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燕春

《青瓷红釉》定稿于2009年暮春，初版于2010年，由福建教育出版社推出。而实则自始至终，这本书唯一的正确的定位与命名，只能是“立爱”。从“情何以堪”（是书出版序言）到“爱何以立”，期间的过渡或者可以是“情何以立”？这是本书现在的修订版试图完成的愿景。最终完成与否，交于读者裁断。

因是书之写作完全出于约邀，初始动笔纯是基于完诺。所写甚苦，盖谈情说爱，准风月谈，早非2009年之笔者关怀愿力所在，而穷透“情”之本质、布露“爱”之本色，又非彼时之笔者力所能及。直到全书写作进行到三分之一，“立爱”的骨核概念被硬生生写出到光明地，是书展开的动力方才饱满，之后的部分是以一天一万字的速度完成。代价是书稿杀青后作者病倒一月，无论如何都不肯好，而在之前我是二十年没吃过一片药、强壮活泼如小鹿的人。

是“立爱”自己要走进世界。

自古皆有死，人无信不立。传统中国关于“而立”的倚重，透底只是生命的担当与承荷。素净而自然。“立爱”首出之典藏是《尚书·伊训》，“立爱惟亲，立敬为长，始于家，终于四海”。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此意在《礼记·祭义》中又被孔子阐发为“立爱自亲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长始，教民顺也；教之慈睦，而民贵有亲；教以敬，而民贵用命”。

然即令今日，我落笔拈出“情何以立”作为再版修订补入诸文中论牟宗三先生“情观”之春苦悲觉，亦完全不在有意设计当中，亦完全是第二次的“主题”主动现身、走进世界。

2015年岁中，这本书又带来一位更其意想不到的读者与朋友，东亚儒学与台湾儒学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台湾新竹清华大学的杨儒宾教授，偶见拙作，谬奖不已，以为能传儒门人世水深土厚之微言大义，郑重勉励者再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