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祖斌

多年前读过《蔡孑民先生言行录》，当时从高等教育研修者视角学习，历经多年后，重读该书，另有一番滋味。这是蔡元培先生的一部思想言论著作，1920年由新潮社编辑出版，其见解通达透彻，主张客观明晰，当时青年后学“莫不揣摩究察，以为立身必读之书，培根必由之途”。

蔡元培围绕大学教育、文化、艺术、社会政治等诸多方面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和主张，书中有关教师选聘的内容，尤其让我感触良深。他在1917年1月9日的就职演说上宣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学生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并向全校学生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抱定宗旨；二、砥砺德行；三、敬爱师长。”为实现这一目标，他实行“囊括大典、网罗众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除旧布新，开启大学改革之先河。

蔡元培提出学术研究为立校之根本。他反复强调：大学是教师和学生“共同研究学术之机关”。要办好一所大学，使其在学术方面有所建树，主要取决于教师、学生和教学制度等要素。在对教员的选聘上，蔡元培把学术造诣作为惟一标准，他说：“选聘教员，不但要求有学问的人，还要求于学问上很有研究的兴趣，并能引起学生的研究兴趣。不但对世界的科学取最新的学说，就是我们本国固有的材料，也要用新方法来整理它。”他物色教员不重资历，注重学识，同时体现他“网罗众家”的办学思想，既聘请了李大钊、鲁迅、杨昌济等“新派人物”来校任教，又聘请著名物理学家夏元瑮任理科学长，其他学科有知名教授李四光、颜任光、任鸿隽、李书华等任教。他还特别注意从青年学者中选拔人才，比如梁漱溟到北大任教时年仅24岁，只有中学学历，但他的《究元决疑论》颇有影响，于是蔡元培聘请他讲授印度哲学。蔡元培也礼聘世界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杜威、罗素、杜里舒等外国著名学者来北大讲学，吸纳各学科的先进成就。

蔡元培主持制定了《教员选聘实施细则》，选聘教师坚持学术造诣一个标准，他还组织了一个教员聘任委员会，凡新聘或延聘的教授，都要通过委员会的审查决定去留。在广泛聘请具有真才实学教员的同时，蔡元培也淘汰一批不称职的教员，让教师队伍保持其优秀、年轻和先进性。蔡元培这一系列的措施，国内各方面的名流硕学及后起之秀汇集于北京大学，很快便形成了崇尚学术的氛围，大大激发起学生的求知兴趣，衰颓的学风骤然为之改观，对“振兴学术”产生了极大作用。

经过百年的发展，今日中国大学的教师生存环境与过去大不相同。特别是在“双一流”大学建设背景下，各大学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十分重视，出台系列政策，投入大量资金引进和培养人才，但一些现象的出现不容忽视：一方面，现有的高层次人才引进，学位以“博士”，人才以“长江学者”“杰青”“千人计划”等各层面遴选的人才为主，对“高层次人才”和“高水平人才”的概念混淆，缺乏明确的分类和标准，缺乏个性化遴选条件，造成优势学科与弱势学科之间发展不平衡。另一方面，一些地方大学过度偏重对学历、职称、学术成果的考察，或重学历轻能力，或迷信名牌大学，对道德、人文素质、心理、发展潜质、学科忠诚度等方面的考核不足，对成果的评价指标化、数量化，SCI泛化，用简单、量化的标准作为评价体系，对教师的个性尊重不够，不符合大学多样化的需求。另外，一些大学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整体规划，迫于学科建设、教学评估等阶段性任务的压力，对学科需求、师资结构等方面缺乏深入分析和论证，导致盲目引进人才，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同时，东西部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导致大学之间新的一轮人才无序竞争。这些现象的出现是对人才的伤害，需要我们警惕的同时，蔡元培先生的选人用人之道更值得的大学管理者借鉴和思考。“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钱学森之问犹在耳边，这道艰深命题尚待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破解。

（作者为玉林师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