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科锐 刘 赟

（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卡门》中流淌的文字与音符

徐科锐 刘 赟

（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吉林 长春 130000）

众所周知，小说《卡门》是梅里美的代表作，比才的歌剧《卡门》依据其而改编。在19世纪法国的文艺繁荣时期，歌剧的创作经小说、诗歌改编之后，其作品本身的传播意义与价值得到了更广泛的认可。本文将以《卡门》为例，阐述小说与音乐的深层关系。

《卡门》；音乐；小说

一、梅里美小说《卡门》中隐藏的音乐特征

19世纪的法国，在战乱的脚步中的人民呐喊着、追求着，向往着自由。正如托克维尔的书中写道：法国革命最为惊世骇俗的地方在于，对于革命中所涌现出来的准则，法国人能够轻易的接受，并且在国内民族众多的情况下达成高度的一致，法国人民是要求独立和自由的，人民大众慢慢地把现实社会扔到了一边，沉浸于想象中的那个虚幻的社会。人们对现实社会已经完全失去了兴趣，充斥在他们头脑里的都是未来可能会出现的情况。人们的精神世界最终都融入到文人构建起来的那个理想的世界去了。而就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历经战火摧残的巴黎，开始了文艺的繁荣。尽管十九世纪顽强的封建势力在做最后的挣扎，而新兴资产阶级对权力的控制也日益强大，文学艺术所得到空前的发展，以及产生的各种思潮意义重大，这种战乱同时也促进了文明进程的脚步。在文化领域，文学上所能呈现出来的现实批判主义与音乐所呈现的浪漫主义翻开了历史的新篇。小说家的春天悄然来临，出现了一大批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学家，他们的众多的小说打动了正处在水深火热里的民众，并受到这个广大群体的追捧，掀起了时代的浪潮，小说成为十九世纪法国的标志。

梅里美在他的小说中，习惯把自己如何获得故事的经过交代清楚，就形成了极具特点的讲述者“弦外音”的音乐特征。他能把握住对待现实生活并不执着的热烈，虽然是游离状态，却作为一个民主主义者有着不同的超脱，他的作品中既没有热烈的赞美也没有强烈的憎恨，没有对社会现状的义愤填膺，却是隐藏着讥讽。这也决定了梅里美的作品并没有强烈的音乐律动性，而是具有描绘性的特质，这种不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给人以生活本身的模样。他的《卡门》具有异国的特色，虽然篇幅不长，但是浓缩了丰富的生活内容和复杂的矛盾。梅里美作为现实主义者，却喜欢性格鲜明却不平凡的性格，也喜爱制造悲剧的结局，虽然这些通过对事件过程和生活场景的描绘很平淡，但不经意地透露出浪漫主义的色彩。

小说的繁荣也推动了音乐的发展，对音乐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这其中自然少不了民族情感、风俗习惯以及各种思潮，笔者所能洞见的驻扎在小说里的音乐特征如下，首先是人物设定的音乐化；其次是故事发展情节的音乐化；再次是小说本身的音乐化。

在梅里美的《卡门》中有四个主要人物，“我”是小说《卡门》的“弦外音”，负责写下整个故事情节，“卡门”是小说《卡门》里的“主音”，以半音的形式呈现；唐豪塞是小说《卡门》的“主和弦”，以“正三和弦”的方式呈现；而斗牛士是小说《卡门》里的“属和弦”。这种主人公具有音乐特征的设定，除了奠定故事情节具有音乐化，更是为作曲家比才的创作提供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梅里美的小说中，当“主和弦”唐豪塞遇到了极具诱惑力的半音卡门，唐豪塞的人生也从稳定的大三和弦转变到增三和弦，他敢于为了爱情抛弃一切，可是卡门却跳跃在各个和弦之间，使那些和弦偶尔稳定深沉，又偶尔使其愈发的紧张，作为半音的卡门从来不拘于一处，也从不忠于一段爱情，向往自由甚至有些荒诞离奇，对于卡门而言哪怕付出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这也成为卡门这个半音最吸引人的地方，忠于自己，她是不和谐的，她是反叛的，她以“恶”的方式来蔑视和反抗这个社会，她独立，不能忍受任何的约束，不能长时间与唐豪塞维持在一种增三和弦的关系中。但不能否定的是，她又有特殊的稳定性，卡门爱唐豪塞时，情愿在危机的关头与其共患难，一步也不离开。

相比卡门这个半音始终无拘无束，唐豪塞与斗牛士都是稳定和弦，但是由于加入了半音，他们变得极有扩张性。来自贵族的唐豪塞，被容貌妖艳的女工卡门诱惑，一步一步走向深渊。唐豪塞为卡门所背上的种种罪行，除了其自身没有反抗意识，以及痴迷的身不由己，更重要的是他寻求在稳定三和弦外的愉悦感。被爱情冲昏头脑的唐豪塞先是放走了卡门，又在一次争风吃醋中杀死了一个军官，在一次又一次与半音的碰撞下，更是走向了杀人越货的强盗帮。唐豪塞所做的一切，都来源于那个不稳定的半音卡门，终于饱受爱情煎熬的唐豪塞，再度因争风吃醋杀死了卡门前夫强盗迦奇阿。

然而，唐豪塞的种种作为并没有打动卡门，反而让卡门离他越来越远，作为半音的卡门，已然受不了被唐豪塞控制。卡门的种种行为刺激到因为卡门逃命的前侍卫唐豪塞，此时唐豪塞的增三和弦急需要一个稳定的解决，使他不甘心于这种非法的浪迹天涯的生活。尽管迷恋这个半音，但是他从一个稳定音成长起来，已经打上了阶层的烙印，他无法习惯视金钱为身外之物，任意挥霍，唐豪塞的根音与三音一直存在从未改变，那就是身上道德廉耻的剪影。他痛恨卡门习惯了使用各种伎俩与手段骗取金钱、感情。

在小说中，卡门站到了社会的对立面，对这个国家和社会的道德规范表示公开的轻蔑，她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社会反叛者，存在于小说中的这个半音本身就意味着一个不和谐的存在，然而她又融于各类的环境，就像在社会中寻找自己的影子一般，她是短暂的希望，是民众所寄托的自由的影子，自由使其更富有诱惑力，卡门这个半音只信仰吉普赛人的方式，就是忠于自己，就像是大革命与旧制度逐步的解体。在卡门面临着死亡时，所象征的是向往自由所需付出的代价，唐豪塞所代表的贵族最终扼杀了代表理想的卡门，这便是以生命作为代价。

二、小说《卡门》显性音乐特征的延续

小说至此戛然而止，但是其中的旋律却还未停止，旋律延续到的是比才所创作的歌剧《卡门》。就像霍夫曼经常谈到，音乐能够让我们摆脱世俗的痛苦和不幸的力量。音乐是一种持续徘徊于梦想和现实之间的艺术，一只脚坚实的站在地上，另外一只脚保持着跳跃的姿势。早在十九世纪初音乐美学的发展便是站在文学的出发点上，音乐已不单单是一种纯粹的技术，它因包含人们精神的寄托被听众所热烈的渴望着。音乐一定能吸引整个人类，而且音乐已经是整个社会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每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都应当具有时代性、人民性。三十三岁那年比才正在巴比松写轻歌剧，普法战争爆发，他参加了国民自卫队。巴黎公社被镇压不久他立刻谱写了讴歌“为自由生，为自由死”的《卡门》。作为龙骑兵的唐豪塞杀死了卡门，就是扼杀了以烟厂女工卡门为代表的下层人民的自由。作品充满了异国情趣，但其实含沙射影的反映了当时法国大革命所遗留下来一系列的问题。

也正是因为音乐能够抓住世界、理想、精神。它比任何形式的艺术或者哲学内容都走得更远，在被赋予力量来做这些事情上具有更高的程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歌剧的发展以及创新。尽管音乐的本质是神圣的、宗教的，但它更是人类的，它富有人类的情感，以及需要被理解、被关怀，需要通过文字进行具体诠释，歌剧恰逢其时的做到了视听的结合，在纯音乐不能完成具体描绘的时候通过唱词、表演艺术将小说中的情节演绎出来，在聆听歌剧的同时不必因语言文字的困惑而担忧，也不必因音乐艺术的抽象而无法跻身于高雅的歌剧院等场所，在饱受战争摧残、炮火轰炸的世界，捕捉到一处安静的容身之所。正如在恩里科·福比尼的书中描绘的那样“我在满是战争的世界面前闭上眼睛，退回到音乐领域的宁静当中，就像我进入了信仰的领域，在那里所有我们的困惑和痛苦都在声音的海洋中消散了，在那里我们忘记了人类的喧嚣，不再需要克服众多语言的喋喋不休所造成的眩晕，以及字母表和奇怪的象形文字的困惑。通过它温柔的接触，在一个闪光里，音乐从我们的心灵中去掉了所有苦恼的痕迹。”

在法国文学蒸蒸日上的时候，歌剧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法国当时的社会文明精神，歌剧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潮在巴黎涌起了波涛，它没有大歌剧的恢宏和沉重，而重视对人物心理与情感的刻画；它亦没有一般喜歌剧的轻松平常，是突出对现实的批判与深刻的反省，音乐语言能很好展现出这一切。比才吸收了法国传统歌剧、意大利歌剧中的积极因素，并创造性的运用了西班牙民间音乐的风格与节奏，同时根据旋律服从情感表达的需要，大胆借鉴瓦格纳的主导动机手法和丰富的管弦技巧、和声等。

在歌剧《卡门》中，有一段非常熟悉的旋律，便是《斗牛士之歌》，这个旋律在歌剧中反复出现，然而所代表的含义却不相同，第一次管弦齐奏，是斗牛士埃斯米卡洛第一次登场，当时卡门正在专为走私贩歇脚的酒店里狂欢着，也为后来的剧情埋下了伏笔，伴随着耳熟能详的《斗牛士之歌》，埃斯米卡洛展示着他那粗犷有力的声音以及形象生动的表演，抑扬顿挫的旋律随即进入了高潮，观众也被带入到紧张的斗牛中，浓烈的西班牙风情彰显着斗牛士埃斯米卡洛的勇敢。第二次则是以单簧管的独奏，是在唐豪塞与埃斯卡米洛因卡门发生争执后离去之时出现的，隐含着多重含义，其一是对爱情的挑战，其二这段旋律成为了斗牛士埃斯卡米洛的象征，其三独奏也恰恰说明了当时的卡门并没有完全爱上埃斯卡米洛。第三次的出现是在庆祝斗牛士胜利的时候，卡门情不自禁的想去分享埃斯卡米洛的喜悦，而愤怒的唐豪塞却阻止卡门。喜悦、紧张、愤怒、爱情交织在一起，谱奏出一曲别开生面的交响，将文字不能描绘的画面呈现了出来，重唱、合唱与管弦无与伦比的结合，创作出歌剧史上最为经典的一幕。

小说在超越现实的同时又深深依赖于现实经历；而歌剧在超越小说的同时又深深发散着文学的魅力。小说需要通过音乐的张力进行释放，而歌剧中的精彩也同样需要文学基底来表达。当然要探寻的小说和音乐的关系也远不止如此，还需更多的资料进行巩固与研究，《卡门》也并非特例，但是不能否认其具有十九世纪法国音乐与文学水乳交融的代表性，比起无独有偶的另一部经典作品《茶花女》所具有的音乐性特征，梅里美映射的不仅是法国社会，更是整个欧洲的现状，小说和音乐的结合正在走向一个顶峰时期，这个时期里世纪病患者与浪漫主义的驱动者并肩前行，用力开启了一个文学艺术巅峰的时代。就在小说与音乐相逢的一瞬，十九世纪绽放出最美丽的花朵，至今，十九世纪法国所传播的审美标准还影响着世界，各个地方的音乐剧场还延续着来自小说《卡门》里悠扬的歌声。

三、结语

在歌剧《卡门》中，浪漫主义思想从音乐与小说文学的结合中展现出来，极富十九世纪的气息。可以看到，歌剧中对于现实不满的批判一方面弥补了文学的单一性，另一方面帮助音乐本身表达了自身无法具体表达的内容。在完成审美使命的过程中，小说《卡门》在表现情感、情绪、意志行为时，与音乐紧密结合在一起，这是社会意识的体现，并且在历史的筛选里可以证明，十九世纪的小说家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美学家，在小说与音乐共同的指向里发现审美的契合，将是阐述歌剧中视与听完美结合最好的依据，在对梅里美小说《卡门》的具体分析中，可以清楚的看到作品中显而易见的音乐属性，而这种实现跨界融合的方式，不仅为小说与音乐的结合提供了研究基点，更是为美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血液。通过了解小说家，了解他们的作品，更是对当时社会的哲学史、社会史、文学史、音乐史的一个梳理与学习过程。艺术是人民的，它必须在广大劳动群众中有坚实的基础，它必须结合群众的感情、思想和意志，使其更具有深刻的含义与价值，从文学到音乐，从小说到歌剧，他们反映现实又反作用于现实，仍需要我们更充分的把握资料，进一步的认识，深入发掘小说与音乐的关系。

徐科锐，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音乐社会学；刘赟，吉林艺术学院音乐学院研究生。

吉林省教育厅“十二五”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名称：乔治·桑小说与音乐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15-406）；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世纪法国小说与音乐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014B292）。