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吕琰 杨维江（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

实现投资与公益的相对隔离—慈善组织投资风险的法律控制（三）

文｜吕琰 杨维江（上海融孚律师事务所）

公益慈善不排斥营利，但前提是营利应当以公益为目的和宗旨，否则投资取得的收益越大，慈善组织背离初衷的轨道也就越远了。然而，公益慈善属于道德范畴，而投资行为则属于经济范畴，投资受人的自利本性驱使，以追求利润为根本目标，因而二者存在着天然的价值冲突。公益慈善与商业投资难道天生注定不能联姻？本文认为，构建公益宗旨与营利手段和谐共处机制的核心在于三个方面的分离：投资人员的分工、投资资产的分离以及财务账目的单独管理。

公益慈善；慈善组织投资；投资风险

公益慈善不排斥营利，但前提是营利应当以公益为目的和宗旨，否则投资取得的收益越大，慈善组织背离初衷的轨道也就越远了。然而，公益慈善属于道德范畴，而投资行为则属于经济范畴，投资受人的自利本性驱使，以追求利润为根本目标，因而二者存在着天然的价值冲突。受利益的驱动，慈善组织及其成员也会追逐经济利益、荣誉、权力等稀缺资源，而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自我以及外部的约束软化，公益人极有可能偏离公益宗旨，致使公益慈善走向异化，最终造成公益和营利的错位，慈善组织也会因为过度投资而陷入极大的风险之中。

公益慈善与商业投资难道天生注定不能联姻？事实上，“从人的本质上看，特别是从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看，经济与道德不仅可以并行不悖，而且是相互依托、相互促进的”。造成道德与经济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使二者相互融洽的机制和契合点。民政部《关于社会团体开展合作活动若干问题的规定》要求社会团体在举办经济实体时应在资产、机构、人员等方面与所举办经济实体分开，已经初步体现了商业行为与非营利事业相对分离的思想，只是这种理念还需延伸至慈善组织投资等营利性活动领域。我们认为，构建公益宗旨与营利手段和谐共处机制的核心在于三个方面的分离：投资人员的分工、投资资产的分离以及财务账目的单独管 理。

一、投资人员的分工

投资分工，是指无论是委托专业机构还是慈善组织自己进行投资，都应挑选具有一定投资知识和经验的人员，在人员安排上实现与公益慈善项目的相对隔离。投资人员可以专心从事投资活动而不参与公益慈善项目，从事公益慈善项目的人员也不必勉为其难地参与投资活动，这样也有利于减轻因慈善组织投资的非专业性所带来的投资风险。此外，人员上的独立性还可以形成相互监督和制衡的关系，也可以有效地减少投资与公益之间的价值冲突，避免因投资的营利性刺激而造成公益与营利的错位。

二、投资资产的分离

投资资产的分离，是指慈善组织将用于投资和用于慈善项目的资产分别开来。与人员上的独立相比，资产上的分离只能是一种相对的独立，因为公益慈善活动的开展虽然有一定的计划性，但计划赶不上变化，总有一些意外或突发事件可能导致产生公益资助的需要，因此慈善组织用来投资的资产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公益慈善项目。

我们认为，慈善组织用于投资的资产应当同时符合以下两个条件：一是捐赠人对财产用途未做出特殊要求，也未明确表示禁止用于商业投资等营利性活动；二是满足了基本的公益支出要求和必要的行政开支之后的剩余部分捐赠财产。这部分用来投资的资产可以暂时不用于开展公益慈善项目，以此保证投资的相对稳定性，最大限度地实现投资资产的保值增值。

三、财务账目的单独管理

投资是资金的活动，无论盈利还是亏损，对于慈善组织而言都极为敏感。财务账目是反映投资状况的“晴雨表”，也是及时发现投资问题和防范风险的重要途径。我们认为，为了降低慈善组织投资的财务风险，同时也为了有效避免利用税收或其他手段进行利益输送，应当使慈善组织的投资活动和慈善活动的两本财务账目相对分离，实现投资活动财务账目的单独管理。

但是，慈善组织的投资活动与慈善活动分别独立运作，并不表示投资收益也可以独立。投资是为了更好地实现公益宗旨，是为了使慈善组织可持续发展，从而可以更加高效地开展慈善公益活动。投资是手段，实现公益才是最终目的，两者不能本末倒置，使公益沦为投资的附庸。投资活动必须服务于公益的宗旨，应当以公益为出发点并最终回归到公益。20世纪80年代，亨利·汉斯曼提出了非营利组织“非分配约束”原则，即非营利组织不得向其成员或掌握慈善组织控制地位的机构分配利润，自此成为非营利组织一条根本的法律原则。慈善组织作为非营利组织的一种，必须受这一原则约束，其投资收益应当无条件回流慈善组织并用于开展慈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