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欣雨

摘要：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学术成就的集大成者，也是希腊城邦政治思想的总结者。他专注于古希腊城邦的研究，并且对理想城邦的基本原则及其政体，都进行了比较科学的研究，比起柏拉图有了很大的进步。同时他还是西方中庸之道的首创者。

关键词：城邦制度；公民阶级；中庸之道；政体理论

公元前6世纪起，希腊出现了世界第一批城邦国家，政治思想也伴随着城邦的形成而出现，并伴随着城邦民主制度的鼎盛而繁荣起来。也就是在这个城邦时期，希腊人摆脱了宗教神话的形式，开始自觉地认识和研究社会政治现象。这个时期的希腊人已经从“黑暗时代”的蒙昧状态走出来，一大批的自然哲学家出现于希腊舞台。这个时期的哲学家摆脱了对自然的恐惧和崇拜，把自然作为客观的求知对象。面对变化万千、纷繁复杂的自然界，他们要寻求其统一的“本原”，发现其内在的和谐秩序与规律。

1亚里士多德阶级基础上的中庸之道及其对政体的影响

亚里士多德是西方中庸之道的首创者，他认为唯有中等阶层最不会逃避治国的工作，也最不会对它有过分的野心。他们不像贫穷阶层不懂得如何指挥，也不像富有阶层只等专横地统治，因此，中等阶层是一个国家中最安稳的阶层。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虽然是代表奴隶主阶级的利益，但是他最终力求的还是国家的稳定与发展，所以他采用了他认为的最稳定的阶级来充当稳定奴隶主阶级江山的途径。但是，历史证明，亚里士多德的温和民主制，企图在保持奴隶主阶级统治、保存大富极贫的前提下，用加强中等阶层的实力来巩固奴隶主的统治，终于是不可能的。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也影响到了他对政体的看法，他认为为政应尚中庸，以中产者为主的共和政体介于贫富之间，可以协调两阶级的争端。但是现实生活中这种所谓的中产者为数是不多的，并且即使存在，也不会奔竟于政治权力，而且当时存在的两个比较极端且强大的城邦斯巴达和雅典却分别鼓励其邻国平民和寡头两个极端，于是共和之治在希腊就少见到了。

2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及其缺陷

政体凭其所立的宗旨及其政权的形态而分类。亚里士多德对平民政体持批判态度，穷人如果当政，必会利用权力来剥夺富人的财富。他还依次批判了寡头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认为任何单一的政体都是不完善的，故主张混合政体。他发现一个城邦采取哪种政体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一个城邦中往往存在着门第、财富、自由身份与美德等要素。随着这些因素发生变化，政体也就随即发生了变化。在各种因素当中，他比较重视经济结构和党派力量的对比。他认为人的天性是追求自己或自己党派的利益，它导致统治者的堕落和党派之争。亚里士多德对民主持批判态度，他在一定程度上信任民主，但是鉴于平民有可能滥用权力，去剥夺富人的财富，亚里士多德主张还是利用法律去限制平民的权力。

在研究城邦究竟要采取何种政体的时候，在他看来，公民资格的真正条件是公民所享有的政治权利。在这里又将公民和善人进行了区分，即好公民的品德是否同于善人的品德。在这里他指出了公民应当兼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品德，这样一来，如果这种公民成为了统治者，他再做任何决定或措施之前一定会考虑到广大人民的需求，使得他制定的政策不会只利于过于单一的团体，这样会减少很多社会上产生的矛盾，也弥补了之前城邦家庭同一化的弊端，是城邦内部变得更加和谐，有利于城邦的持续发展。

3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特点及其局限

亚里士多德非常崇尚城邦的存在，城邦作为政治团体不仅使人类可以得到更广泛的经济自给，而且能促使他们向往优良的道德生活。他认为人们获得的财产应该有限度，即能维持朴素而宽裕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就是想把希腊建设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国家，但是一定要以奴隶主的统治和城邦制为前提。我认为亚里士多德的这一想法过于理想化了，他只考虑到了城邦有了优良的道德就可以很好的发展下去，但是他没有考虑到，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思想的，城邦内部一定会存在反抗引起骚动，这些都是对城邦的发展不利的，所以说发展的规则不能够单一化，要以各个家庭或社团的具体状况为依据来发展，才能保证内部真正的和谐。

而且亚里士多德有安于现状的倾向，他不赞同社会的变革。法律之所以能见成效，全靠民众的服从，而遵守法律的习性需经长期的培养，如果轻易地对这种或那种法制常常作这样或那样的废改，民众守法的习性必然消减，而法律的威信也就跟着削弱了。这样的想法使得统治者不能时时刻刻保持警惕，不能够及时对城邦内部存在的骚动现象进行解决。这样的城邦势必会被时代所抛弃，总会有不满的群众出来反抗，这样反抗的结果我认为还不如统治者自身先对城邦存在的问题进行改革，这样也会使公民增加对统治者的尊崇，因为它至少是关注民生的。

这就是亚里士多德优于柏拉图的所在，他政治学体系的一个重要特点就在于，他不只专注于对政治的抽象原则和价值体系的探讨，对理想城邦的规划设计，而是把研究重心转向对现实城邦的经验的、历史性的描述与分析。他不仅探讨理想的城邦形式，还对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城邦进行描述和分析，总结组织和治理各种类型城邦的艺术。这类的内容构成了他政治学体系中最丰富和最有价值的一部分。他开创的这个研究思路，大大拓展了政治学的领域，是比较政治学研究的最早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