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逵夫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迢迢牵牛星》《兰若生春阳》二诗关系浅论

■赵逵夫

（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70）

《玉台新咏·枚乘杂诗》中的《兰若生春阳》一诗中说兰草、杜若“涉冬犹盛滋”，据宗长白之说当为汉武帝太初改历以前作品。或者“冬”当是“秋”字之误。由诗中“美人在云端，天路隔无期”、“愿言追昔爱”看，应同《迢迢牵牛星》为组诗，彼以织女口吻言之，此以牵牛口吻言之。两诗皆西汉时所传古乐府辞。《古诗十九首》中有十四首篇幅较长者皆文人之作，而五首民歌色彩较浓者同《兰若生春阳》皆篇幅较短，应为西汉时乐府诗。

《古诗十九首》；《枚乘杂诗》；古乐府；牵牛织女传说

汉代咏及“牵牛织女”传说的诗歌，最早为《文选》所收《古诗十九首》之第十首《迢迢牵牛星》。学者们普遍认为这首诗是东汉末年之作。因而，学界认为“牵牛织女”传说见之于诗歌在汉末。今先录此诗于下：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迢迢牵牛星》一首中未写及气候时令，也未言及典章制度之类，难以考知其时代，但如认为它一定是东汉末年之作，也过于武断。《三辅黄图》说秦始皇筑咸阳宫，“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引渭水贯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说明牵牛织女渡天汉以相会的故事情节在秦代已在民间广泛流传，因而才有秦筑咸阳宫以牵牛渡河会织女的情节作设计依据的事。但以前学者们多认为《三辅黄图》成书时代较迟，故多不相信。但魏晋时学者如淳、晋灼注书已多次引《三辅黄图》①。而更有力的证据是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出土《日书》中有关牵牛织女的两条简文。其中《日书甲》中第三简简背说：

戊申，己酉，牵牛以取织女，而不果。不出三岁，弃若亡。

可见在战国末期“牵牛”“织女”两个星名已转化为故事中的人物，在当时的传说中牵牛在娶了织女之后，未过三年，弃之而去，就像没有妻子一样。由此看，《三辅黄图》中所记载秦始皇时在渭水上架桥，取法牵牛织女相会的情节，是可信的。

东汉初年班固《西都赋》中说：“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古人在不说明面向的情况下言左右，都是就面南而言。那么，言昆明湖上的牵牛织女像，是织女像在西，牵牛像在东。这同我所考证织女来自秦人远祖女修，因而在西，织女星也在天汉西侧；牵牛来自周人祖先叔均，相对而言在东面，因而牵牛星在天汉东侧的情形一致②。这进一步证明了“牵牛织女”传说同周秦文化的关系，同时也说明了西汉前期牵牛织女的像，已成为帝王苑池中的景物，而且其位置也体现着相关的情节。

《迢迢牵牛星》一诗在《玉台新咏》中被列入《枚乘杂诗》中。自然这些诗未必为枚乘所作，有的也可能不是西汉时的作品。但在南北朝以前即传说为汉初枚乘之作，则应是见之于较早的文献的。

《玉台新咏》所收《枚乘杂诗》中，又有《兰若生春阳》一首，不见于《古诗十九首》，也不在《文选》所收“苏李诗”之内，我以为也是以“牵牛织女”的传说为题材的。全诗为：

兰若生春阳，涉冬犹盛滋。愿言追昔爱，情款感四时。美人在云端，天路隔无期。夜光照云阴，长叹恋所思。谁谓我无忧，积念发狂痴。

诗中说兰草、杜若至冬还枝叶茂盛，生机勃勃，若按夏历，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合。清初宗长白《柳亭诗话》卷十二论《古诗十九首》中《明月皎夜光》一诗云：“《淮南子》：‘孟秋之月，招摇指申。’此诗有促织、秋蝉之景，则是汉朔之孟冬，非夏正之孟冬也。《汉纪》：高祖以十月之霸上，因用为岁首，至武帝元初年丁丑五月，始改夏正。然此诗为汉初人作，又何疑哉？”所引《淮南子》文见《天文》篇，其中所说的“招摇”，同诗中的“玉衡”一样，都是指北斗七星的斗柄③。申是指西方而偏南的角度。《淮南子》这句话是说北斗七星的斗柄所指方向由南向西，到了指向申的方位时，便是孟秋七月。但《明月皎夜光》一诗既说“玉衡指孟冬”，又说“促织鸣东壁”、“白露沾野草”、“秋蝉鸣树间”，所写全为秋景。又说“玄鸟逝安适”，玄鸟即燕子，其向南飞也是在秋季。所以宗长白说此诗之所谓“孟冬”，指夏历之孟秋七月。《兰若生春阳》一诗说兰、若之草“涉冬犹盛滋”，据宗长白之说，也应为太初改历以前之作。

有没有可能诗中的“冬”字是“秋”字之误？作为可能性，是存在的。陆机《拟兰若生朝阳》（“朝”或作“春”）曰：“凝霜封其条”，言“凝霜”而未言及“冰雪”，则是秋季。拟诗是据原诗立意，依此，则“冬”为“秋”字之误。而如果是这样，这首诗同《西京杂记》卷一所载西汉之时宫廷中即有初秋七月七日举行穿针乞巧活动的事实相合。咏牵牛织女之诗以秋景起兴（朱熹《诗集注》中所说“兴而比也”），是自然之事。

这首诗中所写情节同《迢迢牵牛星》相比，有异有同。不同的是：一是这首诗的抒情主人公是男性，所思念的是女性。二是男女双方，男的在人间，而女的在云端。

相同的是：一是诗中说“追昔爱”，看来原来在一起，而后来被分开了。二是诗的抒情主人公希望早日相会，但“天路隔无期”，没有办法，只有“长叹恋所思”。这同《迢迢牵牛星》的“泣涕零如雨”等正好相应。

因此，我觉得这首诗同《迢迢牵牛星》是一组诗，表现了“牵牛织女”故事中两个主要人物的感情。这是以前研究汉诗者所未言及的。诗中说：“夜光照云阴”，“夜光”即月光。前半夜见到月光，正当夏历上旬时景象，也同汉代宫廷在七月七日举行乞巧风俗相一致。民俗总是先在民间流行，以后才传入宫廷。诗开头的两句说兰草、杜若这两种香草生于春天阳和之际，但入秋仍然繁盛润泽，用以喻爱情的忠贞。这同汉代写婚恋爱情作品中，表现一般的思念和怕被对方抛弃、忘却（如《悲与亲友别》一首所说“念子去我去，新心有所欢”），或担心对方不能履行诺言（如《孟冬寒气至》一首所说“一心抱区区，惧君不识察”）等，都有所不同。而同《迢迢牵牛星》合读之，则双方情感都得以更深的展现。上面所谈不同的第二点，可以看作：《兰若生春阳》是就牵牛没有追到天上时的情形言，《迢迢牵牛星》是就牵牛追到天河边，被阻隔河两岸时情形言。在这“异”的当中，暗示出了双方的身份与情节的变化。

我认为这两首都本是民间的作品，是民间所流传，后来被收入乐府，作为乐府诗传下来。关于这个看法有以下几点理由：

第一，马茂元先生《古诗十九首初探》把《古诗十九首》中作品分为两类，“一类描写游子的感慨，一类刻划思妇的心情。”④其列在第一类“描写游子感慨”的有《古诗十九首》的第三首《青青陵上柏》、第四首《今日良宴会》、第五首《西北有高楼》、第六首《涉江采芙蓉》、第七首《明月皎夜光》、第十一首《回车驾言迈》、第十二首《东城高且长》、第十三首《驱车上东门》、第十四首《去者日以疏》、第十五首《生年不满百》、第十九首《明月皎夜光》，共11首。其余8首为第二类。

实际上，这11首有的表现“贫士失职而志不平”的感慨，有的表现当国家荐贤之际无知音以引荐的哀伤，有的表现对已经显贵的同学朋友不援引自己的怨望，有的是叹老伤时，表现及时行乐的思想。从中并不能看出是宦游在外，也并无思家念妻的情绪。这11首诗，除《涉江采芙蓉》以外，都可以看作文人之作。这类作品在《古诗十九首》中还有《行行重行行》、《冉冉孤生竹》、《凛凛岁云暮》、《孟冬寒气至》4首，共14首。

这14首诗除《去者日以疏》、《生年不满百》、《明月何皎皎》3首每首10句外，其余11首篇幅都比较长：

《行行重行行》16句，《青青陵上柏》16句，《今日良宴会》14句，《西北有高楼》16句，《明月皎夜光》16句，《冉冉孤生竹》16句，《回车驾言迈》12句，《东城高且长》20句，《驱车上东门》18句，《凛凛岁云暮》20句，《孟冬寒气至》14句。以上11首最长者20句，最短者12句（只一首），平均将近18句。

《古诗十九首》中包括《迢迢牵牛星》在内的另外5首，加上《兰若生春阳》共6首，则篇幅都比较短，《涉江采芙蓉》8句，其馀皆10句。一般来说，民歌总是短小一些，而文人之作则刻意铺排，篇幅较长。

因此，从形式上说，《迢迢牵牛星》、《兰若生春阳》等6首应是民歌的类型。

第二，《迢迢牵牛星》、《兰若生春阳》等6首在表现手法和语言风格上民歌的特征比较明显。语言的口语化，一读可知。虽然《古诗十九首》中其作品也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些特征，但我们在确定这两首作品的类型时，也不能不特予指出。比如《迢迢牵牛星》一首中出现了“迢迢”、“皎皎”、“纤纤”、“札札”、“盈盈”、“脉脉”等迭音词，这在《古诗十九首》中也并不多见。

第三，隋代杜台卿撰《玉烛宝典》卷七引《迢迢牵牛星》，作“古乐府”。《文选·陆衡拟古诗》李善注《拟兰若生朝阳》云：“枚乘乐府诗曰：美人在云端，天路隔无期。”所引正是《兰若生春阳》中二句，而称作“枚乘乐府诗”。李善于《文选》注其它处引该诗中这两句也称作“枚乘乐府诗”。则此二诗本为乐府诗无疑。

据以上三点，我以为《迢迢牵牛星》与《兰若生春阳》二首，是西汉时的乐府诗而流传下来的。

汉武帝时代在昆明池上雕刻牵牛、织女二石像，朝野不会不以为盛事而称说之，“牵牛织女”的传说无形中得到强化和进一步扩散，在文人当中、在民间成了常常说起的故事、传说；而宫廷中采集民间歌谣，也会对这个题材更感兴趣。《西京杂记》卷一说：

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七孔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之。

由此也可以看出西汉时代七夕乞巧风俗的流行。关于《西京杂记》的作者与材料来源，东晋葛洪《西京杂记跋》肯定是西汉末年的刘歆。北宋黄伯思《东观馀论》以此为据说：“此书中事，皆刘歆所记，葛雅川采之，以补班史之阙耳。”清代卢文弨、姚振宗，近人张心澄等均认为此书为刘歆所撰，而葛洪编集。但自清李慈铭以来，多疑为葛洪杂抄汉魏百家短书而成，葛洪托名以自重。我的博士生丁宏武副教授有《<西京杂记>非葛洪伪托考辨》、《考古发现对<西京杂记>史料价值的印证》和《从叙事角度看<西京杂记>原始文本的作者及其写作时代》，论证精详，可以参看⑤。七夕风俗同“牵牛织女”的传说是联系在一起的。西汉时代七夕乞巧活动的流行，也从侧面证明了“牵牛织女”传说在西汉时代的流行。成书于两汉之间的《易林》中，也有同“牵牛织女”传说有关的民歌被收入⑥。《易林·屯之小畜》云：

夹河为婚，期至无船。摇心失望，不见所欢。

其中并无“牵牛”“织女”的字样，但所表现情节同“牵牛织女”的传说一致，至少反映了这个传说的影响。那么，两汉时代“牵牛织女”的传说已广泛流传，在各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是可以肯定的。《迢迢牵牛星》、《兰若生春阳》二首产生于西汉中期以后，也就是完全有可能的。

总之，我认为《玉台新咏》所收《枚乘杂诗》中《迢迢牵牛星》和《兰若生春阳》二诗都是西汉时所传乐府诗，也都是咏“牵牛织女”传说的，不过一个是从织女的角度写、一个是从牵牛的角度说罢了。这两首诗本产生于民间，有可能经过文人的润饰，但不失民间作品的本色。因为见于西汉时文献，或传为西汉时作品，才被后代文人同西汉时三首文人之作和其他几首乐府诗一起被看作枚乘之作，最后被编入《玉台新咏》。

南朝诗人颜延之（384—456）有《为织女赠牵牛诗》，沈约（441—513）有《织女赠牵牛诗》，王筠（481—549）有《代牵牛答织女星》。三诗未必同时之作，而互相关联，同《迢迢牵牛星》、《兰若生春阳》二诗的情形相近，是否受此二诗的影响，不得而知，要之论有关“牵牛织女”对答之组诗，当以见于“枚乘杂诗”中此二首为最早。而这种表现形式在唐宋以后甚多，成了咏“牵牛织女”诗作的一种特殊形式，可堪注意。

注释：

①如淳曾任曹魏陈郡丞。他撰《汉书注》曾多次引《三辅黄图》。晋灼是晋初人，曾任晋尚书郎，他注《汉书集注》也常引《三辅黄图》。

②参拙文《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刊《西北师大学报》2005年第6期；《先周历史与牵牛传说》，刊《人文杂志》2009年第1期；《再论“牛郎织女”传说的孕育、形成与早期分化》，刊《中华文史论丛》2009年第4期。

③玉衡为北斗七星的第五星，见《史记·天官书》。招摇为北斗的第七星。《礼记·曲礼上》：“招摇在上，急缮其怒。”《释文》：“北斗第七星。”古代皆用以代指斗柄三星。

④ 马茂元《古诗十九首初探》，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第1版，第4页。

⑤前两文依次刊《图书馆杂志》2005年第11期，《文献》2006年第2期，末一文近期将在《图书馆杂志》刊出。

⑥《易林》，旧题西汉焦赣撰，又名《焦氏易林》。然书中林辞有些是言焦赣以后事。由早期传本所题作者籍贯及有关文献记载看，应为王莽时崔篆所撰。“崔”、“焦”二字形体相近，也是致误的原因之一。原书应名《崔氏易林》。

（赵逵夫，1942年生，甘肃西和人，西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甘肃省先秦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编辑：魏 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