厂、张肖虎、杨大钧、刘天浪、黄廷贵联合发表的《应重视中小学和师范院校的音乐教育》[2]认为基础音乐教育是整个社会音乐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石，关系到整个社会音乐事业的发展状况，也是影响我国国民音乐素养、审美情趣、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的重要阵地；提出增设音乐实践活动、完善教学设备、保证音乐课时、提高教师教学能力、开展音乐交流，以及积极推行“国乐”教育等主张，为具有中国特色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二、由创作而美学的思想

丹纳说：“一流作品必定追求和表现人性、人情和民族中最深刻而持久的特征。”[3]457也就是说，经典的音乐作品一定要表现人性，反映人情，彰显民族特征，传达时代精神，才能闪耀着人类理性的光芒，才具有永久的艺术感染力。

陆华柏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实践着他的创作思想。如独唱曲《感旧》《田家乐》《相见欢》，艺术歌曲《故乡》《小黄鹏鸟》《游思集》，群众歌曲《战！战！战！》《保卫大西南》《抗战到底战士之歌》《最后的胜利是属于我们的》《磨刀歌》《广西学生军军歌》，清唱剧《大禹治水》《汩罗江边》，歌剧《牛郎织女》，合唱歌曲《挤购大合唱》，管弦乐《康藏组曲》，钢琴曲《狩猎》《月光光》《浔阳古调》《东兰铜鼓舞》《西藏小品》，民歌编写钢琴伴奏曲《绣荷包》《草原情歌》，为刘天华二胡曲编配伴奏，以及单簧管与钢琴二重奏《故乡欢庆舞》等。

这些作品在继承我国传统五声调式的基础上，又借鉴西方和声对位的创作技法，为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并获得各界人士的较好评价；他的抗战歌曲较好地起到了宣传抗日与鼓舞人心的作用，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的艺术歌曲、声乐套曲、歌剧等也广为传唱，极大地丰富了社会音乐生活；他的钢琴作品承担着伴奏旋律和表现音乐形象的双重作用，居于中国钢琴民族化探索的前沿。

可以说，在陆华柏的音乐创作中，他将中国传统文化固有的精髓、中国传统音乐的技术技巧，与西方传统作曲技法、现代音乐创作技术以及时代性审美需求圆融地统一在一起，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音乐语言。不仅实现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矛盾的调和，而且赋予了音乐作品以深邃的艺术意蕴。实现了由创作而美学的思想升华，为我国现代音乐创作的发展做出了探索性的贡献。

三、由中西关系而美学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的意识不仅反映客观世界，并且创造客观世界。”即人在掌握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相关事物发展趋势和未来事实的新观念、新思想。人的意识具有积极的能动性和超前性，反映在音乐创作领域，体现为一种导向未来的“超前意识”。20世纪以来，随着西方音乐的传入、学堂乐歌的兴起，以及一批留学归国的音乐学子兴办新式音乐教育等，促成了中国音乐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换。作为音乐美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命题，“中西关系问题”成为许多音乐学者关注的焦点。围绕“中西音乐关系问题”而发，不论是“全盘西化”“中西融合”“中西并存”，还是“复古倾向”，以及“民族化发展”等观点，始终呈现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状态。

对于“中西关系问题”，陆华柏主张，站在民族国家的高度去认真总结和科学研究中西之间不同民族文化的规律。在陆华柏看来，只有在建立民族自信心的基础上，学习西方音乐的悠长，并将其先进的理念和技法融入到我们的音乐创作实践中来、兼收并蓄，才能创造出属于我们民族的新音乐。他认为区分中西音乐风格的关键在于民族形式，指出音乐艺术的形式有内在形式和外在形式之分，“属于内在形式的有：乐制（律的体系）、音阶、调式、节奏、曲式、风格、复音或复调处理（即和声、对位）以及乐曲的结构等等。”[4]这些是决定民族形式的主要东西，直接影响到作品的风格。他认为中西并存，有扶持民族、民间音乐的目的，其意义一方面是鼓励作曲家为民族民间乐器作曲或编曲，可以完全继承传统的作曲手法，也可以创造性地运用外国的作曲经验；另一方面是鼓励作曲家运用外来的外在音乐形式（管弦乐队、钢琴、提琴等），而在内在音乐形式上保留和发扬民族音乐的传统。

陆华柏认为，中西并存包含着以下几个内容：即中西音乐共同发展，不应互相排斥；必须重视和继承自己的民族音乐传统；要欣赏和研究外国的音乐名著，扩大音乐眼界；吸收外国音乐的作曲、演奏经验，并创造性地加以运用，以丰富和充实我们的民族音乐；才能创作出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新作品，才能让我国的音乐在世界乐坛上独放异彩。陆华柏对中西关系的认识体现了他对中国音乐发展的一种前瞻性。

四、由内容形式而美学的思想

内容和形式是音乐美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理解音乐作品最为重要的一对范畴。关于内容与形式及其相互关系的探讨，其渊源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理论。黑格尔是西方第一个将“形式与内容”作为一对范畴展开专题研究的哲学家，而汉斯立克在《论音乐的美——音乐美学的修改当议》中提出：“音乐的内容就是乐音的运动形式”的观点，使其成为音乐自律论的集大成者。国外涉及“音乐内容与形式问题”的相关文献还有罗曼·茵加尔顿的《内容和形式之本质的一般问题》、拉波泡泡尔特的《艺术作品的内容与形式》、克列姆辽夫的《音乐美学问题概论》、瓦·尼·赫洛波娃的《音乐内容研究是21世纪的科学》以及野村良雄的《音乐美学》等。在我国，自音乐美学学科进入国人视野以来，此论题就一直未间断地被讨论。如钱仁康的《音乐的内容和形式》、东林的《内容和形式可以分开么?》、伍雍宜的《关于音乐的内容》等都是“音乐内容与形式”专题研究的代表。

陆华柏认为音乐作品应当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不可片面看待；但是，音乐的内容和形式又是两个不同的方面，不能混淆不清。他指出音乐内容的构成是多方面的，比如，现实生活各个方面对作曲家所引起的心理反映，自然景色的描写，人物形象的刻画，哲理观念的表达，某些事件的叙述以及戏剧性的情节等都可以构成音乐的内容。作曲家为了表达种种不同的内容，分别运用这种或那种与内容相适应的形式和体裁，或者由于内容的需要而创造新的形式和体裁。并且音乐艺术的形式有内在形式和外在形式之分，内在形式就是音乐作品构成要素之间的组织关系，而外在形式则是音乐形象的呈现方式。区分内在形式与外在形式，对于了解音乐作品的构造、创作和欣赏的规律有重要的意义。作曲家只有借助于强烈的形式表达能力，才能塑造出形式美特征的音乐形象。同时，两者又密不可分。在音乐创作实践中，作品内容的表达同内在和外在形式的协调是作品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

陆华柏主张音乐作品的内容，正确的说法应当是社会主义的，或者是其有爱国主义思想，反映了一定的人民性和民主性的。题材可以多种多样, 但必须与我们的民族形式统一起来，才能为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增色，才会丰富国际音乐文化的宝库。可以说，陆华柏关于音乐内容与形式的探讨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

五、由新音乐而美学的思想

新音乐运动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一场涉及音乐社会功能与价值取向的重要事件，也是陆华柏音乐美学思想的重要命题。就音乐艺术而言，既可用于非实用性的音乐审美活动，又可服务于实用性的社会政治。故后者总是与特定的社会政治环境紧密联系。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音乐领域，学堂乐歌和工农革命歌曲的编创，开启了新音乐运动的航船，形成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

由于音乐创作总是在一定的时空环境中完成，必然受到特定历史与文化状况的影响。对此，陆华柏1940年发表于《扫荡报》副刊上的《所谓新音乐》中，阐述了自己的新音乐运动思想，认为我们不能仅限于从音乐作品的内容出发去评价音乐作品的价值，音乐艺术应当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发挥出应有的社会功能。故而要求音乐界加强团结，共同致力于抗战音乐创作。在陆华柏看来，“音乐是艺术，其理论是学术”，有自身的发展规律、独特手段以及表现意义。作为一门艺术，音乐是独立的，其节奏、旋律、和声等均是表现内容的手段，本身没有阶级性。音乐作品的价值评判，不能以作品的内容作为唯一的标准，有好的内容不一定能写出好的音乐。故而，他倡导的“新音乐”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的创新，不仅包含技术创新，也涵盖创造新作。他认为应该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吸取西方音乐技法和理念，对我国的民间音乐进行挖掘和整理，才能创作出立足于本民族的音乐，进一步提高民间音乐的水准。明言指出，陆华柏的《所谓新音乐》“是一篇饱含着真诚与勇敢精神的，在中国现代音乐史上曾经引起过广泛影响的文章。短短千余字的批评，句句直逼新音乐派的弱项……”[5]183-184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陆华柏的“新音乐”思想，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政局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那个时代音乐文化发展的真实写照。遗憾的是，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陆华柏的音乐思想被引申为政治问题，他和他的作品承受着政治指责，也误导了人们对他的评价。在今天看来，他的观点依然是有远见的，具有借鉴价值。

综上所述，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中一位重要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理论家，陆华柏致力于继承和发扬民族民间音乐文化，倡导顽强不息的勤学、创造精神，热衷于中国音乐教育事业，在音乐教育、音乐创作、音乐理论及音乐社会活动诸领域都作出了自己的贡献，给我们留下了可学习借鉴的精神食粮。荀子所说：“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昏昏之事者，无赫赫之功”可成为陆华柏音乐实践的注脚；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说“生命，如果跟时代的崇高的责任联系在一起，你就会感到它永垂不朽”可诠释陆华柏音乐人生价值的追求。陆华柏的音乐美学思想，体现在他的音乐教育、创作实践中，也体现在中西关系、内容形式和新音乐研究中，对当代中国音乐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弗朗西斯·培根在《伟大的复兴》序言中说：“希望人们不要把它看作一种意见，而要看作是一项事业，并相信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不是为某一宗派或理论奠定基础，而是为人类的福祉和尊严……”[6]4我们怀着这种情感，把这段话献给我们敬爱的陆华柏先生，让它成为我们共同的追求和事业。

[1]毛升.可疑的真理——福柯“谱系学”之评析[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科版），2005（3）：38.

[2]老志诚，陆华柏，陈洪，刘雪厂，张肖虎，杨大钧，刘天浪，黄廷贵.应重视中小学和师范院校的音乐教育[J].人民音乐，1956（9）：37-38.

[3]（法）丹纳.//傅雷.傅雷译文集，第15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457.

[4]陆华柏.音乐艺术“中西并存”的问题[J].人民音乐,1956（9）：26.

[5]明言.20 世纪中国音乐批评导论[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2：183-184.

[6]弗朗西斯·培根.//（美）威廉·H·麦加菲编；刘白玉，窦钰婷，陈伟译,美国语文读本1英汉双语图文版[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4.

（责任编辑：王晓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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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9667（2017）02－0029－04

2017-01-15

杨和平（1961— ），山东淄博人，博士，浙江师范大学“双龙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音乐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音乐史、音乐美学、音乐教育学、非遗音乐表演类项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